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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汪曾祺《大淖记事》中的意象营构

时间:2021年11月16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内容摘要:《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名篇,在他的小说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通过对《大淖记事》中水、植物、服饰这三类意象的探讨,挖掘这些意象中的深邃内涵。 这三类意象作为作者的感情符码,其组合与交错,对呈现独特的风俗景观、书写浓厚的文化意蕴,具有别

  内容摘要:《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名篇,在他的小说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通过对《大淖记事》中水、植物、服饰这三类意象的探讨,挖掘这些意象中的深邃内涵‍‌‍‍‌‍‌‍‍‍‌‍‍‌‍‍‍‌‍‍‌‍‍‍‌‍‍‍‍‌‍‌‍‌‍‌‍‍‌‍‍‍‍‍‍‍‍‍‌‍‍‌‍‍‌‍‌‍‌‍。 这三类意象作为作者的“感情符码”,其组合与交错,对呈现独特的风俗景观、书写浓厚的文化意蕴,具有别具一格的作用‍‌‍‍‌‍‌‍‍‍‌‍‍‌‍‍‍‌‍‍‌‍‍‍‌‍‍‍‍‌‍‌‍‌‍‌‍‍‌‍‍‍‍‍‍‍‍‍‌‍‍‌‍‍‌‍‌‍‌‍。 同时,这些意象的内涵也体现着群体认同下个体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彰显着汪曾祺所特有的一种美学观与生命观。 这些意象所构成的风俗画,绵延着现代诗化小说的余绪和回响,呈现出汪曾祺对扎根于人性中的生命力的探索,以及对质朴和纯美的生活面相的思考。

  关键词:汪曾祺 《大淖记事》 意象

文学论文

  在韦勒克眼中,“视觉的意象是一种感觉或者说知觉,但它也‘代表了’、暗示了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 ”[1]汪曾祺作为文坛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那种黄钟大吕式的宏壮之美上,反而另辟蹊径,沉醉在故乡的潺潺流水之中。 《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的名篇,其间的三类意象——水、服饰、植物,都凝聚着朴素而自然的生活底蕴,并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 这些意象的相互铺垫、拓展和映衬,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地域内涵,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透露出人性之中澄澈的情感。

  一.乡土情节·童年经历·文学观念

  纵观汪曾祺整个创作生涯,汪曾祺的生活观念、艺术观念处在不断地自我调整之中。 作为乡土小说一种的《大淖记事》,写于文革结束后。 中国乡土小说是中国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从鲁迅到废名、沈从文,再到赵树理、汪曾祺,中国乡土小说在历史中摇曳生姿。 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拥有多年历史的乡土小说再次焕发出蓬勃生机,乡土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人们的思想越来越走向开放与多元,并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体情感抒发与求真之上。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汪曾祺怀着深沉的眷念,以平淡典雅的抒情笔调,将写作重点投向故乡风土人情。 他对他所熟悉的地方进行了深情的回忆与瞭望,并将目光投向了培育他审美心理结构与美学个性的深层源头——那一方生他养他的江南水乡世界。 他的创作顺应社会需要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将民俗元素创造性地融入小说叙事之中。 民俗文化的书写与汪曾祺对生活体验的捕捉,共同参与了小说故事的建构过程。

  荣格在《性与梦——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中写道:“无意识并不是这个意义的实体,而纯系一个术语,关于它形而上学的实质不允许自己形成任何观念。 ”[2]我们所有生命个体呱呱坠地的那一刻,都并非是“天真”的。 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积淀早已先于我们的“自我意识”而深深地在我们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 汪曾祺从小就居住在高邮,“大淖的景物,大体就是像我所写的那样。 ”[3]童年时期,汪曾祺经常去大淖与越塘,因为离得近。 那里有悠悠湖水,有排排垂杨柳,有狭长的沙洲,有茂盛的茅草芦苇。 《大淖记事》夹杂着汪曾祺的童年记忆,真实与虚构的交融使小说的叙事更具张力。 “小锡匠”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 那时汪曾祺跑到事发地去看,看见了那位女子,“我没有看清她的模样,只是无端地觉得她很美。 过了几天,就看见锡匠们在大街上游行。 ”[3]另一件故乡旧事,也让童年时期的汪曾祺感到惊奇。 那时越塘边上住着一户姓朱的人家,丈夫生重病后,无法再抬轿子。 原来蓬头垢面的黄头发老婆忽然焕然一新、精神抖擞,当了挑夫,担起家庭与生活的重担。 这样纯朴的民风民俗和善良的人物,以及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让汪曾祺心里充满了向往。 “这点向往是朦胧的,但也是强烈的。 ”[3]童年时期的经历连同那些朴素的人情人事,就这样自然地扎根在汪曾祺的记忆中。 它们随着时间的发酵,变得越发纯美,终于在多年后缓缓地流淌出来,成为了一篇打动人心的名作——《大淖记事》。

  汪曾祺的文学观念是独特的。 他说:“现代小说写的是平常的‘人’。 ”[4]“平常的人”所扮演的“小人物角色”构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汪曾祺用饱含关爱与赞美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具有原始魅力的“平常人”生活。 除了人这个生命体本身,汪曾祺还重视风俗习惯对人物的补充,因为他觉得风俗具有美感。 他通过这些风俗与意象的结合,来抒发他对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或褒或贬,或喜爱或同情,无一不饱含着他深刻的民间关怀与质朴的生命感悟。 这些对意象的诗意阐释,展现着人们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和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达到了艺术美与俗世生活相统一的和谐状态。 这种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现代文人的审美意蕴与返璞归真的人生境界。 另一方面,他曾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坦然地叙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自己产生的深远影响:“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 我不是从道理上。 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5]感情上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使得汪曾祺的笔下流露出浓厚、纯朴的人情味。 汪曾祺对“人情味”的执着,实则是对返璞归真、人性回归真实自然状态的偏爱。 “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6]把抒情放在这个复杂的传统之下,我们能够体察到,汪曾祺的小说叙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绵密而诗意的力量。 文革结束后,抒情尤其是个人的抒情是被遮蔽的。 汪曾祺对人性的书写融情于景、情景结合,不期然地流露出一种内在于心灵、外在于文本的诗情画意。 汪曾祺自己也说:“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 ”[7]汪曾祺小说淡泊的外表下,潜藏着深切而浓厚的情感和理性的思维。 在汪曾祺的笔下,小说与生活是直接对接的,小说是他记录生活印象的一种方式,一种情感形态和对生命的思考的体现。

  二.水·植物·服饰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大淖记事》中对“水”这一意象的书写。 在《大淖记事》中,“水”作为一个揽括视觉、听觉、触觉的意象,有形、无形地贯穿整篇小说,让小说处于流动的状态之中。 《大淖记事》中的故事都是以水作为叙事背景产生或发生的,水不仅是小说的空间场域,还是小说情节的重要推动因素。 在小说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淖,是一片大水。 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 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 ”[7]汪曾祺以抒情的笔触对水这一意象进行了“特写”,使得小说之中流露出一种传统文化的神韵,弥漫着美妙绝伦的诗意气息。 “大淖指的是这片水,也指水边的陆地。 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 ”[7]“水”这个意象与“大淖”这个地名相互映衬。 这样的一片浩淼的大水,孕育了一方独具特色的人与风物。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安静静地过着简单的生活。 炕房、浆坊、鱼行,自然而然地在“大淖”中记录着流逝的岁月; 锡匠、挑夫、十一子、巧云,他们就静静地在这片“水”中生长出来

  “水”作为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孕育了十一子与巧云纯美的爱情。 “水”为一些突发的、意外的故事情节提供了特定的故事场景,也促使十一子和巧云之间那层“薄薄的云”不再飘来飘去,“下成了雨”。 小说里,巧云在淖边一只空船上洗衣服的时候,一个不知轻重的野孩子伸出两手咯吱她的腰,巧云冷不丁地掉进了水里。 这几天的水又大又急,本会一点水的巧云一下子懵了,挣扎了两下,猛喝了好几口水。 这时十一子恰好在外坪上打拳,看见一个人冲下来,猛地扎进水底,将她托了起来。 这样极富感染力的叙事语调,将读者迅速带入小说的情境之中。 这样细微的生活的小片段,也透露出一种散状的或诗样的抒情。

  另一方面,“他从中国山水画作的‘留白’技法中获得灵感,并将其应用到小说的创作上。 ”[8]汪曾祺诗化了“水”这个意象,抓住“水”流动与浩淼的特点,让读者既能从作者的文字中获得故事的背景信息——“水”成了二人爱情的栖息地,又不过多加以描绘和叙述,只是轻柔地带过,便烘托和营构出了朦胧、纯美的诗意氛围,扩大了读者阅读时的想象空间。 对于十一子与巧云在夜晚乘‘鸭撇子’,于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的情节,汪曾祺用如水般流动且朦胧的抒情笔调,借助暗示、描摹、象征的手法,又穿插些许议论,拓展了小说的意境、情境,加大了小说文化内涵的厚重感与纵深感,制造了现实与想象的水乳交融的朦胧情境。 描写的句子如同一首诗,一幅画,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包含着隽永的的情感蕴藉。 每每细细品味,读者都能感受到一种身临其境般的抒情的快乐,以及留白之后神秘的美感。 “月到中天”之下的静谧,为小说营造了超绝的意境,荡漾着一种别样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淖中央的巧云既有着女性的质朴、纯洁与温柔,又带着几分轻盈飘渺的美感。 汪曾祺这样如清泉般沁人心脾的书写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到汪曾祺笔下植物这一意象。 植物往往代表一方水土的独特气息与风味。 其展现出来的颜色既是自然的底色,又是民俗生活的亮色。 它让读者在感叹风物缤纷的同时,也裹挟着莫名的自然情绪,融合着浓厚的乡情,触动着读者生命中最敏感的神经。 比如这样的句子,“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的一侧插着大红花。 ”[7]“荸荠”“菱角”“连枝藕”都属水中植物,它们都被汪曾祺挑选出来入画。 它们是美的、自然的,“紫红的”“碧绿的”“雪白的”“大红”,丰富而蓬勃的颜色让整个画面生动起来。 再如“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 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 秋天,全部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 ”[7]作者不正面写四季更替,只是巧妙地用“芦芽”“蒌蒿”颜色的变化来体现时间的流动,给读者展现了一种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同时将传统生活况味和生命欲求以一种“提纯”的姿态保留了下来。 汪曾祺在这样散文化的小说中,既不介入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正面书写,但也没有漠视社会风俗和现实。 他借助多姿多彩的植物的意象,叙写出一种生活抒情诗,熔铸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样的植物也具有地域色彩,与当地人民的感官经验紧密地相连,呈现出了圆融、丰厚的文学世界和审美样态。 林林总总的植物也呈现出当地风景与人情交融的生活画面。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汪曾祺小说中的服饰书写。 服饰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审美习惯,也潜藏着一个驳杂的艺术画廊‍‌‍‍‌‍‌‍‍‍‌‍‍‌‍‍‍‌‍‍‌‍‍‍‌‍‍‍‍‌‍‌‍‌‍‌‍‍‌‍‍‍‍‍‍‍‍‍‌‍‍‌‍‍‌‍‌‍‌‍。 多姿多彩的服饰能够呈现出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心理。 汪曾祺在提及那些特殊的“女将”挑夫时,就描绘了具有特殊意味的服饰——这些服饰是“女将”挑夫们生活的写照。 她们不同于那群“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7]受到伦理的束缚,而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劳动,处处充溢着一种凡尘俗世的动人之美。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的是汪曾祺小说中对发髻的描写,“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 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 清明插一个柳球(杨柳的嫩枝,一头拿牙咬着,把柳枝的外皮同鹅黄的柳叶使劲往下一抹,成一个小小球形),端午插一丛艾叶,有鲜花时插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 ”[7]柳球、艾叶、剪绒花这些丰富的元素,体现出作者在广阔的乡土世界里所捕获的生活体验,充实了小说的文化厚度和生活底蕴,使小说富有灵性与活力。 这些对服饰的捕捉,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人物的样貌,寥寥数语刻画出当地纯朴自然的风俗人情。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到汪曾祺对当地人民穿着中细节的捕捉。 “因为常年挑担,衣服的肩膀处易破,她们的托肩多半是换过的。 旧衣服,新抵肩,颜色不一样,这几乎成了大淖妇女的特有的服饰。 ”[7]衣服肩膀处的“易破”,颜色不一样的新抵肩,不仅体现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也体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情。 汪曾祺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用服饰这一独特的意象,立体地刻画出当地人民勤劳的形象,也营造出质朴、纯净的生活之美。 另外,服饰也记载着风俗仪式的痕迹,连接着社会现实。 在《大淖记事》中,巧云被破了身子,她没有投水自尽,反而想起了婚礼上新娘子的“粉红的缎子花鞋”,想起了妈妈的胭脂,最后想到了十一子吮她手指上的血。 服饰所特有的颜色在特定的情镜下将新娘子、妈妈和十一子联系起来。 服饰的书写潜藏着人物心灵变迁的能量,将人物的认知转向充满爱的情境中。 由服饰这个意象的抽象片段似乎可以判断,汪曾祺试图通过缎子花鞋等服饰来揭露人物心中隐秘的情感和细腻的变化,用它来沟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交流,表现人物的心灵在生命力感召下的回应。 汪曾祺对服饰的描写,也凸现出他对于特定情境中的人物难以言传的意识深层的细微变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敏感和洞察力。 他能够从一般的平凡哀乐和寻常的悲喜表象上触碰和揭露出人生的况味。

  三.文化韵味·感情符码·美学世界

  这些意象从不同的维度上相互补充、延展,营造出汪曾祺小说中独特的风俗景观。 浓厚的文化韵味随之铺面而来。 诗性的语言表达和诗化的日常生活让汪曾祺的小说充满了诗意与散文化的味道,各种意象的组合也营造出一种独特、淳朴的意境。 汪曾祺一生游历甚广,视野开阔。 他不仅非常熟悉家乡的名物,又喜好阅读与风俗有关的读物。 正是基于这样深厚的民俗修养,他笔下的各类民俗风物才包罗万象。 “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游艺民俗无所不包,真可谓博闻洽物,通达古今。 ”[9]

  汪曾祺具有浓厚的民间情结。 在他看来,“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 ”[10]汪曾祺以水、植物、服饰为基点,塑造人物形象、构建故事情节、营造环境氛围、增强语言特色。 大篇幅的风物、民情都从汪曾祺笔下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锡器的打制、挑夫的吃相、民间戏曲“香火戏”等等。 这些与情节关系并不紧密的生活场景与景物描写,占据了小说前面的大半部分。 “直到第四章,常规小说中的主人公才千呼万唤始出来”[11],而且是从对“民俗化挑夫”的详细玩味中以慢镜头的方式浮现。

  “就是说,风俗和风景似乎成了汪曾祺小说的真正主体,而人物似乎也被风景化了。 ”[12]旧时代的生活百态、人情冷暖都跃然纸上,即使读者没有亲身体会过,也能从那种特定的“风俗”景观中获取陌生而美好的文化知识。 可以说,汪曾祺将自己沉醉在对民间风俗风物的描写中,以平和和温情的态度、平常而朴实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几乎完全脱离政治体制的世外桃源。

  其次,水、植物、服饰这三类意象是汪曾祺的“感情符码”,体现着群体认同下个体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民俗天生就是一种群体文化,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规范社会行为模式、塑造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传递民族记忆等重要作用,是促进群体认同的有力中介。 ”[13]从小就生活在高邮的汪曾祺,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童年时期的好奇张望,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风俗画材料:他们如何劳作、如何买卖、如何组成群体、有何共同的意志追求。 这些多样的生活侧面,让汪曾祺对这个群体形成了活生生的、独特的群体印象。

  反过来,这样的群体归属感和独特的故乡风物人情,又蕴涵了他“汪汪水性”的精神气息和古朴明净的心灵世界。 扎根于记忆深处的故乡传统风俗让汪曾祺对于民俗的集体性心动不已,对于故乡的怀念之情让他笔下的风土人情具有特定的地域气息和时代痕迹:以老锡匠为“长老”的锡匠们,组成了类似“帮会”性质的民俗组织; 他们有时共同操练武术,有时一起排演民间小戏,相聚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也让他们天然的生命力在游戏娱乐中得以释放; “借助各种民俗,个人不仅与集体建立和谐的关系,而且以集体的力量赢得更为公正的生存秩序。 ”[14]

  后来小锡匠被“号长”打成了重伤,锡匠们就“顶香请愿”,上街游行抗议,虽然无声,却充满力量,官府只好被迫进行妥协。 另外,故乡赋予汪曾祺特有的“水性”特质让这个小说的基调平静而舒缓。 小说中巧云、十一子与号长的矛盾、锡匠们与为官者的矛盾似乎是着力的焦点,但汪曾祺却没有大开大合地去抒写,反而有意淡化其间的矛盾性,以平淡利落替代繁琐的恩恩怨怨。 这些塑造起来的纯真个体、蓬勃的生命群体、原朴的生活姿态恰恰是汪曾祺对故乡民俗风情的致敬与怀念。

  水、植物和服饰这三类意象共同协作,展现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生命状态,给读者带来了“汪氏”的美学体验。 生活在“大淖”周边的女性群体是“美的存在”。 她们吃苦耐劳、率真质朴,不被世俗伦理所束缚,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她们能干、奔放,昂扬向上的生命力丝毫不让于须眉。 为了突出这类女性的形象,汪曾祺在对服饰的描绘时,运用了“紫红”“碧绿”“雪白”这类明亮色调的词语,搭配上大淖女性特有的蓬勃生命力,一幅清新明净的画面便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也展现出大淖女性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追求。 这样强烈而独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是汪曾祺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的体现。 另外,汪曾祺重视“文气”,将“水”这个意象的特性贯穿在整个小说脉络中。 “流动的水”象征着另一种盎然的生命力---裹挟着人性之美、生活之美、民间之美,将现实与审美之间的桥梁彻底打通。

  这样一种“以文气代结构”的倾向,让《大淖记事》始终处于一种自如舒放的状态下。 “文气”与人物的自在天性相呼应,让读者在舒适、自然的状态下发自真心地去接受那些古朴的美好,以及民间所特有的天真、自由与生命力。 除此之外,整篇小说的美感特质还来源于汪曾祺独特的语言风格。 他的语言平淡朴实而不失淡雅、简单明易却不缺文采。 他特有的“淡泊”本性让他的语言不事雕琢却自有一番风味——没有强烈的阳刚之美,只是淡淡地如水般阴柔; 不是苦涩的,而是清澈且轻巧的,轻轻几笔,便意味全足。 情理的真切、结构的松散、语言的独特,三者结合将读者拉入那个特有的美学世界。

  水、植物、服饰所代表的世界映射着汪曾祺特有的平和、柔软、静静的审美个性,表达着他对扎根于人性中原生态而纯美的生命之力的讴歌与礼赞。 这样的审美特色在新时期对世人的审美机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人们刚刚从之前僵化的审美意识中走出来,更加渴求着个体情感的抒发和真实。

  当人们还沉浸在“伤痕文学”的血泪控诉中时,汪曾祺的小说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惊诧“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具有“水性”的文学创作、平淡古朴的民风民俗世界,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难得的清凉与宁静; 恬静如水般柔和的艺术境界抚慰着情感的失衡与异化。 汪曾祺对于意象的书写,与他对故乡民风民俗的怀念、对生活、生命的积极态度,以及他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自觉等多重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的意象营构不仅具有审美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民风民俗、知识考据、生命哲理等精神和文化内涵。 他用意象所熔铸出来的世界,夹带着草木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裹挟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和简单质朴的生活需求,流淌着平淡细碎的人间情怀和通透明澈的生活哲理。 意象的朴素所唱响的是人性之歌、生命之歌,风土人情的勾勒所印证的是现实社会中的文化氛围,自然生活平凡真切的情调所展现的是对苦难生活的灵魂超越。 他用意象所营构出来的小说世界,凝聚着生活的意趣和生命的哲思,透露出自然的情调和人性的本质,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2-203.

  [2](瑞士)荣格:《性与梦———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M],梁绿琪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58.

  [3]汪曾祺:《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6.

  [4]汪曾祺:《说短》,《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24.

  [5]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01.

  [6]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8:31.

  [7]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一》[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13-433.

  [8]赵树勤,李岳峰.诗意空间的多维建构——论汪曾祺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的连环画改编[J].江汉论坛,2020(9):93-97.

  [9]翟文铖.文艺民俗学视野中的汪曾祺创作[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2):20-32.

  [10]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348-355.

  [11]刘艳.抒情传统与“汪氏文体”特征——论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J].长江学术,2019(1):20-32.

  [12]刘旭.汪曾祺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汪氏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15(2):116-126.

  作者:龚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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