探究王康琚《反招隐诗》主题转变原因

　　摘要：魏晋时期，归隐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隐逸队伍庞大，与之相随的隐逸诗也达到顶峰‍‌‍‍‌‍‌‍‍‍‌‍‍‌‍‍‍‌‍‍‌‍‍‍‌‍‍‍‍‌‍‌‍‌‍‌‍‍‌‍‍‍‍‍‍‍‍‍‌‍‍‌‍‍‌‍‌‍‌‍。 晋代王康琚一改之前的隐逸主题，以“反”字表明自己主张的朝隐、心隐‍‌‍‍‌‍‌‍‍‍‌‍‍‌‍‍‍‌‍‍‌‍‍‍‌‍‍‍‍‌‍‌‍‌‍‌‍‍‌‍‍‍‍‍‍‍‍‍‌‍‍‌‍‍‌‍‌‍‌‍。 王康琚的主张实则是儒道结合的产物，但是深究又会发现是一种逆反式抒情的结果，与陶渊明的隐逸相比，不是一种真心的隐逸，只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情‍‌‍‍‌‍‌‍‍‍‌‍‍‌‍‍‍‌‍‍‌‍‍‍‌‍‍‍‍‌‍‌‍‌‍‌‍‍‌‍‍‍‍‍‍‍‍‍‌‍‍‌‍‍‌‍‌‍‌‍。

　　关键词：王康琚 《反招隐诗》 主题 原因

　　一、招隐题材的演变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招隐主题的文章，他在诗中用浓墨描写山林的幽深险恶，最后呼唤“王孙归来”。 ①到了汉代，统治者承袭孔子的想法，以至于征召隐士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一般是皇帝亲自参与征召或者下诏选拔，对隐士高度重视及态度宽容，不仅次数频繁，而且优先考虑隐士，对隐士特开路径，允许他们越级而进。 ②到了魏晋时期，隐逸者越来越多，隐逸诗的创作也一时兴起。 此时由于社会动乱，儒学经术衰落，政权更迭频繁，知识分子莫名地卷入政治斗争，遭遇杀身之祸，在此种情况下，为寻找出路，古之已有的隐逸思想再次兴起，出现了张载、左思、陆机等人以“招隐”为题目的诗歌，他们以寻隐为借口，最后一起归隐为目的，这些诗歌与《招隐士》题目相似，意趣不同。

　　招隐思想的转变是从《招隐士》到《招隐诗》再到王康琚的《反招隐诗》。 王康琚在诗中描写山林的恶劣环境，但在题目中前置一个“反”字，与之前的作品意图不同。 《反招隐诗》所提倡的是以适性之隐招隐山林之士，不像陆机、左思那样被隐者所招。 他的诗不仅是对汉代《招隐士》招隐士出山的反动，也是对太康招隐诗归隐山林的反拨。 而“反”类作品最早要追溯到《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做赋其弘丽温雅……又怪屈原文过相如，作《离骚》……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③扬雄为屈原的遭遇感到悲哀，不同意屈原遭遇如此的祸害而投江“自沈”，因此，以屈原的《离骚》为对象而作《反离骚》。 虽然扬雄打着“反离骚”的旗号，但实质的目的却是在为屈原打抱不平，并非两极化地反对屈原。

　　二、王康琚《反招隐诗》主题转变的原因

　　萧统在《昭明文选》中将王康琚的《反招隐诗》单列为第二十三卷，足可以看出其自身的独特魅力及萧统对《反招隐诗》的重视。 我们不知道王康琚的生平事迹，所以无法得知王康琚为什么不延续陆机等人招隐诗的主题。 不过细细品读，笔者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逆反式抒情

　　胡大雷先生在《中古诗人抒情演进》中通过分析傅玄、张华、左思等人时，发现其作品与人品出现了“文与人乖”的现象，进而提出了“逆反式抒情”。 ④胡先生认为诗人的诗与其生活，或者诗歌题材与其个人经历有时会呈现出不同，甚至是逆反关系，诗人通过诗歌来平衡生活中产生的困难，使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某种感受得以宣泄。 根据此种现象，王康琚的《反招隐诗》也有可能是“逆反式抒情”的结果。

　　诗人在开头就提出两种不同的隐逸方式——大隐、小隐，紧接着以老子和伯夷为例，认为伯夷隐居在首阳是小隐，而老子虽在朝廷做官，实则实现了心隐，是大隐。 因此，他更赞同老子的这种大隐; 诗的第二句说天下太平时有隐士，现如今怎能没有隐士呢，这两句显示出诗人对此时政局的不满意。 第三四句用“绝迹、哀风、凝风、寒泉”等带有悲伤义的词语说明山林的恶劣环境，暗示它不仅摧残人的精神，还伤害人的皮肤，告诫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山林归隐，又以“周长信众人，偏智任诸己”加固自己对归隐山林的态度。 鉴于此，最后表明自己所赞同的归隐方式“与物齐终始”，表现真正的意向。

　　无论是心隐还是身隐，如果想成为真正的隐士，绝不是像王康琚，甚至像左思、陆机这样明确表达自己想要归隐的思想。 陆游《杂感十首》其一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⑤这是陆游在讽刺那些借假归隐来博取清誉的伪君子，陆游认为真正的隐士是不会表达自己归隐的想法，只有那些假借归隐取得美名的伪君子才会大肆宣扬自己的归隐想法。 反观王康琚没有做到像陶渊明那样“生在人境，心里平静”的心隐，而是在抒发自己的牢骚，就是所谓的“逆反式抒情”。

　　2.受魏晋郭象圣人观的影响

　　玄学家郭象把道家和儒家相结合，产生了自己的圣人观。 玄学在魏晋时期大盛，出现了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 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 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 “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 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 此天地之正也。 ”⑥郭象认为万物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是各自生化的。 基于万物是独化的特点，郭象认为正确认识“道”的关键在于把握万物所具有的“自性”。 所谓的“自性”就是事物之所以成为自身的根据，每个事物都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性”也是独有的，不能随意改变，也不能强加。 与此对应，人类也应该是这样的，人们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性”就可以了，而圣人应该具有“游外冥内”的特征。 孔子曾认为“方外”与“方内”有差异，但是在郭象这里是没有差异的，“游外”指内心世界不被尘世所牵绊; 而“冥内”指在生活和行为上不脱离世俗，行事不违背常道。 基于此，郭象认为圣贤之人不必隐藏起来，只要生活在世俗，精神又自由，这就是达到了“游外冥内”。 所以，历来被人们所推崇的伯夷、叔齐诸人，在郭象看来是“舍己救人，徇彼伤我”。 进而得出郭象赞同的圣贤之人是“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⑦从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从阮籍那里的分离到郭象这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反招隐诗》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郭象的圣人观相似。 王康琚提出来的“大隐和小隐”与郭象的“圣人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观点相照应，而对老子大隐的赞美和对伯夷小隐的不赞同，与郭象对伯夷、叔齐等诸人隐居山林做法的批判又是非常相似的。 由此可以看出大隐才是王康琚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也是其政治理想。 李善注：“以出仕为周才，隐居为偏智”，反映他所赞同的圣贤观，他认为以出仕为目的的人才是有才华的人，这与郭象所谓的“游外冥内”的圣人形象极为吻合，诗的末句“归来安所期，与物齐始终”也正如郭象所云：“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遥也”。 ⑧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中包含的意思和郭象玄学思想中某些思想相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康琚招隐题材诗歌主题的转变和郭象的思想有关系。 每位士人都有终极的奋斗目标，由于现实原因，造成了他们在出和入的道路上徘徊，王康琚有可能也是如此。 但是郭象的玄学思想却为王康琚这种矛盾的思想找到答案，为他的招隐做了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论证‍‌‍‍‌‍‌‍‍‍‌‍‍‌‍‍‍‌‍‍‌‍‍‍‌‍‍‍‍‌‍‌‍‌‍‌‍‍‌‍‍‍‍‍‍‍‍‍‌‍‍‌‍‍‌‍‌‍‌‍。

　　3.与晋代对隐士的看法有关

　　晋代对隐士的看法与汉代有很大的不同。 隐士其实属于士阶层，由于古代“士”和政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所以，为了自己的声誉、前途，士阶层会努力进入官场，而入仕的机会当然也是和统治者及其隐士政策有关。 汉代是我国古代归隐的第一次高潮，与此相应两汉统治者对隐士的征召也达到顶峰。 根据现存的两汉文献，当时招隐士出山的现象十分普遍，皇帝、三公九卿、地方官吏几乎都参与其中。 有皇帝亲自征召的，如高祖亲自征召商山四皓，东汉章帝亲自招揽隐士; 还有皇帝下令征召的：章帝建初五年春二月下令诏对他谏言的隐士。 同时，汉代招隐士还具有普遍性与高度重视的特点，政府每次征举士人常常优先考虑隐士，而且允许隐士越级而进。 但是到了晋代，统治者对隐士的看法和汉代产生了不同。 虽然晋代的皇帝也征召隐士，但是次数并不多，不像汉代那样频繁。 如晋武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淳朴，乃咨询朝反，搜求隐遗。 咸宁二年，……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复意义太子庶子征冲，虽以疾病不至，而朝野悦服”，东晋明帝太宁三年“征处士临海任旭、会稽虞喜”。 从现存的晋代文献只可以找到少有的统治者征召隐士的记载，它没有汉代招隐士的普遍性和高度重视性。 汉代的招隐士规格比较高，一般是公车、玄迎召，公车和玄都是古代德高望重之人使用的礼节，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与魏晋对隐士的不同之处。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一直深入人心，一旦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隐士没有受到重用，他们会转移目标，出现了“显隐在心”的现象。 处在此时期的王康琚也许会受到此种思想的影响，因此，招隐主题从左思、陆机的寻访隐士，企羡归隐到在朝市进行大隐。 老子虽然是道家的鼻祖，和儒家追求的出仕思想相反，但是他却做到了在朝廷中当隐士，既获得声名利禄，精神上又无拘无束。 老子的这种做法正是王康琚所追求的，所以当这种“显隐在心”的现象出现时，王康琚就抓住机会，在主题上别出心裁，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虽是招隐题材，但前置一“反”字，将写作目的颠覆，以至于受到后世萧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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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王康琚招隐题材转变的可能原因。 无论哪种原因，都可以看出此种隐逸是一种文本式的。 真正遗世的人对现实实则是无所谓的，不存在“满”与“不满”。 如果真的不满，也就间接地反映对社会的关心。 所以，王康琚赞美老子在朝廷做隐士，希望过着一种所谓“大隐”的生活，但骨子里仍然存在着功名利禄之心和济世情怀，说是心隐，实则只是对老庄思想的心仪见重。

　　注释：

　　①季南：《 <昭明文选>中招隐诗解读》，现代语文，2009年第5期，第23—27页。

　　②蒋波：《汉代的“招隐士”》，秦汉研究，2011年第9期，第54—56页。

　　③胡大雷：《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④胡大雷：《中古诗人抒情方式演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4页。

　　⑤钱仲联、马亚中，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⑥刘延笛：《郭象圣人观》，长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3页。

　　⑦⑧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第95页。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晋]郭象,著.[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梁]萧统,编.文选(影印六臣注文选本):卷二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作者简介：田雪珂，女，硕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