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视角中的制度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摘要：在高速全球化过程中，到底什么因素在起支配有些曾繁盛一时的区域迅速衰落，而有些区域却能始终保持繁荣呢? 本文通过关于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精髓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特色小镇培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区域制度厚度与区域繁荣的根源‍‌‍‍‌‍‌‍‍‍‌‍‍‌‍‍‍‌‍‍‌‍‍‍‌‍‍‍‍‌‍‌‍‌‍‌‍‍‌‍‍‍‍‍‍‍‍‍‌‍‍‌‍‍‌‍‌‍‌‍。

　　关键词：制度; 制度主义; 区域经济; 关系

　　引言

　　在很多地方，特色小镇被寄予厚望，譬如在浙江，就赋予了特色小镇 “推动经济升级转型、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培育新产业、促进创新创业、展示和传承独特地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使命[1]‍‌‍‍‌‍‌‍‍‍‌‍‍‌‍‍‍‌‍‍‌‍‍‍‌‍‍‍‍‌‍‌‍‌‍‌‍‍‌‍‍‍‍‍‍‍‍‍‌‍‍‌‍‍‌‍‌‍‌‍。 也因此，从各省市到区县无不把特色小镇培育视为重中之重，纷纷通过要素倾斜、政策激励、体制机制创新、新模式试验等等措施，不遗余力培育特色小镇‍‌‍‍‌‍‌‍‍‍‌‍‍‌‍‍‍‌‍‍‌‍‍‍‌‍‍‍‍‌‍‌‍‌‍‌‍‍‌‍‍‍‍‍‍‍‍‍‌‍‍‌‍‍‌‍‌‍‌‍。

　　全国性特色小镇建设热潮的持续升温与相对滞后的特色小镇建设理论研究形成了突出的矛盾。 在众多区域发展学科相继发生制度转向的背景下，吸收制度主义相关理论，修正和完善特色小镇培育中跟不上时代需求的陈旧指导理论，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江苏省关于特色小镇的研究目前来说尚处于起步的阶段，但江苏省作为文化、经济大省，小城镇高度发达、地域特色鲜明，有关江苏省小城镇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都为特色小镇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因此，本项研究希望为特色小镇创建与培育工作将提供急需的理论指引。

　　一、制度转向、制度主义和制度

　　1970年末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的加速展开，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论，都难以对快速推进的经济重构以及资本积累所呈现的新地理形态做出合理解释，“制度”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被重新认识。 譬如，新制度经济学派中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学者指出，真正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素质等，而是来自于既定的、外在的制度，也就是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是起主要作用的。

　　二、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高速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区域长期发展迟缓，有些曾繁盛一时的区域迅速衰落，而有些区域却能始终保持繁荣。 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什么因素在起支配作用呢? 以波特和克鲁格曼的内生增长理论给出的解释曾流行一时。 他们认为，聚集造成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带来的优势，是许多区域繁荣的根源。 然而，这个理论不能解释的是，这些优势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制度主义理论为揭开这个谜底提供了更为人们接受的视角。 他们认为，区域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安排是这些优势产生的根源。 其分析的逻辑源自：市场是社会各要素相互联系交织建构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根植于人际网络当中，这些网络的行为理性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因此，经济并非原子状态的企业与个人的集合，而是由塑造个人行为的众多集体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塑造个人行为的集体力量便是构成一个区域制度的主体。

　　(一)区域经济发展受制于内部社会网络特性

　　制度主义认为，经济行为根植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经济发展必然受到诸如依存性、信任度与合作程度等人际网络特征的影响。 譬如，拥有“弱连接”的网络比那些由“强连接”所主导的网络更有活力，因为前者既为行为者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又让其对新的学习机会拥有更多选择，而后者却容易造成“锁定”和选择机会的局限[4]。 又如，人们发现[5]，在全球化中保持繁荣区域的突出特征是其内部的“关系资产”和“非交易性相互依赖”的强度，包括仰仗面对面交流的隐性知识，根植性的惯例、习俗和规范，地方交流和互动的传统，基于熟人关系的互惠与信任等等。 这些“资产”既不可交易，也不易取代，因为他们来自于经济行为者编织而成的网络的特性。

　　(二)区域行为者网络理性特征的不同会带来发展后果的巨大差异

　　制度主义认为，不同的行为者的网络理性状况往往会带来不同的经济行为、决策和策略[6]。 譬如，工具主义理性或价值理性者倾向于因循既定规则对问题被动反应，自然无法应对持续变化的环境; 程序理性会仰仗洞察力和更为复杂的认知能力来解决问题、适应环境; 而递归理性是主动寻求问题，相信环境变化可以被预测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诸如战略监控、博弈实验、群体学习等手段进行环境操控[7]。 这种递归理性会形成有创造力的行为者网络，他们拥有进行战略性和多维度思考与行为的能力，自然就有了影响环境的能力[8]。 因此，经济行为者的创造力、学习力和适应力高度依赖他们所处的行为者网络的理性特征。 那些经济长期停滞区域中的经济行为者，多数以一成不变的被动反应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高速变化的经济环境; 而那些持久繁荣的区域，必然拥有遵循程序理性甚至递归理性的行为者网络，能够积极适应、预测甚至影响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我国浙江、广东等地的众多经济高度活跃的特色小镇中，往往拥有一批敢闯敢干、善于预见和把握机会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能够成长壮大，靠的必然是能够识别、预测、适应乃至影响和改变环境的程序理性与递归理性。

　　(三)区域经济发展优劣与区域内部的制度厚度密切关联

　　制度主义者认为，经济并非原子状态的企业的集合，市场也并非理性偏好和标准化的规则所驱动的，经济是由塑造个人行为的众多集体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地域中传承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所塑造的、具有多样化和路径依赖特征的系统，因此是一种制度化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系统或者说仅仅个人偏好的集合。 这些集体力量涵盖了正式制度，例如法律、规则和机构，还包含非正式或说隐性制度，例如个体的习惯、群体的惯例、社会的规范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等等。 所有这些制度在被采用中往往通过缩小可能性范围、促成共识和指引个人行为，为具有知识局限性、信息不对称和市场的不确定等特征的现实经济环境提供了稳定性。 同时，他们也提供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平台抑或是限制。

　　为了描述这种社会与文化制度对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阿敏等提出了“制度厚度”这一全新概念[9]。 制度厚度描述就是一个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搭配所产生协同作用，从而激励与传播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根植性进而使得该地区获得经济活力的过程，反映了一种将全球化过程嵌入地方的制度能力[10]。 通过对第三意大利、拜登-符腾堡州等地的深入考察，阿敏等发现[9]，拥有制度厚度是区域经济保持长久繁荣的重要原因，“制度厚度”总体来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第一，密集的制度存在，包括该区域内的企业、行业联盟、金融机构、志愿组织、工会、创新与研究中心等; 第二，各种组织间通过促进其相互合作、交流以及反射网络的形成，从而产生高度的相互作用，这种交流合作促使各机构间产生较强的信任感; 第三，在各机构间产生高度相互作用和信任感后，主体结构就会对其他机构形成系统的管辖结构。 通过集体存在和联合建造，将制度和部门主义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由此也降低了社会成本; 第四，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共同愿景，这其实是一种集体动员，让各组织能够形成相适应的行动步调，使各部分都能围绕特定的项目、议程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来达成共识。

　　三、结语

　　本项目突出强化理论研究，并顺应相关学科制度转向的大势，尝试应用制度主义最新理论更新和完善特色小镇培育的支持理论，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优劣与区域内部的制度厚度密切关联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种很好的创新尝试; 在全国多地不顾地域特征与发展阶段特征，简单套用浙江模式的背景下，本文高度强调地方特色在特色小镇培育路径中的约束性，亦属于创新探索，希望为特色小镇创建与培育工作将提供急需的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1]李强.用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特色小镇建设[J].今日浙江,2015(13):8-10.

　　[2]Granovetter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481–510.

　　[3]Storper M.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M]. Guilford Press, New York.1997.

　　[4]Amin A.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23(2):365-378.

　　[5]Delorme R. The Foundational Bearing of Complexity. In A. Amin and J. Hausner(eds.), Beyond Market and Hierarchy: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mplexity[M]. Edward Elgar, Aldershot, 1997.

　　[6]Orillard M. Cognitive Networks and Self-Organisation in a Complex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In Amin A. and Hausner J. (eds.), Beyond Market and Hierarchy: Interactive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mplexity[M]. Edward Elgar, Aldershot, 1997.

　　[7]Amin A., Thrift N.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Europ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魏成,陈烈.制度厚度、制度空间与区域发展[J].人文地理,2009(2):67-72.

　　基金项目：本文受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制度主义的江苏省特色小镇培育路径研究》(2017SJB1362)资助。

　　作者简介：侯爱敏(1975—)，女，苏州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规划与城镇化、城乡规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