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评塞壬的《无尘车间》

　　《无尘车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塞壬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从工厂“无尘车间”的工作环境，到工友们的生存状态，再到所谓的“管理层”的监视和惩戒手段，以及劳动者微妙的心理变化等，塞壬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与呈现‍‌‍‍‌‍‌‍‍‍‌‍‍‌‍‍‍‌‍‍‌‍‍‍‌‍‍‍‍‌‍‌‍‌‍‌‍‍‌‍‍‍‍‍‍‍‍‍‌‍‍‌‍‍‌‍‌‍‌‍。 以拉长张淑云为例，这个“眼珠发黄干涩，但眼神专注严厉”的女人，是车间运转秩序的执行者，她像是一个独裁者样把控车间里的一切‍‌‍‍‌‍‌‍‍‍‌‍‍‌‍‍‍‌‍‍‌‍‍‍‌‍‍‍‍‌‍‌‍‌‍‌‍‍‌‍‍‍‍‍‍‍‍‍‌‍‍‌‍‍‌‍‌‍‌‍。 “致命的试探”与明目张胆的羞辱是其惯用的伎俩，刚入职的“我”也难以逃脱张淑云的掌控‍‌‍‍‌‍‌‍‍‍‌‍‍‌‍‍‍‌‍‍‌‍‍‍‌‍‍‍‍‌‍‌‍‌‍‌‍‍‌‍‍‍‍‍‍‍‍‍‌‍‍‌‍‍‌‍‌‍‌‍。

　　在张淑云指定的规则下，“我”甚至被塑造成一个告密者的形象，她对“我”的表扬与对工友刘倩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和拉长张淑云吵了一架》中，张淑云的骂人技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语言的暴力是其获取快感的途径，被骂者也习惯于这种“不扣钱”的侮辱，换句话说，张淑云的谩骂充满了仪式感，她在语言的狂欢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唯其如此，她才能确立和巩固自己的拉长地位。

　　塞壬是敏感的，她在认为自己即将丧失对现实的“切肤感”之际，毅然决然从充满隔离感与焦虑感的熟悉生活中出走，来到了工厂中。 以另一种视角来观照现实生活，塞壬蓦然发现：“我突然领悟了东莞制造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全部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全部的意志是一个意志。 它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笼罩着整个东莞的天空。 制造业的帝国，它将向我徐徐敞开大门。 ”工厂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让依存于它生活的个体变成“驯顺的肉体”，服从规则，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相应的一份报酬。

　　但塞壬绝非对工厂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对工油子阿坚们来说，工厂是包容的共同体，即便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入或者退出，工厂依然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地，在文章中，塞壬写道：“即使是失败，我还有最后的归属地，那儿的门永远向我敞开。 ”“永远对你敞开怀抱，你可以吃饱饭也可以睡得安稳，你永远不会走投无路。 它是一碗干净的饭，而且，理直气壮。 ”工厂与车间只是一种存在，一种连接人与商品的通道，它的属性不会因为人的喜好而改变，人能制造出符合规则的产品，就是被需要的，就是其接纳的对象。

　　在《无尘车间》中，有一些细节让人为之动容。 比如，在下班后，拖着疲惫与矛盾心理的“我”，果断回家给贵州那位女工友拿来一床毛毯; 对面那个来自四川姓邹的女工友，也从床底纸箱里拿出一件旧棉袄，给贵州女工友当枕头; 毛毯和旧棉袄传递出人性深处的善良与宽宥。 再如，赵妮对阿坚真挚与深沉的爱，流露出一丝“贞洁”的气息。 还有，当“我”迟到和离职的消息被工友们知道之后，大家想尽办法保住“我”不被扣钱和尽力拿到工资的真诚……这些细节是《无尘车间》中不起眼的插曲，却让读者在压抑、紧张、纠结、沉闷之余，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帮扶与理解，始终是存在的。

　　在我看来，塞壬的《无尘车间》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作者打通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通道：作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后的观察者，而是生活的参与者，在鲜活的现实面前，作家们没有理由选择退却，只有以全部的热情，直面写作的对象，在体验中观察和思考，才能写出有“切肤感”有气象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叙述中，存在着两种声音的交织与碰撞：

　　一方面，作为车间工人的黄红艳，一直在试图劝说自己适应“无尘车间”的运行规则，像其他工友一样将各种杂念驱除出自己的身体; 另一方面，作为作家的“塞壬”又时不时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那些屈从于规则之下的个体进行灵魂的剖析，作家的敏感与反思精神促使“我”不断地质疑张淑云的行为，并在适当的时机进行了反抗。 塞壬与那些被命名的“打工作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她也是自己作品的一部分，作为亲历者，她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在生活中写作，在写作中呈现自己的生活。 于是，作为工人的黄红艳、作为作家的塞壬，都成为《无尘车间》最完美的注脚。

　　周聪，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