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时期散文诗译介与中国散文诗的生成

　　摘要：中国散文诗诞生于“五四”时期，散文诗在中国发生的助推力之一是中国诗人、作家对外国散文诗的译介。译介带给中国诗人、作家对散文诗在多种层面上的认识与理解，为他们创作散文诗提供了丰富的范式。“五四”时期，大多的散文诗译者同时也是散文诗的创作者，通过译介时对散文诗的阅读与感悟，中国诗人、作家创作出了具有深刻哲理的散文诗。他们受到不止一位外国散文诗作家的影响，有对波德莱尔诗中的象征手法的借鉴、对屠格涅夫作品中现实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承传、对泰戈尔诗中的拟人形象与表达“爱”的技艺的学习、以及对王尔德作品清新典丽的唯美文风的欣赏等等。中国散文诗在学习借鉴外国散文诗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投射出了中国社会的百态，体现了诗人内心意识的流露与情感的回响。

　　关键词：“五四”时期;中国散文诗;译介;生成

　　“五四”前夕到1927年，随着以刘半农、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散文诗尝试者创作出的散文诗的相继发表，中国形成了一种自觉的散文诗文体创作氛围，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散文诗作品。这一时期是中国散文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散文诗在这时进入中国看似偶然，实为必然。

　　一方面，在“五四”这个提倡新文学，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渴望“新”与“改变”的时代，中国文学革命对“新文学”与“诗体大解放”有着强烈的诉求。学者谢天振有言：“有些作家作品是作为世界文学遗产而翻译进中国，而有些则是契合了当时的文化、文学需求，作为一种声援和支持，促使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或创作方式的转变，才进行翻译的。”[2]

　　这时，被视作“新文学”的散文诗被介绍进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散文诗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 艺术特色，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迷茫与迫切求新、进步的心境。“散文诗是一种内心倾向、主观色彩极明显的文体”[3]，知识分子们渴望用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抒发情感，以表现纷杂喧嚣的现代社会与含蓄隐秘的内心自我。

　　外国散文诗的译介对散文诗走进中国有重要的触媒作用，这是一种译者与外国散文诗的互动活动，更是译者对作品的再造活动。这种再创造活动不仅在译介过程中体现出译者的审美再造，还在于中国读者阅读接受后对“第一文本”的再度创造。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对散文诗认识与理解的过程是怎样体现的?此后中国的作家是如何接受并创作散文诗的?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关联点又是什么，它如何推动了中国散文诗的生成?为此，本文将在尽可能多的原始资料中回到历史的现场，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

　　一、认识与传播：散文诗译介的历史图景

　　散文诗是一种引进的文学品种，在中国的扎根过程由译介开始。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倘将来更能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则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无数门径，不复如前此之不自由。”[4]作为一位敏感的知识分子，刘半农为“五四”时期外国散文诗进入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报刊杂志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根据笔者检索，“五四”前夕到1927年间，发表散文诗译作的报刊杂志有近20种，介绍与讨论外国散文诗作家的刊物有50种左右，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等知识分子较活跃的地区。1922年前后中国开展散文诗大讨论之后，外国散文诗的译介进入“五四”散文诗译介的高潮阶段。最早刊登译介散文诗作品的刊物是《中华小说界》，开启这一译介过程的先驱者便是要“输入他种诗体”的刘半农。他在1915年7月于该刊的第2卷第7期发表了根据英文转译以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总题为《杜瑾讷夫之名著》的四首散文诗，分别为《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5]

　　此外，《新青年》对外国散文诗进入中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散文诗”一词在中国的初次亮相，就是在《新青年》上。1918年第4卷第5期的《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刘半农翻译的印度歌者拉坦·德维的《我行雪中》中附有美国“VANITYFAIR”月刊记者导言，写道“结撰精密之散文诗”。[6]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对传播散文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新青年》开始刊载散文诗后，其它如《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文学季刊(北平)》《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语丝》等多种刊物也对散文诗的译介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地开始较大规模地刊登散文诗的译介内容，除以上所提到的报刊杂志外，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上海)》《新声》《人间世》《新诗刊》等刊物也对外国散文诗的译介与传播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五四”时期还有为外国散文诗作家的散文诗作品结集出版的出版社，如新文化出版社于1923年出版《屠格涅夫散文诗》。

　　在这之后，中国开始了自觉译介与接受散文诗的阶段。在刊载数量上，笔者根据有限的资料统计，“五四”前夕到1927年近10年间，对外国散文诗译介的数量有100篇左右，主要译介的外国散文诗作家有屠格涅夫、波德莱尔、泰戈尔、王尔德等。他们的散文诗被刊载的数量大致为：屠格涅夫约20首、波德莱尔约16首、泰戈尔约50首、王尔德约6首，其他散文诗人的译介作品总刊载数量在10首左右。其中有些刊物一期刊登几首散文诗，有些同一首诗不同译者译出不同的篇名，刊登在不同的刊物，如王尔德的《学生》(下文将提到)。在译者方面，“五四”时期外国散文诗的主要译介者有刘半农、西谛(郑振铎)、沈颖、郭沫若、鲁迅、仲密(周作人)、沈雁冰(茅盾)、陈竹影、赵景深、徐培德、徐志摩等著名的作家与诗人，他们中大多数在进行译介之后写出了自己的散文诗作品。

　　“五四”时期较早有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并对中国散文诗的创作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散文诗的作家有俄国的屠格涅夫、法国的波德莱尔、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王尔德等，中国对他们散文诗的译介发布时间几乎是与创作同时的。最早被译介的散文诗作品是俄国屠格涅夫(1818-1883)的，主要的译者有刘半农、沈颖、徐蔚南、海峰、汪馥泉、沈性仁、王维克、汤鹤逸等。除了前面提到的最先被译介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1918年刘半农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作品《访员》《狗》，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3期。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作品的还有沈颖，他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多首，1920年6月12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

　　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5期刊载了由沈性仁译的《门槛》。据“全国报刊索引”检索，“五四”时期报刊杂志刊载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翻译与介绍的条目有近40条，其中《民国日报·觉悟》对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译介较为热衷，刊载量较多。在1922年中，该报在不同卷期中发表了屠格涅夫散文诗共16首。

　　1925年，由“艾”翻译的《处世南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2卷第11期。同年1月，《小说月报》第16卷第1期发表由郑振铎译的《麻雀》。5月韦素园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玫瑰》，载于《语丝》第26期。1927年11月4日与5日的《晨报副刊》刊载了由“艾”翻译的《鸽》《施与》。他的作品除发表在报刊杂志外，还结集出版过。

　　徐蔚南、王维克合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于1923年由新文化出版社以初版发行。屠格涅夫散文诗是中国读者最先接触与了解的外国散文诗作品，且散文诗的主题涉及多个方面，有的关乎死亡与生命，有的关于社会与生活，有的关乎青春与爱情，有的关于革命与人民……由此蒋登科曾谈到：“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可以说是促成中国散文诗诞生的最原初动力。”[7]可见，屠格涅夫给予中国人对散文诗的最初印象与多样的主题思考。

　　为外国散文诗确立典范的，是法国的波德莱尔(1821-1867)的《巴黎的忧郁》。这一时期对波德莱尔散文诗的译介，是由仲密(周作人)开始的。1921年，波氏的6首散文诗，总题为《散文小诗》，被周作人以“仲密”笔名在《晨报副刊》11月20日版译介发表，这组散文小诗分别为《游子》《狗与瓶》《头发里的世界》《你醉!》《窗》《海港》，皆为波式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的篇章。

　　同年，《少年中国》第3卷第4-5期发表了田汉全面介绍与论述波德莱尔的长文章《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1922年起就有多种刊物发表波氏的散文诗，比如波氏的《穷人的眼》《月的恩惠》，发表在1922年4月9日的《晨报副刊》，但大都重复1921年的译介内容，如《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分别对以上几首重复发表过。自周作人首次翻译波氏散文诗作品后，苏兆龙、俞平伯、焦菊隐、张定璜、朱维基等也开始翻译他的散文诗作品。

　　1923年，俞平伯译有波氏散文诗《醉着吧》和《无论那儿出这个世界之外吧》，都载于《诗》1923年第2卷第1期。1924年，焦菊隐翻译的《那个真呢?》发表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29期。苏兆龙也翻译了波德莱尔的两首散文诗，分别为《月亮的眷顾》与《那一个是真的?》，总题为《波特莱耳的散文诗》，发表在《文学周报》第143期。

　　同年，鲁迅在其翻译的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苦闷的象征》一书中，也翻译过波德莱尔的著名散文诗《窗》。[8]1925年《语丝》第15期发表了张定璜翻译的《镜子》《窗子》《狗和罐子》。1927年《汎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朱维基翻译的《一个光轮的遗失》与《虚妄的计划》，第6期也发表了由他翻译的《BISTOURY小姐》《画画的欲望》与《Thyrsus(致FranzLiszt)》。

　　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与《恶之花》一样，也对中国的早期现代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诉说着其本人抑或是巴黎的现代“忧郁”诗篇，同时也给予了散文诗一种心灵解药的效果，它表达内心苦楚、精神压抑，抒发孤独感与异乡感，透射出生命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周作人在翻译波德莱尔《散文小诗》中谈到：“现代散文诗的流行，实在可以说是他的影响。”[9]作为散文诗的开创者，波德莱尔的“为艺术”的思想与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样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作家。泰戈尔(1861-1941)是与中国有着特殊缘分的印度朋友。

　　他因散文诗名声远扬，还因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五四”时期对泰戈尔散文诗的译介热度相较来说是最为高涨的。据笔者检索，1915年至1927年，刊载泰戈尔著作的报刊杂志有50余种，其中刊载数量较多的是《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主要译者有陈独秀、郑振铎、徐志摩、沈雁冰、刘大白、梁宗岱、陈熙、瞿世英、沈泽民等。中国对泰戈尔散文诗的最早译介，始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他翻译的《赞歌(中英文对照)》(即《吉檀迦利》，又译《颂歌集》)发表在他主编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上，他将泰戈尔译为“达噶尔”。

　　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2期发表刘半农翻译的《恶邮差》与《著作资格》，并题为《印度SIRRABINDRANATHTAGOR氏所作无韵诗二章》。《新青年》同年第3期发表了同样由刘半农翻译的作为《译诗十九首》之二刊载的《海滨》与《同情》。自1920年起，尤其在泰戈尔访华的1924年中，对泰戈尔的译介开展得更加热烈，达到“五四”时期泰戈尔散文诗译介的最高潮。

　　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刊载了由黄仲苏译自泰戈尔诗集《TheGardener》的散文诗6首，分别为原诗的第二十二、第十五、第三十、第十七、第五十八、第二十一首。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与第4期发表了泰戈尔散文诗共10首，都是由郑振铎译自泰戈尔诗集《新月集》与《园丁集》的诗歌。除此之外，《学生》第8卷第10期刊载由梁宗岱译自《园丁集》的散文诗WhyDoesHeNotComeBack?，还有《民国日报·觉悟》第4卷第17期刊载的由刘大白译自《园丁集》第二十三与二十八的2首诗。

　　1922年，《复旦》发表了由陈熙译自《园丁集》的11首诗。1923年，《文学旬刊》与《小说月报》发表了由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译诗共9首。“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译介涉及诗歌、小说、戏剧、论文、书信、讲演、自传，对泰戈尔的活动轨迹的报道也如过江之鲫。这段时期泰戈尔的多种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就散文诗来说，有《新月集》(1922年由泰乐图书局出版)、《飞鸟集》(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再版)。

　　除此之外，关于泰戈尔的评论文章、对泰戈尔作品的感想等等的多种内容也占据译介总数的一部分。泰戈尔在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无形之中对中印文化交流、东方文化发展、思想创作等方面给予中国诗人创作经验。总的来说，泰戈尔的散文诗诗体的创新影响了我国散文诗创作者的写作与感悟，对中国早期的散文诗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

　　二、理解与接受：对散文诗概念的探索

　　译介带给中国作家诗人对散文诗多种层次上的认识与理解，不论是对散文诗这一文类的确认与肯定，还是对散文诗作为独立文体的内在特点的认识，这些认识与理解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对散文诗文体的初识。古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1]的文体意识，如此可以识别各种文类以进行模仿创作。而在散文诗刚进入中国的“五四”时期，“无韵则非诗”主导着人们对诗与非诗的看法。在这一背景下，散文诗是否作为新的文类进入中国?在“五四”时期早期，刘半农对“散文诗”与“无韵诗”有自己的理解。从刘半农的《〈扬鞭集〉自序》中可得到相关线索：“我在诗的题材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12]

　　将“无韵诗”与“散文诗”并列提出，可以看出早期刘半农视野中的“散文诗”与“无韵诗”有所区别，是分别独立的。根据学者赵薇的分析，“至少在刘半农最初的认识中，所谓‘无韵诗’是从废除‘格律’、为自由诗革命服务的角度自然生发出的一种想象中的新诗形式;而来自英语世界的‘散文诗’概念，却似乎更像是一种已然存在且可以习得的现实范型。只有注意到了这一区别，才便于解释作为诗人同时也是译者的刘半农在后来的诗体试验中做出的种种尝试”[13]。

　　即便如此，这都似乎没有成为刘半农创作种种新诗的阻碍。他依旧在翻译与写作实践中逐渐理解散文诗与展现他的散文诗诗观。在翻译《杜谨纳夫之名著》时，刘半农在译文前简单介绍了屠格涅夫，其中谈到他的散文诗：“措辞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胜，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14]当时刘半农将这篇散文诗视作小说。此外，刘半农所作《卖萝卜人》于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题后说明中提到“这是半农做‘无韵诗’的初次试验”。[15]由此可见，刘半农对散文诗的理解在散文诗进入中国的初期还处在模糊不定的状态。

　　三、影响与创作：中国散文诗的生成

　　通过译介与传播，国内的诗人们不仅对散文诗有了初步的认知，更有了自己的思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诗的真髓在于精神而非形式，这种认识使得中国的散文诗对外国散文诗的传承与借鉴在于散文诗精神的内质，体现了中国诗人对散文诗的审美选择。对外国散文诗的译介为中国诗人创作散文诗提供了多样的借鉴。“五四”时期，大多的散文诗译者同时也是散文诗的创作者，“诗人译诗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独特现象，充分显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23]

　　这种互动关系，正是译介与创作的关联。通过译介作品的阅读与感悟，中国诗人创作的散文诗中意境与主题，多是承袭了外国散文诗的特色，但内容的表达又是中国式的。中国诗人创作散文诗受到不止一位外国散文诗作家的影响，无论是对波德莱尔象征手法的借鉴，受屠格涅夫现实主义和启蒙思想的浸染，还是受泰戈尔拟人形象的运用与表达“爱”的技艺的影响，以及对王尔德清新典丽的唯美文风的吸引等等，还有中国散文诗对外国散文诗的对话体、对象征主义手法、虚幻与梦境等等的借鉴可以看见。

　　四、结语

　　“一个事物的特征不是取决于自身，而是取决于它与另一个事物的比较，取决于‘他者’。”[39]一方面，中国散文诗的生成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召唤之果。在这里，“他者”即旧文学。文学革命要求文学去旧创新，追求白话所营造的自由之声，无论是分行新诗的诞生，还是与散文诗的邂逅，都是对“他者”的反抗与超越。

　　当然，这种纯粹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委屈”了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存在意义，以打破“不韵则非诗”信条为目的，没能使“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在艺术价值的理论上得到应有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散文诗在外国散文诗译介的影响下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中国散文诗借鉴了外国散文诗的语言形式与艺术手法等，也形成了独特的诗风。

　　首先体现在意境的创造。中国有着深厚的诗歌意境传统，这同时也体现在中国作家对散文诗的创作中。对此，有评价如：“使有限的具体形象和想象中无限丰富的形象相统一，使再现真实实景与它所暗示、象征的虚境融为一体，从而造成强烈的空间美、动态美、传神美，给人以最大的真实感与自然感。”[40]

　　鲁迅散文诗中梦境的营造，奇幻多变的想象;郭沫若散文诗中环境的刻画;刘半农散文诗中寓言式的表达特色等等，都为中国散文诗的特色添砖加瓦。译介所提供的文学资源，为中国诗人创作散文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诗歌受翻译诗歌的影响，在接纳了新诗的同时也慢慢接受了翻译诗歌中的诗学价值观，即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思为主流的诗学价值观。”[41]这种价值观，为现代新诗的技艺与思想开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形式、手法到思想感情，无不让国人对散文诗的认识越来越完善。散文诗用朴素而富有艺术魅力的语言，表现对社会的敏感洞察、对人生和现实的解剖与反叛，体现深沉的情感与精辟的哲思。从认识散文诗、理解散文诗，到认同与创作散文诗，他们代入自己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指向，创作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散文诗，生成了一种新的文体。散文诗的文字背后、语言之中，投射出的是社会百态，更是诗人内心深处的自我。他们是生活的洞察者、人生的思考者、精神的主宰者，这是对外国散文诗的启示，更是中国诗人内心意识的流露与情感的回响。

　　参考文献：

　　[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175.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62-163.

　　[3]王光明.中外散文诗精美赏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48.

　　[4]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3(3)：9-10.

　　[5]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91.

　　[6]我行雪中导言[J].新青年，1918，4(5)：433.

　　[7]蒋登科.屠格涅夫散文诗与中国散文诗的诞生[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41-43.

　　作者：陈银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