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察冀诗群看抗日文学风貌

　　摘要：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歌史上，晋察冀诗群可以说是最有资格以地域命名的诗派。 晋察冀诗群所处环境与具体任务同其他地区多有差异，诗人的生存状态、诗歌的生成机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传播方式及接受效应，都带上了鲜明的晋察冀色彩。 晋察冀诗群的创作条件异常艰难，付出的牺牲巨大，红色诗篇是战士的鲜血染成; 晋察冀诗歌硝烟味浓郁，表现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程; 质朴而雄浑的审美折射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烽火，呈现出马兰草似的文体特色。

　　关键词：抗日文学; 晋察冀诗群; 敌后战场视野; “马兰草”文体特色

　　在诸文体中，最敏感的当属诗歌，国难当头之际，遭受蹂躏的屈辱与苦难，奋起反抗的激愤与坚韧，都最先见之于诗。 晋察冀诗群①不仅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烽火，而且拓展了抗战诗歌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审美空间。

　　一 晋察冀诗群命名的必要性

　　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歌史，新诗流派的构成与命名，或缘于社团和刊物，如文学研究会诗人群②、创造社诗人群(亦称浪漫派)、新月诗派、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等，或缘于文体、创作方法与诗集名，如小诗派、湖畔派、象征派、现代派、“汉园”诗人群、新民歌体诗人群等，而晋察冀诗群可以说是最当得起以地域命名的诗派。

　　抗战时期，诗人聚集地并非只有晋察冀，为何晋察冀诗群能够独树一帜、彪炳史册呢? 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大的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也于1938年9月迁至重庆。 重庆地理上两江交汇，重峦叠嶂，地域广袤，文坛上刊物丛生，诗人云集，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有携手并进，也有不同倾向的交锋。 大重庆，大而杂，诗潮澎湃，漩涡翻滚，反倒难以用地域来命名。 昆明为西南联大所在地，先生一辈仍有新作，更为可喜的是以“九叶诗人”为代表的年青一代诗人成长起来。 西南联大诗人，走向战场前后，题材跨度甚大，而创作方法整体上趋于现代主义，因此文学史叙述时宁可用当时其主要园地《中国新诗》或多年以后出版诗歌合集的“九叶”来命名。

　　与以上地区不同，晋察冀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搏击场。 无论是肩负作战使命的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官兵，还是县区干部与敌后武装工作队队员，抑或隶属于各级报刊通讯社剧社等文化机构团体的编辑记者编剧作曲，首先是抗日的斗士，然后才是诗人，一手拿枪，一手执笔。 延安诗歌精神③，为晋察冀诗歌输入了革命力量。 诗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诗歌的生成机制、题材内容、艺术风格、传播方式及接受效应，都带上了战斗与热血的晋察冀色彩，质朴而雄浑的审美折射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烽火。

　　二 战士鲜血染红诗章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④，执戈能杀敌，挥笔会作诗。 抗战时期，晋察冀写作并发表诗歌者人数众多。 初有催笛、温拓、韦平、于六洲、新绿、邓拓、舒同、孙毅、塞红、塞风、流笳、耐茵、胡可、路遐、鲁萍、郭苏、黑仔、保申等，继而随着西战团、东北挺进纵队干部队、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前线文艺工作团、华北联大、抗大总校及二分校等单位的迁入与军政机构及剧社等文艺团体的成立，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力军、叶频、石群、陈辉、司马军城、谷扬、英子、钱丹辉、叶正煊、蓝矛、郑成武、邓康、雷烨、魏巍、程追、鲁藜、林采、孙犁、王炜、石坚、劲草、蔡其矫、玛金、商展思、章长石、田流、劳森、任霄、徐明、郭起、陈陇、陈乔、李雷、张绍明、陈布洛、柳枉、方璧、张帆、陈新、郭汉城、周奋、洪水、甄崇德、耿金云等亦先后进入晋察冀诗坛，本地也涌现出田流、白水、王黎、张庆云、栗茂章、郭起、和谷岩、刘照红、高良玉、邱陵、贺森、张风芝、李光波、刘振河等诗坛新人⑤。 晋察冀诗歌无不饱含战士的激情、带着战场的硝烟，甚至浸染上英烈的热血。

　　史轮，原名马清瑞，1912年生于山东邱县(现属河北威县)，193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6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新诗集《白衣血浪》，卢沟桥事变之后奔赴延安，不久参加西战团，1939年1月初抵达晋察冀边区，在边区文化救国会工作。 史轮与田间、邵子南、曼晴等一起把街头诗运动带到晋察冀，他在《老百姓摸枪》最后一节写道：“五更里，东方明，/武装起来真英雄，/东南西北去游击，/打他汽车收县城。 ”这首民歌风的短诗被谱曲改题为《武装起来真英雄》，传唱至今。 他还有《白山黑水》(秦腔)等戏曲作品，很受观众欢迎。 1942年秋季反“扫荡”中，史轮在雁北不幸被捕，遭受酷刑，顽强不屈，英勇就义。

　　雷烨，原名项俊文，1916年出生于浙江金华，1938年秋延安抗大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派赴晋察冀，1941年末到冀东军区，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等职，1941年被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 雷烨勇武踏实，多才多艺，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与摄影作品多有佳作，诗歌创作亦独具风采。 《滦河曲》继承了古典诗歌的顶针手法，又汲取了陕北信天游的比兴：“滦河的流水唱着歌，/歌声浮载着子弟兵。 /子弟兵的青春——/好像河边的青松林。 /滦河的流水含沙金，/金子好比子弟兵的心。 /滦河的流水向渤海，/渤海岸上发源子弟兵。 /滦河的流水发源长城外，/子弟兵回旋喀喇沁。 ”1943年4月20日，雷烨在反“扫荡”中遇袭，掩护两名战友突围，自己身中数弹，最后关头，砸碎相机、望远镜，烧毁底片，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殉国。 邓拓在1943年5月18日《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恸雷烨》，文中说：“我们的复仇的战斗的行列更像奔放的洪流，从太行山万千条峻岭之间，冲泻而下，冲向东方，冲灭敌人的阵地，我们边区的文化工作者更将英勇向前，站在行列前哨的岗位上，激扬这战斗的怒涛，愿你的精神就像你故乡钱塘江潮一样，在外面战斗的行列里永远澎湃! ”

　　司马军城，原名牟伦扬，土家族，1919年生于湖北利川，“七七事变”后赴延安，初入陕北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1938年2月转入陕北公学第二期第十一队学习，5月赴晋察冀，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记者，先后担任报社机关自卫队长、印刷厂长，当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调任冀东《救国报》总编，兼《新长城》主编，后又调到冀热辽区第五地委，任《救国报》燕山版主编。 司马军城不仅以战地通讯闻名，而且也写有视野宏阔的《人类的早晨》(长诗)与意气豪迈的《世界是我们的》等诗歌。 《山地里的赘语》更是以质朴而超拔的象征表达出雄奇之美的意境：“当太阳刚出山顶的时候/山地，像揭了盖的开锅/蒸腾着牛奶般的白雾/我们的山呀/那拥在白棉被里的战士/恢复了昨夜的疲劳/它微笑着/它要起来//太阳上升了/白雾渐渐稀薄/山起来了/自己更加长大”。 1943年4月7日，在丰(润)滦(河)地区白官屯附近，司马军城与四位战友遭遇百余名日军包围，激战中，司马军城中弹牺牲。 年轻的生命献给他誓死捍卫的祖国山河，清晨的白雾是燕山滦水回赠他的圣洁哈达。 司马军城1942年赴冀东游击区办报时，邓拓曾赋诗送别。 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信中有一句富于诗意的话：“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 ”听到司马军城牺牲的消息，邓拓夜不能寐，赋诗《祭军城》：“朝晖起处君何在? 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弔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十几年后，念及战友司马军城，邓拓撰文仍予以高度评价：“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的进行曲。 但是，这是真正的诗! 这样的诗篇是同天地一样长久的，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也才是永生的! ”⑥

　　陈辉，原名吴盛辉，1920年生于湖南常德，1937年读高中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入抗大学习，1939年5月到晋察冀边区通讯社任记者，1940年5月到斗争环境残酷的平西区涞涿县，历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区委书记、县委执行委员、武工队政委等职，在封锁沟交错与碉堡群林立的严酷环境中，“领导反勒索、反抢粮、反抓丁的各种斗争”⑦。 有时，他在野地隐蔽，要在数日无粮的饥饿中苦熬，有时同敌人正面遭遇，近距离对射; 在战斗的间隙，他以炽烈的激情书写抗战诗篇，“无论春夏秋冬，他的衣服上都自缝着一个大口袋，装纸笔、装诗稿、装当时可能找到的书报”“他的许多诗篇是在地道里、地堡里写成的。 ”他挚爱晋察冀，《新的伊甸园记》第一首《献诗——为伊甸园而歌》讴歌道：“我的晋察冀呵，/你的简陋的田园，/你的质朴的农村，/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它比/天上的伊甸园，/还要美丽! ”“我的晋察冀呀，/也许吧，/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呵，/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 /那花儿呀——/红的是忠贞，/黄的是纯洁，/白的是爱情，/绿的是幸福，/紫的是顽强‍‌‍‍‌‍‌‍‍‍‌‍‍‌‍‍‍‌‍‍‌‍‍‍‌‍‍‍‍‌‍‌‍‌‍‌‍‍‌‍‍‍‍‍‍‍‍‍‌‍‍‌‍‍‌‍‌‍‌‍。 ”陈辉以炽烈的爱、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与年轻生命爆发的创造力，在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万余行诗。 他的诗篇为根据地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画卷。 《月光曲》写驰骋在妈妈河畔的晋察冀骑兵，《六月谣》写根据地麦收的景象与保卫家乡的信念，《平原手记》写根据地年轻人的情话、小孩子参军的被拒。 《平凡事》写边区民众选举军属、妇救会主任菊芬当村长，民主氛围与女性解放跃然纸上。 《夏娃和亚当》描写一位纯洁的乡下姑娘，为了掩护听从她的安排躺在炕上假称“发疟子”的区长，在敌人戏耍与试验她的命令下，冲破旧礼教的藩篱，亲吻了区长，“从你那含羞的短短的一吻里，/我可以断定，我看见了，/那最美丽的最崇高的/红色的爱情的炽热的火光……”三区青救会主任史文柬牺牲，陈辉写2000余行的《红高粱》，作为写给史文柬的纪念品。 1944年11月13日清晨，敌人调集2000余兵力，将五区区长陈琳、新任六区区长崔光等30余名武工队队员包围在马踏营南河套，陈琳等十余人英勇牺牲，崔光等身负重伤，十余人被俘。 在烈士追悼会上，陈辉当场赋诗《正气词》：“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不畏牺牲、能文能武的“神八路”陈辉，为群众所景仰，为敌寇所仇恨。 1945年2月8日，遭敌人围捕，打尽子弹之后，陈辉拉响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重伤昏迷，很快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25岁⑧。

　　史轮、雷烨、司马军城、陈辉，还有胡乃超、布于、吕光、任霄等，他们是诗人更是战士，无畏地挺进危机四伏的险境，才有如此密集的壮烈牺牲。 也正因为亲身参与抗日战场的开辟、根据地的创建与保卫，才能对抗日战场有最贴近的观察、最切身的体验，诗歌中也才有最真实的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三 敌后战场的深广视野

　　晋察冀战场是硬从敌人的“心脏”打出来的，诗人把热情的礼赞献给英勇的军民。 曾因《给战斗者》等诗作而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1938年底随西战团到晋察冀之后，其诗作更加充满实感。 《山中——题贺龙将军》《马上取花——题杨成武将军》即源自诗人参加了贺龙师长亲自指挥的陈庄战斗与击毙了日军所谓长于山地作战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黄土岭战斗。 他还在大龙华战斗中目睹了八路军骑兵的歼灭战，战斗接近尾声时，敌军占据老乡的一座房屋，凭一挺机枪负隅顽抗。 这时房子的主人站出来说：“这是我的房子，烧吧，烧了旧的盖新的! ”老乡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热情，深深地感动了战士们，也拨动了诗人的心弦，叙事诗《烧了旧的，盖新的……》即据此而作⑨。 再如《井》《地道》写地道战，《坚壁》写坚壁清野，《去破坏敌人底铁道》写破坏敌人的交通，《芦花荡》写白洋淀的雁翎队，《我底枪》表现游击队员的牺牲，《下盘》描写风雪中送公粮去根据地的父子，父死子继。 《参议会随笔》《多一些》表现根据地的民主生活与农业生产。

　　1944年2月，河北省平山县戎冠秀在晋察冀边区群英会上荣获“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田间作长篇叙事诗《戎冠秀》，以质朴无华的风格描写了“子弟兵母亲”机智勇敢救治八路军伤员、组织村民生产、开展拥军活动的事迹。 邵子南1938年12月随西战团到晋察冀，写出一篇篇挂着清晨露珠、带着战场硝烟味的诗歌。 《死与诱惑》描写一位在游击区组织工会的干部被捕之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矢志不移，英勇就义：“他沉静地与死并排走着，/有如农夫伴着他的犁走进地里，/进入渺茫的国土。 ”《骡夫》写曾经讨厌军队的六十多岁的老骡夫，被动员跟八路军当了几天骡夫之后，再也不愿离开，把自己的力气与金钱全部拿出来抗战救国。 《好样儿》写一个青年农民被进村的敌人抓住，被逼迫指认干部，敌人用绳子勒住其颈项，又把群众摔在石头上，然而青年坚贞不屈，“这不是血肉受难，/这是钢铁在火里烧炼，/这青年的好样儿，/在各地都传遍。 ”《模范支部书记》叙写八路军一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关键时刻穿过铁丝网，用手榴弹炸毁敌军堡垒的火力，独一师终于拔掉大龙华日军的据点。 民兵队长李勇大摆地雷阵，令敌人损兵折将，邵子南除了在小说《地雷阵》中塑造这位英雄形象之外，还有诗歌《李勇要变成千百万》《李勇已变成千百万》。 流笳的《武工队》、林采的《黎明》、丹辉的《担架上》、管桦的《好村长》、商展思的《学生军游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秋季反“扫荡”剪影》、章长石的《歌手——悼念我们的政治指导员赵烈同志》、郭小川的《滹沱河的儿童团员》、鲁藜的《树》、远千里的《去找吕司令》、蔡其矫的《雁翎队》、戈焰的《哭任霄》、魏巍的《伏击》等也都为抗日军民唱出由衷的赞歌。

　　日军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战场万般恼怒，先后掘开滏阳河、运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30多个县百万亩良田受淹，又实施野蛮至极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日军作战命令称“烬灭作战”)政策，旱涝蝗瘟等自然灾害也火上浇油，给我军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晋察冀诗人直面苦难，以诗歌揭露日本的战争罪恶。 1940年春，日军从河北望都县柳陀村抓走了五十九名男女自卫队队员，凌辱之后又凶残地杀害。 邵子南闻之义愤填膺，含泪写下了《五十九个》，李劫夫为之谱曲，迅速传唱开去。 不少青年人唱着这首歌曲报名上前线，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钱丹辉《敌人与黑夜》揭露日军以“清查户口”为名放肆地闯进民房、致姑娘含辱惨死的罪恶。 商展思《她变成了疯傻》痛诉年轻的母亲被侵略者夺去娃娃生命之后的疯傻，“她常跪伏在炕上，/拍着空虚的小被窝，/轻哼着：/‘我的娃呵——乖乖睡吧! ’……她常在深夜中/到荒野里游走，/呼唤着：‘我的娃呵——跟妈来家! ’……”声声呼唤，强烈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侵略者非但没有吓倒根据地民众，反而激起军民强烈的复仇意志与血战到底的必胜信心。 魏巍《好夫妻歌》里，狼山上对八路军伤员有救命之恩的一对年轻夫妻惨死于敌人之手，抒情主人公在乱尸里见到死了还怒目圆睁的朋友与拼死搏斗中掉了一半头发的“大嫂”，不禁发出复仇的誓言：“要不用敌人的头来祭你，/我情愿死在狼山里……”

　　诗人生活战斗在晋察冀，创作的根须深深扎在根据地与游击区，边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生产建设、民主建设、文化建设、精神建设、军民关系等尽收眼底，生动地呈现在诗歌画卷里。 表现根据地工农业生产的，有邵子南的《耕种土地》、邢野的《开荒歌》、甄崇德的《秋播》、曼晴的《纺棉花》、王炜的《纺车之歌》、流笳的《抢收》、劳森的《新的“捷克式”——工厂歌谣之一》等; 表现根据地民主生活、新型官民关系，有丹辉的《村选》、商展思的《平原恋歌》、邓康的《咱们永远在一起》、甄崇德的《村干部》、李学鳌的《周县长住在石头家》、戈焰的《豆选女县长》等; 表现军民鱼水情的，有流笳的《子弟兵三赞》、商展思的《私语》等。 曼晴写军民关系质朴而生动，《区长》更是以民众冒死保护区长的行动写出了根据地干部群众之间的骨肉深情。 在一个冬天的早上，日军荒井部队偷偷包围了村庄。 人们被赶到旷场上，四周山坡上，架起了机关枪，荒井逼问谁是区长，一连绑了四个青年，“刺刀尖挨近四个青年的胸膛”。 “且慢! /从人群里跳出一个人，/‘不要杀他们，/我是区长! ’”“静坐的人群，/突然沸腾起来，/从里边又跳出几个人，/高声抢着喊：/‘我是区长! ’/‘我是区长! ’/‘我是区长!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区长”。 诗中没有叙及最后荒井部队是毫无所获悻悻离去，还是造成了野蛮杀戮的惨剧，只是集中描绘了根据地人民舍生忘死保护干部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这样不畏牺牲的干部，有这样生死与共的群众，篇末的“乌云吹过，/天已经大亮，/东方升起了通红的太阳”就能够给人以切实的慰藉了。

　　这些诗篇绘出了人民战争的风俗画，如同诗人魏巍后来编选《晋察冀诗抄》时在《序》中所说：“读着它，仿佛又回到我们战斗的故乡，又回到我们的田园。 仿佛又看到了狼牙山、神仙山、妈妈河、胭脂河……仿佛又看到铁矛上飘拂的红缨; 又看到怀抱着地雷在大道上行进的民兵; 仿佛又看见老大娘拿着针线活，坐在村边的柳荫里放哨; 小孩子拿着扎枪，仰着脸，睁着机警的眼睛，向你盘查路条; 它还使你听见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大豆棵里秋虫的鸣声，在那里埋伏着我们的战士。 ”“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战斗风采”⑩穿越时光，给战士以永不褪色的回忆，给后人以鲜活生动的历史。

　　四 “马兰草”似的文体特色

　　晋察冀诗歌不仅内涵空间广阔，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 最具战地特色的文体，是有“街头诗”“传单诗”“墙头诗”“岩头诗”“枪杆诗”等多种叫法的短诗，主要的题旨是唤起民族意识、鼓动团结抗战。 短诗的域外影响源有“五四”以来译介的泰戈尔诗、苏联宣传鼓动性的短诗，而中国的民谣、俗白的绝句、元代的小令、“五四”时期的小诗等更是源远流长的无尽资源。 田间、邵子南、柯仲平、高敏夫等诗人在延安共同发起街头诗运动，1938年8月7日被称为“街头诗运动日”，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就写于这一时期：“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1938年11月，《抗敌报》副刊《海燕》第12期与延安遥相呼应，也提出开展街头诗运动的号召。

　　同年12月，田间、史轮、邵子南等随西战团抵达晋察冀边区，积极推动这项运动，剧社、文救会、妇救会、民众教育馆、宣传队、学校、部队，甚至农会等全面展开，《海燕》《诗建设》等刊物提供园地，街头诗蔚然成风‍‌‍‍‌‍‌‍‍‍‌‍‍‌‍‍‍‌‍‍‌‍‍‍‌‍‍‍‍‌‍‌‍‌‍‌‍‍‌‍‍‍‍‍‍‍‍‍‌‍‍‌‍‍‌‍‌‍‌‍。 仅在1941年7月之前，就印行了多种街头诗集，诸如《战士万岁》(田间)、《在太行山上》(徐雨)、《文化的民众》(邵子南)、《街头》(曼晴)、《力量》(魏巍、邵子南、钱丹辉等)、《在晋察冀》(力军)、《选举》(邵子南、方冰、周巍峙、谷扬)、《可不沾》(魏巍)、《持久战歌》(史轮)等11。 街头诗以短小、精悍、通俗、简洁、明快见长，因而大受欢迎。 一册街头诗集《粮食》在晋察冀销售就达七千份，足见街头诗的战时威力及前途12。 1939年，田间在一个村庄的门楼上，看到了自己在延安所写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用很大的字写在那里，还配着一幅画13，不禁让诗人愈加感到街头诗的力量。

　　在创作街头诗这种瀑布似的精短鼓动诗的同时，晋察冀诗人也有江河奔流一般的长篇抒情诗，如田间的《祝山——为勇敢的人而作并献给十月革命节》(306行)、邵子南的《在新的年代的第一个早晨》(240余行)、林采的《生与死》(1000余行)、陈辉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为祖国而歌》(111行)等。

　　开辟敌后战场与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决绝的战斗生活，给叙事诗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沃土。 叙事长诗如田间的《亲爱的土地》(3500余行)、《铁的子弟兵》(3200余行)、《戎冠秀》(420余行)，魏巍的《黎明风景》(1500余行)，蔡其矫的《乡土》，孙犁的《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陈辉的《红高粱》，方冰的《柴堡》等，或是浓墨重彩描绘开辟敌后战场与建设根据地的壮阔历程，或是聚焦刻画英雄模范的成长轨迹与人格光辉。 数量更多的小叙事诗撷取片段，挥洒自由，明快灵动，有些被谱成歌曲，传播久远。 如抗大毕业的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剧社方冰，根据生活素材，创作了《歌唱二小放牛郎》，描写放牛娃王二小把抓他带路的日军引进我军的埋伏圈，以一己的牺牲掩护了后方机关与几千老乡。 这首叙事诗由李劫夫谱曲，曲调与内涵高度契合，感伤中更多的是敬佩与怀念，成为一首传唱至今的经典作品。

　　晋察冀诗歌文体多样，风格亦如山地野花，色彩斑斓。 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寄托于山水，有的平实凝重，有的轻灵飘逸，有的格调沉雄，还有的幽默俏皮。 田间作品无论是叙事诗，还是政治抒情诗，也无论篇幅长短，其敏锐的时代感与强烈的节奏感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鼓点式的风格。 闻一多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里，高度评价其战鼓式的风格：“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 )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 这是鞌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祢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14这样的诗歌的确远非丝竹的缠绵或悠扬，但反侵略战争需要粗犷急骤的鼓声，田间恰恰是时代所急需的鼓手。

　　陈辉诗风与田间有相似之处，正如田间在《十月的歌·引言》里引述陈辉的“自白”所说：“把新的血的战争的现实写入诗里，我要给诗以火星一样的句子，大风暴一样的声音，炸弹炸裂的旋律，火辣辣的情感，粗壮的节拍，为了更好地为世界，为斗争着的世界而歌! ”15这种直截、俗白、然而节奏急促、铿锵有力的风格，固然由于戎马倥偬，缺少打磨的余裕，但也确实缘于诗人的主观选择——为了应和抗战的急需，哪怕嗓音嘶哑也在所不辞。

　　诗人创作个性有别，表现抗战的艺术风格便不尽相同。 邵子南初期诗歌欧化色彩较重，到晋察冀之后，“极力追求自然”，“更喜欢深刻挖掘生活中平凡的事物，习用散文的手法，去绘制战争的风俗画”。 “方冰的诗，感情丰富，色彩鲜明，在诗歌艺术上，他是一个线条明朗、色彩引人的画家。 ”16如果说田间、陈辉代表了气势磅礴、粗犷雄浑的豪放派诗风的话，那么，邵子南、方冰等诗人则在闻一多早年所倡导的诗歌美学——“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17——方面有所着意，不过晋察冀诗歌的“绘画美”并非闻一多原来所指的辞藻色彩，而是包含色彩在内的画面感，如邵子南《大石湖》、方冰《拿火的人》、曼晴《早晨》、孙犁《梨花湾的故事》、商展思《平原恋歌》、徐明《游击队员》、王炜《小溪之歌》、玛金《风暴，我心中更多音乐》、鲁藜《纪念塔》、蔡其矫《雁翎队》、远千里《她驾着小船》、甄崇德《春天，乡村的声音》等诗，在音律谐婉、结构整饬、意象丰盈方面颇下苦功，呈现出独特的战地“婉约”风格。 这方面，魏巍《蝈蝈，你喊起他们吧》可谓出色的代表。

　　诗作描绘战斗胜利后小憩的场景，吃下一枝酸枣便能睡下，螳螂跑到战士的脚上舞动触须也打不断战士的梦境，以此衬托战斗的紧张激烈与获胜后的轻松安详。 让“勇敢美丽的昆虫”螳螂去“偷看”战马奔回故乡的欢腾、焦土上花儿重新绽放蝴蝶翩翩起舞的梦中景象，让青翠矫健富于战斗力的蝈蝈去唤醒战士去吃早饭，情韵浓郁，意象别致，境界深远，其真其美，寻常而又超拔，见得出晋察冀诗歌的审美高度。

　　置身于战地烽火之中，诗歌形体语体更接“地气”。 语言风格整体上质朴、明朗，文体上自由体诗汲取民谣、曲艺等特点，挥洒自由，晓畅灵动，有些诗作——如陈陇的《神仙山》、史轮《老百姓摸枪》、邢野《山歌》、胡可《减租小唱》、商展思《青石山》、魏巍《滹沱河》等——颇具浓郁的民谣风。 徐明的《青纱帐》即是这种民谣体式和语言风格的鲜明体现：“七月里遍地青纱帐，/游击队好打伏击仗，/好比海洋里涨潮水，/鱼儿们喜欢大风浪。 //那怕你鬼子来“扫荡”，/瞎渔夫撒下破渔网，/捉不到鱼儿翻了船，/给咱们送来好干粮。 ”如同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里面的“国风”，各地民歌都程度不同地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晋察冀诗抄》1984年增订本所收一组没有作者署名的民歌，里面也浸透了诗人的心血。

　　晋察冀等地有一种名叫“马蔺”的鸢尾科。 鸢尾属多年生草本宿根植物，亦称马莲(花、草)、马兰(花)、紫蓝草、兰花草、箭秆风、山必博、蠡实、旱蒲等。 马莲生命力极强，根茎短粗，肥壮，叶长条深绿，十分坚韧，难以折断，甚至在人踩马踏车压之后仍然能够顽强复原; 花朵富于质感，花色蓝与雪青居多，绚丽夺目。 晋察冀诗人徐明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作短诗《马兰草》，表达对马兰草的认同与赞美。 晋察冀诗歌浓浓的硝烟味，犹如诗人吟诵的马兰草，平凡而坚韧，质朴而美丽，见证了晋察冀的抗日烽火，也融入了“人民新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诗歌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强韧的生命力与独特之美给人以永恒的启迪。

　　文学论文范例：试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矛盾

　　从“五四”文学革命起，中国文学主要呈现为京沪双中心状态，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这种文坛格局，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中心走向多元化，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乡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北京八年冷寂萧条，上海失陷后只有“孤岛”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灯塔光芒万丈，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在烽火中大放异彩。 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包含晋察冀诗群在内的根据地文学带着昂扬的格调、雄浑的气势、明快的旋律与质朴的色彩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军帐，当代文学打开了新的篇章。

　　注释：

　　①许怀中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诗歌卷中编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为“延安诗群”“晋察冀诗群”。

　　②参照陆耀东《中国新诗史(1916-1949)》(三卷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009、2015年版。

　　③继前引《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提出“延安诗群”之后，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468页)又提出“延安诗派”。

　　④引自陆游《观大散关图有感》。

　　⑤参照王剑清、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12月第1版，第80-82页。

　　⑥邓拓：《国殇·诗魂·诗的永生》，初刊《新观察》1959年12期，《邓拓文集》(4)，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75页。

　　⑦田间：《十月的歌·引言》，宋俊然编著《陈辉传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

　　⑧参照戈枫：《他的生命是一首壮美的诗——纪念陈辉同志牺牲四十周年》，《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 作者原注：“所谓‘地堡’，其实是一个只够容三两人的土洞子。 能坐、能躺，但不能站立。 没有阳光，缺乏氧气，潮湿异常。 ”

　　⑨参照宋佳：《田间在晋察冀——访诗人田间》，《晋察冀文艺研究》创刊号，第33-37页。

　　⑩ 16魏巍《晋察冀诗抄·序》(1958年作)，《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第11-12页‍‌‍‍‌‍‌‍‍‍‌‍‍‌‍‍‍‌‍‍‌‍‍‍‌‍‍‍‍‌‍‌‍‌‍‌‍‍‌‍‍‍‍‍‍‍‍‍‌‍‍‌‍‍‌‍‌‍‌‍。

　　11参照何洛：《四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底文艺运动概观》，原载1941年7月《文化纵队》第2卷第1期，收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中)，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684页。

　　12参照田间《现在的街头诗运动》，原件油印，据张学新、刘宗武编《晋察冀文学史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6页。

　　13参照田间《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原载《诗刊》1958年第1期，《田间诗选》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14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谈田间的诗》，初刊1943年11月13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第25-26页; 收《闻一多全集》(4)，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262-266页。

　　作者：张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