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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太宗的文学创作及其深厚的“黄帝情结”

时间:2021年07月13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要:综观唐太宗诗文,蕴含着浓厚的黄帝等古圣王情结。其信奉黄帝等古圣王的伟大功绩,赋诗作文对相关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为据、敷衍哲理,或以之为镜鉴、探求兴亡之道。唐太宗的诗,借助黄帝等古圣王功绩抒发政治抱负,丰富的历史

  摘要:综观唐太宗诗文,蕴含着浓厚的黄帝等古圣王情结。其信奉黄帝等古圣王的伟大功绩,赋诗作文对相关典故多有征引,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为据、敷衍哲理,或以之为镜鉴、探求兴亡之道。唐太宗的诗,借助黄帝等古圣王功绩抒发政治抱负,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强烈的政治豪情融为一体,气势雄浑,从中可领略贞观气象;唐太宗的文,以黄帝等古圣王的兴替为依据,求索古今治乱规律,制定君臣治国方略。概言之,其“黄帝情结”就是以古圣王为楷模,励精图治,济世安民,开创太平盛世的伟大梦想。

  关键词:唐太宗;黄帝情结;古圣王;文学

文学创作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与思想家。在位24年,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对内注重民生,重农固本,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对外开疆拓土,恩威并用,主张兼容并包、华夷一家的文化政策。其与股肱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王珪、李靖、虞世南等,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代盛世“贞观之治”,奠定了李唐百年繁荣的基础。史家誉之为“千载可称,一人而已”[1]63。唐太宗《帝京篇·序》云:“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2]3虽不以文学为主要事业,但毋庸置疑,唐太宗是贞观年间最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杨志玖先生认为,“唐太宗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在封建帝王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2]2。

  一、唐太宗的文学思想与“黄帝情结”

  《文心雕龙·正纬》云:“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3]31唐太宗诗文亦多言古圣王,如伏羲、女娲、燧人氏、炎帝、黄帝、少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以及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等,不但“有助文章”,而且很好地抒发了其浓厚的“古圣王”情结。唐太宗特别尊崇黄帝、尧、舜三者,统计其诗文所征引典故,黄帝达34条,尧29条,舜30条,远远多于其他古圣王。

  显然,唐太宗也遵循着“祖述尧舜”以构建思想理论的传统模式[4]47。重臣虞世南心领神会,认为唐太宗“著《金镜》《帝范》,论君臣之道,序仁义之方。商略古今,以为监诫。惩苛治而戒末弊,赞黄皞而咏唐虞”[5]45。唐太宗坚信黄帝等古圣王的历史功绩,《帝京篇·序》云:“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2]

  3按“无间然”本系孔子赞誉大禹之词,《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孔安国云:“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能复间厕其间。”[6]2488唐太宗用之于“轩昊舜禹”,实将所谓“信史”上推千年至黄帝、少昊时代。此序也集中阐释了他的文学(艺)思想:“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

  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2]3罗宗强先生认为:“他从政权的得失出发考虑文学问题时,着眼点 在文学是否有益于政教,因此他才反对淫靡之风。他从一个文艺内行出发,他又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艺术特征,没有完全否定文采。”[7]

  22唐太宗看待文学既有政治家的眼光,也有文学家的视角,而二者皆基于对历史的反思。作于贞观二年(628年)的《帝京篇十首》,堪称唐太宗诗歌代表作,其实就是通览历史的读后感。唐太宗追慕黄帝、少昊、尧、舜等古圣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历史认同的浓厚情结。唐太宗的散文,常以黄帝等古圣王的兴替历史为依据,探求兴亡治乱之道。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总结一生政治实践作《帝范》12篇。

  这部政治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足以代表唐太宗散文创作的成就,也堪称中国古代政论史上的一部杰作。其《序》阐述了写作目的:“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玄圭锡夏禹之功。丹乌呈祥,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庆,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者矣。

  ……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2]591-592所谓“翠妫”“玄圭”“丹乌”“素灵”,皆指王朝兴替之瑞。如“翠妫”,水名,黄帝于此受图箓。《艺文类聚》引《河图挺佐辅》云:“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两龙,挺白图,以授余于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之姓号,兴谋治太平,然后凤皇处之。

  今凤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至于翠妫之川。大鲈鱼折溜而至,乃与天老迎之。五色毕具,鱼泛白图,兰叶朱文,以授黄帝,名曰录图。”[8]209历数黄帝、唐尧、夏禹、周文王、汉高祖之兴实为李唐代隋张本:“昔隋季板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2]

  591-592应注意的是,序文所谓“天命”“历数”,然《帝范》之《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篇,“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咸在兹乎”[2]619,皆坐实为人事,与天命无关。唐太宗征引黄帝等古圣王典故,或以之自喻、寄托理想,或以之为据、敷衍哲理,或以之为镜鉴、总结兴亡之道,实质就是“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2]45。其视五帝之首黄帝为古圣王代表与取法的楷模,追慕无为而治、天下大同的愿景,并一再抒发景仰之情,可以概括为“黄帝情结”。

  二、唐太宗诗中的“黄帝”书写

  唐太宗诗中书写古圣王事蕴含“黄帝情结”者达12首,其中与黄帝相关者5首:《帝京篇十首》之其二、其十,两次行幸武功所做的《幸武功庆善宫》《重幸武功》,以及《执契静三边》1首。前2首可谓读史有感,后3首则系记行之作。诗歌借助黄帝等古圣王抒发政治抱负,将历史的深沉与政治的豪情融为一体,在广阔的历史背景衬托下,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形象呼之欲出。

  (一)《帝京》鸿篇抒壮志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创作《帝京篇十首》“以明雅志”,明确表达要以“轩昊舜禹”为榜样、以天下大治为使命,做一个居安思危、勤政爱民、纳谏慎刑的君主。《帝京篇》其二: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凤篆。韦编断仍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2]6“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等前6句,写万机之暇发奋读书,以孔子韦编三绝自励;“对此乃淹留,欹案观坟典”2句,写诵读“坟典”,爱不释手。“坟典”,即“三坟”“五典”,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6]2064。孔安国伪《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6]

  113唐太宗苦读古圣王典籍的目的就是探求治国之道。当然,其所谓“三坟”指儒经,《赋尚书》云:“崇文时驻步,东观还停辇。辍膳玩三坟,晖灯披五典。”[2]57唐太宗的勤奋好学、乐于先王之道,史书多有记载。《贞观政要·崇儒学》云:“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9]215《唐会要·修撰》云:“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群书政要》上之。

  [10]651由《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可知唐太宗诵读先王典籍的收获与喜悦:“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2]297他将这种感受写进了《帝京篇》其十:以兹游观极,悠然独长想。披卷览前踪,抚躬寻既往。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

  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2]13这是《帝京篇十首》的总结篇,告诫自己居安思危,纳谏慎刑,施惠于民,并决心继承往圣,待天下大治封禅泰山。“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五”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太宗欲继之为“六”;“三”指伏羲、女娲、神农等三皇(或指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武),太宗欲继之为“四”。

  “云亭”指泰山脚下云云、亭亭二山,为古帝王封禅处。《史记·封禅书》引管仲之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11]1361唐太宗的政治抱负,就是追慕黄帝等古圣王,成就非凡的文治武功。

  (二)武功赋诗威海内

  陕西武功为唐太宗出生之地,贞观六年(632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12]468,《幸武功庆善宫》:寿丘惟旧迹,酆邑乃前基。粤予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端扆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积京畿。共乐还乡宴,欢比大风诗。[2]21贞观十六年(642年)再次行幸,赋诗《重幸武功》:代马依朔吹,惊禽愁昔丛。况兹承眷德,怀旧感深衷。积善忻余庆,畅武悦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白水巡前迹,丹陵幸旧宫。列筵欢故老,高宴聚新丰。驻跸抚田畯,回舆访牧童。瑞气萦丹阙,祥烟散碧空。孤屿含霜白,遥山带日红。于焉欢击筑,聊以咏南风。[2]23-24唐太宗用黄帝、尧、舜、刘邦等典故赋诗言志、宣扬国威。“寿丘”,黄帝诞生地,《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

  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11]2“酆邑”,刘邦故乡。“丹陵”,尧诞生地,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13]12。诗歌借以指代武功,即以黄帝、唐尧、刘邦自喻。《幸武功庆善宫》中“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梯山咸入款,驾海亦来思。单于陪武帐,日逐卫文”8句,具体写平定天下、威加海内的武功。《重幸武功》主要抒发对故地的怀念,而“积善忻余庆,畅武悦成功。

  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4句,则重点写以德服人、天下大治的太平。“垂衣”,典出《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6]86-87“南风”,典出《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颖达《正义》引《孔子家语》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其辞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6]1534唐太宗借以抒发无为而治、与民同乐之愿望。

  (三)边塞咏诗思长策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军平定薛延陀部,唐太宗亲临边地并创作《执契静三边》:“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已知隆至道,共欢区宇一。”[2]16-17“翼圣襄城七”,典出《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14]

  830-833借以阐释“翦暴兴先废,除凶存昔亡”的道理:要实现“共欢区宇一”的太平,必须先铲除凶暴势力。唐太宗《饮马长城窟行》:“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2]14《尚书·武成》云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6]185,安边思想与此诗同。明人都穆盛赞《经战地》《重幸武功》《执契静三边》《帝京篇》等篇,“皆雄伟不群,规模宏远,真可谓帝王之作,非儒生骚人之所能及”,“《帝京》一篇,尤见不自满足,其成贞观之治,有以哉!”[15]1352胡应麟赞誉:“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赡京华,最为杰作。视梁陈神韵少减,而富丽过之。无论大略,即雄才自当驱走一世。”[16]36-37真可谓唐太宗知音也。

  三、唐太宗文中的“黄帝”书写

  唐太宗的散文多达500余篇,而且文体多样,除了因帝王身份大量写作诏、令、敕文、册、教外,在史论、政论、序文等方面的创作也取得了较高成就。其文征引黄帝等古圣王故事更为丰富,仅言黄帝事即达27条,而主要用于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探求古今治乱之规律与追求往圣之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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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余论

  贞观时代的一批贤臣亲历隋末之乱,今得明主知遇之恩,鞠躬尽瘁,与唐太宗可谓圣贤遇合。特别是魏征、王珪等,更是将天下太平寄望于唐太宗,遂以黄帝等古圣王劝勉之[20]。贞观七年,唐太宗与魏征等讨论自古理政得失,认为“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魏征则以为“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并以黄帝、颛顼、商汤、周武激励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

  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9]17-18又,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感叹自己“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而“何因理政犹不及文景?”魏征则认为:“欲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比圣德。”又常以尧舜勉励之,云“陛下巍巍盛德,思与尧舜比隆;戡定大功,远逾汤武之烈”[21]168,又云“自古人君初为政也,皆欲比于尧舜”[21]191。

  王珪将魏征直言进谏、批逆龙鳞的胆识与强烈的忧患意识,概括为“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9]35,实可谓知音。当然,魏征等人这种意识,完全符合古人解释“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所承用的“明君贤相的大系统”[22]39。此外,唐太宗君臣的“黄帝情结”,也与贞观年间以儒术治国为主而辅以黄老思想相关,与汉初“文景之治”相似,黄老思想也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太平发挥了重要作用[23]180。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太宗全集校注[M].吴云,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3]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郑学檬,等.李世民魏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陶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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