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广濑淡窗与王维汉诗比较研究

　　【摘要】日本汉诗发展深受中国汉诗的影响，于江户时代达到顶峰。本文从题材、意象入手比较研究日本江户时期汉诗人广濑淡窗与唐朝诗人王维的汉诗，发现两人诗中地理空间的形成很大程度受原生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影响机制为主要自然地理环境主导汉诗人的环境感知，汉诗创作广度与文学家所处地理环境广度呈正相关，汉诗在地域扩散过程中中国作为文学源地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汉诗;文学地理学;广濑淡窗;王维

　　较历史地理学、文学史等学科分支而言，文学地理学作为从空间维度解释文学内在联系的一门学科，同样具有极大的学术前瞻性和发展意义。加快对其研究有利于促进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下设二级学科的早日建成，更好为研究我国和世界文学发展规律做出贡献，也有助于在世界一体化深入推进的当今国际环境下，为促进文化理解和交流提供中国智慧。广濑淡窗和王维两位诗人文学造诣深厚，在生活地理环境和艺术风格上具有诸多相似点，具有较高的比较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两位诗人的汉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地理意象研究法、空间分析法①等进行诗人、作品分析。

　　一、广濑淡窗与王维汉诗地理空间及其要素

　　广濑淡窗(以下简称广濑)，名建，日本丰后日田人，终生不仕，江户时代末期著名教育家，有“西海诗圣”之称。主要著作有《远思楼诗钞》《淡窗诗话》等。其汉诗多为旅途风景所感及感怀咏史之作。诗风清淡幽远，情胜于理，诗中有画。

　　其主要诗学主张为讲求性情和气象，描写实景，精思锤炼，提倡性情性灵、格调风雅、敦厚之旨。王维，唐代著名画家、诗人。字摩诘，河东蒲州人，世称“王右丞”。又与孟浩然同为盛唐山水田园派代表诗人，并称“王孟”。王维是全能型诗人，在诗、书、画、乐及佛学领域造诣颇深，有“诗佛”之称。其前期诗歌雄浑开阔，较多表现建功立业和社会现实，后期则转为山水田园诗，描写恬静优美的农家生活。其诗音律和谐，兼具禅理、画意与诗情。

　　本文选取了《王维诗鉴赏辞典》中的60首汉诗和《广濑淡窗汉诗集》中《远思楼诗钞》初编中的328首汉诗，从其题材、意象等入手进行比较分析。从题材类别看，王维汉诗所涉题材包括山水田园诗、边塞军旅诗、赠别唱酬诗、怀古诗、感怀诗、应制诗，广濑包括行役诗、感怀诗、题赠诗、怀古诗、咏景咏物诗，王维要更广。从各题材占比看，感怀诗、山水田园诗分别在广濑和王维汉诗中占比最高。感怀诗主要侧重于作者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而山水诗则侧重于刻画自然风物，具有很强的自然属性。

　　同时“田园”“隐居”等也使这类诗打上一定人的烙印，更倾向于追求自然和人的调和之美。在意象类别上王维比广濑多出政治军事类，与王维汉诗中含有边塞军旅诗这类题材而广濑不含有相吻合。从选取最多的意象类别看，两位诗人均为自然景物，但在占比上广濑58%高出王维约12%。再对其中水、山及动植物和气象类意象进行细化比较，广濑占比均高出王维，平均超出3.83%。除自然意象外，专有人名地名意象两位诗人也存在一定差异，广濑11.0%，王维8.3%，占比差异2.7%，与自然意象平均超出占比具有一定的差异相似性。再对意象做具体分析，广濑所选取的意象相比王维具有三大显著特征。

　　一是意象中具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广濑汉诗中出现的意象本应以日本的意象元素为主，但其中却夹杂大量的中国元素。这一特征在专有人名地名类意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范蠡、嫦娥、孟轲、嵇绍、张良、王维、李白等人名，淮海、隈川、泰山、滁州、建康等地名。更有不少怀古诗直接选取中国历史作题材入诗，如《题晋武帝乘羊车图》《题伍子胥图》《读淮阴侯传》等。

　　二是存在大量化用中国诗句或典故的现象。如《病起宴门人作》中“半宵三起何辞苦，一饮千钟未报劳”化用欧阳修《朝中措•平山堂》的“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春日奉怀东都羽仓明府》中“堤柳风轻春试马，檐花细雨夜论文”化用杜甫《醉时歌》中“灯前细雨檐花落”一句。典故类化用则有《九月七日访有台》中的“子猷乘兴好相过”化用王子猷雪夜访戴;《送儿谦游讃歧，因到备后，谒见茶山翁》中“我亦桑弧蓬矢志”②直接引用“桑弧蓬矢”这一典故。其诗下所载评论也往往以“渔洋(王士祯号渔洋山人)风致，以神韵胜(筱崎弼评)”，“似闻摩诘笑于泉下(龟井昭阳评)”等来赞扬其汉诗。由此可见广濑汉诗与中国汉诗乃至历史文化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三是在意象的语言色彩上，广濑所选词语如蓂、娵隅、秔稌、缟綦、蜩蟷等相比王维要更为佶屈聱牙，在诗中并非十分自然。《孟春十六日草堂集得忙字》一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叶蓂飞春载阳，喜君相访度濠梁。草堂幸值经营华，隐士况无庆贺忙。冰面娵隅浮浅渚，梅边觳觫放横塘。今年雅会从兹始，诗兴应追长日长。③一日诗人与朋友会于草堂吟诗，欣赏孟春之际冰雪消融的初春景致，表达了诗人对友人造访，万物复苏的喜悦。全诗基调欢快，瑞草飞舞，春光和煦，鱼儿从冰面探出头来，水塘边上，牧牛在悠闲地吃草。这时应选择晓畅明快的意象来负载更多的情感信息。苏轼称赞王维“诗中有画”，其实质便是称赞王维成功运用意象叠加，用绘画的“空间性”来表现诗的“时间性”。

　　但就这首诗而言，明显可以发现娵隅、觳觫两个意象的选取不够恰当。从语体色彩看，两词相对都较生僻且不易理解，使得本应明快的氛围凝重化。从词义角度看，娵隅是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对鱼的称呼，具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广濑在此使用属词义理解不当。从修辞角度看，用双音节来表达单音节即可表达之意，不够凝练更降低了美感。再将此诗与王维的汉诗加以比较会有更深的体会。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积雨辋川庄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④第一句写积雨天气下的辋川山野。漠漠广布的蓝色水田，白色翩翩起舞的鹭鸟，树林阴翳，黄鹂鸟婉转歌唱。从色彩上看，涵盖了蓝、白、绿、黄四种颜色，空灵秀美，一幅引人入胜的夏日辋川山水图景。从动静上看，水田是静态的面，白鹭和黄鹂是动态的点，二者一取其态，一取其声，树林又是静态的线。

　　点、线、面相得益彰，声色、动静相互映衬，诗中有画。第二句写边塞风光，用意象列锦进行构图。大漠是一望无际的面，孤烟、长河是纵横的线，而落日是大大的点。意象雄浑开阔而在空间上相照应，很好地体现了王维深厚的构图功力。大漠的黄、孤烟的黑、长河的浑浊与落日的红给人以视觉强烈的冲击，表现出一种劲拔坚毅中又富有亲切温和的塞外奇景，令人叫绝。对比这两句中王维所选取的意象，水田、白鹭、夏目、黄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均极为晓畅但具有“构图特质”，能够在色彩、声音和外形等上极大丰富诗作的画面构造。再对比娵隅、觳觫则十分单一，不仅不够晓畅易懂，使画面失去美感，更不利于意境营造。

　　二、广濑淡窗与王维汉诗中的地理空间构建

　　就某一具体作家而言，构成其创作空间背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该作家原生地的自然地理系统，二是该作家个人地理空间上移动之处的自然环境。分别以两人的两首代表作为例进行比较，整体把握其汉诗自然意象的不同艺术特色，试分析其背后的自然地理空间。数家篱落水西东，芦荻花飘雨后风。日暮钓鱼人已去，长杆插在石矶中。——《江村》休道他乡多苦辛，同袍有友自相亲。柴扉晓出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桂林庄杂咏示诸生》⑤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渭川田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⑥这四首诗从自然意象占比看，广濑显然远远高出王维。且不难发现王维在这部分自然意象中含有如牛羊、雉、麦苗、蚕等大量极具农业生活色彩的自然意象，相比广濑诗中芦荻花、风、雨、川流等纯自然意象，这类意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独立性较低。

　　从意象作用看，《江村》吟咏水乡风光。芦荻花飘，夕阳西下，风雨中独自的垂钓者已然离去，只剩下一根鱼竿插在石矶之中;《桂林庄杂咏示诸生》将自然风光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描写了作者年轻时和同学亲密无间的生活情景。两首诗中的自然意象均非脱离作者生活的独立描写对象，而存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常之中。这说明自然地理环境与作者生活具有很强的交融性，是作者生活的一部分，对其描写看似是吟咏自然风景，其实质是刻画作者趣意横生的乡村生活。

　　再来看王维汉诗的两首诗。《渭川田家》中的自然意象以农业意象为主，主要描绘闲适自乐的农家田园生活;《鸟鸣涧》以动衬静，极具禅理，重在刻画月夜春山的“静”字，不难发现王维诗中之景与作者存在较强的距离感。作者以“物外之眼”对自然加以禅理或美学的审视，把视点放在自然之美本身。即使是描写实践性的农业活动，广濑作为实践者，和同伴们一同砍柴、挑水，但王维却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田园生活加以刻画。由此可见两人山水田园生活诗的一大区别即实践者和旁观者视角的区别。对上述意象差异成因加以探究，自然环境因素无疑居于首位。

　　(一)原生地自然地理系统

　　广濑活动范围为今九州大分县西北部日田市。大分县沿岸地区为濑户内型气候，日田市年平均降水量在1800mm左右。相比处于暖温带气候区，最高降水量均不超过1000mm的山西、陕西⑦，其降雨量远超王维所在地降水。从气温上看，日田市处于海拔偏低的盆地，夏热冬寒，早晚温差大，冬季多积雪，春秋两季常产生底雾。地形地貌方面，大分县山地面积较多，地质构造复杂，东端为沉降式海岸;中部是鹤见、由布等新火山;西部地区则有日田、玖珠等盆地。其中日田市地处西部盆地，多山多溪流，被称为“水乡”。丰富的降水、冬雪、密布的河流、广阔的山地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生物多样性塑造了广濑的审美和内心世界，使其生活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为其汉诗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如《耶马溪》中“危峰拔地尖于笋，瘦树巉岩短似苔。”

　　写山岩的险绝高耸;《七月十五夜南村新居作》中“峡云多变态，山月无常明。”写山中气候的变化多样;《鹤》中“朝游云水暮蒹葭，岛屿洲汀总我家。”写居住环境的水网密布等，无不紧扣自然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抒发作者的感慨。王维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即关中、三晋地区。属于三晋文学区⑧的王维，其文风必然带有该文学区作家的一类共同特质。山西具有的文学家生命气质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因素主要有两点⑨：

　　一是山西地理单元的极强封闭性。二是盆地、河流众多。另一方面高大的地理屏障又使山西免受战乱破坏，大量文明成果得以保存。其政治区位优势更是在唐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山西文学家所具有的一大显著特征即是重农崇实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不同于广濑，作为封建士人的王维无须亲身从事生产劳动，客观上也使他不可能将自然融入为日常生活，而只能作为一种庙堂之外短暂的治愈之所。对比如张籍《江村行》中“水淹手足尽有疮，山虻绕身飞飏飏”写江南多水，农夫整日在水中劳作痛苦的情状，白居易《观刈麦》中“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写炎炎烈日下农夫劳作的“田园之苦”，王维更多着眼于“田园之乐”，即田园的闲情逸趣等美学价值，而非反映劳作生活的实际感受。王维另一主要活动地区在今关中平原一带。作为我国最早被誉为“天府之国⑩”的战略宝地，该地屡受封建王 朝的政治青睐，从而使此地的文学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感。王维虽非中原文学区⑪文学家，但长达二十余年的生活使其作品同样表现出该地区文学的基本特性。如应制诗《酬郭给事》的出现;《老将行》《出塞作》对于军旅生活、报国杀敌的讴歌;《渭川田家》《积雨辋川庄作》对农业生活的刻画等诸多题材意象差别大都是基于山陕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这一内在深层逻辑。

　　至于广濑诗中频繁出现的中国汉诗意象和部分佶屈聱牙的词汇则不难解释。汉诗作为中国本土的文学形式，本就建立在中国大量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学景观和历史典故之上。如广濑的汉诗中就曾多次出现“江南”这一意象，对其运用也早已不单单是指地理上的“江南”，更多是借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来寄托情感。剑门关、长安、辋川等也是如此，脱离单纯的地理指向而更多负载其文化意义。日本汉诗人作为学习者，由文化差异形成的理解壁垒及地理空间的天然隔阂使他们难以亲身领会汉江、岳阳楼、辋川、长安等文学景观的丰富意蕴，不能自如运用中国元素为汉诗创作服务。

　　(二)作家移动地理空间具体自然环境

　　前文提到王维汉诗无论是所涉题材还是意象，其多样性都胜于广濑，对其成因加以探究，自然环境因素无疑居于首位⑫。王维足迹遍布今山西、陕西、甘肃、河北、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广西等中国多地，其空间地理行迹无疑要远远大于广濑。自然环境影响文学家气质，又继而影响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乃至于文风⑬。

　　从这个角度而言，王维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相较于广濑无疑是多样的。这些丰富而鲜活的自然地理环境陶冶了他的人格特性，使其在汉诗创作中带有不同地域自然地理环境的鲜明色彩。相较之下广濑的汉诗中虽然存在数量可观的如《送田有年之长崎》《访咬菜石翁》《八月十五日谒大园神祠》等行役诗，但其行旅活动范围极小，是在一定具有高度相似性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内部移动，其所到之处风物并无大的差异，这决定了他无法具有王维那样广阔的地理视野和诗歌创作题材。

　　再者，基于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和科学技术水平，江户时期德川幕府严格实行海禁⑭，且广濑身体欠佳，其活动范围很难超出日本。客观上就中日两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性而言，日本自然也远小于中国。纵观整个日本汉诗的基本脉络，很少有汉诗人能达到中国诗人在题材选择上的多样性。因此中日两国的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和广濑主观的地理空间移动的狭窄性是造成两人汉诗题材和作品地理空间多样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由以上研究我们发现地理空间对于汉诗创作的一些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一是所处主要自然地理环境主导汉诗人的环境感知、审美心理和创作空间，其创作不能脱离其所处的一定地理环境。二者相较，王维身处三晋和中原文学区表现出强烈的重农和政治倾向，广濑则更多表现出对于自然山水、气象、动植物的关注。二是汉诗创作广度与文学家所处地理环境广度呈正相关。广濑身处岛国相对自然环境单一且自身迁徙范围较小，相比于经常游历，领略不同自然风貌的王维创作广度要有所逊色。三是汉诗在地域扩散和接受过程中，中国作为文学源地始终起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广濑在汉诗中大量使用中国元素的同时又存在对于意象运用不够自如的情况。

　　作者：于海鹏程济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