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大众之“道”

　　摘 要：当代西方有相当多诠释和传播中国“道”的通俗畅销书，它们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批评，认为这种没有仪式的“道”是对中国文化的殖民，是“伪道”。 但是，从畅销译本和大众读物中的高频词和内容来看，这些文本中的“道”与西方学界对“道”的学术阐释并不冲突，它们是将中国之“道”的智慧用于后现代的美国生活。 某些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美国之“道”是“伪道”，缘于他们以西方宗教观为标准，强调有形的仪式，又忽视了“道”在中国的特定表现方式。 结合“道”在中国传统中的表现，美国之“道”当也是中国“道”文化的表现。

　　关键词： 道; 美国; 大众之“道”; 传播

　　20世纪下半期起，中国的“道”概念从西方学界延伸至大众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大众之“道”(popular taoism)。 以美国为例，除了远赴中国圣地的灵性修道者，还有没到过中国的本土修道者，这些都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与研究。 除此之外，还有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称的“Pooh tao”，它成为一时潮流，这从《道德经》大众译本的流行即可看出。 据Lucas Carmichael统计，自2010年以来，《道德经》译本年均新增十八本，且还在加速增长。 但早在此之前，“道”就已经开始渗透到西方社会中了。 像《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和《小熊维尼之道》(The Tao of Pooh)催生了大批“the tao of sth/doing sth(即某物/事之道)”等大量读物，“tao”一词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智慧的指称，那么，它具体是指的什么? 我们可以从畅销书中寻找它的核心要素。

　　一

　　要理解西方大众之道的内涵，我们先要了解最能体现其观点的大众读物，例如米歇尔(Stephen Mitchell)的《道德经》译本(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戴维(Wayne W. Dyer)的《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以及John Herder的《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这些都是美国最为畅销的读物。

　　这些畅销书销量极大，但被不少学者定义为充满了“误解”的伪“道”。 它们到底是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殖民和想像，还是可能承载并传播道的文化使者? 笔者发现它们中的“道”多否认理性主义、肯定整体宇宙观、强调自然无为，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道”的强调直觉、提倡“自然”“无为”是相关的。 但是，这些大众之道的接受者何以受到批判和否定? 本文逐一分析了部分西方视角，包括许理和(Erik Zürcher)、卜松山(Karl-Heinz Pohl)、康加迪(Louis Komjathy)、柯克兰等的观点，重点介绍了Elijah Siegler、宗树人(David A. Palmer)、苗建时(James Miller)等的研究。 最后，针对西方观点，本文将结合道在中国的传统表现，呈现中国视角下的“美国之道”的合法性，作为中国对西方观点的回应。

　　首先，本文将呈现畅销书本身的“道”，先以最为著名的米歇尔《道德经》译本(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改变思想，改变生活》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以及《领导之道》 (The Tao of Leadership)为例以管中窥豹。 这三本都是自出版以来在亚马逊上“tao”类读物排行榜前列的书。

　　米歇尔没学过汉语，只是从以往的《道德经》英译本中汲取灵感，但成功地传播了有思想性的“道”。 例如，他将“道”与“上帝”区分开来，“虽然‘道’是万事万物的基础，但它不是统治者：万事万物产生于它，但它不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道”之造物与工匠造物是不同的：“道”之造物是像母亲生育一样，孩子有自身的生命，匠人造物是以匠人主观意志为转移，被造之物自身没有主观能动性。 道之中，万物各有其道，故万物并不像基督教中那样匍匐在上帝脚下，而是有着自身的生命力。

　　米歇尔认为，这一生命力应该自由释放：“能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进程展开吗? 以让它们释放自己的能量”，“就像观照自我一样观照世界，对事物本身的运转充满信心”，按照老子观点，宇宙万物处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中，顺应道者在与他者相处时，是与对方融为一体而不是征服世界。 其对中国的“道”的体现还有多处，但重要之处属于中国道家思想中的整体观、自然无为等内容。

　　这一思想在另外一本畅销书中《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也有体现，该书作者戴维同样不懂汉语，其对“道”的认识来自于之前的五个《道德经》英译本，该书不是对“道”的学术解读，但也提出“道”的核心是精神，“有生于无”即是指无状无貌的精神之“无”是“有”形有色之物的根源，对他来说，“有生于无”意味着看不见的精神之“无”是有形有色之物的根本。 他还提出，《道德经》的注解经常将“道”翻译为“the Way”(注：英语中，“Way”指通往上帝之路)，将“德”翻译为“形状和力量”。 对他来说，“道”的特点在于“自然”，不像上帝一样具有强迫性，是让事物自然展开和呈现。 “道”是人类存在的本源与根据，人们惑于物欲而偏离了“道”。 即令是误入物欲者，如果他们能复回到“道”之根，也能够获得快乐。 这一诠释与道家思想确有相通，与中国传统的所谓明心见性(或复性等)也是相通的。

　　上述两书都强调整体和谐、自然无为等，那么这种“道”的内涵是不是也是“道”类其他读物的核心? 为此，本文比较了《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365日之道：每日冥想》(365 Tao: Daily Meditations)中的高频词。 虽然《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并非学术著作，但它被引用达400次以上，该书作者指出：

　　成千上万的道家箴言和信条渗透到几乎所有的生活领域，它们包括学会节制、妥协、跟随、反思、促进、宁静、不干涉、组织、简朴、包容、意识、正直、相遇、机会、刚性、助人和放手。

　　为更客观全面比照该书中的“道”，本文归纳了《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的目录，它和《道德经》一样有81章，原书中多有表达“整体”或“平衡”思想的关键短语，还包括“矛盾统一”“公平”“公正”“整体”“适度”“创造性”“流动”“一”“没有敌人”。 它用了表示“平静”“和谐”的词，像“恒久的和谐”“宁静”“融入和谐”“没有怨恨”。 它还多次用到表达“自然”之意的不同概念，例如像是“自然法则” “自己的自然” “没有法则”“知道何时中止”“放手”“没有难处”。 更多的词语表达了“妥协”之意，如“不要争斗” “灵活”“非暴力”“谦逊”“曲折妥协”“和平”“低调”“敬畏和接受”，还有“柔韧”。

　　此外，目录中还有不少强调超越主观自我的条目，例如“超越自我中心”“内在光辉”“超越生活”“开明的领导”“独立心态”“不执着”“内在的自信”“自己的乌托邦”。 它还用到了各种表达不进行判断的词语，包括“不判断”“就在当下”“简单就好”“不独断”“超越判断”“不为好恶而烦恼”。 其他不能明显归入某一类的有“源于伟大”“合乎道德”“朴实无华”“超越表象”等。

　　《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中的目录强调整体和平衡意义的词，包括“团结”“正直”“公平”。 还有与“平静”和“和谐”有关的词，像“斗争” “团结” “正直” “公正”等。 “自然”意义的词，例如“自然”“流动”“放手”“不干涉”“简朴”“慢下来”“干预”“自私”“水”。 表达“遵守”的词，例如“进度 ”“过程”“柔和”“理解”“推动”“抗拒”“僵硬”“妥协”。 与个体独立相关的词，例如“做自己”“自私”和“自我”。 还有一些无法归为某一类别的，像是“回应”“争吵”“意识”“领导”，等等。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书目录的交集：整体、和谐、自然、无为、自我、顺应等都是该书所强调的，它都强调“平衡”“整体”“流动”“个性”“让步”等，而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更多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这也是其他道家通俗类刊物都强调的理念，不少大众读物的书名直接体现了这一点，如《每日之道：平衡与和谐生活》(Everyday Tao: Living with Balance and Harmony)、《解压之道：平静、平衡、简约的生活》(The Tao of Stress: How to Calm, Balance, and Simplify Your Life)、《关系之道：两性平衡》(The Tao of Relationships: A Balancing of Man and Woman)。 另一方面，因畅销书学术上并不非常精确，他们对“道”的描述并不是非常标准的，可能与大众的理解更接近，明显有西方文化色彩‍‌‍‍‌‍‌‍‍‍‌‍‍‌‍‍‍‌‍‍‌‍‍‍‌‍‍‍‍‌‍‌‍‌‍‌‍‍‌‍‍‍‍‍‍‍‍‍‌‍‍‌‍‍‌‍‌‍‌‍。 这些文本中西方文化的痕迹仍旧浓厚，如“上帝”这个词并未绝迹，在有些书如《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中出现频率还非常高。

　　这些有着西方痕迹的中国之“道”畅销读物，是否漫无边际的信口开河? 我以为，它们的“道”与严肃的学术研究中呈现的“道”并无河汉之别，我们从西方哲学和道教学者中都可以看到这些“道”的影子。 以当代比较哲学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先生的研究为例，他对《道德经》有过长期而深入的分析，其《道德经》译本就强调了老子的宇宙论即整体论，认识到对立面之关系，强调对立双方会形成互补的和谐关系等，还强调了其中的“自发”性，安乐哲认为，“道家”以为世界是“自然”的，也就是自主产生的。 与之比较，我们可发现，前面几书提到的也都是如此，安乐哲对“变化”的强调，与大众读物中对“过程、流动”等的强调也是相通的。 哲学界之外，美国还有很多将“道”与自身领域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或者书籍，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教育之道》(The Tao of Teaching) 这种，和大众一样，学者也欣赏“道”中对过程、融合等的强调。 如此可见，不懂汉语的译者、畅销书作者的“道”，其强调整体、平衡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和严肃的学界对道的理解是一致的。

　　实际上，当代美国对道教的欣赏，它是一种当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思想的吸纳，安乐哲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哲学学科中，超越主义严重，它在当代受到了批判; 而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与宇宙论则一直强调重视现世世界，这一思维方式能够加入到对超越主义的批判中。 “简言之，随着当前对怀特海尤其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日增，随着在其哲学文化自身内部的成熟，这种新的自然形成的过程哲学的西方版本能够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批评。 ”这与后现代人们对灵性的呼唤有关。 译本和畅销书中肯定“道”的关联式宇宙论，强调整体和平衡，与中国“道”的概念并不相悖。

　　尽管如此，学术著作中的重点是强调理论理解和诠释，而大众读物是关注在生活实践中顺应“道”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像《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就是因为其生活方式使人受益不少。 学者指责畅销书不只是引起了阅读上的改变，更是篡改了“道”的传统。 那么，问题则在于：畅销书中提倡的大众之“道”符合中国的“道”吗? 我们可以看它的核心特点。

　　首先，大众之“道”表现为“忘”掉社会价值体系所确定的“自我”。 这种价值体系赞美对外在世界的征服，追求作为人类力量和理性的“本我(原词为self，在汉语中实际没有特别对应的词)”。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被推向极致时，工具被当成了目的，人们将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我当成了真实的“本我”，在追求没有终极的欲望中，人们往而不返。 道家预见到这种往而不返，提出了“忘”，这种“忘”不是生理意义的忘，而是对自我中心意识和思想的更高层次反思，“忘”最直接的表现是超越物欲：

　　“在‘忘’的过程中，我们抑制欲望、排除私心、挣脱束缚，‘忘其肝胆’、‘忘年忘义’、‘忘其所受’、‘忘天’、‘忘物’，从而撇开所有无关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去蔽的过程。 ”

　　畅销书如米歇尔的《道德经》译本(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中，顺从“道”的圣人“最终复归本根，体悟到一已之无限本性……因此，他们抵御物欲和名望的引诱，避免堕落。 ”以此反拔过度的物欲。 “自我”更深层的表现是强烈的“自我意识”。 “我思故我在”的理性光芒对现代化功不可没，但当抽象思想占据了人的全部时，人们无法再感知鲜活的现世生活中“真实/真诚的精神/生活”。 这一思想在后现代引起了共鸣。 它表现为对自我意识的否定：“婴儿本没有自我意识，但当它被引入自我定位的迷途时，它开始思考‘我’应该做什么? ”

　　这一观点还表现为对人们引以为傲的“思想”的否定，《改变思想，改变生活》(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中强调的放手、不执着都是指不要干涉事物的自然发展，不执着于自我主观意志。 “从道”是内心认可事物各有内在的“道”，表现于外即是因任万物之自然本性。

　　在相关图书中，“接受”和“顺其自然”等词频繁出现; 只有内心真正“接受”，才能由衷地顺其自然。 以此，人们可以进入“道”的平和宁静，“道”经常被与“平衡”和“和谐”连在一起。 阐释者多提倡理解和适应当下，而不是对抗和改变。 更详尽和有代表性的是冯家福本《道德经》编辑所言：

　　安顺地接受一切，无需改变它。 研究事物和工作的自然顺序而不是反对它……“理解”的原意是“谦卑地站立”。 (笔者注：“理解”的英文单词为understand，分成两个单词就是“under”和“stand”，而“under”是“下”的意思，“stand”则为“站立”)

　　当开始接受万物时，“道”可以带来内在的平和：

　　老子认为平静是内在的。 只有当我们内心平静时，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观察外界，更有效地行动，更好地实现和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周围的能量场的交流……我们在外在的大化之流中，看到了自然中隐藏着的韵律……这个内在的韵律是自然节奏的一部分。 跟随这些节奏，我们能够发现我们内心更多的平静。

　　认识到这点，从原来对外界、对人自身的对抗情绪中解脱出来，个体与外在就和谐为一了。

　　其次，“道”在否定世俗之“我”的同时，建构了积极的、轻松愉悦的“从道”之我，米歇尔将其解释为“满意于你所有的，快乐地接受事物本然的发展。 ”

　　米歇尔的妻子Katie说喜欢“道”而不知道“终极现实”：“对我来说，现实是简单的。 它后面或者它之上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它没有秘密。 它就是你看到的，正在发生的。 ”

　　超越了思想禁锢的人与他者在“道”性的相通中和谐共振，感受到生命的律动：“那时那地，我们都是‘武当’(注：指作者在武当山时候体悟到‘道’)，我们都是武当，你是武当。 只要你站在山上或海边，感觉到你与周围的无限融合，这就是道家所称的‘一’。 ”在“道”中感受生命，现世生活仿如一卷有生命的画幅在徐徐展开。

　　顺从“道”，人从对超越世界的追求拉回到对现世人生的体悟。 正因为“道”并不在超越的上帝那里，而在于现世的个体内心中，因此，个体都可以也应该追随自身独特的“道”，这也适应了后现代个体的需要：“新千年这一代对个体有着强烈和清楚的感觉，他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因而他能够坚持自己本性，而不需要为别人的观点烦恼。 ”“道”对“自我”的否定与新个性主义对异化“个性”的否定共鸣。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自然”“无为”并不是通向消极退缩。

　　于大众来说，《道德经》并不玄空高远，而是可以用于具体生活的积极智慧，是自我实现的积极途径，《领导之道》(The Tao of Leadership)被学界广为引用也说明了它并非玄言。 “从道”是跟随和接受，但不是指消极看待外界，而是相信事物有其内在的力量，接受事物的本然状态，事物内在的能量方能充分释放，终能获得积极的效果。 因此，但凡对“道”有感悟者都可看到遵从“道”的智慧。

　　由此，产生了“‘道’的智慧”和“做……事之‘道’”等一大批强调这一智慧的读物。 作为一种方法和人生方式，我们看到的畅销书中的“道”与中国之道有着相通之处，它将理想人生从遥远的彼岸拉回到现世生活‍‌‍‍‌‍‌‍‍‍‌‍‍‌‍‍‍‌‍‍‌‍‍‍‌‍‍‍‍‌‍‌‍‌‍‌‍‍‌‍‍‍‍‍‍‍‍‍‌‍‍‌‍‍‌‍‌‍‌‍。 体道的生活强调有机整体观和阴阳平衡，生活智慧以及真正的“我”。 但在西方学界，它多被研究者认为缺乏真实性，原因何在?

　　二

　　西方大众之道被学者所关注，既有贬斥者，如世界著名汉学家许理和、卜松山、美国道教学者柯克兰和康加迪; 也有正面肯定的英国学者克拉克(J.J.Clarke)、美国独立学者哈蒂(Julia Hardy)等。 哈蒂(Julia Hardy)说，“坏”的译本经常产生了“好”的宗教，指那些没有读过《道德经》原典的译本从技术角度看是“坏”的，但是其形成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宗教。 克拉克认为这一现象对道的传播有利，而且对西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此外，还有态度比较平和的学者，如经历了道教研究之两个阶段的吉瑞德(Norman Girardot)先生，从社会学角度全面研究修道实践的宗树人和苗建时，他们从各自角度研究了各种形式的美国之“道”和《道德经》译本，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学者反对大众之道? 许理和认为，《道德经》最重要的本质应是特定的宗教修炼，但畅销书中的老子之道“被经理和工业资本家所运用……看起来使我们发笑”。

　　汉学家卜松山则认为，“道”是被当作拯救物质泛滥而精神空虚的西方文明的灵丹妙药，是庸俗化的道家学说，道教之被广泛接受的原因是道家经典作家的神秘主义与自然纯朴两者吊诡的混合，生活智慧和终极真理与道家文本玄秘的歧义性和开放性合在一起，使得道家广为接受。 在他看来，道的大众传播只是时代玩偶，它的影响是从思想层面发展至宗教行为。

　　虽然他们有相似，但是缘于不同的出发点，他们之间也有区别。 作为宗教学者，许理和强调与《道德经》相关的宗教修炼的重要性，他认为大众之道中没有这些，以此不满大众之道; 卜松山则是出于大众之道缺少学术严谨而拒绝它们。 以此，许理和高度肯定强调宗教修炼的大众读物，卜松山则认为“从社会全方位看，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乃是一个极大的创造性误解。 ” 虽然这两位的具体态度有不同，但在否认大众之道的方向上，二者是一致的。

　　具体到美国的美国之“道”，美国学者对它持积极看法的并不多， Steve Bradbury认为美国“征服”中国的哲学道家而为己用，是宾纳(Witter Bynner)将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个人主义注入了《道德经》，这一观点得到柯克兰的响应，他尖锐批评米歇尔和Ursula K. Le Guin等的译本和《小熊维尼之道》之类的书，认为美国对“道”的阐释是文化殖民，他认为美国化了的“道教”没有上帝，将自己当作唯一的权威和真理。 康加迪将道之盛行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禅宗盛况，认为这些充满了“误解”：

　　这些误解植根于传统的儒家偏见、欧洲殖民主义还有基督传教士，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新教人士。 他们的观点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新时代)灵性、东方主义、常青哲学、灵性资本融合的产物。 他们驯化、过滤和扭曲了道教，并剥夺了实际的道教和道团的权力。 按他们最高级的表达，道教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宗教运动(NRM)的一部分，可称为“西方流行的道教”。

　　对于流行读物，他认为其作者没有认真研究和正确理解道教，它们是西方流行文化、新时代灵性以及自救和流行心理学的一部分。 他认为，这些与作为宗教传统的中国道教是没有联系的。

　　柯克兰和康加迪两位都是专业的道教学者，专业研究使他们对中国道教的某方面了解更为深入，并将其研究结论扩展至所有中国的道教，他们认为西方早期的“道”的诠释植根于各种东方主义误读中，以此为基础的西方大众对“道”的理解也是不正确的。 他们的学术态度使得他们以“真实的道教”来评判其“真实”性，并以他们认为的“道教传统”评判普通受众的美国之“道”，否定纯粹精神和情感性的追求。 与其说他们是否定美国之“道”，不如说是否定了他们之外的人认为的“道教”。

　　其他一些西方学者批评了畅销书中的特定翻译。 例如Paul R. Goldin批评了Thomas H.Miles，因为后者将“居”翻译成“获得声望”。 在Goldin看来，“居”应该翻译为“dwell”和“reside”(注：两词都是“居住”的意思)。 他认为他们毫无批判地采用了“获得声望”而没有注意到应翻译为“居”：“很明显，Miles和米歇尔读过陈荣捷的译本，并且以此修改了他们的译本以适应。 ”虽然Goldin的翻译观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古代汉语的文本语境以及在翻译《道德经》时候需要的灵活性。

　　与这两位学者有所不同的是，吉瑞德比较宽容。 他经历了对老庄只重文本研究的汉学时代，也参与并促进了汉学研究转向之后的道教研究，而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强调修炼与仪式等。 他早期曾以《小熊维尼之道》(The Tao of Pooh)和米歇尔的译本带领学生轻松地进入“道”; 而有了专心写作潜心研究“道”的体验后，他感觉深入地修行才能真正地悟“道”。 以此，他并不极力否定畅销书，而是呼吁大家要正视这些现象，这一呼吁应和了那些认为自己热爱“道”但被学界所否定的Ursula LeGuin们。 与之相似，著名道教学者科恩(Livia Kohn)也提出：“《道德经》的老师们要帮助学生跳出将《道德经》当成‘生活哲学’的美国版本的模式，欣赏它的丰富历史和接受史以及对传统的滋养。 ”

　　大部分西方学者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一现象，但宗树人和Elijah Siegler还有苗建时修正了这点。 他们研究那些爱好道的美国人——有些是认真的修炼者，有些则是喜欢与道相关的哲学和文学。 尽管如此，他们调查的一些道士多是大众读物的读者，他们在美国道教的语境中生活、工作和修炼。

　　Elijah Siegler专门研究了大众之道的形成，他的研究对象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没有修炼实践的西方道士，这些人只读了《道德经》等或者以通俗形式解释道的《小熊维尼之道》，很喜欢其中的概念，就此认为自己是道士，但并不了解道教的历史、修炼或者道教。 即令是一些与“道”有关的网站，他们也不特定标明可识的身份。 他们甚至于不喜欢“道士”这个身份，认为这个定义实际上限制了它，他们不需要与“宗教道教”发生联系。

　　Elijah Siegler援引社会学家韦德·克拉克鲁夫(Wade Clark Roof)的观点提出，在当代，宗教越来越成为个人的事情，宗教组织弱化，信仰被看成是个人的选择，与个体体验一致。 根据现代的身份形成理论，人们从一系列选择中形成身份。 就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的，在日常生活经历转变和现代制度分裂倾向的背景下，必须创造自我认同并或多或少地不断重新排序。

　　当代美国的道士们，即是一种新的自我认同。 Elijah Siegler采访的一些道士，他们从阅读这些《老子》译本中得到了“自然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与大众之道中传递出来的一致：整体道(The Integral Way Society )分享倪华清传播的老子传统和古代道家圣贤的自然智慧，为现代世界服务。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培养平衡、健康、和谐与美德。

　　值得注意的是，当柯克兰以这些人没有“宗教科仪和知识”而否定这些人的道士身份时，这些人自己也不接受道士身份，有着“传统”的民间或宗教道教是被他们否定的。 倪华清甚至在不少场合明确表态，他不教宗教意义上的道教。 如此可见，他们反对将自己与“宗教(religion)”等同起来，而只认为自己与老子和古代道家圣人传统的自然智慧有关。

　　师从谢明德(Mantak Chia)的Michael Winn是治愈道(Healing Dao)的发起人，也表达了这点：

　　(美国)道教的形式与中国不同，并不一定是它在中国的样子，中国历史上的道教有宫观、道服和官方宗教以及人员。 在西方，它更多的是个人信仰以及与道合一以及对道的结构的认同，有点像中国早前的道教。

　　这两位都特意表明自己并没有那些科仪和宗教的形式，也没有宫观和道服‍‌‍‍‌‍‌‍‍‍‌‍‍‌‍‍‍‌‍‍‌‍‍‍‌‍‍‍‍‌‍‌‍‌‍‌‍‍‌‍‍‍‍‍‍‍‍‍‌‍‍‌‍‍‌‍‌‍‌‍。 他们认为制度道教产生后，真正的“道”就消失了，他们才是真正复兴中国之“道”的人。 他们认为，“宗教的”道教是“坏”的，而“哲学的”和“神秘主义的”则是“好”的，他们强调自己是哲学的以与“坏的”宗教分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否定“宗教的”道教的观点被一些学者所否认，柯克兰就提出：

　　就道教而言，北美大众话语认为哲学道教和宗教道教之间的区别以及前者是“真实的”道教。 因此，在北美，更多人会因为自己发现了某些通俗出版物有意义而就自我认定为道士，这些个人和群体实际上与更大的道教传统没有什么历史联系。

　　在柯克兰看来，这些畅销书的读者其实与中国道教传统没有关系。 Elijah Siegler的观点与之近似：

　　它很大程度上缘于复原主义的……(复原主义)是清教徒、摩门教徒和基督徒等关于宗教真实性的论争，有着浓厚美国特性。 其他人中，美国宗教史学家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将复原主义定义为“意欲使重要信念或修炼恢复到最开始时候的纯洁，信徒们确信这些信仰或修炼已经丢失或是被腐化。 ”

　　如此可见，普通的修炼者与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 学者认为只有那些具备谱系传承或者严格的道教修炼(即有“真正的”修炼)的才是真正的“道士”，而普通的修炼者则认为长久以来固化的宗教修炼和仪式才是形式主义，他们拒绝这样的纯技术，认为不是真正的道。 虽然彼此观点相反，但二者有着相同之处，即都认为没有宗教修炼和科仪的“道(dao)”与作为制度传统的“道教(daoism)”二者区别很大甚至完全对立。

　　这也就是说，一方相信只要有“真正的教导……真正的修炼”就会有真正的“道”; 而另一方认为，没有宗教修炼和科仪的“道教”都是虚伪的。 一方贬低没有修炼和科仪的“道”，认为它与“道教”并没有关系; 而另一方宣称正是这种宗教形式破坏了真正的“道”和真正的生活。 柯克兰说将那些热爱“道”并且依据“道”生活的人当成“daoist”或“dao-ist”，这一评价本身也是误读; 而信仰大众之道的人认为宗教修炼和科仪只是真正的“道”的“迹”，同样如此。

　　以此，比较普通大众和学者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和“道教”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对立，它们存在着潜在差别：

　　大众和学界接触《道德经》的路径间的潜在紧张与另一种潜在的张力有关，即迈克尔·拉法格提出的，一种阐释是想要“复归本义”，一种阐释是想要提出对当代读者的意义，它们存在着阐释学的区别。

　　某些学者认为有着中国传统修炼和仪式的道教才是真正的道教; 而大众之道的信仰者们更愿意自己理解“道”，去掉了会压制个体的、由权威裁定的科仪教令和修炼，他们认为这种“道”才是真正本初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哲学界的声音，例如方破(Paul Fischer)认为，虽然中国有“Dao”和“ism”,但是，没有“daoism”，这个“daoism”术语不过是西方的发明。 (注：“ism”是西方“宗教”意义的后缀，方破认为没有daoism，意思是指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道”的宗教)他认为中国的道家和道教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哲学的和宗教的“道教”(daoism)之间的区别远大于其相似。 而且，他提出一个不同于甚至于与宗教学者相反的观念：“一些宗教学者试图使哲学道家合法化，但是无可否认，‘daoism’只是西方概念，历史上只有‘道家’和‘道教’”。 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包括老庄思想和后来科仪的道教(daoism)，相反，他认为有一个“道家”，大众读物中的“道”就属于这个“道家”。

　　克拉克与之相似，肯定了西方之道，认为虽然东方思想常常被误读，但它已经融入并帮助塑造了欧洲思想和文化的结构，而对这种影响及其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西方学界已有关注但还是不够。 他指出中国“daoism”的特殊之处，特别是道家与道教的关系：

　　因此，我们遇到的道家/道教的区别与西方的哲学/宗教的区别不一样，而且，如宗教史学家Jordan Paper 指出的一样，欧洲研究倾向于将宗教和文化区分开来，西方熟悉这两个词语，但在中国语境中这样区分则是不行的，会产生误导……在中国语境下，要非常小心，不能轻易说一个人“是(being)”道士或是断言一个人“属于”一种宗教。 (注：这里是指东西方一是对哲学与道教的观点不一样，二是中国宗教不像西方一样有排他性和专一性，西方宗教人士可以被确定为属于一教，且属于这一教就不是另一教，而东方人则可能同时属于几种宗教。 )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回答了为何美国道士并不愿意自己被当成“道士”的原因。

　　克拉克也揭示了宗教学者在其他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在他看来，道教具有反叛色彩，而当代道教学者则更偏向于认为，道教虽然对抗过朝廷，但后来反叛性并不强，更多是与皇权合作，力争得到皇权的认可。 这一区别，笔者认为，缘于“道”像光谱，其一端是老庄中的自由理想，它鼓励人们反抗正统和皇权; 另一端则是无为和存思，通向顺应外界无需对抗等方向。 因此，在那些宣称喜欢道的人中，有远离皇权如孔融者，也有热切与朝廷合作如寇谦之。

　　宗教学者、宣称顺应道的大众、哲学家的观点彼此冲突又有交集。 特定的宗教教令、修炼和科仪是关注的焦点：宗教学者将它们看成是真实的道教的标志，有仪式的道教才是“真的”道教，大众认为仪式不仅不是“真”的标志，反倒是“不真”的表现，他们更需要直接体悟到“道”。 宗教学者与哲学学者在老庄之道与宗教道教的关系上看法也不同：宗教学者认为老子和庄子也是没独立功能的道士，与仪式生活不同; 当这样定义时, 畅销书中的“道”与“道教”无关，只是打着西方幌子的“道”。

　　与此相反，哲学家认为，老子和庄子的道反映了一种思想的特殊形态，有些甚至认为作为宗教的道教晚于道家，这反映了早期汉学家的观点。

　　在关于美国之道的“真伪”上，Elijah Siegler曾感叹，没有真正的“发言者”，因为发声的学者和道士都是西方的。 那么，来自“道”文化的发源地中国的人们又当如何看待这些没有“传统”的“道”? “道”能从中国文化中翻译过来吗?

　　三

　　在西方学者看来，道教是中国文化中的产物，他们强调真正的“道”也内在地属于中国，但是，他们所认为的这种中国之“道”，多是得自于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研究，他们以其学术所得去判断美国之“道”是否合乎中国之“道”。 但是，“道”在发源地中国是否就是他们认为的离不开具体的宗教修炼和科仪? 另外，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否美国之“道”就和这些学者认为的一样并非是“道”?

　　首先，中国的“道教”是否就是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一定要有类似于西方宗教中的科仪，没有宗教修炼和科仪的“道”必然是假的吗? 在这方面，杨庆堃先生早就提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的宗教形态与西方人熟知的宗教是不同的，中国是弥散式宗教。 在中国，大部分思想观、价值观并不一定表现为具体的信仰、仪式和形式，而是渗透于生活之为人处世。

　　其次，有没有一个意识界限非常明确清楚的“道”? 我们以什么判断是否属于“道”? 实际上，中国的“道”像一个“光谱”，柯克兰也以“光谱”描述北美道教，克拉克也认为，“道教已经开始渗透到西方思想中，道教在西方崛起，它像一个光谱一样，包括从大众到学界、从精神到哲学的各个领域。 ”

　　作为光谱的“道”，它的一端更多强调信仰和思想，另一端更多强调修炼和科仪。 他们有着同样的特性，即强调自然和无为，虽然这些原则在具体理解和修炼上有不同。 不同的诠释在对道的理解上也不同。 因而，一些人认为应该控制欲望，因为欲望引起的喜怒情绪会阻碍人们在平静中顺应道; 而另一些人认为应该释放情感和欲望，因为情感和欲望都是人的自然天性。

　　中国魏晋时期的刘勰，有所谓“道之三品”之说：“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 ”(《灭惑论》)意思是说《道德经》中的老子是最上品，高于追求个人修炼成仙者，而修仙者又高于以张道陵为祖师的天师道。 天师道中的仪式性使得它更容易堕落，因为并不真正知道“道”的人也可通过宗教集会等外在形式声称自己是道士。 这一历史文献说明，当时就出现了“道”的堕落，这也说明道家和道教的区别是有着更深层和古老的文化原因。

　　于中国来说，好“道”者也不一定有科仪，宋代时期的著名文士苏轼，其早年时期虽非道士，但其文章中体现了强烈的好道色彩，年青得意之时，即对其弟写信说，看到庄子时“心有戚戚”。 同朝代的著名词人辛弃疾亦是如此。 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修道，更表明有形的道教科仪并非道的必备元素。

　　制度化的道教中也体现了这点，例如张三丰推动三教合一，以“道”为尊，而“道”的核心并非科仪而是“仁义”，所行道术若违背人伦道德，则该法术非有“道”之术。 《张三丰先生全集》中，冰壶先生欲以符咒之术传张三丰，张三丰笑答“我将以道奉子，子乃以法授我耶? ”并作《道法会同疏》提出：

　　法非道无以资其本原，道非法无以显其妙用。 道法兼备，体用圆融……胶漆相投，当无离别之理; 道法同会，总结非常之缘‍‌‍‍‌‍‌‍‍‍‌‍‍‌‍‍‍‌‍‍‌‍‍‍‌‍‍‍‍‌‍‌‍‌‍‌‍‍‌‍‍‍‍‍‍‍‍‍‌‍‍‌‍‍‌‍‌‍‌‍。 (《张三丰先生全集·与明冰壶〈道法会同疏〉》)

　　可见“道”与“术”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之中又别有轻重：“道可以兼法，而法不可以兼道”(跋《道法会同疏》后)。 不仅如此，作者强调“修心炼性”，但是，这种修炼，更多的是强调“仁义金丹”。

　　《玄机直讲》中说：“初功在寂灭情缘，扫除杂念，是第一着筑基炼己之功也”。 《玄要篇》中说：“未炼还丹先炼性，未修大药且修心”。 在《道言浅近》中进一步指出：“大道以修心炼性为首。 ……修心者，存心也; 炼性者，养性也。 ……心朗朗，性安安，情欲不干，无思无虑，心与性内外坦然，不烦不恼，此修心炼性之效，即内丹也”。 可见，炼丹首先就要平息凡人之欲望，在此基础上，炼成仁义金丹，这与强调发明本心之善、涤除俗世欲望的明代心学完全相通。 如果没有“心”的修炼，则“按摩导引，吐纳呵嘘，修服药草，为养生之方者，虽能暂去其疾，难逃老衰命尽，而被达人耻笑也”(《大道论》)。

　　那么，所谓“修道”，就当时的社会来说，其意是指修炼还是指有“心”“性”者? 白话小说《三言二拍》非道经，更能够客观体现时人对所谓有道之士的看法。 其中，《庄子鼓盆成大道》中，庄周变成王孙老头的故事融合了庄周梦蝶、庄周妻亡和民间喜好的人伦故事，结局重点并不在于谴责其妻子的背信弃义，而在于“蝴蝶庄子、王孙老头，俱无区别。 ”万物不过是“道”在世间的显现，都只是暂时的，姣好之容、夫妻之情都只是幻相。 《张道人七试赵升》中，赵升先后遇上美女、黄金、老虎，这些分别关乎女色、财富、生命，但赵升全然无以为念，实际上，这些都是张道人考验赵升所幻化，它隐喻着女色、财富及至世俗生命的短暂和转瞬即逝，这有着浓厚的看淡功名利禄之意。

　　以此言之，可知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所谓“道”本就是一个光谱。 从看淡名利的思想到斋醮仪式都可包含其中。 不仅如此，它并不一定体现在有形的仪式中，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 正因为此，道家文化对一个人的人格影响也是遵循上述机制的。 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老庄的哲学著作，也会有乐天知命淡泊名利的人生哲理。 道文化是包括处事方式、生活方式、理想人物、价值观念和修行方法的系列，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认同这个文化范式并无具体有形的痕迹可循，但它无处不在。

　　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先生也以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人广为接受的生活谚语中即体现了中国的辩证法，例如“花无百日好，人无千日红”“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等，这是一种渗透到行事中的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和不断的变化过程。 从外在表现上，他们与老庄极为相似。 古代的一些诗，例如“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它并不体现为有形的形式，而是体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中，并与儒家形成阴阳的两极，两极作用使人斟于动态平衡，以此，中国人在年轻时候多尚儒家，而中老年则多敬老庄; 顺利之时奉行儒家，失意之时多遁入老庄。 所谓“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是此儒道结合。 “尽人事，听天命”亦是以积极行事与淡泊处事的结合。

　　如此可见，在中国，“道”的概念和态度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微妙之处，它并非西方学者所认为的必须有科仪，也无法进行精确的测量，而是一个类似于光谱的文化。 以这对道的认识为标准，中国人对美国之“道”的认识也会不同于西方学界。

　　东西方学者改变了道与道教间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观点，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道德经》中勾勒出来的“道”也应是作为宗教的道教这一整体中的一部分。 因此，那些顺应道但没有宗教修炼和科仪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是虚假的。 但是，当代学界中，包括最著名的学者如刘笑敢和詹石窗先生，都提出道家和道教之间虽有所区别，但二者都属于道学。

　　这二者既不是相对也不是相同，而是都处在“道”的范围内。 这意味着道家道教之间有一个既非白也非黑的灰色地带。 例如，一些将顺应道作为生活方式的人并不修炼特定的科仪，他们以特别的方式表现出他们对道的热爱。 有的喜欢在山水间遨游隐居，有的喜欢存思，还有的是抛弃功名。 体道的生活和作为宗教的道教生活彼此并不矛盾，同属于道的同一光谱中，具体形式可能是从一端到另一端。

　　一些美国道士反对宗教形式，但是又会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物件来突出其“道”，例如倪华清、Solala Towler、刘明、Car Muller等，他们穿“道服”，吹笛，或者兼而有之。 从中国人角度看来，这并不难理解，吹笛是体道生活的表现，虽然它似乎有着外在的形式，但它和光谱另一端的宫观戒律比起来，则又没有那样组织化。 它是一个可以适合个体需要的灰色的过渡地带。

　　宗教论文投稿期刊：《中国道教》(双月刊)创刊于1987年，中国道教协会主办。《中国道教》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帮助道教徒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党悟，积极参加祖国“四化”建设，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发扬道教优良传统，增进国际间及港、澳、台道教界的友好往来，维护世界和平。

　　将道文化作为光谱，我们可以理解畅销书中的美国之“道”与某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道教之间的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大众之“道”是虚伪的道，只是与中国学界和人们认为的道教有某些交叉。 但在中国历史上，西方畅销书中描述出来的大众之道非常普遍，无人质疑其真伪，因为任何一种形式都是其光谱中的一部分。 有人最开始只是对老庄感兴趣，后来则成为受戒的道士，就是由光谱的一端过渡到另一端，对中国人来说，光谱中的任何一处都是“道”，没有科仪的美国之“道”也可在其中。

　　作者：蔡 觉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