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空间位置和经济发展

　　内容提要：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产品结构决定比较优势的演化，从而决定了经济发展绩效。在此理论基础上，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产品空间位置变化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产品空间位置从稀疏的边缘区域趋向密集的中心区域对收入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对收入增长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按照是否含有价格因素把产品空间位置指标分为两组，含有价格因素的指标对收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按照现有结构和潜在可调整的结构把产品空间位置指标分成两组，含有潜在可调整因素的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产品空间位置产品结构收入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发展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经典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或地区可以通过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提升产量，实现整体的帕累托改进。产品空间理论(Hidalgo等，2007)与比较优势理论一脉相承。伍业君等(2012)总结道，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一国的产品结构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演化，从而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绩效。收入的变化可以定义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数量标准，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定义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本文主要通过实证检验产品结构或者说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对这两者的影响，来发现一国或地区产品空间位置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产品设计论文范例： 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理财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产品空间理论和其他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理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认为产品空间是异质的、不连续的，既有密集的核心区域，也有稀疏的边缘区域。处于密集核心区域的产品的生产能力具有更强的替代性，更容易开发新产品;处于稀疏边缘区域的产品的生产能力替代性较弱，很难开发新产品。Hausmann等(2007)定义了出口产品的收入水平指数(PRODY)①，并把这个概念应用到产品空间中发现，收入水平较高的产品一般分布在密集的核心区域，收入水平较低的产品一般分布在稀疏的边缘区域。Hausmann和Klinger(2006)甚至直接把高收入产品称为富国产品，低收入产品称为穷国产品，所谓结构转型就是从生产简单的穷国产品到生产复杂的富国产品。

　　由此可见，产品结构或者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往往决定了一国收入水平，实现结构转型或者向产品空间密集中心区域靠近会提升一国收入水平。Hausmann等(2007)在出口产品收入水平指数的基础上又定义了一国出口产品集的收入水平指数(EXPY)，发现一国人均GDP和出口产品集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出口产品的结构和收入水平对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重要影响。Hidalgo等(2007)比较了世界不同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现高收入国家在产品空间中具有更多的高竞争力产品。Hausmann和Klinger(2007)定义了产品的中心度指数，计算了一国出口产品集的平均中心度，发现富国的平均中心度高，穷国的平均中心度低。

　　Cicerone等(2020)在中心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国或地区的出口产品空间地位指数(PSP)，实证检验了意大利各区域收入和专利数与出口产品空间地位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出口产品空间地位越高，经济表现越好。在刻画异质性的、不连续的产品空间时，Hausmann和Klinger(2006)定义了产品近邻性的概念。

　　近邻性和创新活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Boschma(2005)讨论了认知近邻性与学习创新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认知近邻性越强，发生知识共享、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就越大。Frenken等(2007)、贺灿飞等(2017)明确把Hausmann和Klinger(2006)研究中的产品密度概念定义为产品之间的认知近邻性。

　　产品空间结构的改善、产品近邻性的增强带来更多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理论上这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正效应。刘威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国进口产品密度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研究热点之一，姜青克等(2018)发现进口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也意味着进出口活动的变化，理论上说产品空间中密集的核心区域带来的技术溢出要强于稀疏的边缘区域，产品空间位置的提升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产品空间理论一经诞生，就由于它研究的规范性、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强烈的政策指向性得到了很多国内学者的推崇和发展。国内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理论性介绍。伍业君等(2012)认为产品空间理论考虑了异质性和不连续性，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吴真如(2019)认为产品空间理论是无标度网络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是一种应用研究的新范式。

　　第二类是产品空间理论的应用扩展。李月等(2013)研究发现一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七成由产品结构转型能力决定，三成由国家战略选择决定。邓向荣和曹红(2016)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发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产能力的积累，产业升级要适度偏离原有比较优势。孙天阳等(2018)研究了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提升和产品关联、市场近邻的关系。刘守英和杨继东(2019)基于产品空间视角讨论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演进和可能的政策选择。第三类文献把演化经济地理学和产品空间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贺灿飞等(2016)研究了中国四大区域的产品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贺灿飞等(2017)研究了认知近邻、制度近邻、组织近邻、社会近邻和地理近邻五类近邻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

　　总之，理论上国家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轨迹有重大影响，如果能够不断趋向密集的核心区域，伴随的就是收入水平提高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之亦然。这已在学界形成共识，但相关实证支撑的文献并不多，多数是通过制表绘图等描述性统计方式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少使用完整数据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这就是本文所要做的主要工作。

　　本文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Database)和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WorldBankOpenData)中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把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数量标准，检验前者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检验前者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之间的关系。本文余下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指标及经济含义介绍;第三部分，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结论。

　　二、主要指标及经济含义

　　产品空间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包含了一系列刻画产品空间的指标体系，它的起点是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Balassa，1965)，其后主要包括Hausmann等(2007)定义的出口产品收入水平指数(PRODY)和一国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EXPY)，Hausmann和Klinger(2006)定义的产品近邻性(Proximity)、产品路径(Path)、产品密度(Density)和开放森林指数(OpenForest)等，Hausmann和Klinger(2007)定义的产品中心度指数(Centrality)，Cicerone等(2020)定义的产品空间地位指数(PSP)。

　　其中既有产品层面的指数，也有国家层面的指数。根据本文研究目的，主要选取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平均产品密度、开放森林指数和产品空间地位指数等四个国家层面指数，它们的构建主要是从产品层面指数加权平均而来，把它们的经济含义和计算思路简单介绍如下。

　　1.基础性指标

　　在产品空间理论中，衡量结构转型发生的基础性指标是显示性比较优势RCA，它是其他一系列指标的基础，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出口额在该国总出口额中所占份额与世界此种产品出口额在世界总出口额中所占份额之比。

　　每种产品都需要特定的投入组合，比如技术、物质资本、中间投入品、劳动力技能培训、配套基础设施、产权、监管制度等。对于某个产品，这个集合是特定的，但替代也是有可能的。一种产品的生产能力是生产另一种产品的非完美替代，替代程度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如果两者需要的投入和技术高度相似，那么它们的距离就越近;反之越远。这种距离是由产品自身的技术特征所决定的，不会存在国别差异，但是会随着时间变化。近邻性就是衡量距离的指标。

　　产品的近邻性的经济直觉在于，如果生产两种产品需要相似的要素禀赋、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等，那么拥有这些能力的国家很大可能同时出口这两种产品，且对这两种产品都有比较优势。产品的近邻性是一个条件概率，它表示给定一种产品被生产和出口的条件下，另一种产品同时被生产和出口的难易程度。

　　2.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

　　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EXPY衡量了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附加值能力。

　　3.开放森林指数

　　Hausmann和Klinger(2006)把产品空间比作一片森林，产品比作树木，企业比作猴子，有不同的家族，这就是国家。已经占据的树林就是既有的产品结构，那么按照现在的跳跃能力(生产能力)，能够占据但是还没有占据的树林，就是潜在的发展方向。开放森林指数OF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的未开发的机会价值。

　　该指标整体上是使用产品之间的距离作为权重对出口产品的收入水平进行加总，但并不是针对所有类型的产品，而是对现在还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加总。其含义是一个国家现有产品结构和新产品的近邻性越强，新产品的出口收入水平越高，那么该国潜在的可实现的收入价值就越大。

　　基于以上对各种指标的说明可以发现，它们有共同点和不同侧重点。共同点在于，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越靠近中心区域。不同的侧重点在于，平均产品密度和产品空间地位指数衡量的是相对位置，除了包含这个位置信息之外，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还表示现有产品结构下一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附加值的能力;开放森林指数表示一国潜在的可实现的收入价值。这就为后文的分析提供了不同角度，使得结果更加可靠。

　　三、实证研究设计

　　1.变量

　　本文主要的工作是实证检验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把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数量标准，检验前者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把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标准，检验前者和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之间的关系。因此，被解释变量主要有两个：人均GDP(GDPpercapita)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过程简单介绍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收入与产品空间位置

　　收入与产品空间位置之间的正向关联性在经典产品空间理论文献中已被多次提到，本部分使用计量方法系统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尝试了如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固定效应或者控制不同变量等估计方法，结果是一致的，为了节约篇幅，仅展示个体固定效应检验的结果。

　　人均GDP和产品空间位置的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5使用了不同解释变量。从整体上来看，结果非常一致，所有解释变量都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收入和产品空间位置之间有着非常稳健的正向关系。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中一般生产函数的设定，人均产出和资本正相关，和劳动力负相关。Romer(1990)建立了一个技术变迁的内生增长模型，强调了研发中人力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Jones(1995)用模型和实证检验了研发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成为学界的共识。控制变量中，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就业的系数显著为负，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与上述经济理论的预测基本一致。同时组内R2稳定在0.75上下。这些再次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分模型来看，各解释变量之间有细微的差别。

　　模型1用平均产品密度作为解释变量，模型2用产品空间地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二者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产品空间地位指数的t值为2.508，实际上非常接近1%的水平，且系数值是前者的约2.5倍。这与前文对指标的说明是非常吻合的，产品空间地位指数使用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为权重，既充分利用了原始信息又具有较好的数学特征，所以显著性更强，系数更大。

　　模型3-模型5分别用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开放森林指数、开放森林规模指数加上开放森林价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除了开放森林规模指数，其他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上充分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产品空间中越趋向密集的中心区域，它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越趋向于稀疏的边缘区域，它的收入水平就越低。

　　2.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空间位置

　　理论上，通过认知近邻性和中间品技术溢出等机制，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空间位置之间应该有正向关系，本部分使用计量方法系统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 同前文类似，这里仅展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

　　展示了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空间位置的回归结果，模型6-模型10使用了不同的解释变量。从整体上来看，除了模型8之外，其他模型的解释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为正，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空间位置之间存在比较强的正向关系。控制变量中，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收入回归中类似，与经济预期一致。不同的是，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就业的系数显著为正，后者显著性较弱。经济增长或产出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来源，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唐未兵等，2014)，全要素生产率是包含在生产方程回归余项里的信息，理论上它和资本、劳动力之间应弱相关或不相关。

　　本文的回归分析主要是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文献的做法，考虑到资本深化、就业中包含的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所以加入到了回归方程中作为控制变量。对于此处资本的系数显著为负的情况，可能的解释是如张军和施少华(2003)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等于产出除以资本和劳动的乘积，所以它们之间产生了负相关。

　　对比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品空间位置的潜在调整方向之间比它和现有结构之间有更强的正向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的系数不显著，部分原因可能和它的计算方法有关。范围上，其他指数相对规范，而它存在异常值的可能性较大。综上说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产品空间中越趋向于密集的核心区域，它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反之亦然。

　　相对于现在的位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产品空间位置的未来潜在的调整方向关系更强。结合上两个小节的内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发展轨迹和它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它能够通过不断的结构转型从产品空间相对稀疏的边缘位置趋向密集的中心位置，那么经济发展就走在繁荣的轨迹上。相对来说，产品空间位置对收入的影响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五、稳健性检验本部分通过选择不同但相似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实际上第四部分选取从不同角度衡量产品空间的解释变量也做了部分相同的工作。

　　六、结论

　　从产品视角研究贸易和内生增长之间关系的经典文献有很多，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产品质量阶梯模型，Aghion和Howitt(1992)的产品多样化模型。产品空间理论主要是研究比较优势演化下的结构转型，而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实证检验结构转型方向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

　　本文梳理了产品空间理论中衡量国家层面产品空间位置的相关指标，包括平均产品密度、产品空间地位指数、出口产品集收入水平指数、开放森林指数及其分指标，利用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的相关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发展和产品空间位置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产品空间位置从稀疏的边缘区域趋向密集的中心区域对收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产品空间位置的变化对收入增长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按照是否含有价格因素把产品空间位置指标分为两组，发现含有价格因素的指标对收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第四，按照现有产品结构和潜在可调整结构把产品空间位置指标分成两组，发现含有潜在可调整结构因素的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积极作用。综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发展轨迹和它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不断的结构转型从产品空间相对稀疏的边缘位置趋向密集的中心位置，那么经济发展就可能走在繁荣的轨迹上。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有以下政策指导意义：第一，明确自身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是边缘还是中心，找准关键产品，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型，甚至跳跃。第二，结构的调整既要注意生产能力多样性的获得，填补空白产品，更要重视产品的附加值能力，这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第三，与现有产品结构的收入能力相比，现有产品结构的生产能力对潜在可调整的产品的生产能力之间的替代性才是关键，现有的生产能力适应性越强，未来的经济发展越顺利，Hausmann和Klinger(2006)研究中韩国和阿根廷的例子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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