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循证教学的发展向度和功能限度

　　摘要：循证教学具有求真(以最佳证据支持最佳实践)、民主(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参与和协调)、共享(证据的无边界传播)、高效(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等积极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证据拒斥经验、技术僭越艺术、规范腐蚀创新、科学凌驾于价值之上的局限及风险。循证主体只有致力于平衡与弥合循证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多重张力，循证教学才会走得更稳、更远。

　　关键词：循证教学;证据;有效教学;科学实证主义

　　近些年来，循证教学因其背负循证之名、科学之誉，与有效教学、教育评估、教育公平、教育政策研究与制定等议题紧密关联而备受学术理论界的青睐，成为当代教育教学领域中一种势不可挡的新思潮。但在由边缘话语走向中心地带的同时，其效用却因被某些人士寄予了无正当理由的期望[1]而出现了明显滥用、错用的现象(似乎什么教学话题都可以融入循证教学的框架里来谈论，似乎什么教学问题都可以遵循循证教学的方法得到有效解决)，严重影响了循证教学的声誉和实践推广。循证教学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大箩筐”。

　　外延的过度泛化只会使其丧失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存在的价值，也不利于完善对这一问题的研判与深究。在系统推进循证教学的初级阶段，我们需从生成背景及理念主张两个向度重新审思循证教学，既要明确其“何所为”“如何为”等基本问题，又要探讨循证教学所面临的科学实证主义质疑和挑战，明确其“何所不可为”“何所不能为”等有关其可行性所指涉的限度问题，进而寻求教学证据与教学实践相融合的适切性发展模式，以期对目前的循证教学研究与实践能有所镜鉴。

　　一、循证教学的生成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循证实践以其明确的证据定级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实施步骤[2]促进了医学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进程，并迅速渗透、扩展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教育自然也概莫能外。如今，循证教学作为循证教育学的延伸或是分支已成为全球循证实践浪潮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至少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件或趋势有关。首先，全球循证实践的勃兴尤其是循证教育学的发展对教学实践提出了新要求。循证实践最早出现在医学领域。1996年，SackettDL首次提出循证医学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遵循证据进行治疗的医学”。

　　具体而言，就是“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证据，进行医疗决策和制定治疗措施的医学”[3]。可以说，循证医学的发展为医学实践科学化带来了“戏剧化的进步”。该领域的Cochrane协作网如今也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循证医学证据平台，为全球各地医学界开展医学研究与实践提供着持续更新的证据资源。DavidHargreaves提出了循证教育学的概念。他认为教师也应当像医生一样，使自己的实践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这一理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教育学界人士的热烈呼应，并在政策话语中开始显现。2002年，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就多次提及教育要基于科学的研究证据。

　　此后，美国的“有效证据信息中心”“综合学校改革质量中心”“最好的证据百科”，英国的“为政策与实践提供证据和合作中心”，国际性的“坎贝尔合作组织”等，各种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组织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基于证据的研究”。[4]在此背景下，教学实践层面的循证需求慢慢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聚焦教学实践的循证研究，并陆续出版了《循证教学：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5]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循证教学的理念和实践开始变得越发明朗起来。

　　其次，教育信息化时代的开启为循证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20世纪末，人类社会进入高度信息化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崛起，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化、泛在化、区块链等技术革新蜂拥而至。受此影响，现代教育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对教学过程、教学情境以及教学结果的全程监控和全面监测，汇聚了规模更为庞大、速度更为快捷、类型更为丰富的海量数据，不仅为教学证据的转化、生产、应用和推广提供了广泛而有深度的基础质料，而且为教学证据的搜集、整理、归类以及构建大型的循证教学证据库和证据平台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与传统教学相比，现代教学已然进入了一个技术驱动的科学化时代。

　　循证教学力图将科学取向的教育思想借由技术的广泛应用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成为技术驱动科学教学范式的一种新典范。证据的背后是技术的强有力支撑，通过对教学证据的技术化处理，实现教师更科学、更高效地教以及学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学成为循证教学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

　　再次，教育学研究领域的实证研究取向传导至实践领域，引发了对教学实践科学化的思索、探讨和尝试。教育学研究的专业性一直备受质疑，将教育作为一种专业实践，促进教育研究以及教育实践的科学化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同仁的不懈追求，再加上政策层面、期刊带动以及研究方法扩散等现实因素的助力，一些具有行动力的研究者开始走出“思想实验室”。

　　深入到教育实证研究领域，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和数据把教育学打造成一门真正的科学。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教育研究已逐渐从哲学思辨的独断与傲慢中解放出来，实证研究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持续扩张。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研究领域的“脱虚向实”行动传导至实践领域，引发了实践领域科学化的努力和尝试，一些实证研究者由对理论的精致建构转向了对实践的现实关怀。

　　他们立足于教育实践情境中的具体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力图为教师教学实践提供真实有效的研究成果，以促进其科学、高效地教学，这一行动为循证实践在教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循证实践呼吁将实践严格地建立在科学研究证据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教育实践当下的科学化诉求不谋而合。教学应当立足于证据或至少从证据中获取信息的理念为实践者所为之向往，而理论研究应为教学实践提供完美的证据基础也在一些教学研究者内部达成共识。至此，有关循证教学的研究和探讨在教育研究领域全面铺开，循证理念也在教育实践领域落地生根。

　　二、循证教学的发展向度：内涵及精神要义

　　循证教学，即“基于证据的教学”。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将最佳证据用于教学决策和教学实践的哲学……突出基于证据对教学的积极干预和改进。”[6]还有学者认为循证教学是“教育者在充分考虑受教育者文化及价值观的基础上，遵循研究者创建的最佳证据或教育指南，在管理者的协调下进行的实践”。[7]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循证教学的界定侧重点不尽相同，虽然循证教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循证教学本身并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经典定义。而且，循证教学乃至循证教育学本身都明显地带有循证实践特别是循证医学规制的痕迹。

　　从这个角度来讲，循证教学尚不具备作为一个成熟理论体系所应有的一套逻辑自洽的术语体系和言说框架。因此，本文在此无意对循证教学这样一个新兴且处在急速发展阶段的事物下一个规定性定义。不过，从多元循证主体参与的角度来审视循证教学，我们倒可就其精神要义略窥一二。正是这些精神要义中所暗含的理念主张引发了循证教学的全球风靡。这些理念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研究者：以创建最佳教学证据为宗旨促成最佳教学实践证据，“用以证明的凭据。”[8]在循证教学中，证据的意义远非如此，而是更具“能动性”。它不只是被用来充当证明某种存在物之合理性、有效性的凭证，而且深究于哪些证据在何种情境中最为有效，从而寻找出最佳证据并据此改善教学实践，以达成“最佳教学实践”的目的。显然，这么高级别的研究证据的获得只能依靠专业研究者来完成，他们相对于普通教育者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论背景、专业的研究技巧和充裕的研究时间，能够通过科学规范的研究提供科学性、真实性与相关性较高的教学证据。一般而言，教育研究者对最佳证据的创建基于两个层面的操作：

　　一是按照一定的专业规范和科学标准对教学研究领域中已然存在的有关某一实践主题的众多研究成果、研究文献或研究证据进行系统综述或元分析，以期为科学教学实践提供最佳证据支持。JohnHattie的《可见的学习：对800多项关于学业成就的元分析的综合报告》就是一个利用元分析技术对已有研究证据进行评估的研究项目。[9]他的最新数据综合超过了9.5万项研究，涉及3亿多名学生、1600多项元分析，是目前史上最为宏大的基于证据的教学研究综述。

　　二是围绕现存证据不足、存疑或不确定性的教学主题进行的原始研究，以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为首任，为循证教学提供值得信赖的科学证据资源。其中，研究设计的规范程度(内部效度)以及与实践的契合度(外部效度)是衡量研究证据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准。从研究设计的科学规范程度来看，大规模、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控制试验所获得的证据级别最高，准实验研究、相关研究以及质化研究获得的证据次之，专家意见和个人经验则位居末流。从解决实践问题的契合度和有效性上来看，更适合解决实践问题的证据级别会更高。

　　这样的证据一般需要满足内部真实性和外部有效性两个原则。所谓内部真实性即研究证据是否准确地把握了实践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外部有效性即研究证据在由实验阶段扩展至日常教学情境时可推广和可迁移的程度。概括下来，最为理想的证据是结合了内部和外部效度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可见，“最佳证据”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它考验着研究者的学术整合力和学术创新力。它要求研究者始终站在循证的立场上，依托自身的理论积淀、敏锐的事实洞察能力、科学规范的实证研究以及清晰的逻辑阐释能力达成对教学问题的深刻认知。只有如此，才能创建出最佳证据，实现支持最佳实践的目的。

　　(二)管理者：以大型教学研究证据库建设为依托促进集体智慧共享

　　随着教育实践领域科学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加之教育技术的迭代升级，针对具体教学实践问题的研究证据会越来越多，如何优化、存储并加以推广，使一线的教育者、受教育者、社会大众以及相关的管理者都有证可循、有据可依是循证教学开展的关键之举，而建立公开的大型教学研究证据数据库成为不二选择。但大型教学证据库的构建并非易事，它需要强有力的管理者的介入、协调和引导方能实现预期目标。从循证实践的各参与主体来看，代表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的教育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者相较于其他循证主体，有着更强的社会公信力，具有身份上的先天优势。而且，教育管理部门参与循证实践的资源优势也是其他循证主体所无法比拟的。

　　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有着更多的融资渠道，能够获得充裕的资金用以支持循证实践研究的开展以及后续的证据评估、应用、推广等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凭借自己的平台优势，在改良不同主体信息沟通不畅的时候，又在自身与其他主体之间形成了新的信息障碍，使得研究者、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等对其产生进一步的信息依赖，这对凝聚共识，确立共同知识愿景，引导循证实践链条上的各行动主体共赴证据的发现、生产、管理、应用与推广会产生新的推动作用。有鉴于此，教育管理者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组织、协调、引导的重任，积极推动循证教学实践活动，投身于大型教学研究证据数据库的创制、建设和完善中来。具体而言，教育管理者的任务或者工作主要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教育领域应用理论匮乏、稀缺的现状，教育管理部门可通过财政资助、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手段调节研究资源的分配，引导研究范式的转向，以确保实践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和难题能够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研究。第二，组织相关专家对教学实践领域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二次研究和评估，为教育者提供相关主题的干预措施和干预报告、应对具体实践问题的实践指南和操作手册等，并将它们汇集到证据平台，方便检索，使使用者能够足不出户就可吸纳、运用研究者的集体智慧成果。必要之时，还需加强国际合作，组建专业团队搜集各国教育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开展国际教育调查，进行信息交换，建立共享的国际教育信息数据库等。

　　第三，营造循证文化氛围，强化教师的循证意识，提升教师的循证能力，使教师能够有意识地将证据数据库中的相关证据顺利“翻译”或迁移到现实教学实践情境中 来，推动循证教学实践的顺利开展。第四，规范循证教学秩序，保证循证教学体系顺利运转，保障受教育者权益的最大化。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对于循证教学的研究和认识还仅仅处于探索阶段。

　　因此，教育管理者在进行证据的挖掘和采集时要求不宜过高，可采取先创建、再完善、后提升的渐进策略，逐步形成有影响力的持续更新的循证教学数据库。在创建的初级阶段，研究者从事的实证研究或元分析、国外相关证据库的翻译以及本土化改造应成为证据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由一线教师实践证明的有良好教学效果的经验证据或总结也可收录进来。

　　同时还要注重证据形式的多元化，除了规范的实验研究、教学变革指南、教学研究手册、教学研究调查报告外，好的教材、教学视频、教学案例等也可以纳入证据平台，供一线教育实践者免费使用。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证据的不断涌现和累积，教学证据库的规模将不断扩容，以最优秀的集体智慧全面支撑和指导个人教学实践指日可待。

　　(三)教育者：以循证实践框架为路径保证对教学的有效干预

　　循证教学不只是创制了一套科学的实践理念，还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实践框架，有着相对固定、具体的实施步骤，以确保教师在运用最佳证据干预教学实践时能够排除其他常规因素的影响，直接对教育结局产生近乎因果关系的特定影响，进而保证最佳实践的实现。

　　1.明确教学实践问题。实践中不断涌现的“苦恼的疑问”是人类实践的特有魅力。教师在教学中不仅会面临一些预定性问题，也会面临着大量的生成性问题;既有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着很多非结构性问题。对于各式各样的问题，教师要有充分的问题意识，要有捕捉问题的能力，能够清晰地识别并提炼出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真问题和有意义的问题，然后将其格式化，以适合检索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迈向循证教学的第一步。

　　证据的“真”充其量只是教学实践考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能构成证据接受的充分条件。如果仅仅关注证据的“真”而无视证据的“善”，教学证据终将因价值迷失或价值缺位而导致教学异化或被实践无情抛弃。所以，作为人文实践的教育教学，无论怎样变化，其所关注的根本问题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让“人”成“人”。

　　教学实践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教化”，它所思虑的是如何培养人以及人的德性和实践智慧，让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幸福的人。从这样一个宏大的价值维度去审视循证教学，它不仅关涉手段、技术、方式、方法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它还关涉教学证据行为所涉及的伦理议题和道德性证据，关涉教育实践中既有理性又有情感的具体的“行动者”，关涉以终极价值(比如平等、幸福、民主、博爱……)为旨归的教育实践。只有这样，循证教学才能因其科学性而赢得存在的正当性。否则，它将会在与教育价值的抗争中掩埋自身。

　　四、结语

　　目前，循证教学虽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循证教学本身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体系。从循证医学到循证教育学，从循证教育学又延展至循证教学，循证教学中所包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框架基本上都是衍生于循证医学领域。医学与教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存在着科学与人学的分野。

　　因此，循证教学不是简单地从循证实践尤其是循证医学向教学领域的分化，也非简单地将教学实践向循证层面延伸，而有待学理层面的专门讨论。对于这样一个尚不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言，教育专业研究者的基本立场或许不是不加深究地呼吁与吹捧或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批判乃至彻底拒斥，而是要从更为专业和规范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建构、完善循证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在共同体内部寻找共识，进而缓解目前各种话语纷呈、基于立场争端不休的混乱和无序局面。

　　对于这样一个尚在探索中的实践形态来说，教育实践者的基本立场不应被潮流裹挟，而应在现有的教学证据的支持下，更加坚定教学的自主性，从追求科学的教学过渡到智慧的教学的探索中来，从而实现证据与经验、技术与艺术、规范与创新以及科学与价值之间的融合与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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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谭轹纱范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