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创新路径研究

　　摘要：如何提高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解决好“看得懂、想参与”的宣传问题，深挖“那达慕”具体竞赛项目的文化内涵，来提高“那达慕”文化的传播效果。传播中坚持全局思维，坚持合作创新，坚持有效传播与融合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那达慕”文化为平台和抓手，多措并举融合沿路国家的文化体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那达慕;文化传播;创新路径

　　文化传播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产业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体育文化的广泛传播指明了发展和交流方向。在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及融合发展中，在“那达慕”文化传播创新体系构建中，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走出去，不断扩大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将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的认知率、认可率。然而，在当前除了中国武术、太极拳等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比较广泛且取得一定成绩外，其他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播中表现一般。

　　目前，国际体育交流以奥运会为主导，奥运会是以竞技体育进行交流和传播的，关于大众体育的集会形式、传播形式不多见。“那达慕”可以认为是大众体育中的奥运会，如何把这样一个大众体育的奥运会推广、传播并形成世界性规模，是学者们研究探讨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可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和传播首先要解决提升文化自信，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不断提高其文化内容附加值，提高民族传统体育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积极发展民族体育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针对性、接近性、参与性和有效性。只有深入研究才能不断提升中国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创新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路径。

　　一、现代“那达慕”文化传播历程

　　(一)“政府”主导在民族地区稳步传播阶段(1947—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达慕”大会由草原地区的王公贵族控制着，是封建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意志控制草原人民的文化形式之一。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8年，呼伦贝尔盟举办了新中国首届甘珠尔庙“那达慕”。同年，内蒙古各地盟公署相继举办了盟一级“那达慕”。1954年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首届“那达慕”，由传统的搏克、赛马、射箭发展为群众广泛参与的体育赛事。

　　1957年，为了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举办了第二届内蒙古“那达慕”，除了传统项目外，增设了马球、摩托车运动。1972年，呼和浩特市举办了第三届“那达慕”，该届“那达慕”开始有了开幕式和闭幕式，传统射箭以萨仁靶为主，参会的牧民赶着自家的勒勒车，到集会地点搭建起蒙古包参加集会，会期有少许生活必需品交换。期间内蒙古的“乌兰牧骑”在“那达慕”中也有表演。大会由单一的体育竞赛开始向着经济、文化多元形式发展，举办地点由草原逐步走向城市。

　　(二)“政府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全民传播阶段(1980—1999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各方面积极性逐步提高，社会活力显著提升，各种生产生活要素进一步加强，但体育文化的商业价值没有展现。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女排在世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国际上影响突出，但是体育领域中的产业价值没有被真正挖掘。此间，交通、广播、通讯基础差，传播力低，“那达慕”的文化传播仍然停留在有限的区域内，所有活动非常传统和朴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达慕”文化在内容拓展上相当有限，活动地点仅由草原发展到了城市。

　　从整体上看，“那达慕”文化传播的效力停留在基础水平。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力的增强，政府开始重视体育文化的开展工作，“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形式、手段和途径越来越宽。1984年，内蒙古阿拉善乌拉嘎查牧民其木格，在春节之际个人出资举办了首届“家庭那达慕”。1985年，内蒙古哲理木盟举办了首届“那达慕”，除传统项目外增设赛骆驼、布鲁投准等。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呼和浩特市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那达慕”，期间参与此项活动的人数达到了20万人，同时进行了电视媒体报道。通过“那达慕”进行文化歌舞交流活动场次开始多了起来，大会期间，经贸洽谈活动也开始活跃。

　　1988年，蒙古式摔跤正式改名为“搏克”。1990年，内蒙古举办了首届“旅游那达慕”，此次活动在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格根塔拉草原举行。1991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了第五届“那达慕”，大会组织机构健全，大会期间在会场外各种小商品摊位有471家，积极推动了地区的物贸文化交流。1992年，内蒙古“旅游那达慕”被国家旅游局列为中国友好观光年项目。

　　这一时期“那达慕”组织者开始多元化，开展的规模日益庞大，组织的地域由民族地区传播到了繁华的大都市、沿海城市和其他地区等，北京市、大连市相继开始举办蒙古族“那达慕”。“那达慕”文化传播的维度和广度都在扩大：从组织者来看，从政府主导扩大到了群众个人组织;从内容上看，传统与现代并存;从规模看，国家级与家庭级并存。“那达慕”文化传播相继展开，提高了“那达慕”文化的关注度。同时，以“那达慕”文化为载体的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产业化、市场化已露尖尖角，“那达慕”文化的发展潜力强劲。

　　(三)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文化传播阶段(2000年—现在)

　　中国迈入21世纪之后，以市场为主导的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开始迸发，国内体育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与国际相继接轨，民族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2006年5月20日，“那达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9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命名为“中国那达慕文化之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文化通过奥运会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不断提升中国影响力和传播力。2010年8月11日至18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行了首届国际“那达慕”，以国际“那达慕”草原狂欢节为平台，弘扬草原文化的精髓，打造具有国际知名、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品牌，深入发展游牧民族体育[1]。第二届国际“那达慕”于2012年8月27日至9月3日举行，参与此项活动的国家和地区达到56个，引入资金1100多亿元。通过此项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互信，推动了地区间经济、文化、体育、旅游、教育、美术、科技、音乐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强了国际间的和平互信。

　　通过举办以“那达慕”为依托的各类大型活动，有效地拉动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此次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中首创了乐活营和草原“那达慕”音乐节两项活动;万人人体多米诺和千人拔河比赛两项创下吉尼斯纪录。此次“那达慕”开发了特色生态、历史、文化旅游线路;以体育竞赛活动、会展活动、经贸交流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群体活动贯穿了“那达慕”。具体竞技比赛有走马、速度马比赛，如300米、1200米、2400米走马赛，1200米、3600米、1万米速度马比赛;鄂尔多斯摔跤、射箭比赛，马术表演和竞技活动。

　　此外，大会上还穿插了创吉尼斯纪录的马术表演活动，鄂尔多斯民族民歌大赛，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祝颂大赛，浪漫草原鄂尔多斯婚礼等民族传统文化赛事。另外，首创了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会歌《英雄》，歌曲突出表现了参加国际“那达慕”大会的运动员通过同场竞技，追求自己、追求卓越、追求和平的良好气氛。

　　《英雄》的主题把参赛参会健儿表现比喻为勇士追求巅峰，共祝吉祥的人生篇章，这首会歌一直沿用到今天。第二届国际“那达慕”大会特点非常突出，如：“那达慕”面朝大海炫出精彩，大连内蒙古商会架起连蒙文化桥梁。2016年8月23日至26日，第三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举办了自行车大赛、鄂尔多斯国际创意文化大赛、第三届“那达慕”国际龙舟邀请赛。2019年举办了鄂尔多斯第二届机车“那达慕”邀请赛。

　　2019年11月30日举办了第二届鄂尔多斯城市冰雪“那达慕”，举办单位有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2009年7月27日，首届中蒙口岸国际“那达慕”，在内蒙古甘其毛都召开。为期一周的口岸“那达慕”不仅给两国参加者、参与者带来了传统的游艺、娱乐，也为蒙古国展示了向南开放的新方向、新机遇。正如闭幕晚会上，蒙古国牧民青吉如贺所说“常来常往，促进了中国和蒙古国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此期间还举办了“那达慕”蒙古国现代音乐会、乌拉特乌兰牧骑文艺晚会、中蒙联合文艺汇演等大型活动。

　　在“那达慕”文化交流期间中蒙合作硕果累累，两国在文体、旅游、资源、农业领域全面合作，双方合作签约780多亿元，积极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连续举办的国际“那达慕”推动了“那达慕”文化的传播。在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条件进步的支撑下，无论是国内文化传播和国外文化传播的覆盖率、参与率，还是从横向、纵向与其他文化结合等方面来看，“那达慕”的蓬勃发展，都为中国“那达慕”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大活力，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体育文化产业市场中获得相当成就，“那达慕”文化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那达慕”文化传播的问题透视

　　中国“那达慕”文化传播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首先是在国内的传播，2010年开始进行国际传播。“那达慕”对内对外传播存在不平衡、不均等的态势。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存在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那达慕”文化传播意识不强。从调研结果看，相关部门对举办“那达慕”宣传不够。早期在很多“那达慕”举办时，从广播到电视媒体及网络到其他途径，对举办的“那达慕”的宣传报道很少。有宣传但在时间、空间范围内不易被外部知晓，举办时才能获得一些信息，“那达慕”传播效果不佳。可见，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传播，在举办前后要做好宣传，解决好“看得懂、想参与”的宣传问题。

　　其次，“那达慕”文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不全面。讲好中国故事，是“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前提和基础。“那达慕”文化的传播要建构在如何准确、清晰描述与表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那达慕”。作为上层建筑中重要民族体育文化形式的“那达慕”文化，要注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表达和认识，并认同和平、民主、文明、真实的中国文化。

　　第三，“那达慕”文化传播途径和渠道不健全，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率、参与率不够。从当下“那达慕”参与程度来看，参与的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少，在空间区域范围的参与程度较低。在“那达慕”举办中，对其进行多渠道宣传报道不及时不全面，没有形成系统的建构。对“那达慕”中体育项目的传播没有上升到一定体系，应通过深挖“那达慕”具体竞赛项目的文化内涵，来提高“那达慕”文化传播。

　　三、文化自信中“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是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华文化的地位。对此，要站在文化自信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改进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式，探索“那达慕”文化传播的创新路径。

　　(一)坚持全局思维，讲好民族体育文化的中国故事坚持从系统性、全面性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传播，要着眼于文化强国的建设，以“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与建设进行全面地推进。基于此进行全面性、系统性谋划，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理论、新表达，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那达慕”与沿路国家人民的认识和参与有效对接，创新“那达慕”文化表达方式，使“那达慕”文化既展现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精髓，又能使沿路人民积极参与。同时，以“那达慕”文化交流与传播衍生出经济、体育、音乐、美术、创意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国内产业，使“那达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以此建立起国际、国内“那达慕”文化产业交流平台，不断提高平台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为“那达慕”文化传播构架平台和夯实基础。

　　(二)坚持合作创新，以接近性表达传播中国“那达慕”文化在“那达慕”文化体系中注入新的思想、新的合作原则。以和平、友好、和谐、共赢为前提，在沿路文化建设中注重“那达慕”文化传播的接近性问题。根据沿路国家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进行融入“那达慕”大会的接近性表达。草原丝绸之路各国在文化上与中国有较大差异，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传播要主动挖掘沿路各国的宗教信仰、民族体育、文化组织等元素，规避传播中产生的文化冲突。

　　(三)坚持有效传播与融合展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坚持有效的传播思维，实现传播与融合的高度一致性。以“那达慕”文化为平台和抓手，多措并举融合沿路国家的文化体系，通过广泛参与积极实施“那达慕”文化传播策略，以及合作与交流等方式，将草原丝绸之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到沿路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深挖“那达慕”文化资源，提升沿路民众的认同“那达慕”文化的挖掘可以结合2030全民健康和“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通过体育、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等领域学者对其进行体育文化资源的新探索、新挖掘，要把研究成果与实践相结合，指导“那达慕”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区域社会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如第三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举办的国际龙珠邀请赛、中国象棋赛、国际创意文化大会、动力中国机车“那达慕”邀请赛、亚洲沙滩足球锦标赛、全国自行车比赛等。这些活动及成果大力推动了“那达慕”文化的丰富和传播。以国际“那达慕”为载体，共话创新、共享成果，并在活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加强合作与交流，提升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水平，为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四、结语

　　“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那达慕”文化跨地域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处于快速发展的时代。“那达慕”是营造草原丝路不同文化类型的游牧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文化互信、文化融合的新平台。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那达慕”文化形象的跨地域建构与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都会得到提升，传播路径会更迅捷、更通畅、更丰富。“那达慕”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汲取力量，借助新媒体技术的空前发展，实现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民族体育的传播、交流、融合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魏富强，白云飞，冉娃迪.首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暨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我市盛大开幕[N].鄂尔多斯日报，2010-08-12(001).

　　[2]沈悦，尹如歌.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2)：31-38.

　　[3]李明，赵金科.西方意识形态网络渗透及我国的防范策略[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20，21(1)：104-110.

　　[4]王海燕“.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媒体对跨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新媒体研究，2018(15)：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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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冯君.新媒体与我国跨文化传播的融合与发展[J].未来与发展，2016，40(5)：21-23.

　　作者：李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