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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

民族文学推向国际过程中的文化传递原则

时间:2018年01月12日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中国民族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应满足文化的传递,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象塑造,突破他人的话语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存在文化空缺,中国民族文化向外传播有一定的困难。葛浩文夫妇翻译的小说《尘埃落定》是将民族文化推向国际的优秀成果

  中国民族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应满足文化的传递,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象塑造,突破他人的话语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存在文化空缺,中国民族文化向外传播有一定的困难。葛浩文夫妇翻译的小说《尘埃落定》是将民族文化推向国际的优秀成果,分析其在民族文化传递方面的得失和方法对于提升我国民族文学翻译质量和传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通过英汉文本对比发现,葛氏夫妇的译本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形象借用等多种翻译手法,也保留了部分原作的文化意境,但仍然有一些误译现象,扭曲或丢失了一些文化意象。总体来说,译本忠实地再现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文化韵味,有效地传递了中国民族文化。

  关键词:民族文学,国际传播,文化传递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通常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作为写作背景和题材,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人民的特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和社会风貌等。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全面展现我国文化悠久性多样性的需要,也是推介我国特色文化的有效工具。因而,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必须体现民族特色,真实地再现作家的写作意图和原作的文化特色。

  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巨大的异质性,在目的语文化中普遍存在文化空缺现象。在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仍属于边缘地位的情况下,不少传播者采用了适应西方话语体系的传播策略,省略、变通、曲解文化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而剥夺了外国受众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机会,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尽管当前文化传播的形式向图像、视频、电竞产品演变,文学作品的传播仍是深层了解文化和思想的可靠来源,也是其他媒介赖以衍生的母本和基石。作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是我国文化传播的迫切需要。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是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以全知全能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谱写了川西藏区土司家族从最后的辉煌到彻底终结的宏伟史诗。其中充满了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藏族地区风土人情的精心描绘,可以说是对康巴藏区封建文化的全面呈现。

  要将此文化盛宴通过纯文本的形式原汁原味地呈现到外国读者面前,不仅考验译者的功力,也取决于译者的态度。如果仅以迎合读者口味,获得市场价值为目的,那么译者将只是摘取原作中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的形象和情节,省掉文化细节甚至改变原意。这样的例子不少,将“天”简单译为“heaven”或“sky”,将中国古代的“君子”译为“gentleman”,均改变了汉语的文化意象,无法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于《尘埃落定》一书,由于书中如实描写了土司制度的黑暗腐朽,并以客观中性的笔调叙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藏区的故事,其内容颇出普通西方人的意外。

  译者和编辑面对西方读者的认知偏差时如何处理原文对于文化的传播就非常关键。由于历史原因,藏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是圣洁纯净的香格里拉,是恪守教规的虔诚教区。相当一部分西方人以为,中国共产党的介入破坏了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破坏了那里的安居乐业。而这部小说完全颠覆了一些西方读者对藏区和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使其了解到:靠近汉区的藏区

  群众历史上长期遭受封建农奴制的野蛮统治;这些藏区历史上受到中央政府的管辖;地方领主对宗教人士毫无敬畏;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规守法,善待俘虏,并非暴徒。小说若能被忠实地翻译给国外读者,不仅能展现我国藏区的壮丽河山和民风民俗,而且可以借此还原我国藏区的真实历史,改变广大西方读者的对藏族情况的错误认识。对此,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夫妇(Howard Goldblatt and Sylvia Li-Dhun Lin)以及美国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g公司采取了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生动地再现了康巴藏族文化风情和历史风云。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得到了认可,并增进了很多读者对藏族文化的了解,这对于我们在今后的民族文化传播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将分析其如何实现这一特殊文化的传递,如何克服文化间的缺省达到文化传播。

  一、文化的范围及民族文化传递的原则和效果

  为划定本文的研究范围,首先对文化一词的外延做一界定。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做出了许多定义,普遍认为,文化既涉及精神层面,也涉及人类的物质层面,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广泛性和发展性。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中从翻译的角度,将文化分为五种: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1](P.91)。这是一种大文化的概念,符合当代社会潮流。就其中的生态文化来说,奈达认为生态文化包括季节、植物、沙漠、山脉、河流等。尽管这些属于自然景物,仿佛未经人的劳动改造。但这些生物和景观在各个文化中被赋予了文化色彩,承载着人的情感和思想。而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物产也会导致人们形成不同的语言和概念。本文将采用奈达对文化的界定,文中所探讨的文化现象、文化词、文化意象、文化符号皆限定在此范围内。

  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文化多元化和促进国际交流的背景下,传播民族文化、塑造自身形象、突破他人话语体系、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弱势文化实现与强势文化对话的要求和责任。因而,在民族文化传递方式中,应至少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注意方式。采用合适的方法把文化传播出去,让外国受众接触、理解、直到接受。二是注意内容的准确性。传播应注意提炼自身的文化内容,通过具体的文化载体准确地传播出去。将此应用到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国际传播领域,第一个原则要求在翻译时要探索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根据作品内容、时代发展、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采用直译、释译、省略、转换、摘译、改编等手法使文化被接触、被注意、被理解、被接受。第二个原则要求准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并准确地用目的语表达出来,其文化载体包括文化词、所描述的文化场景、思想等。

  对原文的理解差异及不同的翻译方法将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可以分为:文化保留、文化亏损、文化扭曲。文化保留指译文保留了源文化;亏损指译文丧失了源文化,又称文化损失、文化失落;文化扭曲指译文错误传达了源文化。

  按照以上民族文化传递的原则和传播效果,我们可以审视已有的民族文化国际传播产品实例——民族文学作品《尘埃落定》的英译本,分析其是否采用了合适的翻译策略,是否准确地传达了源文的文化。

  二、《尘埃落定》英译本中文化的保留

  文化传播的难点在于传播双语间文化空缺的部分。即,源语中特有的、目的语中没有的文化空缺现象,这其中,包括与地理条件相关的生态文化、与物质文明相关的物质文化、与风俗习惯相关的社会文化,更包括宗教信仰和语言习惯。对此,要保留其形象,实际上是给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概念,增加其认知,改变其思维习惯。因而,首先需要摸清目的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接受度。如果目的语读者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愿意去了解,甚至愿意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化,则可以大量采用直译、音譯加注的方法,使源语的指称概念逐渐成为目的语语言的一部分,使源语意象的文化内涵被目的语读者知晓,使目的语者去追随源语者的思维方式。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的情况,如民国时期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对西方事物多采用音译的方法,一度出现众多洋名。

  反之,如果目的语读者对外来文化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则只能多采用替换、意译、摘译、省译的方法,才能让目的语读者勉强阅读、粗浅了解源语文学作品。这种现象出现在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的情况,如上世纪中国文学作品向西方译介,采用异化策略的译本在西方几乎没有市场,而那些由西方人用归化手段翻译的译本才有西方读者问津。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中西文化的强弱对比明显减小,相当一部分西方读者对中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充满了好奇。而且,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文化交流加快加深,西方世界的文化优越感开始减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更加包容地看待异邦文化。在此环境下,中国文化的传播可以采用“异化”的策略。

  《Red Poppies》中成功保留民族文化特色的例子有:

  (一)当地人名、地名

  这些人名采用藏语转译的方法,较汉语转录更准确地保留了藏语名字的音律,并传递了藏族名字内含两部分的传统。

  (二)时代性的称谓语和职位名

  在翻译职位和称谓时,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因为大部分职位和称谓本来就是从藏语译入汉语的,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音调,在意义内涵上也并不完全对等半个世纪前该称谓的内涵。而各民族文化的相通性使得英语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虽然不完全对等,但大致相同,从而有借用目的语称谓的语言文化基础。译文使用的这些名称基本符合其涵义,也能为英语读者理解。而且,“mistress”,“master”等不少名称在西方世界也是古时的用语,“chieftain”“headman”是对异邦首领的称呼,对于当代英语读者来说,这些词能够唤起他们对遥远异域的感受。

  译者在翻译这些称谓时,对翻译方法和原文的理解比较谨慎。比如,文中最核心、出现频率最多的称谓“土司”没有音译为“thusi”,因为这个名称来自于汉语,而非藏语,不符合整个译文的音译原则。除了人名外(如汉族名字“黄初民”以汉语拼音转录“Huang Chumin”),译者仅把藏语来源的汉语词回译成藏语,再转录为英语。土司虽然是一种官职,不同于民间性的部落首领,但由于原文对“土司”进行了解释(“土司是一种外来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和这个词大致对应的词叫‘嘉尔波,是古代对国王的称呼。”[2](P.37)译文为:“The word thusi, or chieftain, is a foreign import. In our language, the closest equivalent to chieftain is gyalpo, the term for ‘king in ancient times.” [3](P.41) ),因而译者放心地选择了目的语中意思最接近的词“chieftain”来替换,虽然内涵有所差异,但通过解释和上下文,译入语读者可以明白该chieftain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与西方文化中的chieftain有政治上的区别。译文在翻译对土司的解释时,还加上了音译“thusi”,更加完整了传递了原文信息。

  再比如,将“百姓”译为“serf”,因为原文中的百姓不同于现代意义的自由人,而是依附于封建领主,没有迁徙自由,负有劳役或徭役的人群①。虽然不是slave(奴隶,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但也不是peasant(相当于佃农,有迁徙自由),更不是“commoner”(平民,没有爵位的人),只能对应欧洲中世纪的serf。如此能更好的传递当时的文化背景。因而,在译文中,百姓有时也翻译成“subjects”,表“臣民”,还有一处在小说开头还未介绍当地的等级划分时,出现了将百姓译为“commoner”,强调其“普通人”之意,与“土司儿子”的身份形成对比,以方便读者理解,并无曲解源文化的后果。

  称谓词中少数的音译翻译,是原文中本来使用了藏语音译来指称,且特地进行了解释说明,如“科巴(信差而不是信使)”,“通司,也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翻译。我们那时把这种能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人叫做通司”,译文也直译为“Kabas(messengers, not couriers)”,“the thongsi, or what people now all an interpreter. Back then, anyone who could turn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was called a thongsi”,使源语文化得到完整的保留。

  (三)宗教用语

  这些有关藏传佛教、藏族苯波教、民间道教的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涵义,且与西方语境完全不同。译者对此在理解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了意译、意象借用和音译的手法,既传达了神秘的东方宗教文化,又输出了一些专门术语。如:将佛教的“经文”译为“sutra”,梵语音译词,专指佛教经典,而未用源于圣经的“scripture”,因为其易与基督教产生联想;菩萨、喇嘛、袈裟等佛教专门用语也均以音译词源的英语术语对应,分别为bodhisattva(梵语音译),Lama(藏语音译)、cassock(梵语音译),而未用,god(神)、monk(僧侣)、robe(法衣,长袍)这些与西方宗教共用的词。如此能够如实传递异域宗教文化,增加读者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对于一些各种宗教共有的概念和行为,译者则采用了意译和意象借用的翻译方法。因为这些概念尽管内涵和外延有所差异,宗教行为的实际操作也完全不同,但在不同宗教文化中的本质相似,因而可以不用音译手段。如“圣城”在各个宗教中都有此概念,直接意译为“Holy City”,用大写专指藏传佛教圣地拉萨。

  尽管藏族喇嘛的“打卦”、“作占卜”有其特殊做法,但本质上都是用某些超自然的方法预测未来,因而意译为“perform divinations”。相似的译法还有“布施”(give alms to)、“施主”(an alms giver)。“禅定”虽然是佛教专有名词,但与道教的“打坐”,印度教的“冥想”(meditation)形式基本相似,且meditation一词因为瑜伽在西方的流行而带上了东方宗教色彩,借用其文化意象翻译“禅定”可以达到传播佛教文化的效果。同样采用借用相似文化意象来翻译的文化词还有神、鬼、妖精等概念(见表三)。另外,巫师没有翻译成“wizard”或“sorcerer”,因为英语中的这两个词一般带有邪恶的意味,有相貌丑陋、做坏事的联想意义,而“shaman”这一源自东北亚通古斯语或北美印第安语的音译词,指一种原始宗教的神职人员,具有驱魔治病的功能,受到人们的敬畏,与藏族苯波教的巫师功能相近。这样翻译更准确地传播了民族文化。

  三、《尘埃落定》英译本中文化的亏损与扭曲

  尽管霍氏夫妇在翻译时尽量按照忠实于原文的原则,没有进行大的删改,但仍有一些地方的翻译存在误译和省译,从而造成文化传播的扭曲或失落。

  如下面与物品器皿的表达相关的例子。

  小说开篇详细描绘了土司太太的奢侈生活:“母亲打开一只锡罐,一只小手指伸进去,挖一点油脂,擦在手背上,另一只小手指又伸进去,也挖一点油脂擦在另一只手背上。屋子里立即弥漫开一股辛辣的味道。这种护肤用品使用旱獭油和猪胰子加上寺院献上的神秘的印度香料混合而成。”[2](P.2]

  译文为:“Mother opened a jar and scooped out a dab of lotion with her pinkie to rub on the back of her hand. Then another pinkie brought out lotion for the other hand. A spicy, pungent odor spread through the room. The lotion was made of marmot oil and lard, ,mixed with mysterious Indian aromatic oils presented to her by the monastery.” [3](P.4]

  上文中,“锡罐”被译为“jar”,没有译出“锡”。根据韦氏词典,jar(罐子)一般由陶或玻璃制成,用于盛放食品。而这里盛放油脂用锡罐,一是锡罐有盖易于保存和取用,二是锡这种金属自古较贵重,密闭性强,能够杀菌保鲜,亮锃锃的光泽显出富有。在中国古代就有了锡制成的茶具、酒具、佛具,是富裕家庭的生活用品。因而应将罐子的材料“锡”字译出,为“tin jar”或“tin pot”,突出土司家庭生活用品的高档精致。

  “油脂”被译为“lotion”,而未直译为“grease”(意为动物油脂,油膏,润滑油)或“fat”(动物脂肪)。实际上,英文直译与原文使用该词的意思对等,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原文故意使用不含护肤意义的“面霜”“润肤膏”“药膏”,仅强调该物品的形态为脂状固体(从后文的“挖”字可以证实不是液体),而不指明其用途或功能。使用两个“油脂”之后,才点明“这种护肤用品……”。这种营造悬念的叙述手段增加了场景的画面感,使读者感觉亲眼所见,产生好奇,激起继续往下读的欲望。但译文将油脂意译为“lotion”,意为清洁或保护皮肤或头发的液体,对应汉语的“护肤液”,“洁肤乳”等,形态为液体,且带有功能性,不仅改变了原文的固体形态,而且失去了原文的悬念感,更没能传递藏区特有的护肤产品这一文化意象。

  油脂的来源“猪胰子”被译为“lard”(猪油),也损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猪胰子即猪胰脏,富含活性成分,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的油渍污垢,还有滋养润滑的功能,在中国民间具有滋润肌肤,治疗皮肤干燥皲裂的功效。古时中国北方将猪胰与豆粉、香料等混合干燥后,制成“澡豆”或“猪胰皂”,是一种具有极佳护肤和去污功能的护肤品。山西太原的“王吴猪胰子”和河北乐亭县的“新寨猪胰子制作技艺”还分别被列为第二批山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第五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说中介绍的护肤油脂由猪胰子与旱獭油加印度香料制成,不仅能除皱嫩肤,且有治疗皮肤病和烧伤烫伤的功效,也是一种上等的护肤品。译文将猪胰这一深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护肤配方改成了易为西方文化接受的“lard”(猪油),失去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也剥夺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试想,如果按照直译,翻译为“pig pancreas”,与前文的旱獭油“marmot oil”在语言结构上对等,同时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更具异域风情,有好事者可能还会查阅这两种动物护肤品的来龙去脉,从而传播了中华文化。

  以上误译的原因可能是译者对源文化了解不够深入,也没有查阅相关资料,而忽略了原文的隐含文化意义,草率地套用译入语中的相似形象或干脆省掉不译,由此造成文化的虧损或扭曲。此类错误还不少。

  再比如“熊皮褥子”,被译为“bearskin quilt”(熊皮被子)。中国的褥子是睡觉时垫在身体下面,铺在床垫上的,而被子是盖在身上的。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在构造上与puff较为接近,但考虑其功能,可译为“bearskin mattress”更接近源语文化。

  “淡酒”,被译为“light wine”。众所周知,wine为西方葡萄酒的意象,而藏区喝的是青稞酒,可以改为“light barley wine”。

  除了物品器皿,译本对一些语气词的处理也比较粗糙,损失了原文的文化意境。

  如土司太太吩咐下人,“下人们齐声回答:‘呵呀!”[2](P.107]被译为“The servants answered in unison, ‘Yes, Mistress. ” [3](P.117]。其中的“呵呀!”是康巴藏族人表示“是”的答语音译,用汉语写成的小说保留了此音韵,英语翻译也应将该音调再现出来,如译为“Ehyah!”。至于其语义,读者则可以通过上下文推断出来。

  再如,文中出现了几处“天哪!”的感叹词,均被译为“My God!”虽然该英语表达的情感与汉语表达相同,都表惊异、慌乱、不知所措,想借助超自然的力量帮助自己理解或处理当前的困扰。但其文化意象截然不同。英语中的“God”是指天上独一无二的神,有着具体形象,汉语译为“上帝”,而汉语和藏语中的“天”则更为抽象,暗指天上的诸多神灵,与“God”意象截然不同。而且小说中本来就涉及基督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等各种教派之争,用明显带有基督教的色彩“My God!”来翻译“天哪!”将错误地传递文化意象,并可能引起读者混淆小说人物的信仰。在此,译为“Good Heavens!”更准确。

  各种文化词与藏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小说中处处可见,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藏区生活画面,如果忽略源语文化,错误地借用或完全套用英语的意象,则可能造成读者的费解、文化的亏损、以及错误传递作品中的文化。

  四、结语

  总的来说,中国民族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必须注意文化的传递,这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形象,反映时代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文化空缺的存在,中国民族文化向外译介需要克服诸多难点。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应运用多种翻译手法,力图保留、再现特色文化,使外语读者能够接触、理解、甚至接受中国民族文化意象、概念和思维。葛浩文夫妇翻译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尘埃落定》是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优秀成果。对于原作中的文化现象,他们综合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形象借用等多种翻译手法,几乎没有采用省略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手法,逐个译出了几乎所有的文化词,忠实地译出了原作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生动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川西高原藏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使英语读者了解到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风情。尽管译文有多处误译,导致部分文化的传播亏损和扭曲,但瑕不掩瑜,译本总体上很好地翻译出了川西高原土司制度瓦解时期的社会文化韵味,让英语读者享受了藏族文化的饕餮大餐,有效地传播了中国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E.J.Brill,1964.

  [2]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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