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视角观看三农问题

　　摘 要 2002—2019年，随着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持续减少，经济学家对中国是否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各抒己见，但毋庸置疑的是过去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低劳动力成本正急剧上涨‍‌‍‍‌‍‌‍‍‍‌‍‍‌‍‍‍‌‍‍‌‍‍‍‌‍‍‍‍‌‍‌‍‌‍‌‍‍‌‍‍‍‍‍‍‍‍‍‌‍‍‌‍‍‌‍‌‍‌‍。 文章阐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及影响，并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劳动力成本; “三农”; 人力资源; 机械化

　　1 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本上升原因

　　1.1 农业人力资源状况

　　农业劳动者可以定义为参与耕种土壤或涉及任何农业、园艺商品的饲养、牲畜、家禽管理等的任何人。 1949年，我国有5.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比89.36%。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口向迁移城市迁移的数量有增无减。 2017年，我国人口接近14 亿，农村人口57 661 万人，占比41.48%。 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女性化和老龄化特征，基础教育水平低，土地规模化程度低。 农业的劳动力紧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增长的工资并不能说服人们从事农业这一经历漫长耕种且体力要求很高的工作。 农村家庭已经接受教育的高素质人才大量走向城市，人才流失严重。

　　农业经济论文范例：“三农”问题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究

　　1.2 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成本上升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低劳动力成本自2006年以来已翻了两番多，深层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下降引起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缺失使农业供给曲线向内移动，村庄空心化。 2020年以后，可供农业劳动的年轻人仍会大面积减少，我国许多地区即将濒临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损害经济问题。 此外，非农就业工资的上涨也推高了农业劳动力价格，潜在劳动供应量的减少又进一步加剧，在二者双重作用下，我国劳动力价格日趋升高。

　　1.3 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提高

　　几十年来，我国得益于人口红利，成为全球制造强国。 如今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加上医疗保健的显著改善，人均寿命增加的同时出生率也在下降，老龄化趋势令人担忧。 2018年末，60 岁及以上人口为23 949 万人，比上年增长859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9%。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国人轻农重工的思想根深蒂固，农民靠天吃饭的现象依然存在; 粮食收购价格长期偏低，单纯种地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得不到根本改善，诸多因素让种地成为最没有出路的产业。 城镇化速度的加快，给农村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满足了年轻人对职业发展、个人发展和娱乐的渴望，不甘心在农村一辈子从事农业生产的年轻人在城镇落户，他们的子女也成为新一代的“城里人”。

　　2 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2.1 食品价格上涨

　　2020年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 其中，城市上涨0.5%，农村上涨0.4%; 食品价格上涨2.2%，非食品价格持平; 消费品价格上涨0.6%，服务价格上涨0.3%。 1—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2019年同期上涨3.0%。 副食品生产中最大成本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副食品生产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粮食收购、粗加工直至各种品种繁多的成品，最后通过供应链到最终消费者手中，对生产者需要层次、数量等有诸多要求。 2015年以来，粮食价格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我国粮食短缺，从发展的眼光看，这是一种趋于良性循环的好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涨价”是在“补课”。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劳动力短缺，目前农业粮食供应链无法在所有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食物”，特别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疫情导致整个食品供应链的大规模中断，使价格推至新高。

　　2.2 增加农药化肥施用以确保产量

　　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超过7亿国人摆脱了贫困，大部分农民不再依赖单纯的耕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增多。 提升农业利润变得越来越艰难，农民不愿意将劳动力分配到繁重而低效的农业中，更强倾向于使用省事、见效快的化肥和农药，这两种化学物倾向于增加产量，但环境恶化相伴而来。 化肥会有一部分与侵蚀的沉积物一起冲入河流、湖泊和海洋，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农业非点源径流在全国范围内发生。 经常接触农药会表现出神经系统症状，例如头痛和手部震颤，儿童比成年人更易受到化学物质的侵害。 农药径流也可能对非目标生物产生毁灭性影响，农业中使用的极为常见的除草剂对鱼类和两栖动物具有剧毒。

　　2.3 部分粮食依赖进口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大批村民越发倾向于在大城市谋生，而不是务农。 从1958年到1962年，我国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数千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袁隆平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说：“国内粮食生产满足了中国87%的粮食供应，仍然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 我们必须努力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杂交水稻的单产，以实现谷物自给自足。 ”2020年6月，袁隆平的团队启动了在全国盐碱土壤上种植水稻的计划，将6 667 公顷盐碱土地转化为耕地。 尽管谷物的自给率很高，但近年来粮食的供求关系一直很紧张。

　　2.4 粗放利用农地

　　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一。 该行业的工作与食品的种植密切相关，必须在对整个植物造成最小损害的情况下进行采摘(例如果树上的果实)。 精耕细作的主要优势是高产量，意味着耕种者可获得农田的最大化效率。 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民对农地的监管将变得更加轻松，在保持农地当前水平上运转方面变得经验丰富，密集型农业为解决中国饥饿所做的贡献巨大。 而今，农业劳动力“新鲜血液”注入不足，变为“老年人的农业”，普遍完全粗放经营，地力、农业收益大都下降。 随着农业劳动力流失，诸如蔬菜、水果和家禽产品等农产品变得越来越贵，土地撂荒现象严重。

　　3 应对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对策建议

　　3.1 发展现代农业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农业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我国虽然耕地面积总数较大，但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相对较小，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4。 1995年，人均耕地面积大于0.13 公顷的有省、自治区，主要集中于我国的东北、西北地区，但这些地区水热条件较差，耕地生产水平低。 与之相反的是自然和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天津、湖南、浙江、广东和福建等，人均耕地面积小于0.07 公顷，有些地区如上海、北京、大洋、广东和福建等甚至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0.05 公顷的最低界限。 该组织认为低于此限，即使拥有现代化的技术条件，也难以保障粮食自给。 农业农村部的成立为整体提升我国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结合最新的农业创新技术，是完成提高农业生产力艰巨任务的唯一途径。 现代技术可以通过科学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使用不同类型的杂交种子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对于旱地型农地种植格外刻不容缓‍‌‍‍‌‍‌‍‍‍‌‍‍‌‍‍‍‌‍‍‌‍‍‍‌‍‍‍‍‌‍‌‍‌‍‌‍‍‌‍‍‍‍‍‍‍‍‍‌‍‍‌‍‍‌‍‌‍‌‍。 在过去的十年，该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集中在室内垂直农业、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畜牧技术、现代温室实践、精准农业以及区块链等领域。 室内垂直耕作可以通过缩短供应链中的距离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垂直农场的用水量比传统农场少70%。 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技术是必需的。

　　3.2 人工智能

　　面对劳动成本上升，有两种选择，即要素替代或产品替代。 在粮食生产上，生产者逐渐意识到机械化耕作可以抵消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达成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 借助AI，农民现在可以实时分析各种事物，例如从农地收集的天气状况、温度、用水量或土壤状况，以更好地为决策提供依据。 这种技术能够比肉眼看到更多信息，比穿梭农地更准确。 农民利用微控制器、摄像机、传感器、执行器和连接模块等设备来远程控制农业过程，各区域农地能够更高效地运行。 农业是一项低利润业务，需要全面了解为优化而投入的每一分钱，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在影响产量之前迅速纠正问题。

　　3.3 聚焦农业人力资源

　　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急需一支与之配套的人力资源团队来推动农业转型，创新人才的关键性不言而喻。 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正向外部性，它可以催生技术扩散功能，对促进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应着眼于农业人力资源有效开发、选拔一心为民的农村干部、投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农村人才市场、构建学习型社区，提升农村文化教育条件和创新型师资建设。

　　3.4 加速农地流转

　　实现农村承包用地有条件流转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农村问题开出的良方，同时也保住了我国农村耕地保有量的红线。 农地流转是指在不改变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权转移给其他经营单位。 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技术进步; 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的空间是有限的，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是保障粮食安全和供应的主要途径。 对于政府而言，有必要根据产出、利润和生产找到经营规模的交集，指导农民实行适度的规模。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的决定》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通过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提高土地交易性，降低农地细碎化水平，提高田间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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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