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共品供给模式优化路径基于VCM实验的分析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严峻考验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需要优 化基层公共品供给模式，行政统筹融合公共选择，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加强和完善基层治 理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VCM 实验显示，对于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行为干扰、客观 利他、沟通效应、惯性、期数效应、有限理性与信任合作具有依次增强的正向作用; 主动 搭便车、被动避免损失、折中、欺诈、针锋相对式内部惩罚、观望和预期具有依次减弱的 负向作用。地方财政可根据居民决策逻辑，细化制度设计，发行专项公债，设立引导基 金，缩短认购投资期限，倡导社区信息共享，建立健全群众自助与政府供应相结合的长效 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化均等化。

　　关键词: 公共品供给; 模式优化; 基层治理; 社会保障; VCM 实验

　　一、引 言

　　在 GDP 增速下行，亟需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圆满收官 “十三五”规划之际，突遭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如何将有限财力发挥最大效益，助力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中观和宏观经济问题[1]，也是激发基层主观能 动性，盘活财政资金，实现多维政策目标的微观经济问题，更是动员居民自助，协力抗击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性，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

　　具体而言，鼓励村委会、居委会、社区服 务站等基层组织，凭借自给资金提供基层公共品，减轻财政压力，降低行政成本，推动基本公共服 务效率化。农村乡镇和城市区一级基层政府，将释放出的财政经费集中投入外部性更强的基层公共 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简政放权和涵养财源结合起来，形成基层自治谋小事和凝聚财力 办大事的良性循环，关键是保障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因此，探寻其影响因素并完善制度设计正 是本文研究主旨，由于公共数据难以覆盖区镇级，实地调研成本高，调查问卷回收率低，民主参与 因思维认知等个体异质也存在决策偏差，并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交叉。因此，公共 品自愿贡献机制(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VCM) 实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二、文献综述

　　国外 VCM 实验聚焦四个方向: 一是搭便车。Marwell 和 Ames( 1981) [2]单次博弈实验支持弱搭 便车 假 说，自愿贡献率达次优水平 40% ～ 60% ; 但 Kim 和 Walker ( 1984 ) [3]，Isaac 等 ( 1984， 1985) [4][5]重复博弈实验发现强期数效应，自愿贡献率随轮次增加，从 53% 降至 16% 。Andreoni ( 1988) [6]认为重启实验后自愿贡献率上升排除了学习假说。Dawes 等( 1986) [7]实验搭便车动机， 证实贪婪比担心更显性。Packard( 2001) [8]实验结果则显示自愿贡献率与公共品个人供给边际收益 ( MPCR) 正相关，学习搭便车仍是占优策略。二是合作。Axelrod( 1984) [9]提出利他主义，在其全 球计算机博弈大赛中，Rapoport 的 “针锋相对”被证明是最优策略。但 Kreps( 1982) [10]指出合作仅 限于无限次博弈，若有限次博弈则无效。

　　Andreoni ( 1990) [11] 以轮换博弈反驳互惠假说。Frank ( 1987) [12]解释合作具有诱导性。而 Kramer 和 Brewer( 1986) [13]，Orbell 等( 1988) [14]分别验证了认 同和承诺能有效提升合作。Gaechter 等( 2017) [15]的动态依存公共品博弈说明过去行为决定未来禀 赋，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三是信息。Van de Kragt 等( 1983) [16]验证了交流也能有效提升 合作。Saijo 和 Nakamura( 1995) [17]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未观察到期数效应，但有搭便车者不为获利， 只为在竞争中不被击败。Kinukawa 等( 2000) [18]实验阐明，信息共享时，自愿贡献率从最优水平的 33% 升至 58% ，若沟通受阻，则降至 19% 。Norton( 2000) [19]确认协商一致有利于重启实验后提升 自愿贡献率。四是奖惩。Anderson 和 Putterman( 2016) [20]实验反映，出于平等感，51% 的人惩罚搭 便车者，40% 的低贡献者惩罚高贡献者。

　　Dragone 等( 2017) [21]实验支撑非货币激励约束促成更多合 作，尤其对学生群体。Dekel 等( 2017) [22]揭示了通过沟通交流获得认同感的惩罚奖励促进潜在帕 累托公共品的自愿供给。 国内较早开展 VCM 实验的是刘小兵( 2004) [23]以学生和成绩为主客体，认为贡献意愿随模式优 化而提高。周业安和宋紫峰( 2008) [24]实验支持自愿贡献与互惠理论。后续研究转向验证两类因素: 一是偏好、预期、情绪、信念、性别等个体内因。汪崇金等( 2012) [25]按照 Fischbacher 和 Gachter 实验方法发现偏好和预期共同影响条件合作与学习过程，导致自愿贡献率退化。王霄和吴伟炯 ( 2012) [26]构造社会资本与自我意识混合实验表明朋友网络和积极情绪减少搭便车。关宏宇等 ( 2015) [27]设计含否决权的独裁者和最后通牒博弈，揭示公平规则通过信念权重调整行为模式。

　　张 元鹏( 2016) [28]使用 Isaac 和 Walker 实验参数指出陌生人合作无明显性别差异。二是惩罚、信息等制 度外因。宋紫峰和周业安( 2011) [29]在 Fehr 和 Gachter 实验环境里证实惩罚显著提高自愿贡献率，个 体惩罚优于群体惩罚。叶航( 2012) [30]借助演化博弈证明提高公共品回报可稳定惩罚机制，化解二阶 社会困境。连洪泉等( 2015) [31]依照 Dannenberg 方法参数阐明信息透明增强身份感，改善自愿供给。 现有文献详细研究了 VCM 影响因素，成果丰硕，亦有所不足。国外研究的部分假说仍存争议，还 需辨析。国内研究多以中国数据验证国外实验，较少关注实际问题。国内外研究一般考察单一效应，未 考虑变量冲突。实验结果只记录数字，模型推断所得不一定是被试真实意愿。所以本文更进一步，拓展 Thaler( 2006) [32]社会两难公共品博弈模型，文字挖掘自述理由，完整还原决策过程，系统分析影响因素， 探索现行基层公共品供给模式优化路径和推广公用事业民营化市场化的可行性( 蔡彤，2005) [33]。

　　三、实验设计

　　( 一) 选择实验对象 为提高从样本到总体统计推断的可靠性，被试须满足以下条件: ( 1) 第一次参加类似实验，任选而非招募，谨防逆向选择，增加随机性; ( 2) 来自全国各地，男女比例平衡，年龄区间明显，职 业跨度较大，数量充足，代表性强; ( 3) 了解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实验内容，对行为经济学钻研 不深，减少极端结果; ( 4) 能施加激励约束，成本可控。

　　( 二) 设置实验情境 假设被试所居街道办准备修建饮用水净化与垃圾分类回收公共工程，当地财政定向发行专项公 债和设立区县级 PPP 类政府引导基金以筹措经费①。为增强交易流动性、收益率和信用评级，经金 融机构资产证券化后发售。为减轻偿还压力，控制资产池风险，每人限购 x 万元，自募集完成起存 续期 y 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资金来自纯净水销售和垃圾再循环收入。为降低修造成本，达到规 模效应，下辖社区无差别建造。

　　最终收益是社区内 m 人平均分配 n 倍期初实际认购投资总额( 0 < MPCR = n /m < 1) ，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0( 都不认购投资) ～ x( n - 1) /y( 都认购投资) ～ + ∞ ( 自身不 认购投资，他人认购投资) ，浮动性取决于认购投资意愿。显然: ( 1) 全体认购投资，资金最充足， 工程最优质，公共福利最大化，而个体收益适中; ( 2) 全体都不认购投资，工程失败，环境恶化，公 共福利无法实现，但个体不被搭便车; ( 3) 自身不认购投资，他人认购投资，若资金充足，工程建成， 质量达标，则个体收益最大化，公共福利适中; ( 4) 自身不认购投资，他人认购投资，若资金不足， 工程或停建、或劣质，公共福利不确定，但个体不被搭便车，至少存在社会四难决策困境。

　　( 三) 细化实验步骤实验开始前确定参数:

　　( 1) 考虑居民一般财力，x = 1; ( 2) 参考债券/基金期限，y = 5; ( 3) 每个 分组通常 4 ～10 人( Thaler，2006) [32]，为统计可信和整除收益，需扩充社区量，居民数为 2 的正整数 幂，故 m =4 是理想数字; ( 4) 为使收益率贴合实际，n =2，则 x( n -1) /y =20%，MPCR =0. 5。 实验开始后，被试默读实验内容，弱化主试讲解引起的锚定、框架和晕轮效应。对学生和非学 生群体分别施加成绩和货币激励约束。为模拟居民直接一次性或反复公示后确定认购，自行决断或 邻里商讨后投资，实验分 4 个阶段: ( 1) 单轮不讨论后确认。

　　( 2) 多轮不讨论，每轮结束后，社区 内公开结果，最后一轮确认; ( 3) 单轮讨论后确认; ( 4) 多轮讨论，最后一轮确认，进程在 60 分钟 内，多轮限 5 轮，写出额度和理由。 ( 四) 获取实验数据 实验于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0 月，在 2012 ～ 2016 年考入 S 省城镇社区专职的工作人员， 2014 ～ 2017 年就读于 L 大学的已毕业硕士生，2018 ～ 2019 年 X 大学在读博士生 3 个群体多批次不 重复随机抽样进行。

　　被试是来自大陆 29 个省份( 除海南和新疆外，含藏、回等 7 位少数民族) ，哲 学、经管和法学等 10 种学科，从专科到博士 4 阶教育层次，供职于政府、金融、律所、通信、旅 游、建筑、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 8 类单位，21 到 42 岁男女共 204 人的混合样本。以 128 人为基 准样本，预备 52 人稳健样本，剔除 24 人无效样本②，基准与稳健样本获得数/文字型实验数据 2340 和 3600 条。因帕累托最优是全体居民全额认购公债或投资基金( Thaler，2006) [32]，故居民实际认购 额对 1 万元的比值和社区实际投资额对 4 万元的比值，即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测度。

　　四、结果分析

　　( 一) 统计分析与非参数检验 基准样本统计。单轮讨论供给率明显高于多轮不讨论; 单轮不讨论与多轮讨论供给率介乎中间，前者略优于后者。社区均值分别是: 单轮讨论 83. 05% 、单轮不讨论 51. 88% 、多轮讨论 37. 63% 、多轮不讨论 35. 38% 。且因实验对象固定，其本能与习惯相对稳定[34]，故决策差异可能 源自制度设计。即居民个人或家庭间沟通后直接一次性认购公债或投资基金，自助提供基层公共品 模式的供给率最高; 不受外界信息干扰，自行直接一次性认购投资是次优选项; 无论交流与否，反 复公示后再确定认购投资额的供给率最低。 为验证差异率显著性，匹配控制组与实验组。

　　当控制 是否讨论而实验单/多轮时，单轮决策供给率在 1% 水平下均显著高于多轮; 当控制单轮而实验是 否讨论时，讨论后决策供给率在 1% 水平下显著高于不讨论; 当控制多轮而实验是否讨论时，讨论 后决策供给率在 10% 水平上未显著高于不讨论。即决策期数越短，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越高， 存在期数效应。但交流越多，供给率越高，仅发生在直接一次性认购投资，反复公示再确定额度却 不再出现，沟通效应仍待验证。

　　( 二) 变量识别、双重差分与面板回归 为继续验证沟通效应和期数效应，系统分析其他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影响因素，从有效 样本 180 人，在 12 轮 2160 次决策，所得 36720 个信息点识别出变量。以居民认购投资额 为结果变量，分别以轮次和讨论为处理变量，指定实验期间虚拟变量，并以其他变量为协变量。控制虚拟分组、时间影响和其余变量，单轮决策时居民认购投资额在 1% 水平下显著多于多轮; 讨论决策时居民认购投资额在 5% 水平下显著高于不讨论，进一步验 证期数效应和沟通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1. 在完整 VCM 中，存在制度外因的强期数效应与较强沟通效应，决策期数越少，交流讨论越 多，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率越高。而个体内因的影响程度及其方向不尽相同: 存在有限理性，甚至 客观利他，帮助提高基层公共品供给率; 存在弱行为干扰，过往他人认购投资规模越大，结构越平 衡，公平感越强，积极性越高; 存在弱预期反作用，预期他人认购投资会有一定概率增强搭便车动 机; 搭便车分为主动搭便车和被动避免损失，都会大幅降低基层公共品供给率，前者因动机更强而 负作用更大; 存在互惠互利，信任合作可大幅提升基层公共品供给率; 存在针锋相对式内部惩罚， 有助于保障基层公共品供给率; 性别差异无实质影响。此外，还存在观望、折中、惯性和欺诈等博 弈策略，除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基层公共品供给率，随机试探、实际值低于承诺、选择中值都有负 向作用，且程度逐项增强。

　　2. 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据此存在思维定式: 决策者先预期他人行动并折中试探，无判断则 观望，有判断再选择信任合作还是搭便车; 若信任合作被搭便车，针锋相对地避免损失或搭便车， 最终得到低甚至零 VCM 结果; 反之继续信任合作，维持惯性，最终进入高 VCM 稳态，或因最后针 锋相对减弱消失而重回欺诈，落入之前结果。

　　3. 实验显示，居民沟通后直接认购专项地方债或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基层公共品自助模式供 给率最高; 不沟通而直接认购投资模式供给率大幅下降; 相互交流且社区公示后确定额度模式供给 率进一步降低; 不沟通且社区公示再认购投资模式供给率最低。因为博弈各方不断权衡针锋相对式 监督惩罚和搭便车损益，决策者随轮次增加总能摸清对手底线，待监督惩罚被逐渐适应，搭便车和 欺诈将逐步上升，最终破坏 VCM; 而沟通效应在决策系统里易被期数效应稀释而难以显现。

　　( 二) 政策建议

　　1. 地方财政可积极尝试定向发行专项公债的公共选择与社会集资模式供给基层公共品; 若限 制较多，也可设立区县级 PPP 类政府引导基金，经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后发售。组织认购投资时， 缩减决策时间，鼓励协商讨论，将针锋相对的内部惩罚外部化，优化对民众个体异质性的机制导 引。例如: 宣传公共品诸多裨益，允许市政单位或外包公司根据各社区集资额差异化修建; 运用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模拟最佳决策轮次，召开两委会议充分交换意见。

　　供给论文范例：供给侧视角下共享经济与新型商业模式研究

　　2. 基层公共品自愿供给是公用事业民营化市场化的基石，基层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可 依据居民决策逻辑，细化制度设计，拓展公共品私人供给和公私合营可行性，例如医疗、教育和社 保等。建立健全以个人和家庭为点，社区为线，乡镇与街道办为面，省市为体，居民自助与政府供 应相结合，综合涵盖的长效机制，对防范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战时状态等非常时 期的物资储备、人心凝聚与力量动员均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邓晓兰，孙长鹏 . 企业创新、产业升级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机制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5) : 54 - 67.

　　[2]Marwell G. ，Ames R. Economists Free Ride，Does Anyone Else? Experim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1，15( 3) : 295 - 310.

　　[3]Kim O. ，Walker M. The Free Rider Problem: Experimental Evidence [J]. Public Choice，1984，43( 1) : 3 - 24.

　　[4]Isaac M. ，Walker J. ，Thomas S. Divergent Evidence on Free Riding: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Possible Explanations [J]. Public Choice，1984，43( 2) : 113 - 149.

　　[5]Isaac M. ，McCue K. ，Plott C.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an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5，26 ( 1) : 51 - 74.

　　作者：邓晓兰，孙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