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 究 发 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 性、南 方 居 民、城 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 步 检 验 法 和 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关键词：普通话能力;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劳动收入;中介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99万亿元，人均 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也取得重大进展。2020年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开始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因此，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更加关注精神和情感层面的富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背景下，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居民不断提高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切实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至关重要。语言是人类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① 。

　　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语言能力对于劳动者收入、婚姻家庭及社会融入等都有重要的影响② ③ ④ ，从而引发人们对于语言与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等变量关系的关注①②③。但是目前国内有关语言的经济学或社会学研究多注重分析语言能力作为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④⑤，鲜有关于语言能力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关系的研究;而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成果虽然众多，也尚未有文献从语言能力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除了健康、教育、收入、家庭等人口和社会学指标因素之外，语言能力是否有助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机制和途径又是什么?语言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基 于 此，本 文 利 用 2012 年 和 2015 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有序probit模型及 OLS回归结果均表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和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进一步地，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而逐步检验法和 Bootstrapping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普通话能力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二、语言能力与主观幸福感：机制假说与推论幸福感是众多因素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说，它受到“个体内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两个维度的影响。个体内部因素主要指个人的心理状态及个体特性影响主观幸福感，外在环境因素指幸福除了受个体自身因素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外在物质环境，如经济收入的影响。语言则具有社会、心理、文化等广泛的价值属性，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外在因素存在交集。因此我们猜测，语言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如果产生关联，至少存在以下两个影响机制途径。

　　(一)语言交流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状态，有利于增进生活满意度

　　第一，健康是生命的基础，是幸福的前提。然而，医患间存在沟通障碍是导致患者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⑥⑦，尤其是在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个体本身就可能对心理咨询与治疗存在抵触情绪，叠加如不能清晰表述自己的病情、无法与医护人员有效沟通，将难以获得及时有效救治。有研究发现身心健康因素与人们的幸福感呈高度正相关关系⑧，而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增进医患沟通进而改善健康状况⑨，这意味着语言可以通过影响心理健康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第二，流畅的语言能力能够扩大社交网络，获得情感支持。Kawachi等研究了社交网络对于心理健康和心理困扰的影响，发现亲密朋友之间顺畅的沟通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与情感支持，催生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①。

　　第三，语言可以帮助个体迅速适应生活环境、熟悉社会文化、克服恐惧心理并增进心理适应能力、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参与感②，特别是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可以增强他们的社会融入③，而文化认同等有助于为个人提供清晰的原型、建立个人身份，进而实现自尊和幸福④。如若无法熟悉社会文化，不能融入社会，个体的孤独恐惧心理极有可能使其难以拥有幸福的感受。

　　第四，良好的语言能力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不良情绪、减少歧视和压力。Gee等研究发现，拥有较差语言水平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受到歧视、遭受更多的压力、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公平待遇，对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不利影响⑤。

　　综上，良好的语言能力有利于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改善身心健康，增强社会文化认同、减少压力与歧视，而它们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一个共同指向是有助于培育良好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研究的第一个推论。推论1：语言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改善心理和情感健康是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语言能力

　　作为人力资本可提高劳动收入，有利于增强主观幸福感语言能力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决定劳动力市场就业及人们劳动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⑥。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对于语言能力影响收入、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达成共识⑦，相关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外语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双语或多语对收入的影响，通用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对收入的影响等多个方面。从语言能力影响收入的路径维度来看：

　　首先，语言能力能够节约求职就业时搜集信息的时间以及经济成本⑧。求职者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个人情况、能力与优势，搜寻与自己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充分获得目标岗位的有效信息，能够缩短寻找工作的时间、降低寻找工作的成本，否则只会加剧求职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其次，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工作中的交流沟通，迅速掌握工作技能，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济状况。

　　再次，拓宽和改善就业渠道是语言能力影响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途径⑨。语言能力较差会限制劳动者的工作选择，然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克服这些阻碍。最后，语言能力能够扩大社交网络，提高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获得更多外部信息和晋升机会，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有大量文献证实了收入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尽管一些国家存在着幸福 收入悖论①，但是世界范围内收入似乎与生活评价密切相关②。Jebb等利用170余万人的大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生活评价的满足点发生在9.5万美元左右，而情感幸福的满足点发生在6万至7.5万千美元之间③。这表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基本的心理需求。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加大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④⑤;而对于我国而言，经济增长期间的民众幸福感总体上随着收入提高呈上升趋势⑥。综合上述两条线索，我们认为收入是语言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另一重要渠道。语言能力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还通过影响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发生关联。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二个推论。推论2：语言能力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增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两个截面数据。该调查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其核心数据包含家庭成员关系、就业、人口及健康等共10多个模块，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及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数据库之一。

　　该调查在2012年和2015年分别包含有效问卷11765份和10968份，经数据清理并剔除无效和异常值数据之后，我们最终获得7703(CGSS2012)和6404(CGSS2015)个有效样本。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幸福感通常使用对生活整体满意度的问题来衡量，并且可以与经济学中常用的效用框架联系在一起⑦。CGSS调查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次序分别赋值1 5。

　　解释变量是普通话能力。根据国家语委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试行)》，对于普通话等级的认定主要看朗读和自由交谈时语音是否标准，词汇、语法是否正确无误，语调是否自然，表达是否流畅。通俗地讲，普通话能力主要指口语表达 (即，说)的能力。因此，我们提取了CGSS关于说普通话能力的问题，选项按“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好”“很好”依次赋值1 5。

　　虽然自评语言能力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文献中是最常用的指标衡量方法之一，能够较为充分和有效地反映出个体语言能力水平。控制变量方面，我们考虑人口学、经济、社会、宗教、身体健康等方面因素，加入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民族、婚姻、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收入、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 、城乡地区、户籍、健康状况等控制变量。

　　可以看出，2012年和2015年幸福程度的均值分别为3.80和3.85，稍呈上升趋势;相比2012年，2015年普通话表达能力也有一定的提高(从3.21提升至3.31)，但均介于“一般”和“比较好”之间，说明受访者普通话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两个年份样本中的男性略多于女性，平均年龄为45岁左右，绝大多数为汉族，82%以上的受访者已婚，约10%左右的人有宗教信仰，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9.5年，健康得分的均值为3.7分左右，57%左右的受访者居住在城市，40%左右的受访者具有城市户口，受访者对于社会公平和家庭经济地位的认同较低，平均得分分别在3.0和2.6左右。

　　四、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控制变量中，性别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比女性，男性的幸福感更低;年龄平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年龄与幸福呈 U 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先下降再上升，中年群体的幸福感最低，可能由于他们既要承担子女抚养、入学，家庭开支等责任，也要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生活压力较大，幸福感较低，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吻合。

　　婚姻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伴侣能给个体带来情感支持和经济保障，增加抵御风险能力，因此已婚也能提高幸福感;民族和户籍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教育年限、宗教信仰、城乡系数并不总是显著，表明文化因素和区域因素对幸福感影响不具有稳健性;经济因素中，收入、经济地位越高，更幸福的概率越大，表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等物质财富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健康水平越高，幸福程度越高的可能性越大，这是因为健康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的基础;社会因素中，居民身处的社会环境越公平，越容易产生幸福感受，表明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也会对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条件混合过程以似不相关回归为基础，基于极大似然估计，通过构建递归方程组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估计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估计结果代入模型，根据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判别普通话能力的外生性，若该参数显著异于0，则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CMP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反之，则表示基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可信。

　　进行 CMP估计之前，应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表达能力相关，与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不相关，与其他解释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基于这一原则，我们考虑将报纸使用频率、母亲受教育年限以及同一地级市层面除受访者以外的其他人平均普通话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本研究的工具变量。

　　首先，报纸是标准普通话的载体，经常读报可能会对人们的普通话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同时普通话表达能力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还涉及语言组织能力，经常阅读报纸可以增强词汇运用与组织能力进而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因此报纸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受访者对标准普通话的掌握情况①，我们将其作为第一个工具变量。

　　其次，有研究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子代的语言使用②。考虑到母亲对于子女的陪伴相对较多，语言上的交流也多，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我们使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最后，借鉴语言经济学领域已有文献的做法③，同一地区内受访者的平均普通话水平可以反映出他们真实的语言能力，但与幸福感无关。因此，我们将来自同一省市的其他人(受访者本人除外)的普通话能力平均值作为第三个工具变量指标。

　　汇报了采用 CMP模型估计的工具变量回归，CGSS2012和 CGSS2015的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均在1%条件下显著，表明基准回归有序 Probit模型存在内生性，CMP 回归结果更有效。进一步可以看出有序 Probit模型和 CMP 模型方法估计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符号一致，但CMP方法的估计系数更大一些，可能是回归中向下的衰减偏误超过因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向上偏误导致的，此现象在劳动经济学、语言经济学相关文献中较为常见④。这也反映出有序 Probit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偏低了，而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的真实影响更大。

　　考虑到普通话能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在性别分组中，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的内生性检验参数atanhrho_12均显著，说明性别分组存在内生性，CMP结果更具有借鉴意义。普通表达能力均为正且显著，但是在 CGSS2012和 CGSS2015中，女性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都比男性大，可能因为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多从事服务行业，流利的普通话便于与客户及领导进行沟通，提高工作效率，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女性也投入更多精力与子女、长辈以及朋友进行沟通，准确表达内心想法格外关键。

　　对于地区分组，本研究借鉴了两种统计口径，一种是以秦岭 淮河分界线作为南北方的界定标准①，另一种是以《中国语言结构地图集》中对方言区的划分为界定标准②，将样本分为北方方言区组(官话区)和非北方方言区组(非官话区)。

　　以上两种划分标准中，地区分组和方言区分组的条件混合过程结果均显示，相比于北方地区居民，南方地区居民的普通话表达能力系数更大，对幸福感影响更大。这是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语言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内部包含众多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但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的普通话水平高于南方地区，南方地区居民难以准确倾听和流畅表达普通话会使其职业选择、日常交流、社会适应等方面受到限制，不利于形成良好心理状态，幸福感较低。

　　城乡和户籍两个分组看似相同，实则不同，城乡是控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户籍是控制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户籍差异，因为人是流动的，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较为一致的是，在城乡分组和户籍分组中，CGSS2012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农业户口居民大于非农业户口居民，可能由于当时农村的普通话普及比城市晚，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普通话能力在农村或者对于农业人口来说属于稀缺资源，对于农村人口的收入效应、自豪感、身份感等影响较大，因此对幸福感影响更大。

　　而 CGSS2015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城市居民大于农村居民，非农业户口居民大于农业户口居民，产生与 CGSS2012相悖的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在此时间节点，农村人口的普通话普及率已经大幅度提升，推普成效显著，农村居民普通话的收入效应逐渐递减，虽然农村人口的普通话掌握程度大幅提升，但是使用率相对较低，对其日常生活，情绪的舒缓等影响不大。

　　相反，城市人口的生活节奏逐年加快、生活压力较大，对于那些仍未掌握普通话的城市人群来说，语言障碍使其无法获取优质岗位，微薄的工资水平本就使生活陷入窘境，叠加交流受阻不能及时排解情绪、舒缓压力，双重压力都会对幸福感受产生消极影响，因此随着普通话普及程度加大，城市居民或非农业人口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会更加明显。

　　五、普通话能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检验

　　上文假说与推论中，我们认为普通话能力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语言交流改善心理健康，从而有利于增进幸福;二是语言能力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增强主观幸福感。这里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检验。

　　(一)逐步检验法Baron和 Kenny提出了逐步检验法(CausalStepsApproach)①，用于检验中介效应，此后，该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②。首先我们利用逐步检验法对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效应渠道进行了检验。其中，CGSS询问了“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在选项中做出选择(分别赋值总是-1，经常-2，有时-3，很少-4，从不-5)，我们以此作为心理健康的代理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则使用了受访者年收入的对数作为变量指标。

　　六、结论

　　语言是一种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资源。普通话熟练者往往更容易获得培训机会、掌握工作技能、扩展社交网络，进而可能更容易产生更加强烈的自我价值意识、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主观幸福感受等等，但是社会各界对于普通话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没有形成系统、明确的认识。本文利用CGSS2012和 CGSS2015的数据考察了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普通话能力能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影响十分稳健。

　　进一步分析表明，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地区差异、城乡和户籍差异，女性普通话表达能力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比男性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和非农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对普通话能力水平更加敏感。逐步检验法和 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显示，普通话能力可以通过作用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渠道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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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贡献在于，从语言的角度较为新颖地分析了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对普通话能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和途径进行了探讨，既是对已有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的补充，又为社交网络的维系、不良情绪的舒缓、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思路借鉴。同时，本文还加深了人们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政策更深层次的认识。学习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有助于人们提高经济收入、摆脱物质上的贫困，也有助于居民摆脱心理上的贫困，进而享有更加富足、幸福、和谐的生活。这对于建立语言扶贫的长效机制①、推普助力乡村振兴②等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张卫国 程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