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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的研究”:内涵、价值与实施

时间:2022年07月01日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 要:基于社区的研究(CBR)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的美国,随后在其他欧美国家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CBR 是对大学科研职能的进一步拓展。CBR 强调从社区的现实问题出发,对社区成员赋权,让所有的合作伙伴公平地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其重要旨趣在于强化

  摘 要:“基于社区的研究(CBR)”起源于 20世纪 90年代的美国,随后在其他欧美国家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CBR 是对大学科研职能的进一步拓展。CBR 强调从社区的现实问题出发,对社区成员赋权,让所有的合作伙伴公平地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其重要旨趣在于强化大学的社会责任,帮助社区成员应对各种现实问题。CBR 有着一套严格的实施程序,包括确定研究主题与问题、建立伙伴关系并招募成员、收集与分析资料、成果形成与展示,以及反馈、评估与跟进。CBR 在社区赋权、知识民主以及科研转型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解决目前我国高校科研工作过于追求“高大上”的课题项目、忽视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基于社区的研究;社区参与;社区赋权;科研范式转型

社区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的学术研究面临“学术”内涵不断缩小、教师奖励制度逐渐窄化、科研成果形式取向同一等问题。这种情形严重阻碍了大学教师的潜能发挥和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为此,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Boyer)抓住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需求与学术研究呈单一化方向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学术进行了研究与反思,并于 1990年发表了题为《学术的反思:教授的工作重点》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传统学术认知的多元学术观:发现的学术、教学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在此基础上,1996 年他提出了“参与型学术”(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的概念,强调学术界与社会公共团体基于互利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1]

  而后,“基于社区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CBR)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CBR 旨在建立有意义的学术与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提高研究质量和影响,改善个人和社区健康,并建设循证实践①的能力。[2]早期,关于 CBR 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伙伴关系的原则和过程,但在最近十年研究越来越多地记录了 CBR 的社区能力建设、政策变化以及健康改善方面的成果,CBR 越来越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与外部社会联系的纽带,成为健康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其他健康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宝贵研究方法。[3]总的来看,CBR 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理念,它不但关注“社区”的真实需求、重视研究的实际价值,而且提高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无疑,这对于当下我国高校如何改进教师科研评价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研究将从CBR的内涵、价值和应用三个方面进行初步探析,以帮助大家深刻理解CBR的实质。

  一、“基于社区的研究”的内涵

  (一)CBR的定义

  在国外,与 CBR 类似的术语还包括“基于社区的参与研究”(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research,CBPR)、“基于社区的行动研究”(community based action research,CBAR)、“社区参与的研究”(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CER)等。尽管这些不同的表述之间各有侧重点,但它们都共享一个共同的框架和核心价值观,均以“参与、研究和行动”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为核心。在本研究中,将统一使用“基于社区的研究(CBR)”这一术语代表这一类型的学术研究。关于 CBR 的定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美国诺卡研究院(Loka Institute)将 CBR 定义为,“由社区成员主持、为社区成员服务或由社区成员参与下进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方法,目的不仅在于增进对社区的理解,还在于确保社区参与型学术研究所生产的知识能够有助于对世界作出具体和建设性的改变”[4]。美国国家卫生研究行为与科学办公室(The Office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对 CBR 也进行了界定,认为“CBR 是一种应用性的合作研究方法,使社区居民更加积极地全方位地参与到研究的整个过程,包括从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实施、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到研究成果的交流传播,来影响社区卫生、系统、项目或政策的变化”[5]。

  另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定义是美国凯洛格基金会(WK Kellogg Foundation)的解释,其将 CBR 定义为一种从对社区很重要的研究主题出发,充分肯定每个人带来的独特价值,并公平地让所有合作伙伴以合作的方式参与到研究过程中,通过知识和行动的结合来实现社会变革,改善结果和消除差距的方法。[6]此外,伊斯雷尔(Israel)等人对 CBR 也做了经典的描述,“一种合作的研究取向,将社区成员、组织代表和研究人员平等地纳入研究过程的各个方面。这些伙伴贡献了独特的力量和共同的责任,以增进对特定现象和社区的社会和文化动态的了解,并将获得的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以改善社区成员的健康和福祉”[7]。借鉴前人的研究工作,这里将 CBR 定义为:从社区的现实问题出发,对社区成员赋权,公平地让所有的合作伙伴(研究专家、社区成员、实践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公民等)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并认识到每个合作伙伴带来的独特优势,最终将知识和行动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变革的合作过程。CBR 充分彰显高校与社区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突出两者之间通过建立共同的目标、愿景、使命形成联盟进行知识生产,共同解决问题,最终实现大学和社区的互利共赢的教育与研究理念。

  (二)CBR的特征

  CBR 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参与式研究框架,它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中的任何一种。[8]可见,“社区”和“参与”是 CBR 的两个关键词,这也是 CBR 区别于传统研究的独特之处。在欧美学术界,“社区”(community)拥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共享同一个地理位置的地区群体,还指拥有共同利益、兴趣或事业的共同体。换言之,这里的“社区”范围可大可小,可以指行政划分上的居民社区,也可以指一个地方、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共同体。“参与”指的是 CBR 的方法论属性,即参与式研究,与此相关的研究模式还包括行动研究、合作调查等。这一研究体系有两个决定性特征:以行动为导向,以参与为标志。[9]

  具体而言,CBR 的特征体现在研究主体、研究主题、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成果四个方面。在研究主体上,相较于传统研究,CBR 的研究者更广泛。不仅包括学术专家团体,还包括社区成员等非学术群体。CBR 承认并认可社区成员独特的知识价值,赋予了社区成员和专业学术团体同等的学术研究权力。传统研究仅将社区成员当作研究对象,将社区视为方便获取样本的“实验室”,社区成员的意见在传统研究中只是参考项。CBR 极力赋予并保障社区成员的研究主体地位,将社区成员纳入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从研究主题的确定到研究结果的实施。虽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社区成员的参与程度和主体地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 CBR 一直坚持以社区成员参与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为中心原则,最大程度上保障社区成员的研究主体权力。这与仅执行的是某些或个别专家眼中的社区需求项目的传统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在研究主题上,相较于传统研究,CBR 的研究主题更加多样、具体和真实,更能突出了学术研究的实际效益。CBR 主要是从社区比较关心的重要主题开始,例如,收入、健康、环境等社区发展过程中容易遇到的现实问题,并且在研究主题的确定上,CBR 项目是由研究人员与社区参与者共同确定,且优先考虑社区成员的想法和意愿。而传统研究主题基本上是由研究人员根据个人意愿或兴趣确定,这些主题多半表现为学术性强、理论价值高、易出成果等特点。在研究目的上,CBR 以行动为导向,所产生的知识旨在解决社区居民所面临的各种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为社区居民生活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而传统研究多是优先考虑专家学者的需求、兴趣和学术价值,“为了研究者自己的目的而行动”,以促进特定话题下知识的发展,或是为了检验假设和发展一门学科理论,其理论基础很少用明确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术语来表述。[10]

  而 CBR 旨在帮助社区获得他们认为对其正在进行的工作重要且有影响的一些信息,增进社区福祉,是一种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研究成果上,传统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基本只属于参与研究的专家学者,而 CBR 的研究成果是学术团体和社区成员所共有的。在研究成果展示和传播方式上,传统研究基本上是以学术论文和学术报告为载体,通过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等方式来传播,而 CBR 的研究成果的展示方式多样,包括各种创造性的形式,例如,故事、录音、戏曲、小说、提案等,其传播途径包括各种媒体、公共会议、立法机构以及非正式的社区场所等任何可能受到学术成果影响的地方和论坛。可见,CBR 完全不同于传统研究,它有自己独特性,将非学术群体的社区成员纳入研究过程,以社区发展现实问题为研究主题,将知识与行动相结合,以实现社会变革为研究目的。概括起来即以行动为导向,合作共赢,知识民主。

  二、“基于社区的研究”的价值

  (一)对社区/社会的价值

  对社区来说,CBR 不仅能够帮助社区居民提高自身能力,包括开展研究、获取资源(资金、知识、劳动力)、改变社会或个人不平等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在促进社区参与、社区学习、社区能力建设、社区变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CBR 通过对社区赋权,使得社区成员与学术专家享有同等的研究权力。社区成员在参与学术研究过程中,其知识水平和研究技能往往能够得到发展,对社会问题的见解通常也能得到提升。沃伦(Warren)等人认为,开展杰出的公共与社会服务的最好的方式是开展CBR。因为 CBR 项目实现了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社区成员知识水平的更新。[12]此外,社区成员在参与 CBR 项目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价值,有利于社区成员个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正如伊斯雷尔(Israel)等人所说,“CBR 是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共同创造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比研究者和社区成员单独行动加起来多得多”[7]。

  其次,有意义的 CBR 项目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案。CBR 是在真实世界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最终研究成果又返回到社区成员的实践当中,因此,比起传统研究更能回应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生活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况且,一些复杂、具体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专家学者的“闭门造车”是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和解决的,而社区成员置身于社区复杂问题的具体情境中,相较于专家学者,他们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更深切的理解。而且,有时候来自社区外的不当干预,反而可能会使复杂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开展 CBR的过程中,社区成员的加入,能极大地增加研究成果对改善社区发展的适用性,对社区的发展具有更加直接且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作用,能有效促进社区变革发展。

  最后,CBR 能够强化公民的社会参与,促进社会的公平。CBR 多用于解决社区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困、教育不公、环境污染、生态建设、移民以及种族主义等问题,它强调“跨越差异建立联盟”,支持跨文化的理解方法。[13]传统研究往往强调高大上的理论研究,忽视边缘化群体和弱势群体,而 CBR 则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公平发展。

  (二)对大学自身的价值

  其一,CBR 研究模式有利于大学生产实用的知识。对大学的科学研究而言,有意义的社区参与不仅能改善研究过程本身,还能改善研究的结果。CBR 通过平等地吸纳社区成员参与到整个研究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得学术研究不再是高悬在空中的、常人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而是能够立足于实地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使得研究过程更容易被理解、研究结论更站得住脚。

  其二,CBR 研究模式有利于大学彰显公共能力建设者的角色。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这个概念来指代大学在社区发展的角色。所谓锚机构,是指一种新的范式,用以理解基于地方的机构(place-based institutions)在打造成功的社区和地方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展现出的公共服务能力。[14]由于 CBR 目的是为了共同的社会愿景与目标共创知识、共建能力,因而 CBR 研究模式是大学承担锚机构角色的一个集中体现,有利于发挥和彰显其公共能力建设者的职责。

  其三,CBR 研究模式有利于提升公众对大学及其教师的信任水平。当前,不少公众对大学及其科研人员的信任度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不信任不仅表现在对教育质量的不满,还体现在对科研成果的不满。例如,一些人抱怨,国家每年给大学投入了那么多资金,但生产出来的成果,到底给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可见的益处?它背后反映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及其教师的信任不足。显然,CBR 研究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二者之间的信任不足问题。因为在 CBR 研究模式中,公众通过参与研究,往往更能理解科研的本质,更能理解大学教师的角色。而且,CBR 的选题往往具有高度的社会相关性和文化敏感性,这样往往能增进公众对科研的信心。

  (三)对大学生的价值在 CBR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合作伙伴的一部分,通常也参与到当中。对学生来说,CBR 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策略。首先,学生在参与 CBR 的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能够更好地获得研究技能,提升对研究的兴趣度。其次,CBR 通常会将学生的体验与课程学习联系起来,让学生真正动手参与项目。这个时候,学生往往能以额外的关心和热情来对待他们的学业,从而会比单纯在课堂和课本上学的更好。再次,学生在参与 CBR 项目时,会关注到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使得他们的学习会被真正的责任感和更高的使命感所激励,能够促进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社会中对公民角色的理解。最后,在参与 CBR 的过程中,与其他合作伙伴的沟通交流,往往能够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社会能力(现实生活经验)、沟通和合作技能、新的知识和视角、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和专长,以及将不同群体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技能等。[15]

  (四)对方法论的价值

  CBR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价值还体现在其参与式的方法论上。其一,参与式方法的使用可以提高所收集的研究数据的质量,可以有效规避研究人员篡改数据的现象发生;其二,社区成员参与研究技术的设计和实施会引起参与者更大的反应,并更真实地反映事件或问题;内部专家的加入可以帮助阐明数据中的模式,增强分析和解释的丰富性;其三,参与式研究方法能够增进研究的包容性,增强社区成员及其代表的个人能动性;其四,CBR 对社区参与和研究方面的新方法更加开放,使得最佳实践指导工具快速增长。[16]参与式研究方法的支持者,如密斯陈(Mischen)和辛克莱(Sinclair)指出,CBR 方法可以通过增加研究的相关性、增加背景细节来提高研究质量,从而使研究结果可实施并对社区有用,帮助学术界和社区研究人员“公平”竞争,促进创新创业。[17]但需要指出的是,CBR 的方法论并非完美无缺,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研究的高度情境性和描述性,参与式研究方法不够成熟,无法进行严格的调查。[18]

  三、“基于社区的研究”的实施

  CBR 代表的是学术界与社会公众团体之间的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更是一套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术体系。[19]CBR 项目从“关注社区”开始,积极寻求解决与社区发展相关的现实问题,有意和公平地让研究人员和社区成员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方面,包括决策能力建设、知识生成和结果传播,并且这是旨在促进研究人员和社区成员长期承诺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所有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20]那么,CBR 到底是如何开展实施的呢?尽管各国的 CBR 运作程序各有侧重,但就整体而言,CBR 的实施步骤可概括为确定研究主题与研究问题、建立伙伴关系并招募参与人员、资料收集与分析、成果形成与展示、反馈评估与跟进等一系列的程序。

  (一)确定研究主题与研究问题相较于传统研究,CBR 强调从与社区发展高度相关的现实问题出发,重点关注社区发展的优先事项。从美国行为与社会科学研究办公室(OBSSR)资助的一些 CBR 项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CBR 研究主题通常表现在医疗健康、卫生服务、环境保护、青少年肥胖、妇女决策权等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比较常见的领域。例如,(1)使用基于社区的参与式研究(CBPR)降低拉丁裔男同性恋移民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2)一项促进太平洋岛民妇女决策的巴氏试验(Pap Test)干预;(3)对南卡罗来纳州农村地区灾前和灾后卫生服务需求的评估等。[11]之所以选择这些主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主题源于社区,如果离开社区成员的参与,很难获得准确与及时的信息,相关研究也很难深入;另一方面,这些主题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关乎每个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社区可以在参与过程中受益,凸显 CBR 项目的公共价值。[21]总之,研究主题是由社区成员与研究人员根据社区发展的优先事项共同商定的,尤其表现为与社区发展、社区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

  (二)建立伙伴关系

  并招募参与人员建立伙伴关系主要指的是研究人员与社区代表或领导者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一步骤主要包括建立社区咨询或社区行动委员会(Community Advisory or Community ActionBoard)。[22]例如,由公共卫生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康特拉科斯塔县西部发起的健康社区项目(HNP)中,研究人员根据社区成员的受尊重程度,确定部分的参与成员,并通过邀请他们参加在当地社区中心举行的首次会议,来正式建立伙伴关系,以帮助他们进一步确定谁能作为当地社区健康倡导者或社区组织者被雇用和培训。[23]在与社区代表建立良好关系之后,研究者开始进入社区正式招募参与人员,其招募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研究主题与目的制定,语言、特殊技能、综合能力等是比较常见的招募标准。所有被招募的人员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特点——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

  这些人是最接近情况的人,对研究主题可能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洞察力,并且他们的参与对于研究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此外,合作伙伴还可能包括:(1)与受到直接影响最大的成员相关的人;(2)决策者,例如,一些地方官员、立法者和其他决策者;(3)对问题或干预有兴趣的社区成员;(4)卫生、服务和公共机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22]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建立社区伙伴关系,加强了行动导向的承诺,确保了社区从研究中受益。让合作伙伴参与研究过程、与社区建立关系有助于使研究合法化,“合作和伙伴关系的新范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是单纯的‘研究他们’或‘给他们做’的方法,而是真正赋权的过程”[24]。因此,成功的校园——社区伙伴关系必须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伙伴关系、取得伙伴关系。建立伙伴关系包括创造共同世界观的需要,达成目标和战略的一致,以及发展相互信任和尊重;开展伙伴关系包括建立需要共享权力、清晰沟通、理解和灵活性的伙伴关系;最后,取得伙伴关系,既满足利益又满足需求,增强组织能力,采用长期目标。[25]

  (三)收集与分析资料

  在招募完参与人员之后,就会形成正式的伙伴关系联盟,开始正式的研究工作。一般来说,社区成员与研究人员根据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各自的优势,分工协作收集研究资料。通常社区成员主要是负责信息收集与整理的工作,以及与其他社区成员的沟通工作;而研究人员主要是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负责一些专业性的信息处理与分析工作。当然,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与社区成员畅所欲言,调动各自的知识储备,共同推动研究成果的形成。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 CBR 的共享与参与属性,研究人员不仅直接对社区参与者进行相关的科研技能培训,还潜移默化地用实际行动影响着参与者的日常生活,不仅提高了社区成员的研究能力,还激发了他们的研究热情和参与精神,进一步提高所在社区的整体居民素质。

  在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中,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所有成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公平的,但在不同的 CBR 项目中成员的参与是不同的,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CBR 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研究对象,有时这些受试者可能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有时仅在特定阶段参与,具体取决于所使用的 CBR 的具体形式。在协作查询(CBR 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情况下,研究对象涉及所有阶段,包括问题定义、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建议提出和建议实施。[17]总之,从让社区成员参与研究过程的所有层次,到让社区成员提供指导研究过程的建议都是可能的。

  (四)成果形成与展示

  经过研究人员与社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了研究成果,并且研究成果直接回到社区实践,通过社区成员普遍接受的方式进行成果展示与传播,以切实促进社区变革与发展。一个理想的 CBR 项目是可以平衡“社区优先事项和大学对知识生成、传播和应用的要求”,能够生产出既满足社区发展需求的产品,又能够兼顾大学知识生产的学术性成果。[26]CBR的产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出版物、应用性产品以及社区传播产品。出版物,即同行审议的期刊文章,是传统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学术产品,在记录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期刊对学术群体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因此,其在 CBR产品中仍保留着很重要的比重。这种类型的学术产品相较于传统研究而言,在形式上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在一些比较著名的同行审议的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描述性或经验性的文章,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文章的主题上。CBR 产品中的同行评议文章大多是关于服务学习、公共卫生实践以及基于社区的参与性研究等与社区优先事项密切相关的主题。这种类型的产品是 CBR 参与学术评估的重要指标,但据实际情况反映学术期刊往往对发表或出版社区参与活动的稿件并不感兴趣,[27]所以,如何引起学术期刊的兴趣以及保持一定数量的同行审议的文章作为 CBR的产品,是推进这种科研模式发展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应用性产品,主要指 CBR 项目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包括创新干预计划、社区、州、联邦各级的政策、培训材料、资源指南以及技术援助等,可用于直接指导实践操作层面的学术产品。相较于同行审议的文章,应用性产品更强调将 CBR 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或理论“即刻”转化为实践和可操作化的计划或指南。这类成果充分体现了 CBR 不仅要实现知识生产,还要促进知识的传播以及知识的应用,使学术产品能够直接返回到社区,解决社区所面临的优先事项,改善社区健康状况的思想。另外,这些应用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够在实践中丰富和充实理论,有助于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助合作。社区传播产品,主要包括社区论坛、报纸杂志、纪录片、网站以及“在州和国家层面上社区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所作的报告”等。[28]这是 CBR 在学术产品上的创新点所在,扩大了学术研究的受众,满足了非学术群体的学术需求,但这种类型的学术产品往往不被学术同行所认可,他们认为这有失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五)反馈、评估与跟进

  在研究成果形成之后,CBR 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信息反馈,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者对社区的反馈,另一方面是社区对研究者的反馈。第一种研究者对社区的反馈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上,CBR 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解决社区问题并服务社区,因此,CBR 的研究成果是以社区普遍能接受的形式返还给社区,帮助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例如,在圣地亚哥县的拉丁裔社区环境健康联盟 CBR 项目中,为解决老城区汽车与油漆店所排放的有毒空气污染问题,南加州大学南加州环境健康科学中心与环境健康联盟以及社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通过二次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制图、空气采样和调查研究,最终制定了“摊销条例”以逐步淘汰污染企业,并在市议会上公布给社区成员,将环境正义作为总体计划的全部内容,并在六个月后,通过了具体计划,切实改善了当地的空气污染问题。[23]

  第二种社区成员对研究人员的反馈主要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影响与作用方面,CBR 是一种边研究边应用的过程,社区成员的效果反馈不仅能够反映研究成果的实际效益,还能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解决研究问题。除此之外,社区成员也可以向研究者反馈一些自己的个人体验或感受,进一步增进研究人员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最后一个环节是评估与跟进。CBR 项目不是以行动,更不是以报告结束,CBR 的研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形成有利于社区发展的行动方案,甚至是行动。研究成员的能力提升与研究结果同样重要,因此,CBR 项目在形成研究成果以及信息反馈之后,还要进行后续的跟进工作,具体包括评估与后续安排。在信息反馈之后,研究成员要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反思与评估,例如,研究按计划进行了吗?本次研究哪些流程应该改变?对社区参与者的培训是否有效?伙伴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除此之外,CBR 研究人员还要给社区成员做好该研究主题的后续工作安排,包括一些后续的规划与注意事项等。例如,行动方案的后续问题如何解决?研究成果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如何避免?

  四、对我国高校科研发展的若干启示

  CBR 以行动为导向,直面社区发展实际需求,充分发挥了大学的社会功用与公共价值。此外,CBR 还丰富了研究的范式,创新了学术产品形式,扩大了学术研究的受众。当前,我国正在改进学科评价和教师评价,要求“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强调“坚持分类评价”和“社会贡献”。[29]无疑,CBR 对于我国高校科研的改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研究取向: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我国高校科研工作中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极力追求科研工作的“高大上”成果,热衷于生产可量化的论文和专著,相对忽视科学研究的社会功用和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这种情形导致大学教师的研究成果缺乏“社会温度”或“不接地气”,以及社会公众与科学研究的相互隔离。但是,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不仅承担着学术知识生产的角色,还肩负着社会责任。CBR 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强烈的启示是大学教师除了自由探索高深知识之外,更需要直面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满足公众的切实需求,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此外,还应加大科研成果的交流性与传播性,让广大社区成员了解并享受科研成果带来的实际效益,这也是促进科研工作造福社区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学术评价:重视科研的社会影响力长期以来,我们对一个学者的评价,主要基于其学术影响力,例如,论文发表数量、刊物的影响因子、引用率、奖项等,相对忽视了科研的社会影响力,即科学研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产生的实际影响。这导致我们的科研人员尽量往那些容易发表论文的研究方向靠拢,而忽视了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但可能无法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选题。但是,随着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以及政府对科研投入的社会价值诉求,大学科研的非学术影响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30]CBR 带给我们的第二个强烈的启示是对一个高校教师的评价,除了依靠传统的学术评价机制外,还可以建立一套全新的评价机制,即以一个学者的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作为重要的评判依据。

  (三)研究主体:重视公众的参与传统科研范式中研究人员与公众是两个相互区别的个体,一个是知识的生产者,另一个是知识的消费者。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带来的弊端很明显,一是公众的智慧被埋没了,二是研究人员与普通公众的隔阂,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少公众对研究人员的不信任、对科研成果的不理解。然而,随着知识民主理念的兴起,以及数据密集型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公众参与科研(PPSR)日益成为一种全球发展趋势。此时,公众不再是知识的消费者,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复杂科学系统内部参与科研活动的内部过程。“公众从知识和产品的终端使用者转化为生产者,他们帮助科学家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在这种科研关系中,公众是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是传统科学家的同事和伙伴,公众直接参与新的科学知识的产生”。[31]但需要明白的是,CBR 中的公众参与,不是一般意义的公众参与科研,它更强调大学所在社区的公众参与,更强调专业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融合,更强调知识生产的实用性和正义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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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期刊《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9 卷 第 4 期

  作者:刘爱生,刘佳玲(浙江师范大学 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 金华 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