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刘亚楼对人民空军翻译事业的贡献

　　摘要：1949年10月，由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推荐，38岁的刘亚楼临危受命，组建人民空军，并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人民空军司令员。为了加快人民空军现代化的进程，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空军翻译队伍，把苏联及西方发达的航空科技介绍到中国来。为此，刘亚楼呕心沥血，从1949年10月担任空军司令员开始，就着手打造空军的翻译队伍，直到1965年5月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关心着空军的翻译事业。他把翻译比作“桥与船”，始终强调翻译事业对空军建设的重要性;多次出席空军翻译工作会议，对翻译队伍的业务建设提出了实质性指导建议;注意在翻译中发展党员，并对翻译人员在政治上进行关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翻译编写了306本条令、教令、教材和教程。可以说，人民空军的翻译事业开始于刘亚楼，他不仅是人民空军翻译事业的奠基者，更是人民空军翻译事业的探索者与实践者，其对人民空军翻译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关键词：刘亚楼;人民空军;翻译事业

　　1949年10月，由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推荐，38岁的刘亚楼临危受命组建人民空军，“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宣布成立。”①1950年4月，周恩来还为人民空军题词“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努力”②。在苏联的援助下，刘亚楼仅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开办了6所航校，又用半年的时间就培养出新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并先后组建起15个航空兵师，创造了世界空军发展史上的奇迹。随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刘亚楼率领年轻的空军入朝作战，并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神话，连当时的美军都惊呼“中国共产党一夜之间创造出一支强大的空军”③。

　　要实现人民空军现代化，就必须向当时的苏联及西方军事发达国家学习，而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空军翻译队伍，把苏联及西方发达的航空科技译介到中国来。为此，刘亚楼可谓是呕心沥血，从1949年10月担任共和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开始，就着手打造空军的翻译队伍，直到1965年5月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关心着中国空军的翻译事业。

　　一、把翻译比作“桥与船”，始终强调

　　翻译事业对空军建设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最重大的一次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并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次外交活动对当时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随行人员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这次访问的目的有四：

　　“一是祝贺斯大林的70寿辰，二是与苏联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三是同苏联订立新的条约，四是商谈向苏联贷款事宜。”④在谈判期间，发生了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上海的事件，于是，中方就要求苏方派遣空军保护华东地区，“斯大林答应给支援”。⑤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在人民空军创建初期，斯大林就派遣一批顾问和专家来中国，这批苏联顾问和专家在帮助中国组建航校的同时，还在刚刚建成的航校里直接承担教学任务。基于俄文与汉文语言交流上的障碍，要顺利开展教学工作，首先要做好相当数量的俄文翻译工作，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所以翻译便成了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此，刘亚楼明确指出：“我们向苏联学习空军建设经验，没有俄文翻译，就是一句空话，等于想过河，没有桥和船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⑥当时整个空军系统只有31名俄文翻译，这31名俄文翻译都是从哈尔滨外专调来的，这个数量与空军实际需要量相差甚远。当时有6所航校，每个航校至少要配40名翻译，而当时连6名都不到。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刘亚楼立即派人去哈尔滨和新疆一带选调懂俄文的干部。后经东北局同意，除从哈尔滨外专调一批外，又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专选调了一批。

　　当时新疆省副主席赛福鼎也从会俄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中招聘了52人。后又在刘亚楼的积极争取下，经过中央军委数次调配后，俄文翻译的人员数才迅速增加，由一开始的31人一下子扩大到400人，并及时保证了航校和空军部队的训练工作，同时还保证了空军领导机关和华东空军司令部的组建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矛盾和冲突表现在：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二是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对此，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⑦1959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苏方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世。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苏联为了改善苏美关系，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不欢而散。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并对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会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我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极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⑧

　　由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一时间跟苏联专家工作的很多口译翻译就没事干了。在很短时间内，其他兵种都对闲下来的俄文翻译人员进行了调整，改行的改行，转业的转业，一夜间原来的俄文翻译队伍就全部消失了。空军主管翻译部门的科研部也开始模仿其他军兵种的做法，并提出了一个方案，给翻译人员定了三个去向，就是改行一部分，转业一部分，保留一小部分骨干做外事工作。刘亚楼司令员得知消息后，在1961年3月25日召开的空军党委第100次常委会上，否定了科研部的提案，并在会议上强调说：“把翻译都处理掉，这是没有远见的。切不可把别人的错误做法当作经验来吸收、模仿。

　　专家走了，翻译人员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培养一名既懂外文又懂专业的翻译很不容易。不经过空军党委批准，一个翻译也不准动。对现有的翻译人员，不许随便改行。必须加强管理，并根据各单位对翻译工作的需要情况，适当加以调整。对有些单位的翻译，确实没有翻译工作可做，可以调回，适当集中使用。”⑨

　　1960年10月，刘亚楼还责成科研部为俄文翻译人员举办了英语、德语培训班，有意识地给俄文翻译人员创造一些条件，以利用空隙时间掌握第二外国语。培训班每班20人，每期培训时间为半年。开始时，有些人认为培训时间太短，学不好。但刘亚楼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在精通一门外语的前提下，学另外一门外语相对比较容易。关于如何学好外文，刘亚楼还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学习外文，好比盖房子一样，单词是砖头，把单词都牢记住，啃透它，灵活地占有它，也就是 占有了盖房子的砖瓦，就有了基础。

　　再弄清楚文法，一串联起来就成文章了，也就是盖出了房子。”⑩并鼓励参加培训的学员说：“毛主席经常说，做事就怕认真。你们学习外文，翻译文章和校对材料，一定要认真。在理解基础上更便于记忆，这是成年人学外文的有利条件。你们译文章和校对材料，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连同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推敲。搞好以后，至少还要扎扎实实地看一遍，待自己有绝对把握以后，才能往出拿，否则，是不行的。可惜，你们总是缺乏耐心，好毛毛草草的，总以为甩出去了，自己就不负责任了。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

　　二、多次出席空军翻译工作会议，对翻译队伍的业务建设提出了实质性指导建议

　　1950年5月24-30日，空军训练部召开空军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各航校、部队翻译室的主任，会议总结了近半年来的翻译工作，着重研究和确定了加强对翻译工作的领导，提高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和改善翻译人员待遇等问题。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其讲话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明确要求每个翻译人员要认请“消灭残敌、巩固国防”輥輰訛的重大意义，“把自已的工作和这一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真正理解毛主席说的‘没有翻译即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真谛”。

　　针对当时空军翻译存在的水平低、质量差等问题，会议还就翻译的标准问题展开讨论。早在1938年，刘亚楼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并在苏联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所以刘亚楼本身就精通俄文，谈翻译的标准问题时，就谈得入情入理，十分深刻。他说：“准确和通顺看来似乎矛盾，实际是统一的。

　　无论何时，都要使译文的准确和通顺达到统一。希望把它作为译文的标准。……我们应该在正确翻译的基础上力求通顺，丢掉准确而只讲求通顺是不对的，这势必要损害原文的真正含义。所以，每个翻译都要养成在准确基础上求通顺的习惯。”輥輲訛1951年2月19-24日，空军训练部召开了第二次翻译工作会议。百忙中的刘亚楼司令员又亲自到会，并给到会者作了国际形势的报告。

　　报告中，刘亚楼肯定了翻译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扬了一些优秀翻译人员，同时对一些翻译人员在业务上出现的自满现象也进行了批评，还明确了今后翻译工作的重点任务，即健全翻译组织机构、领导关系和工作职责，这为空军翻译人员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要“成为既懂俄文又懂技术的工作人员”。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翻译人员，刘亚楼除从翻译人员中抽调出部分优秀人员出国学习深造外，还计划3年内选调60名翻译到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另外还抽调150名翻译到航校学习航空技术，派26名翻译到军医大学学医，让这些翻译人员熟悉航空及医学知识，以提高翻译的精准性。

　　1954年6月，刘亚楼出席了第四次翻译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指出：“每个翻译都应该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能不能自觉地认真负责地翻译，是衡量翻译人员对革命工作态度的起码尺度。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误译、漏译现象，不懂装懂之风，极其严重。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政治态度，应该立即纠正。不要单纯追求速度，特别要注意质量，要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工作。”

　　1955年11月，针对翻译人员中存在的译风不正的问题，刘亚楼特别作了重要指示：“译东西，既不该生枝添叶，自作主张，乱加一气，更不准擅自去掉人家原来的意思。翻译好比理发，只该给人家梳理得漂漂亮亮，多余的乱头发可以去掉，反映出真面目，而决不准割鼻子，去耳朵。”輥輵訛1960年4月，在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刘亚楼司令员再次强调：“不管写东西，还是翻东西，都是给别人看的，一定要使别人能看懂，绝不能成心不让别人看懂。”

　　1964年4月11日，刘亚楼出席空军第十二次翻译工作会议，并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回顾了空军翻译工作的历史，强调指出：“翻译工作在空军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起了很大作用。在各个时期(空军初建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现代化建设时期、写条令教材时期)都是如此。翻译对空军建设是有功劳的。利用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外事活动和军事活动，都要用翻译，这是肯定的。这一行不会失业。将来翻译工作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一点要向200多位翻译讲清楚。翻译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为人民再立新功的。”輥輷訛事实充分证明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正确论断。大批苏联专家撤走后，空军翻译人员立刻投入笔译资料工作。

　　仅用3年时间，就集中力量翻出1200余万字，把编写条令、教材所用的外军资料全部译出来，得到编写人员的一致称赞。在这项工作中有不少翻译人员立功受奖，有的还被评为标兵。他们没有辜负刘亚楼的期望，为人民立了新功。1964年11月，身患肝癌的刘亚楼住进了医院，在病魔无情的折磨下，他仍带着重病出席了最后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会上，关于翻译队伍的建设，刘亚楼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在新的情况下，要“把翻译划分专业，在各个专业上搞工作。在原来的基础上稍加调整，可划分为11个专业。”輦輮訛为什么要划分11个专业呢?其目的就是为了把翻译工作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翻译工作同学术知识和战术知识的研究结合起来。如分到高炮专业的翻译，不能只是知道几个高炮方面的名词，而是要搞清、钻透高炮方面的历史、战术、技术方面的知识。搞导弹的要成为导弹方面的行家。

　　二是提出“看一个翻译的水平高不高，首先要看他中文水平高不高。中文水平不高，这是当翻译的致命弱点”輦輯訛。因为评论一个翻译水平的高低要看中文、外文、业务三个因素，最后的落脚点就在中文上。他认为凡是中文水平低的，都不能成为好翻译。提高译文质量，屁股要坐在中文上。当了十几年翻译，中文还很蹩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可以改行;一辈子翻不出一本书、翻不出一篇好文章，没有前途的，要淘汰。但是对处理的人，不能推出不管，不能一脚踢开，不能弄得流离失所，他们是有功劳的。要劝他们改行转业。

　　三是要“把翻译干部队伍搞起来。干部队伍的成长要搞出一套程序来”輦輰訛。四是“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翻译队伍”輦輱訛，并提出对翻译人员不应该称呼他们为“翻译”，应该称呼他们为“研究员”。

　　三、注意在翻译中发展党员，并对翻译人员在政治上进行关爱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很少，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工作，让他们重新学习，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随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195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向全国发行。一时间社会各界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影响，批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经历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

　　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翻译编写条令、教令、教材和教程

　　1958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輧輯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60年，由叶剑英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全军编写条令数材工作会议。会后，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党委立刻组成了空军条令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并由刘亚楼担任组长。

　　从1960年3月开始，刘亚楼着手抓落实工作，并下决心抽调精兵强将，组建得力的编写班子。开始时，个别部门的领导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不愿抽调得力干部参加编写工作，以为抽些“笔杆子”，把外国军队的有关条令教材修订一下，加些我军的具体实例，变换一下口气就可以了。

　　对此，刘亚楼在空军党委会上严厉地指出：“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教令、教程和教材，是有关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要下决心‘投资’，一定要下狠心，抽调最有能力的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抽下来，集中精力，利用两三年或三五年时间，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有人强调工作忙、抽不出来;有的单位借口训练和战备任务紧不给抽人，想派些‘二把刀’来搪塞，这是很不负责的!”

　　接着，刘亚楼又说：“不管别的单位怎么办，反正空军党委已经决定，由我来抓这项工作，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写小组的组长。我是下决心完成这项任务的，不完成，我死不瞑目。” 编写工作刚刚开始时，千头万绪，刘亚楼先抓“空军战斗条令”的编写，以点带面，全面铺开。外文秘书组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各国空军战斗使用原则，拉条对比，统一权衡，提出利弊，供领导小组参考。

　　刘亚楼形象地称这项工作为“上山采药”，而后拉条“梳辫子”“货比三家”，刘亚楼说：“唯有吃透外军的东西，找出他们之间的利弊，我们编自己的东西才能超过他们。”輧輳訛统一军语，是保证编写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从编写工作开始起，刘亚楼就强调军语统一的重要性。刘亚楼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4年，他精通俄文，听力很强，还能会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亲自翻译过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

　　1955年，他曾利用疗养期间亲自主持修订过《苏联空军战斗条令》译本。刘亚楼对翻译工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主张不吃透原文不能下笔。他曾说：“下笔前一定要吃透原文，也就是说一定要弄清原文的含义及作者想表述的战术思想，而后再下笔。”輧輴訛刘亚楼在对照原文校订《苏联空军战斗条令》时，发现译者将原文的“截击”译成“拦截”，把“歼击机”译成“驱逐机”，便找译者交换意见，让翻译把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