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的奇异人生与文学创新

　　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氏家族，能文者甚众‍‌‍‍‌‍‌‍‍‍‌‍‍‌‍‍‍‌‍‍‌‍‍‍‌‍‍‍‍‌‍‌‍‌‍‌‍‍‌‍‍‍‍‍‍‍‍‍‌‍‍‌‍‍‌‍‌‍‌‍。 胡应麟曾说：“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煊赫，仅曹氏操、丕、睿耳‍‌‍‍‌‍‌‍‍‍‌‍‍‌‍‍‍‌‍‍‌‍‍‍‌‍‍‍‍‌‍‌‍‌‍‌‍‍‌‍‍‍‍‍‍‍‍‍‌‍‍‌‍‍‌‍‌‍‌‍。 然白马名存钟《品》，则彪当亦能诗‍‌‍‍‌‍‌‍‍‍‌‍‍‌‍‍‍‌‍‍‌‍‍‍‌‍‍‍‍‌‍‌‍‌‍‌‍‍‌‍‍‍‍‍‍‍‍‍‌‍‍‌‍‍‌‍‌‍‌‍。 又任城武力绝人，仓舒智慧出众。 阿瞒何德，挺育多才。 生子如此，孙仲谋辈讵足道哉。 ”[1]胡氏此论，重在“魏氏三祖”，而兼及曹彪、曹彰、曹冲，这当然不是他不重视曹植，恰恰相反，胡氏是将曹植作为建安文人的最高标格来看待的。 《诗薮》中论及曹植，时见“天才绝出”“自当独步”“绝世无双”[2]的赞誉之词。 显然，胡氏是偏爱曹植的。 他还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 ”[3]因此，“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为建安文学的代表，是历代多数论者的共识。 事实上，也正是他们领袖群伦，与“盖将百计”[4]的建安文人共同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

　　“文章祖师”曹操

　　曹操不但是汉末建安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建安文学重要的开创者和领导者。 他20岁举孝廉，入仕之初便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强烈热情。 汉灵帝时，宦官弄权，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不成，反为所害。 曹操为此曾上书进谏，指斥奸邪盈朝。 据《曹瞒传》所述，曹操执法不避豪强，因此得罪了皇帝的近习宠臣，“迁为顿丘令”[5]，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 曹操早年所作《对酒》一诗，称述自己所向往的太平景象，上至君臣关系，下至草木昆虫，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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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可礼先生的考证，《对酒》很有可能是曹操30岁时任职济南期间所作。 [6]诗中“政教大行”的盛世图景，显露出曹操积极的政治态度，是曹操初期颇具代表性的诗作。 曹操的性格不仅与当时重视人格修养的儒风有着较大距离，也与魏晋名士的标格自高不同，而更多地呈现出“尚通脱”、任性不羁的特点。 杂言体诗《对酒》中所描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大同世界以及诗句的口语化，与其性格相映成趣。 据王粲撰《英雄记》记载，曹操击败袁谭之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7]。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引《阿瞒传》云：“(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 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 ”[8]曹操恣意放达和不拘小节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 这也是曹操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9]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然皆畏惧莫敢先进。 势单力孤的曹操在荥阳与董卓属下徐荣大战，结果是曹洪让出自己的坐骑，曹操才得以逃脱。 曹操不得已又去扬州募兵，然而士卒多叛，处境甚为艰难。 作于这一年的《薤露》，历叙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朝纲倾覆的混乱局面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 《薤露》很可能是现存曹操诗中创作年份最早的五言诗。 [10]此后，曹操败陶谦、迎献帝、破张绣、杀吕布。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其文学创作也日渐成熟，作于建安三年(198)的《蒿里行》，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写各地诸侯“军合力不齐”，反而“自相戕”，又有袁术称帝及频繁的内乱，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的惨状，令人凄入肝脾，“念之断肠”。 因其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谭元春认为，此诗与《薤露》，“翻尽从来拟古门户”[11]，这一论断极为精辟。 因为《蒿里》不仅对汉代挽歌做了重大改造，也在诗史式的叙事中，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感慨，确有开一代新风的气概。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大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的陈琳，得到了曹操的原谅和赏识，“建安七子”除王粲外皆已归曹，邺下文人集团开始形成。 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安定，为邺下文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欢宴”[12]提供了条件，文人的书写内容触及到更加广阔的领域。 建安十一年(206)，邯郸淳、梁鹄、杜夔以及“七子之冠冕”王粲归附曹操，邺下文人集团进一步壮大，他们悠游岁月、诗酒唱和，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这一年在曹操身上也发生了许多大事：荣升丞相，收复荆州，爱子曹冲夭亡，赤壁兵败，丧失了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机会，这注定是曹操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赤壁兵败后，曹操更加意识到才士谋臣对一统大业的重要性。 因此，他作《求贤令》以明自己唯才是举的决心。 张可礼先生认为，《短歌行》(对酒当歌)“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13]，有关此诗的创作时间和主旨，学界众说纷纭。 清人朱嘉徵有“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复，满口道不出”[14]之论; 清人张玉榖所谓“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15]的评点，均颇具代表性。 诗歌感叹人生短促，倾吐求贤若渴、胸怀天下的壮志，有一种雄浑开张与沉郁苍凉相交织的艺术美感。

　　曹操的形象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沉淀，进入到我们熟知的文学世界，一步步演化成了“奸雄”。 有人说他直率纯真，有人说他虚情假意; 有人说他赏识英才，有人说他嫉贤妒能; 有人说他一生以匡扶汉室为抱负，有人说他一生都想篡汉自立。 但在文学领域，对于曹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历代文论家几乎无人有异议。 清人吴淇云：“武帝制作，无不精妙，故铜雀台，后世得其片瓦，犹值百金。 ”[16]足可见曹操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地位。 曹操的文学成就，对建安文学起到了“导夫先路”的奠基作用，同时也为中国诗歌打开了新局面。 刘熙载称：“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 ”[17]曹操诗虽仅存二十余首乐府古题，但内容丰富，涉及山水、时事、游仙、述志等，风格或“慷慨悲凉”，或“精能老健”，或“格调古朴”。 其中，令后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他表现“沉雄”风格的诗篇，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沈德潜评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18]，全诗通篇写景，无一字议论抒情，而诗人却将万丈豪情融于沧海之壮景，句句可见其坚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怀，吞吐日月，磅礴壮烈。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诗歌的“沉雄”之美，不全由语言生发，与高超的艺术技法也是分不开的。 比如，此诗的写景视角不断转换，先是由水流延至两岸的山川和小岛，视野刚刚聚焦到岛上的树木百草，又以“秋风萧瑟”的感受回到诗人本身。 方东树曾赞曰：“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 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 后惟杜公有之。 ”[19]放眼文学史，当得起如此评价的文人，其实不多。

　　“文人帝王”曹丕

　　曹丕的历史功过与其父相比，可能更为复杂。 仅据《世说新语》记载，他就有逼令曹植“七步成诗”、收用曹操群妾、毒杀曹彰等多件残忍歹毒、鲜仁寡耻之事[20]，这与其在位期间提倡节俭、改革弊政、促进国家统一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曹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帝王”，在文学走向自觉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稼雨先生认为，曹丕“拉开了士人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舞台上主角的大幕”，是一位“负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21]。

　　曹丕在建安二年(197)便随父出征，他说：“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 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 ”[22]官渡之战后，曹操攻袁谭、袁尚，军至黎阳，年仅17岁的曹丕作《黎阳作》四首，表达了“救民涂炭”、拯时救世的大志。 当面临曹魏集团的日益壮大、曹操被封魏公并偏爱曹植等新变化时，曹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曹植的权力争夺上。

　　从建安十六年(211)至二十二年(217)，曹丕历经残酷的政治角逐，终于被立为太子。 据《三国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记载，曹丕被立为太子后喜不自胜，竟抱着辛毗的脖子说：“辛君知我喜否? ”[23]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幹、陈琳、应玚、刘祯皆死于瘟疫，这场瘟疫与魏晋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曹丕在之后所作的《与吴质书》中，痛悼文友离世：“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之后便着手编纂这四人的文集。

　　影响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也发生在这令曹丕喜悲交加的建安二十二年(217)，这就是《典论·论文》的创作。 [24]《典论·论文》中的作家及作品论、“文气”说、文体之辨，都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榜样，成为后代文学批评家学习的典范。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典论·论文》将文学的自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仅抬高了文学的地位，还对邺下文人予以安抚，鼓励他们潜心翰墨。 这或许缘于曹丕深沉的政治用心，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士们的自我内省。

　　如“建安七子”多有政治抱负，陈琳《游览诗》中所谓“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颇能代表他们共同的人生志向。 但事实上，零落在各地的文士归附曹操后却很少得到重用。 刘祯在作于建安二十年(215)的《赠五官中郎将》(其一)中有“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尚不乏凌厉风云的壮志，而徐幹《室思》(其一)中的“端坐而无为”，则显得有些许落寞。 “七子”尚且如此，其他邺下文人的境遇也可见一斑。 出自曹丕之手的《典论·论文》，具有“钦定”的特殊性质，其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潜移默化地使邺下文人认同了寄心篇翰的“不朽”价值，堪称是文学新变的理论号角。

　　说到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能不提现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燕歌行》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卷二中推测，此诗可能是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北征在外，代述闺中之意而作”[25]。 从胡应麟“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26]的评价，到近年来学者们对《燕歌行》多视角的研究，足可见其美学价值。 曹丕可以说是七言诗体的祖师，真正将七言诗体带入了文学殿堂。

　　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 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27]这一导源于胡应麟的汉、魏异同之论，将曹丕作为汉魏两代诗歌发展的转折点。 具体而言，这是诗歌从配合音乐到追求辞藻、从言志到抒情、从直抒胸臆到含蓄宛转、从粗犷到细腻等一系列变化的转折点。 曹丕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建安之杰”曹植

　　钟嵘《诗品序》称曹植为“建安之杰”，已给予了曹植极高的评价。 曹植《白马篇》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与杨德祖书》曰：“勠力上国，流惠下民”; 《求自试表》也有“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这都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热切之志，但渴求“自试”的他，却终其一生不得“自试”。 在曹丕继位后，他更是如履薄冰，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28]，无论是曹植借放浪形骸以“自污”，还是“谄媚君主”以自保，都流露出他内心深重的无奈和痛苦，这也是后世文人对他寄予深切同情，以及“扬植而抑丕”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

　　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已指出，文帝因“位尊减才”，曹植则是“势窘益价”，但后世仍不乏为曹丕翻案者，如王夫之便是“扬丕抑植”论的代表，他在《姜斋诗话》中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 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 伸纸挥毫，雷同一律。 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 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 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 ”[29]不过，清人吴淇所谓曹植“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30]的观点，仍可视为后世主流话语的代表。

　　学界常以曹操死、曹丕继位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界，将曹植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或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作为他创作的不同阶段，这充分地考虑到了曹植创作的连续性与时代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曹植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 如果说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与杨德祖书》中追求不朽功名的蓬勃之气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那么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的《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中则不乏怨愤之情，“仪有文才，子建赠以此诗，有怨刺之意”[31]。

　　吴汝纶论《当欲游南山行》则更为直白：“此诗怨魏帝之不能容己也。 ”[32]建安二十三年(218)，于禁、曹仁等与关羽战于樊城，关羽水淹七军俘虏于禁，威震华夏。 战事正危，曹操遣曹植率军驰援曹仁，而曹植却在此时喝得酩酊大醉，这令曹操对他失望之极。 《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或许正是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后，曹植心底怨愤的宣泄。 故以建安二十二年(217)为界来确定曹植创作的分期，也许更接近实际。

　　曹植的悲剧并非简单的怀才不遇，其平定天下、救民水火的鸿鹄之志，与一生未能如愿、备受压抑的巨大反差，令人不胜唏嘘。 曹丕代汉后对曹植的政治迫害，使曹植本就春冰虎尾的处境更加恶劣。 曹植在一次返回自己封国途中，经过洛川，写下了流芳千古的《洛神赋》[33]。 有人认为《洛神赋》写的是叔嫂之恋，洛神即甄后; 有人认为曹植是借洛神以宣泄自己的苦闷; 也有人认为洛神即曹丕，曹植对洛神的感情实际上是自剖心迹。

　　对此赋的多维解读，也证明了其文学价值。 美轮美奂的语言、想象世界的构建及洛神形象的塑造，不仅使此赋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也为曹植增添了耀眼的文学光彩。 从继承的角度说，曹植的赋作在强化抒情性的同时也采取了汉大赋的结构方式，在表情达意上却跳过两汉赋作的“讽颂”功能而有回归屈骚的倾向。 从后世接受的角度来说，曹植的赋作虽然在明清之前并未像他的诗歌一样得到充分重视，其对后世骈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与《洛神赋》的缥缈多姿相比，曹植临终前一年所作的《怨歌行》更是其真情的流露：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 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此诗借周公辅佐成王之事委婉寄托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 周公最后能够得到成王的理解，周公辅成王也成为君臣相知的佳话，而他自己在曹丕死后，仍然得不到魏明帝曹睿的信任。 两相对照，更突出了此诗浓厚的悲剧色彩‍‌‍‍‌‍‌‍‍‍‌‍‍‌‍‍‍‌‍‍‌‍‍‍‌‍‍‍‍‌‍‌‍‌‍‌‍‍‌‍‍‍‍‍‍‍‍‍‌‍‍‌‍‍‌‍‌‍‌‍。 清人丁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 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 ”[34]施补华《岘傭说诗》也说：“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浑为正宗。 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后，唯陈思诸作及阮公《咏怀》、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 ”[35]从五言诗的萌发到建安“五言腾踊”再到曹植，五言诗体最终定型，在这一诗歌史发展过程中，曹植的典范意义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建安十七年(202)，三曹登铜雀台，曹植作《登台赋》，最得曹操激赏。 清人丁晏《魏陈思王年谱序》说：“初王(曹植)以仁孝智达，魏祖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 ”[36]这说明曹植原本有自己的优势，并曾在夺嫡之争中一度占据上风。 然而相对单纯善良的他，终究不敌心机深重的曹丕。 《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 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 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 ”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37]

　　《魏晋世语》全书已佚，裴注所保存的这个故事，是曹氏兄弟争嫡斗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它以典型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炫材扬己、不擅伪饰，因而终于失败的事实。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 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38]曹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志向高远，却始终“不得施于世”; 他才华超群，加之后半生郁积了太多的“忧思感愤”，有着种种“人情之难言”，因而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将一代文学推向高峰。 正如清人严可均在《曹子建集校辑叙录》中所说：“子建之精光浩气长留天地间者，在文辞不在风节。 ”[39]

　　“三曹”均历经世乱。 曹操、曹丕的军旅生涯和高居上位的经历; 曹植人生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尤其是他后期饱尝政治迫害之煎熬与怀才不遇之苦闷的体验，与一般文人相比，其人生和情感都具有极不平凡的一面。 加之父子三人都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故能以生花妙笔，对他们别样的现实人生和情感世界，做出精美的艺术表现。 因此，他们在乐府、诗、赋、文论等多个方面为后世文学开启了诸多法门，也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衷心景仰和高度肯定。 在清人方东树眼中，曹操是“千古诗人第一之祖”[40]。

　　王世贞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 ”[41]目空一世的谢灵运更是宣称：“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 ”[42]父子三人均得如此赞誉者，在三千年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王世贞有诗曰：“崛起三曹后，横行七子前。 预知千载下，重数建安年。 ”[43]这是对他的友人胡应麟的称赞，其中以“三曹”“七子”作为诗美理想的标格，实际也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文士逐渐形成的共识。

　　作者：刘怀荣 王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