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讨会的“变奏曲”

　　几十年来，参加过多少次文学会议，真是难以计数。级别上，有省级的、全国的、地市的、县级的，甚至乡镇的，而最多的是本省的;类型上，有专业的创作、理论研讨会，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讨论会，有旨在总结、激励的文学“促进会”，但大量的是作家作品讨论会;主办方，有官方的、学界的、市场的、民间的，或几方联手合办的，甚至作家自己张罗的。真是林林总总、花样翻新。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开会的人。深知开会须发言，迎合主流话语的言不想发，人云亦云的话不愿说，而讲真话、实话、批评的话，往往得罪人、讨人嫌。让人好生为难!

　　但有些会却必须参加，如自己感兴趣的理论学术会，如职责范围中的会，如关系特别的作家作品讨论会。在这些会上，大抵能较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观点，能坦率地发表一些批评意见。我也曾说过一些违心的赞颂、恭维的话，说过一些坦诚的批评、剖析的话，内心常常处于纠结、不安之中。回顾漫长的参会经历，真是感慨良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就会有不同的文学会议和会风。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充满了朴素的、探索的、求真的蓬勃激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则洋溢着一种多元的、共存的、坚守的文学气氛，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讨会，却弥漫着驳杂、功利、模式的浓重气息。这是我对这四十年来文学研讨会的一种感受，它似乎印证了不同时期文学研讨会的一种特征、会风。文学研讨会的这种变奏、变异，也折射出我们的评论家、作家的一种文学心态、精神状态。今天，文学研讨会大有“泛滥”之势，它客观上起着繁荣文学的作用，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与隐忧。一些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的研讨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积极、建构作用，而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却深藏其中。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已然成为人们指责、批评科技界、理论界的焦点话题。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研究上的造假、欺骗，论文发表上的剽窃、假冒，是一种“不端”“腐败”行为。其实，文学研讨会的举办，对某种文学、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判定、评价、推介，同样可以滋生“不端”“腐败”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绝没有现在开得这样多。那时，决定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开研讨会，是一件很郑重、严肃的事情，决策人会力求公正、极为慎重。一旦召开，那这位作家和作品，一准儿是经得起文坛和时间检验的，而现在开研讨会，却成为一件稀松平常之事。好作家好作品自然要开，与主管部门决策人物有关系的作家，只要有部像样的作品，也会开研讨会，甚而喜欢张扬、能弄来真金白银的社交型作家，还有热爱、拥有权力的官员作家，动不动就会张罗一场像模像样的研讨会。近年来，为官员作家开研讨会的现象锐减，这是反腐败的成果。

　　但是，在决定文学研讨会的召开上，是不是存在看不见的腐败呢?在研讨会上对作家作品一味说好、拔高阐释，放弃艺术标准、道德坚守，是不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呢?文学研讨会的作用，常常会远大于一般的文学评论文章。作为一种学术的、理性的活动，文学研讨会必须遵循学术规范，恪守学术和道德准则，准确阐释和评判文学。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反思文学研讨会，重建文学研讨会的学术规范，使文学研讨会真正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文学研讨会的核心是文学。近几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时时成为人们怀念的对象。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时代。尽管浩劫刚过、百废待兴，尽管文学正在复苏、步履踉跄，但作家、评论家、编辑的一颗心是纯朴、开放、进取的。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表现在、编辑、会议中，就创造出一个辉煌的文学高峰期。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后来有幸调入山西省作协工作，参加过多次作协举办的文学研讨会。记得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开得不算频繁，且每开一次，就让人激动一次。有时是讨论全省全国的文学发展态势，有时是某个文学理论专题会议，有时是作家作品研讨会;会期长则三五天，短则一半天。

　　省作协院里南小楼一层的简陋会议室，是经常开研讨会的场所。开会了，有时连会标也没有，便请擅书法的作家临时写就，像斗方一样贴在墙上。参会者没有座次，更没有座签。年长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几位，坐在前面靠近主席台的椅子上，年轻的作家、编辑则随便坐在后排。发言者不排次序，也不准备稿子，最多写个提纲。主持人先讲会议的主题、内容，然后自由发言、讨论。最有意思、印象也最深的是老作家发言，实话实说，直抒胸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方言土语中，不时蹦出一些俏皮、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八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影响深远的是1984年的“杭州会议”。是年1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浙江文艺杂志社和《西湖》杂志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召开了一次文学研讨会。

　　参会的作家有李陀、阿城、韩少功、李杭育，评论家有周介人、陈思和、南帆、许子东、吴亮等，共三十余人，会议的议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开了七天，每个人都有充裕的发言甚至专题讲座时间。他们从当下文学的发展、问题讨论起，不时有深化、呼应、交锋，而最终集中到文学的“文化”“寻根”上来，但会上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寻根文学”理念。其实，八十年代初期，寻根小说已在潜滋暗长，与会的一些作家已经和正在寻根主题小说，一些评论家则在敏锐地思考着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会议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与思维，散会之后，阿城、韩少功、李庆西、郑义等纷纷撰写文章，阐述寻根文学观念，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寻根文学潮流。蔡翔后来总结说：“‘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当时“左”的思潮还盛，为了避免惹出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媒体的记者，也没有发布会议消息，甚至没有作完整的会议记录。这样的文学会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九十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场痛苦而艰难的蜕变。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大一统的主流政治文化，裂变成三种文化形态，即主流政治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其实还有一种文化，即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的分流，也带来了文学的分化、多元。这一时期，文学整体上滑向社会的边缘地带，失去了昔日头上的光环，在现实社会和广大读者中不再拥有那样大的吸引力。

　　但滑向边缘的文学，依然在自己的领地苦苦求索，尝试突围，期望“东山再起”，形成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学格局。这是文学的沉潜、摸索时期，在看似沉闷中，依然有创作上的扎实掘进、评论上的稳步建构。这一时期的文学研讨会，不再关注思想、理论问题，代之而起的是关于文学现象研讨的凸显。一些重要文学期刊，不断打出各种旗号，旧题翻新，企图刺激文学的活跃。譬如，《北京文学》《春风》《钟山》等杂志，提出“新体验小说”“新闻小说”“新状态小说”。之后，以“新”冠名的小说“流派”层出不穷，如“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武侠小说”“新乡土小说”等等。

　　“后”亦后来居上，出现了“后现代小说”“后知识分子小说”“后晚生代小说”等等。真有那么多“新”和“后”的文学作品吗?其实都是刊物的炒作——当然，这也显示了文学的多样化探索和发展。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召开的“1993—1994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纵横谈”座谈会上，有评论家指出，当下文学“希望与失望共存，优点与缺点同在”;有评论家认为，和创作的求新求变相比，文学评论变得被动了、落后了;也有批评家尖锐指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有的批评家正在沦为金钱的奴仆。从当年对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和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依然坚守着精英思想立场，评论家们依然在思考、探寻，只是，这种坚守显得有点无奈、悲壮。

　　人们不会忘记，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一些外国的和中国的文论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思想的冲击下，在电子传媒的席卷下，文学将会“终结”。但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文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新的局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全新的发展甚至繁荣。透过文学研讨会这一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演变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本世纪一二十年来的文学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的多元化文学。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九十年代的文学是一种既多元又共存的文学，而新世纪的文学，是一种既保持多元又互相渗透、交融的文学——主流文学要竭力精英化，精英文学要力图大众化，大众文学既要主流化又要精英化，而现代电子传媒，如网络、微信、微博等等，为多元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自由的通道。与此同时，文学研讨会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多样的发展。

　　对一个单位、一个作家来说，它比文学评论更有影响力，它比新闻报道更有说服力，比获奖更有可操作性。它兼有解读、评判、宣传、引导等混合功能和作用，可谓“一本万利”。当下的文学研讨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多，特别是作家作品研讨会;二是时间短，一般会议往往只有半天时间;三是赞颂多，开研讨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肯定;四是规则多，文学研讨会越来越像官场会议;五是报道广，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一哄而上。我所在的作家协会，近年来忙乱了许多。特别是有职务的人，成天陷在会海中难以自拔。有时在本单位开，有时到上面开，有时跑下面开，双休日更是开会日。夹着皮包东奔西波，成了现代“华威先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贾平凹《山本》引发争论的例子，深感这是文坛怪象的典型案例。对贾平凹以及他的小说，我始终充满敬意，认为他与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两座大山，他们小说的思想艺术质量以及数量，是不少作家很难超越的;但他们的创作又是极为复杂、充满矛盾的，简单的肯定与简单的否定，都不能准确阐释，而且，他们的创作状态时高时低、有好有差。2018年3月，《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春卷)全文推出贾平凹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简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一部长篇小说由三家权威出版单位几近同时出版，被人称为“一女三嫁”。

　　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很少见。书甫一出版，研讨会就接踵而来。同年4月22日，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了“《山本》学术研讨会”，陈思和、郜元宝、张学昕、王光东、栾梅健等评论家参加了会议，贾平凹亲自出席并作了发言。这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十几天后的5月5日，在西安曲江书城举行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首发式暨读者分享会”。报道称，这次盛大的活动，“由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总策划，陕西禧福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总冠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西安市新华书店、作家出版社、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策划、主办、承办、冠名的单位有十几个，邀请的嘉宾与读者更是多达两千余人!同年10月6—7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仍以刚出版的《山本》为主题，学者陈众议、郜元宝、彭青龙、王宁以及德国汉学家顾彬参加，贾平凹仍是亲临会议并发言……一部小说连续出版并数次开会研讨，可谓盛况空前。

　　出版社在广告中称，《山本》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一部描绘秦岭的百科全书”;有评论家说：“20世纪的拉美文学因一部《百年孤独》为世所瞩目，贾平凹新作《山本》由人而史，实为一部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它无百年之长，却显百年之忧”，“读《山本》以《水浒传》为参照，可以看出《山本》在精神认识上完全超越《水浒传》，从而达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与批判。”但尖锐的批评也不期而至。青年评论家鲁太光指出：“细读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会发现数量虽多，质量却普遍不高。这在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中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价值观、情感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等方面,《山本》都有严重的问题。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方岩谈到《山本》中的人物形象时说：“就实际的美学效果而言，这些形象因其高蹈、漂浮而缺乏基本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作家“有意识地忽略或者无意识地跳过‘血肉之躯’的丰富性、可能性在技术上的要求，而制造出一个‘扁平’的人物”。而普通读者对《山本》的质疑、批评，更是不时在网上“冒泡”。由此可见，高档、隆重的文学研讨会，并没有给《山本》增加分量与光彩，著名学者的好评也难以“规范”评论家乃至普通读者的阅读认知。

　　其实，文学研讨会的效果、作用，有时是很难捉摸的，越是捧为优秀、杰作，人们越是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不买账。评判作品最好的方法，还是让作品说话，让读者判断，让时间检验。文学研讨会只能“上天言好事”，这似乎成为近一二十年来不可违背的“游戏规则”。从会议主办方来说，请评论家来参会发言，就是要你说好话、唱赞歌的。这是文学部门的一份“政绩”，是作家的光荣。文学研讨会现在一般要邀请上级领导光临，领导讲话无疑要充分肯定，给会议定调，评论家怎么能随着性子来，发出不和谐声音?与会评论家虽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观点，但会场语境预设了一个调性，你只能随波逐流，即便想批评，也只能轻描淡写、点到为止。而被研讨的作家，面对大家对其作品的任意拔高，都会欣然“笑纳”，而对哪怕是算不上否定的意见，却是难以接受。

　　对此，评论家们大都洞若观火，于是，不再细读文本，只凭直觉就乱下断言，专挑好话说。文学研讨会的学术含量就这样渐趋稀薄了，成了“评功会”“表彰会”。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尤其可怕的是，它甚至正在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言乃至会议综述、活动报道等，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学评论，与发表在正规报刊上的文章具有同等的意义。评论家的讲话，有的是会前准备好的文章的概要，有的是会后打算写的论文的观点。评论家的声音、基调、评判，对作家作品的进一步研究，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起着重要的引导、启迪作用。文学研讨，自然带有更多的感受性、个人性，更要有客观性、学理性。但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侵蚀下，文学研讨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潜规则，使学术规范、道德底线变得脆弱不堪、有名无实。

　　我们被困在“江湖”规矩、人脉关系、现实利益、个人好恶的泥淖里，致使纯净、严肃的文学研讨会，远离了文学、艺术、学术、真理。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张建伟曾犀利直言：“当学者本身并不尊崇学问的时候，学术研讨会就成为学问的荒漠”，“学术研讨会，学术最不重要”。他的话，同样适用于文学研讨会。文学研讨会的“乱象”，根源是错综复杂的，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作家、评论家的熏染，有文学体制机制对“政绩”的过度追求，以为多开会、多炒作就能造出成绩。但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根源，就是评论家失去了对学术事业的初心，不再把学术当作自己的志业、理想、兴趣，而把它变成了获取名利的工具、手段。

　　钱理群在一篇关于如何治学的访谈中，谈到当下年轻学者的生存与治学的困境时，忧心忡忡地说：“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18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严肃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

　　”《意见》明确要求：“从事科研活动和参与科技管理服务的各类人员要坚守底线、严格自律。科研人员要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不得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文学大厦的革新、建构，是一项浩大而艰难的事业。我们能不能从改变文学研讨会的会风做起?譬如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文学会议规则，对研讨会召开的必要性充分论证、严格把关，对参会者提交论文、会上发言提出明确要求，对参会者报酬建立具体规范……以此，当可逐渐使文学研讨会真正走向自由、走向学术。我如是想象。

　　作者：段崇轩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中国文学批评》杂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目标，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为中心，紧密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