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加码”与“6S”助力我国报业供需协同与转型路径

　　【摘要】新媒体时代，我国报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何破除旧载体、旧内容、旧流程、旧市场等“四旧”、解决报业供给与受众需求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是报业破解当下困境、实现突围的关键所在‍‌‍‍‌‍‌‍‍‍‌‍‍‌‍‍‍‌‍‍‌‍‍‍‌‍‍‍‍‌‍‌‍‌‍‌‍‍‌‍‍‍‍‍‍‍‍‍‌‍‍‌‍‍‌‍‌‍‌‍。 宏观上，以供给侧的提质优效倒逼需求侧，增重供给侧“跷跷板”，抑制市场、资本、消费群体等多种要素流失，通过体制改革、技术革新、人才引进、创新服务模式等具体手段，为虚弱的报业注入营养液，助推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重归平衡。 微观上，将“6S模式”作为报业供给侧起死回生的一剂猛药，即separate(经营独立化)、sale-modernize(盈利现代化)、sociation(产业集聚化)、social commonweal(社会公益化)、servitization(服务个性化)、survey(反馈互动化)。 其中，separate作为体制保障，sale-modernize、sociation是生存前提，simple、servitization、survey则是具体行为。

　　【关键词】报业　供给侧改革　新闻事业管理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类公众号、短视频和新闻APP等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借着流量时代的风口猛烈冲击着传统报业市场体系。 这场新老媒体的对话直接导致了大众传播媒介的重新洗牌，报业发展举步维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闻媒体论文范例： 中国报业之如何对网络群体传播进行舆论引导

　　当下，我国报业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新媒体的外部挑战，还有自身难以解决的内部问题，即报业供给与受众需求不平衡、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站在供给端的报业所能提供的信息不再是受众的刚需; 另一方面，需求侧的受众也难以主动接受、迎合传统报纸的传播特点。 因此，如何协调好信息供给与当前背景下的受众需求，是报业破解当下困境实现突围的关键所在。 而通过供给侧结构性变革应对媒体融合，进行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并实现报业结构优化，也符合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针对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报业转型，国内已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朱建华认为报业的重新崛起是建立在优质内容生产与供给之上的，供给侧改革为报业转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范以锦提出互联网时代报业改革应回归供给侧，并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的需求综合起来考虑，才能在当今转型中走出困境; 张志成分析了报业自办发行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 但此类研究的数量总体来讲仍然较少，且多以个案分析(在中国知网检索“报业供给侧改革”，相关文献12篇中有7篇属个案分析)作为主要手段。 本文试图从宏观上构建出一个符合报业一般发展规律的供需结构调整方向，进一步探讨报业转型路径，以便更好地指导我国报业在融媒体时代的转型升级。

　　二、我国报业供给侧现存问题与经济学成因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源于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供给侧在整个社会生产、消费与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提高供给侧的物质资料水平，才能撬动市场需求侧活力，从而带动市场发展，以此来达到供给体系与需求体系的平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国民对于物质资料的水平有了较高需求，且这种需求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增长，而进行各种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企业、厂商等各类供给角色由于适应了已有的生产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对这种需求进行反应，导致了供需两端的不平衡。

　　企业如此，报业亦然。 这种不平衡的情况恰恰与我国报业生存发展的现状不谋而合：一边是受众渴望得到更高质量的信息传播与服务体验; 另一边是报业墨守成规、坚持旧有生产模式与传播载体，加之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遍应用，报业市场成了“一潭死水”。 由于受众需求的提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有其社会性与必然性，是不可逆的，因此解决报业市场问题只有从报业供给问题入手。

　　1. 现存问题

　　(1)宏观问题：“四旧”未破除。 想要彻底地进行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解决报业现存的“四旧”问题，即旧载体、旧内容、旧的生产流程、旧的市场。

　　旧载体——落后媒介不受青睐。 报业昔日的辉煌有赖于国人读书看报的群体社会习惯。 但时至今日，新媒体技术已实现了全民化的普及，国民的阅读习惯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于2018年进行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受众以网络、手机和电子阅读器等媒介为主要形式进行的数字化阅读的接触率为76.2%，而报纸的阅读率仅为35.1%。 [1]可见，国民阅读习惯已经产生了较大变化，报纸等纸质类信息载体已不再受读者青睐，纸质媒介已不适合作为报业生存发展的主阵地。

　　旧内容——报纸语言风格固化。 国民阅读媒介的转移改变了人们对于文字风格的倾向性。 相较于新媒介扁平化、语言口头化、文字图视化的特点，报纸语言一直以来的严谨、刻板对于受众来说显然不“讨喜”。 尤其是对于都市报群体来说，原本更接地气的内容还要保持较为严谨的语言风格，导致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很容易就在与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失去受众资源。

　　旧流程——采编时效大打折扣。 传统的报纸生产流程基本遵循的是一线记者采集新闻、文字编辑加工新闻、相关部门把关、刊登新闻这一环环相扣的工作流程，在互联网尚不发达的过去，这一流程可以充分保证报纸刊登内容的准确性与意识形态的正确性。 但如今，一条新闻从发生到被人所知，往往只需经历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而报纸固守这一传统流程，最终送到读者手上时，新闻的时效性已大打折扣。

　　旧市场——线下市场持续萎缩。 科技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传统物质交换方式，网络线上消费大行其道，线下市场持续萎缩。 而报业依靠的恰恰就是广阔的线下市场，如今，电子报还没有在我国报业中大力普及，就已经被各类免费、快捷的新型媒体平台所代替，导致报业几无市场可以依靠。

　　二次售卖难以为继。 传统媒体时代，报业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二次销售模式，收入严重依靠广告。 许多报纸通过压低订阅价格占据市场，保证广告收入引流的稳定。 而当下，全民阅读阵地转移到屏上，信息传播成本逐渐接近零点，受众对信息的选择也更为主动和自由，增加了广告收入的获得难度与不稳定性。 我国报业二次售卖盈利模式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时代为报业的收入提供可靠保障。

　　由于我国报纸种类较多，且各有其不同特点，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步骤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类别报刊存在的不同问题对症下药。

　　(2)微观问题：各类报纸现状及供给侧具体问题。

　　其一，以各地日报为代表的党政机关报。 现状：表盈内虚，外强中干。 我国党政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经济上有拨款补助，发行上有相关职能部门的统一订阅，表面上看属于我国报业内部现状较好的报纸类型。 但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党政机关报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比较严重，加之受制于体制内部因素，未来发展空间与活力十分有限，已经触及发展的“天花板”。

　　供给侧问题：信息内容过于单一。 受制于体制的机关党报内容生产多以政治性、意识形态属性内容为主，这类信息有其特定受众群体，但终究局限于部分，无法使信息与更广泛的群体产生联系，也很难进一步扩大市场。

　　收入模式固化‍‌‍‍‌‍‌‍‍‍‌‍‍‌‍‍‍‌‍‍‌‍‍‍‌‍‍‍‍‌‍‌‍‌‍‌‍‍‌‍‍‍‍‍‍‍‍‍‌‍‍‌‍‍‌‍‌‍‌‍。 机关党报由于阅读群体的固化，收入来源也基本上定型。 这实际上在媒介资本运作越来越激烈的情形下增加了风险因素，甚至成为一种拖累。

　　资源浪费比较严重。 机关党报拥有发展成区域性大报的先天优势，拥有较好的资本资源、土地资源、媒介资源、技术资源等关键市场要素，但由于其类型风格固定，很多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在无形中造成了资源浪费与报业转型发展机会的流失。

　　其二，以都市报为代表的社会性综合报。 现状：惯性下滑、持续萎缩。 我国都市报是当下报业转型阶段受影响较大的报业群体，大有被网络自媒体所取代的态势。 收入渠道一再减少，从业人员大量流失，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急剧下降，除了发展前景变得不明朗外，还给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供给侧问题：信息可替代性强。 都市报主要内容都是比较亲民、市井化的社会新闻，但由于旧新闻生产流程的信息滞后性，发生在受众身边的大事小情往往要经由多个环节才能见报，且有信息准入门槛。 而直线、可随时随地共享信息的网络自媒体在这种新闻的传播上往往会领先一步，形成对报刊媒体的竞争优势。

　　产能过剩严重。 在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的报业黄金时代，由于商业广告对传播载体存在巨大需求，各都市报纷纷创立，实际上很多报纸之间的信息登载并没有较大区分，只因彼时报纸几乎作为唯一的信息流通渠道，收获不错的效益。 而如今，网络成为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信息高度重合，都市报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竞争力可言，大量“孪生”报纸存在于市场上，侵占、浪费了整个报业的社会资源。

　　欠缺进入网络市场的社会资源与资本。 受二次销售模式失灵的影响，各类都市报在收入上严重受限，而开拓网络市场需要大量资本注入。 这一巨大矛盾使都市报的运营陷入僵局，导致都市报大面积破产、倒闭。

　　其三，以行业报为代表的专业性报纸及其他报纸。 现状：产能过剩，亟待整合。 大量行业功能报的井喷出现，是我国纸媒辉煌时期的特殊现象。 这些行业功能报大多只适合于当时的信息环境，如各种广播电视报。 这种针对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行业功能报发展至今已几乎没有任何发展潜力，其内容已完全被网络功能所代替，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亟待内外部力量进行整合、淘汰。

　　供给侧问题：内容可利用价值低。 现在针对某行业如彩票、电视等领域的功能报纸的功能性已完全被更加便捷、全面的手机APP、PC端软件所取代，行业功能报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成为即将被淘汰的夕阳产业。

　　退市手段原始野蛮。 行业功能报从诞生起就属于报业中规模较小的报纸类别，在遇到发展瓶颈时，往往没有相应的能力来应对，退市相对来说成为首要选择。 我国的报纸退出方式主要是以行政退出为主，表现形式是直接关闭。 其背后不可避免的是人员安排和资产处理问题，如若没有完善的法律机制和社会保障体制等把关，很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财产损失。 [2]

　　2. 经济学成因分析

　　导致我国报业大面积出现供给侧问题，其内外因素有很多，但基本可以归纳在三则经济学经典理论分析之中。

　　(1)长期安逸，落入“青蛙效应”。 “青蛙效应”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理论，即人们熟知的“温水煮青蛙”。 它指一个企业或产业较长时间内处于良好发展状态，忽视了周围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思进取，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我国报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发展，各类晚报、都市报、电视报因市场的空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加之政策的引导、国民思想的解放，我国报业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至21世纪初十年都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发展环境中。 这使得我国报业中的大部分主体局限于此，没有注意到媒体技术革命的“暗流”，时至今日才发现问题的严峻性。

　　(2)心存侥幸，违背“鳄鱼法则”。 经济学中的“鳄鱼法则”是指当某一产业发现自己的发展背离了市场的方向，必须立即止损，不得有任何延误与侥幸，否则将会进一步扩大损失。 其实，早在2012年，我国报业供给侧弊病所带来的问题就已初步显露：CTR的全国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报纸的日到达率急剧下降，[3]七年间从53.9%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24.2%。 [4]这就是说，在七年间就有超五成的读者离开了报纸。 彼时，我国报业还尚未如今日这般身陷囹圄，但报业内部却普遍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放弃这块已耕耘多年、无须多费心思的“风水宝地”。 没有勇气走出舒适区，缺少壮士断腕之勇的报业，最终迈向了边缘化的结局。

　　(3)错失时机，现代媒体的“进入壁垒”逐渐升高。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的不断变化，各种因素促使其进行相应的产业转型，而从原产业向目标产业跨越的过程中，企业会遇到既有产业的竞争、新生产方式的适应、资本无效投入等种种困难，这些困难被统称为企业进行产业转型的“进入壁垒”。

　　当下，我国报业想要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型，需要跨过三个壁垒，即政策壁垒、资金壁垒、技术壁垒。

　　政策壁垒方面，当下我国虽然并没有对壁垒内部的企业单位有明显的政策倾斜，但通过对现代媒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进一步规范与限制，在不经意间提高了壁垒外部进入现代媒体范围的准入标准，使得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有所顾忌。

　　技术壁垒方面，考验我国报业的并不是新的信息传播平台的研发难度问题，而是如何获得信息受众的问题。 当下，信息受众已被几大媒体平台分化、瓜分，新的媒体平台很难再次进入受众市场进行资源争夺。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相比也缺少相应的吸引力，这使得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依托已有的现代媒体平台，增加了报业转型时及转型成功后进一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资金壁垒方面，现代媒体红利这一大块蛋糕已被早一步进入的几大媒体平台寡头分去了大半，传统媒体进入这一产业的过程中及进入后，基本都要依靠这些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才能生存，这使得我国报业在转型过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但获利时却只能参与二级甚至多级分利。

　　同样是报业的供给侧转型，美国的报刊产业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了反应：2008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宣布放弃纸质版，全部转为网络版，这一举动令全球报界为之震惊，也拉开了美国报业改革的序幕。 而彼时受制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新型媒体尚未形成气候，报业进行产业转型的“进入壁垒”相对较低‍‌‍‍‌‍‌‍‍‍‌‍‍‌‍‍‍‌‍‍‌‍‍‍‌‍‍‍‍‌‍‌‍‌‍‌‍‍‌‍‍‍‍‍‍‍‍‍‌‍‍‌‍‍‌‍‌‍‌‍。 随后，各大主流报纸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相继增加电子版业务，并在后续几年中逐步进行经营重心转移。 2018年eMarketer数据显示，美国的数字广告收入已经超过1 000亿美元，而同时，报纸广告收入在十年间已经从高峰时的600亿美元降至200亿美元。 [2]这使得美国报业跟上了新媒体技术的革新速度，以至于在最近几年面对各种新型媒介的异军突起，其始终能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站稳脚跟。 我国报业对于信息传播线下到线上的发展趋势反应相对迟缓，未能在网络媒体产业“进入壁垒”较低时实现规模大、质量好的产业转型。 当下各种网络新型媒体借着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东风迅速成长，在产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市场控制与关系网络，报业此时再想完成自己的产业转型，则需要跨越更高的“进入壁垒”。

　　三、我国报业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方向及转型路径

　　我国报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报纸的发展历程所决定的。 我国报业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受挫阶段、改革开放蓬勃发展阶段。 不难看出，报业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在维护政治稳定、巩固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作用，其发展与国家整体规划息息相关。

　　而如今，报业的供给侧问题经历了长时间、多方面的累积，并非单一的技术革新或是载体变更问题，涉及多种生产要素，是复合型的改革。 想要实现我国报业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调平衡，应做到宏观方向与微观模式的结合。

　　1. 宏观：供给侧“加码”助推“跷跷板”平衡

　　报业市场之所以陷入桎梏，总体来说就是市场杠杆中的供需两侧出现了严重失衡：一方面，需求侧的受众群体对信息的时效性、可读性、广泛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报业供给侧只能给受众提供跟不上时代需求的产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市场主体已经渐渐围绕消费者转向，而报业供给侧还遵循着旧式的“以我为主”思维方式，这让报业市场杠杆完全倾向于消费者一侧。

　　就如同跷跷板一样，一端是逐渐边缘化的“营养不良”的报业，另一端则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受众。 随着受众在市场上的权重越来越高，他们在信息交流环境中的主动权也越来越大。 当报业所生产的信息产品完全是由受众所选择、控制的，其舆论影响的重要功能也就名存实亡，等待报业的最终也只能是淘汰。

　　想要让跷跷板重回平衡状态，报业集群只能不停地向更轻的一端加重砝码，抑制市场、资本、消费群体等多种要素流失，通过体制改革、技术革新、人才引进、创新服务模式等具体手段，为虚弱的报业注入营养液，助推市场供给侧与需求侧重归平衡。

　　2. 微观：“6S模式”助力报业供给侧重生

　　报业想要在如今波涛汹涌的市场海洋里继续存活，闭门造车、固守成规是不可取的。 相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过借鉴新兴媒体蓬勃发展的“4I模式”(interact、interesting、immediate、integrate)，[5]报业可以将“6S模式”作为让供给侧起死回生的一剂猛药，即separate(经营独立化)、sale-modernize(盈利现代化)、sociation(产业集聚化)、social-commonweal(社会公益化)、servitization(服务个性化)、survey(反馈互动化)。 其中，separate作为体制保障，sale-modernize、sociation是生存前提，social-commonweal、servitization、survey则是具体行为。

　　(1)separate(经营独立化)——政企分离，管办明确。 把经营独立化作为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制保障，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1978年，人民日报社因当时的财政拨款入不敷出，报社发展遭遇经济困境，而信息拥有实现营收的前景，其联合了当时的其他八家中央新闻单位向财政部打报告，要求实行企业化管理。 于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报业的主流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大部分报社成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6]

　　经营上可以自收自支，内部管理上又可以向事业单位靠拢，在运营资本、工作场地、发展方向等市场要素上获得政策倾斜。 因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报业尤其是各地日报等政党报业，在事业单位的“温室”中，凭借着对信息资源的垄断优势获得了十分舒适的生存环境。 但同时，也加深了这些传统行业等、靠、要的消极思想。 随着近几年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我国报业失去了固有的信息占有优势，这一发展模式的弊病进一步凸显。

　　实行进一步的政企分离，经营独立化，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实行“松绑”的借鉴与发展，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实践。 报业发展“松绑”之后，有利于报业更好更独立地走向市场，适应市场竞争，提高报刊企业发展的自发性，从而倒逼报业提高自身竞争力，实现自我转型发展。

　　(2)sale-modernize(盈利现代化)——创新机制，广开源流。 盈利现代化，是我国报业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存前提。 盈利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目的，是企业维持运营的根本，是企业提高社会效益的保证。 现代社会报业传统的二次销售盈利模式已无法满足其基本的运营资本需求，想要维持报业整体的稳定发展，行业内部必须优化收入组合，广开源流，增加资本流入渠道。

　　在报纸销售利润持续萎缩的情形下，报业应尽快破除“报业=报纸”的传统思想，将报纸销售归为产业收益模块中的某一单元，降低报纸优先级。 只有实现盈利多元化、现代化，企业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管理，真正实现自负盈亏，这是报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大目的。

　　当下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实际上为报业丰富收入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报业可以利用自身在传统印刷业的固有优势，提升印刷质量，出版周边刊物、纪念品; 利用自身社会形象，组织公益活动、体育赛事; 利用已有资本要素，进行市场投资、土地管理、场地外包等运作; 开展网上业务，销售电子报、电子书、电子信息等线上信息产品，实现现代化盈利。

　　以日本《读卖新闻》为例，在其实现网络媒体的转型后并没有单纯地依靠广告、流量收入，而是继续提高印刷质量，出版有纪念、收藏意义的纸质出版物; 举办各种线下有益于读者的活动; 增设宗教版; 增设新颖独特的麻将专栏、赛马专栏、黑白漫画专栏和钓鱼专栏等。 [7]《读卖新闻》注重这种全产业化发展，寻求一种多样化的组合盈利模式，增强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3)sociation(产业集聚化)——抱团取暖、建立集群。 产业集聚化是提高我国报业竞争力、实现报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报业发展的传统时期，各区域大报、地方小报处于一种各自独立的状态之中，这无疑使我国报业整体的产业力量分散化、薄弱化。

　　而现实中，各种都市报、行业报，本身可以某种功能版面成为官方报纸的组合部分，而各种市级的官方晚报可以通过集聚整合，成为党政机关大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报业集聚的树状图——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报企深深扎根，各种功能报作为职能分叉向上发展。

　　实际上，我国报业集团的构建早在20世纪末就已开始：1994年6月10日至12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杭州召开全国首次报业集团研讨会，《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南方日报》等十家报社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论证了组建报业集团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组建报业集团要具有传媒实力、经济实力、人才实力、技术实力和发行实力五个基本条件。 [8]二十余年过后，我国确实出现了不少实力雄厚的报业集团，做到了区域内的信息资源整合，但这种产业集聚只有在业内真正做到普及化，才能实现整个报业的结构优化整合，真正实现1+1>2的最优效果。

　　(4)social-commonweal(社会公益化)——弱化逐利、强化公益。 报业的社会公益化是我国报业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行为，也是党对于报业发展方向的具体要求。 2019年2月26日至28日，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调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和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推进事企分开，理顺同主管部门的关系，推进管办分离，强化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 这就要求我国报业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尽快完成从信息贩卖者到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强化公益属性、弱化逐利属性，并不是指报刊产业要放弃利润收入，而是要求我国报业通过对自身公益责任与盈利功能的优先级调整，理顺自身社会职能，明确自身社会位置，实现产业发展的决定性转向‍‌‍‍‌‍‌‍‍‍‌‍‍‌‍‍‍‌‍‍‌‍‍‍‌‍‍‍‍‌‍‌‍‌‍‌‍‍‌‍‍‍‍‍‍‍‍‍‌‍‍‌‍‍‌‍‌‍‌‍。

　　在信息成本持续走向零点的情况下实现信息提供的公益化，有利于我国报业主动拓宽收入渠道，丰富收入单元，在政策导向下实现报业的转型升级。 同时，当下国家对媒介的意识形态问题高度重视，不断探讨加强媒体公益事业属性的可行性，在这种趋势下，国家利用“看得见的手”建立媒体转型公益事业的相应扶持政策与体系也是可以预见的。

　　(5)servitization(服务个性化)——受众优先、私人定制。 传播学中有一重要概念为选择性机制，十分适用于当下的新媒体时代。 如今信息传递链条的主导者已向受众转移，人们对于信息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选择，人们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价值、喜闻乐见的信息与媒体，而不受选择的媒体则在这一范围内遭到淘汰。

　　我国报业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主动配合市场受众，吸引读者(用户)阅读兴趣以此来扩大信息市场，向供给端加重市场砝码，实现产业工序杠杆平衡。

　　以《华盛顿邮报》为例，其关注读者的阅读兴趣，并长期进行各种读者调查，以保证符合读者的兴趣。 其甚至建立了“用户参与漏斗”模式，区分一般访客、经常登录者和重视用户，为不同读者推送不同内容，达到定制化的效果。 该报将62个栏目分化出来，读者可以在网站上注册，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板块进行订阅，并随时更改。 这样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更能给予读者一种私人定制的体验。 [9]

　　(6)survey(反馈互动化)——媒体更新、二次互动。 报业在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要把媒介技术的提高作为自己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手段。 应用交互性高、被接受程度强的手机平台APP、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是必由之路。

　　我国报业由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纸质媒体一直是以主要阵地的角色出现的，如果在短时间内完全放弃纸质阵地，全部转向网络新媒体，势必会增加产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有损报纸的社会形象。 加之，读书看报在我国除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外，还是一种隐藏的身份符号，如果就此使得纸媒不复存在，也与我国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因此我国报业在新媒体的应用过程中总体要遵循“两个达不到+一个饱和”原则。

　　所谓“两个达不到”，就是指在报业由依靠传统媒体作为主要传播工具向依靠新媒体作为主要传播工具的转向过程中，传统媒体(纸质媒介)在报业传播方式中的占比，随时间推移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不会完全消失; 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等)在报业传播方式中的占比，随时间推移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永远也达不到饱和的“1”。

　　大体可用两个反比例函数作为呈现：P1(传统媒体占比)=1/(t+1); P2(新媒体占比)=-[1/(t+1)]+1。 如图1所示，只有二者相加，才能达到最终的理想饱和状态“1”。

　　结语

　　我国报业发展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变革，每一次改革都会伴随着阵痛，但这次向新媒体时代的跨越、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的报业转型涉及多方面的社会要素，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是逐一击破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更要把好方向，用好方法，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社会功能的关停并转，加速产业集聚，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实现我国报业整体的现代化。 站在新媒体技术革命新风口，迎接我国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J]. 新阅读，2019(5)：45-47.

　　[2] 张勇军，常丽华. 美国传媒退出的背景、机制及启示[J]. 东南传播，2019(8)：32-37.

　　[3] 陈国权. 2017中国报业发展报告[J]. 编辑之友，2018(2)：28-36.

　　[4] 徐立军，姚林，刘海宇，等. 2019年中国媒介与居民生活形态变迁[M]//单波. 传播创新蓝皮书：中国传播创新研究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0-104.

　　[5] 袁雨晴. 人民日报抖音短视频发展的“4I模式”[J]. 新闻战线，2019(11)：91-93.

　　[6] 陈国权. 2018中国报业发展报告[J]. 编辑之友，2019(2)：46-53.

　　[7] 龙臻. 日本《读卖新闻》的品牌制胜之道[J]. 传媒，2015(20)：55-56.

　　[8] 柳剑能，余锦家. 中国报业集团的发展历程和转型策略[J]. 传媒，2014(7)：12-15.

　　[9] 徐妙，郭全中.《华盛顿邮报》转型的实践与借鉴[J]. 出版广角，2016(15)：18-21.

　　作者信息：黄洪珍(1969— )，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媒体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经济; 何日辉(1994— )，男，湖南郴州人，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