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省与民族自新从《正红旗下》和《茶馆》看老舍的旗人书写

　　【摘要】 《正红旗下》和《茶馆》是老舍五六十年代的两部重要作品，除了其中展示出的丰富厚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外，老舍还较为着意地反映了自己所属的满族旗人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曲折命运和文化性格，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旗人形象‍‌‍‍‌‍‌‍‍‍‌‍‍‌‍‍‍‌‍‍‌‍‍‍‌‍‍‍‍‌‍‌‍‌‍‌‍‍‌‍‍‍‍‍‍‍‍‍‌‍‍‌‍‍‌‍‌‍‌‍。 通过对这些旗人形象及其命运的书写，老舍不仅生动再现了民族在现代中国转型变革中的命运变迁，还表达出了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刻自省与自新的思想自觉‍‌‍‍‌‍‌‍‍‍‌‍‍‌‍‍‍‌‍‍‌‍‍‍‌‍‍‍‍‌‍‌‍‌‍‌‍‍‌‍‍‍‍‍‍‍‍‍‌‍‍‌‍‍‌‍‌‍‌‍。

　　【关键词】 老舍; 旗人; 《正红旗下》; 《茶馆》; 民族自省

　　《正红旗下》和《茶馆》是老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部重要作品，《茶馆》完整性和文学影响远远超过未完成的小说《正红旗下》，不过从作家对自己所属的满族旗人的命运史的自觉描写来看，《正红旗下》则更为突出。

　　《正红旗下》写于1962年，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又是一部着力描写清末时期满族旗人命运和文化心理的小说。 老舍出身于清末京师的满族正红旗，所谓“正红旗下”，指的就是在满族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

　　《正红旗下》是老舍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也是他第一次在一部作品里如此全面而自觉地去描写旗人的个体生活和历史命运。 老舍此前一直不肯轻易谈及自己的旗人身份，因为他对到处充斥着民族偏见的现实极为敏感，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平等政策的出台和推行，使得他可以客观理性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民族经验，从而有了这部在老舍作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小说。

　　三幕话剧《茶馆》创作于1957年，是老舍最负盛名的话剧杰作，其题材是作家熟稔的晚清戊戌年到抗战胜利这一历史时期北京社会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是一部讲述岁月风尘、市井生活的社会风情戏，其中也成功塑造了一些旗人形象。 在这两部作品，老舍通过对满族旗人形象和命运的书写，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旗人形象，不仅生动再现了这个民族在现代中国转型变革中的命运变迁，还表达了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省与自新的思想自觉。

　　一、守旧、没落的旗人形象与民族自省意识

　　旗人因为入主中原而获得了“铁杆庄稼”的特权，在晚清政治变革的时代风云中，由于对世界变化的无知、对社会变革的排斥和对失去特权的恐惧，他们绝大多数成为了旧制度的维护者，维新变法的反对者。 《正红旗下》中描述大姐的公公时写道：“笼子还没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 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 ” ①同样“视鸟如命”的还有《茶馆》中的松二爷，他胆小而懒散，整天以泡茶馆、玩鸟、斗蛐蛐儿为乐，上哪儿都要提着小黄鸟笼，当说错话要被人抓走的时候，还心心念念自己的小鸟，让茶馆掌柜王利发帮忙看着鸟笼子。 大清灭亡之后，失去“铁杆庄稼”的旗人生活每况愈下，松二爷又不愿自食其力，但他宁叫自己饿着，也不愿叫鸟儿饿着，最终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小说《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公公和大舅都极力反对变法，虽然他们连要变的是哪一些法都不大知道，只是听说了变法后，朝廷就不再发给钱粮了，便本能地恐惧和反对。 同样，《茶馆》里几个喝茶的旗人茶客听到谭嗣同问斩之后庆幸地说：“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 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 心眼多毒! ” ②“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自己去谋生，非死不可! ” ③

　　老舍在《正红旗下》中自觉地展示了清末旗人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不善营生却不知自省、反以为荣的可笑可鄙，对旗人的文化心理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 正如多甫大姐夫所说：“咱们旗人，别的不行，要讲吃喝玩乐，你记住吧，天下第一! ”④这一点在大姐婆婆一家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把祖上留下的财产挥霍殆尽，还四处赊账，欠债累累，为了还债，竟将自家的房屋做了抵押，只求能够安生过年。 即便如此，面对债主的催逼，大姐婆婆还经常自我吹嘘：“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 俸银俸米到时候就放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 ” ⑤长期以来，满族统治者给予其八旗制度下旗人的特权，让他们及其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故步自封，只顾眼前享乐，不顾未来死活，因此，到了时变世易、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像大姐婆婆一家的旗人家庭必然走向腐朽与败亡。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定大爷算得上是老舍笔下身份地位最高的一位旗人，仅仅通过对他华丽衣着的详细描述，便足以显示出他吃穿用度的骄奢浪费。 虽然他是不同于下层旗人的贵族，但他疏于管理自己的家财，挥霍度日，加上清朝政权的大限在即，也终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败落的命运。

　　这些从祖辈那里获得坐吃“铁杆庄稼”特权的旗人，他们好逸恶劳，缺乏谋生能力，拒绝学习谋生劳动的技能，他们希望世世代代都能吃着朝廷的钱粮过日子，就算生活过得十分艰苦，饷银都不够糊口了，“但分能够不学手艺，就不学。 ” ⑥丧夫的姑母住在弟弟家，不知凭着什么办法每个月吃着好几份饷银，她好吃懒做却自高自大，对弟媳一家呼来唤去，她根本瞧不起因家境贫寒而整天劳作的弟媳，在她眼里，像弟媳那样卖苦力给人家做活、洗衣裳，是最不体面的事。

　　此外，老舍笔下还塑造了一些在大清国日薄西山、西方殖民经济和文化势力日趋猖獗的世道中趋炎附势、崇洋媚外的旗人形象。 《正红旗下》里的多大爷为了攀附外国人干脆入了基督教，做了洋牧师的跟班。 他仗着洋人的势力狐假虎威，其实洋牧师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对待他犹如对待一条丧家之犬。 对这种洋奴心理的讽刺在《茶馆》中的唐铁嘴身上也有着绝妙的体现。 替人相面为生的唐铁嘴，大言不惭地声称：“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 ⑦如果说对于那些懒散守旧、坐吃山空的旗人，老舍表达的是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反省，那么对于那些攀附洋人势力的旗人，老舍更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厌恶和讽刺。

　　二、自立、自强的旗人形象与民族自新的期盼

　　老舍在批判旗人的懒惰、苟且、耽于享乐等普遍弱点的同时，也塑造了一些正直向上、忠心爱国、自立自强的旗人，表达了他对本民族能够摆脱历史的惰性、顺应时代变化的潮流、寻找自新之路的盼望与期待。 《茶馆》里的常四爷和《正红旗下》里的福海二哥就是这一类旗人的代表。

　　常四爷是一个正直爽快、关心国家命运的旗人。 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起崇洋媚外的国人。 他看到以一身洋货自豪的刘麻子感慨道：“咱俩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⑧，“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⑨他爱这个国家，所以当他看到政治动乱下百姓夹缝中艰难生存、乡下人卖儿卖女的惨状时，忍不住发出了“我看，大清国要完” ⑩的忧虑和感慨，也因此被抓去坐了一年多的牢。 出狱后，正赶上义和团运动，他当上义和团民，和洋人打了几仗。 大清国真的完了以后，失去了“铁杆庄稼”的常四爷就靠担筐卖菜、挎篮兜售花生米为生，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也依旧活得腰板挺直，堂堂正正。 常四爷形象既反映了许多正直勤劳的旗人的真实面貌，也寄托了老舍对民族自新的期待和反帝爱国情感。

　　同属正面旗人形象的还有《正红旗下》里的福海二哥，这是一个积极有为、充满活力、勇于革新的理想旗人形象。 福海二哥是一个“熟透”了的旗人，又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是旗人却又不像旗人。 他“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 论学习，他文武双全; 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 ⑪。 做活儿的时候，“他的工作服，他的认真的态度，对师兄师弟的亲热叫他变成另一个人，一个汉人，一个工人，一个康熙和顺治都想不到的旗人” ⑫。 与其他自以为是、游手好闲散的旗人不同，他愿意去做一些寻常旗人绝不愿做的手艺活，甚至放下身段，拜师学漆艺，自立自强。 福海二哥还是个精明能干、乐于助人的青年，王掌柜被洋牧师的走狗多大爷欺负，他来找福海二哥帮忙的时候，福海二哥也是千方百计地帮他找人，甚至还找了大人物定大爷来帮忙。 福海二哥的正直善良并没有因为王掌柜的汉人身份而减弱半分。

　　福海二哥不仅勤快、正直、善良正直，还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爱国情感。 他不无痛心地说：“怪不得英法联军直入公堂地打入北京，烧了圆明园! 凭吃几份饷银的寡妇、大罗锅、大瘸子，和像大姐公公那样的佐领、像大姐夫那样的骁骑校，怎么能挡得住敌兵呢? ”⑬在面对最初朝廷打压义和团的行动中，他一方面清楚地认识到西洋人势力的强大，担心加入义和团的乡下青年十成的安危，另一方面内心又怀着对洋人横行霸道的义愤填膺。 他佩服十成的抗争勇气，但他旗人士兵的身份让他不知该向着朝廷还是向着十成，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帮助十成，他说：“我也恨欺侮咱们的洋人! 可是，我是旗兵，上边怎么交派，我怎么做，我不能自主……我呀，十成，把差事丢了，还能挣饭吃，我是油漆匠! ” ⑭福海二哥还拿出自己的钱给十成做路上的盘缠。 虽然小说没能讲到福海二哥的结局，但凭借老舍言语之中对他的赞叹，可以推定福海二哥作为新旗人的代表，必将走向自新、自立、自强的人生光明之路。

　　常四爷和福海二哥们都是“从旧京旗族营垒中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 ⑮‍‌‍‍‌‍‌‍‍‍‌‍‍‌‍‍‍‌‍‍‌‍‍‍‌‍‍‍‍‌‍‌‍‌‍‌‍‍‌‍‍‍‍‍‍‍‍‍‌‍‍‌‍‍‌‍‌‍‌‍。 他们既能顺应时代，自立自强，又正直爱国，头脑清醒; 他们既反对西洋人的横行霸道，也瞧不起仗着洋人势力欺负自己国人的洋奴; 他们热情而善良，不管对是旗人还是汉人，都能够主动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常四爷和福海二哥是老舍心中理想的旗人形象，老舍热情讴歌了这些敢于自我突破、寻找新出路的旗人们，寄托了他希望旗人能够走出历史的惰性、努力获得新生和自强的美好愿望。 同时，这一类旗人形象与那些好逸恶劳、坐吃山空、腐朽堕落的旗人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表达出老舍鲜明的立场与情感。

　　三、民族书写与家国情怀

　　老舍生于满族没落之时，这个曾经创造辉煌的民族，到了老舍出生的时代，正在经历空前的腐朽衰败和沧桑巨变，岌岌可危的民族命运和不幸的早年经历，使得老舍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民族忧虑和家国伤痛，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捋掠更是怀着家仇国恨。 老舍的父亲作为一个旗兵为了守城而死在与入侵者的作战之中，当时尚在襁褓中的老舍在敌人洗劫搜家的过程中因被倒扣在一个框篮里而幸免于难。

　　父亲死后，老舍的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极其贫困，因此老舍亲眼看见了底层旗人生活的辛酸苦痛，也见证了旗人统治阶层的奢靡堕落，他作为一个满族人，既痛心不忍却又无能为力。 当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时代巨变之后，他更加清醒地、冷静地去回望那段历史时，记忆中的家庭和亲友、耳闻目睹的旗人生活习惯与风俗人情都化作文学创作的源泉，在对这些与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各色旗人的回忆中既饱含感情，又深刻反思，个人的经验和民族的痛史化为他文学创作的生活与思想源泉。

　　满汉文化交融的老城北平，是《正红旗下》和《茶馆》两部作品的社会背景，在北平风土人情和旗人包围中成长的老舍，作品中既有对北平风俗特征的描绘又有对旗人生活习性的书写。 满族入关后，多数旗人都在北京生活，旗人们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同时，仍旧保留着旗人的民族特性。 虽然“铁杆庄稼”让他们在懒惰中迷失了自我，但骨子里的民族气节让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坚决不能容忍外人对自己国土的侵略。

　　所以老舍在批判旗人懒散自大等负面的文化性格的同时，也赞扬了旗人的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保家卫国的勇敢精神。 满族是老舍血脉所依、难以割断的民族之根，从小在旗人中间长大的老舍，精神世界打上了鲜明的满族文化的烙印，他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都有着浓厚的满人特征。 正因为老舍深爱自己的民族，他才敢于将本民族的历史疮疤在读者面前揭开，以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画面表达了这个民族在历史的巨变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命运，揭示了满族旗人的民族性格中的自大、懒散、奴性等弱点，并在对民族性格的深刻反省中寄托了民族自新的愿望。 其实，老舍是将自己压抑在心中的满族情怀和对满族浓厚的感情寄托他作品中的旗人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老舍身为旗人，血液中流淌着满族祖先的文化基因，但他同时也深受五四新文化的滋养，又因在国外教过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他的情感与思想深处并不仅仅是狭隘的满族意识，而是鲜明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他的文学视野和文化意识非常开阔，表现出与时代同步、向世界开放的文明意识和胸怀。 因此，他早年的作品虽然广泛地再现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命运和文化心理，但未自觉地反映满族旗人的独有命运。 越是到了后期和晚年，老舍越是带着一种回望和反思的态度审视自己的民族命运，讲述自己的早年记忆。

　　正是因为有着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视野，老舍对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没有表现为怀旧和挽歌的基调，而是冷峻地反思，深刻地批判，也有殷切的期待。 他在作品中再现了本民族在动荡时代中的苦难命运，清醒地反思了他们自身的普遍弱点，敲醒了一个沉睡民族的警钟，呼唤在两百多年历史尘埃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旗人同胞摆脱惰性，走向新生。

　　与此相应，老舍并没有局限在本民族的围城中，他超越了狭隘的族群视野，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将民族情结与家国关怀相融合，这使得他的作品既有深刻的满族文化内涵，又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时代特色。 他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对本民族从盲目自信和堕落颓丧当中走出来，走向自立自强、自我发展的愿望，这也是近现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精神的真实写照，在当下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②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③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④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⑤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⑥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⑦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⑧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⑨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⑩老舍：《茶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⑪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⑫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⑬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⑭老舍：《正红旗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⑮关纪新：《老舍评传》，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