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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讨会的“变奏曲”

时间:2020年06月09日 所属分类:文学论文 点击次数:

几十年来,参加过多少次文学会议,真是难以计数。级别上,有省级的、全国的、地市的、县级的,甚至乡镇的,而最多的是本省的;类型上,有专业的创作、理论研讨会,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讨论会,有旨在总结、激励的文学促进会,但大量的是作家作品讨论会;主办

  几十年来,参加过多少次文学会议,真是难以计数。级别上,有省级的、全国的、地市的、县级的,甚至乡镇的,而最多的是本省的;类型上,有专业的创作、理论研讨会,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作品讨论会,有旨在总结、激励的文学“促进会”,但大量的是作家作品讨论会;主办方,有官方的、学界的、市场的、民间的,或几方联手合办的,甚至作家自己张罗的。真是林林总总、花样翻新。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喜欢开会的人。深知开会须发言,迎合主流话语的言不想发,人云亦云的话不愿说,而讲真话、实话、批评的话,往往得罪人、讨人嫌。让人好生为难!

中国文学批评

  但有些会却必须参加,如自己感兴趣的理论学术会,如职责范围中的会,如关系特别的作家作品讨论会。在这些会上,大抵能较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观点,能坦率地发表一些批评意见。我也曾说过一些违心的赞颂、恭维的话,说过一些坦诚的批评、剖析的话,内心常常处于纠结、不安之中。回顾漫长的参会经历,真是感慨良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就会有不同的文学会议和会风。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充满了朴素的、探索的、求真的蓬勃激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则洋溢着一种多元的、共存的、坚守的文学气氛,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讨会,却弥漫着驳杂、功利、模式的浓重气息。这是我对这四十年来文学研讨会的一种感受,它似乎印证了不同时期文学研讨会的一种特征、会风。文学研讨会的这种变奏、变异,也折射出我们的评论家、作家的一种文学心态、精神状态。今天,文学研讨会大有“泛滥”之势,它客观上起着繁荣文学的作用,但也存在着种种问题与隐忧。一些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的研讨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积极、建构作用,而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却深藏其中。

  “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已然成为人们指责、批评科技界、理论界的焦点话题。人们往往认为,科学研究上的造假、欺骗,论文发表上的剽窃、假冒,是一种“不端”“腐败”行为。其实,文学研讨会的举办,对某种文学、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判定、评价、推介,同样可以滋生“不端”“腐败”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绝没有现在开得这样多。那时,决定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开研讨会,是一件很郑重、严肃的事情,决策人会力求公正、极为慎重。一旦召开,那这位作家和作品,一准儿是经得起文坛和时间检验的,而现在开研讨会,却成为一件稀松平常之事。好作家好作品自然要开,与主管部门决策人物有关系的作家,只要有部像样的作品,也会开研讨会,甚而喜欢张扬、能弄来真金白银的社交型作家,还有热爱、拥有权力的官员作家,动不动就会张罗一场像模像样的研讨会。近年来,为官员作家开研讨会的现象锐减,这是反腐败的成果。

  但是,在决定文学研讨会的召开上,是不是存在看不见的腐败呢?在研讨会上对作家作品一味说好、拔高阐释,放弃艺术标准、道德坚守,是不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呢?文学研讨会的作用,常常会远大于一般的文学评论文章。作为一种学术的、理性的活动,文学研讨会必须遵循学术规范,恪守学术和道德准则,准确阐释和评判文学。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反思文学研讨会,重建文学研讨会的学术规范,使文学研讨会真正发挥它的应有作用。

  文学研讨会的核心是文学。近几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时时成为人们怀念的对象。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真正的文学时代。尽管浩劫刚过、百废待兴,尽管文学正在复苏、步履踉跄,但作家、评论家、编辑的一颗心是纯朴、开放、进取的。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表现在、编辑、会议中,就创造出一个辉煌的文学高峰期。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后来有幸调入山西省作协工作,参加过多次作协举办的文学研讨会。记得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开得不算频繁,且每开一次,就让人激动一次。有时是讨论全省全国的文学发展态势,有时是某个文学理论专题会议,有时是作家作品研讨会;会期长则三五天,短则一半天。

  省作协院里南小楼一层的简陋会议室,是经常开研讨会的场所。开会了,有时连会标也没有,便请擅书法的作家临时写就,像斗方一样贴在墙上。参会者没有座次,更没有座签。年长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几位,坐在前面靠近主席台的椅子上,年轻的作家、编辑则随便坐在后排。发言者不排次序,也不准备稿子,最多写个提纲。主持人先讲会议的主题、内容,然后自由发言、讨论。最有意思、印象也最深的是老作家发言,实话实说,直抒胸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方言土语中,不时蹦出一些俏皮、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八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影响深远的是1984年的“杭州会议”。是年1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浙江文艺杂志社和《西湖》杂志社,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召开了一次文学研讨会。

  参会的作家有李陀、阿城、韩少功、李杭育,评论家有周介人、陈思和、南帆、许子东、吴亮等,共三十余人,会议的议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会开了七天,每个人都有充裕的发言甚至专题讲座时间。他们从当下文学的发展、问题讨论起,不时有深化、呼应、交锋,而最终集中到文学的“文化”“寻根”上来,但会上并没有形成清晰的“寻根文学”理念。其实,八十年代初期,寻根小说已在潜滋暗长,与会的一些作家已经和正在寻根主题小说,一些评论家则在敏锐地思考着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会议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与思维,散会之后,阿城、韩少功、李庆西、郑义等纷纷撰写文章,阐述寻根文学观念,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寻根文学潮流。蔡翔后来总结说:“‘杭州会议’表现出的是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试图对抗‘西方中心论’;一方面强调文化乃至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拒绝任何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当时“左”的思潮还盛,为了避免惹出麻烦,会议没有邀请任何媒体的记者,也没有发布会议消息,甚至没有作完整的会议记录。这样的文学会议,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九十年代之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一场痛苦而艰难的蜕变。在这一过程中,过去大一统的主流政治文化,裂变成三种文化形态,即主流政治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市场经济文化。其实还有一种文化,即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的分流,也带来了文学的分化、多元。这一时期,文学整体上滑向社会的边缘地带,失去了昔日头上的光环,在现实社会和广大读者中不再拥有那样大的吸引力。

  但滑向边缘的文学,依然在自己的领地苦苦求索,尝试突围,期望“东山再起”,形成一种多元共存的文学格局。这是文学的沉潜、摸索时期,在看似沉闷中,依然有创作上的扎实掘进、评论上的稳步建构。这一时期的文学研讨会,不再关注思想、理论问题,代之而起的是关于文学现象研讨的凸显。一些重要文学期刊,不断打出各种旗号,旧题翻新,企图刺激文学的活跃。譬如,《北京文学》《春风》《钟山》等杂志,提出“新体验小说”“新闻小说”“新状态小说”。之后,以“新”冠名的小说“流派”层出不穷,如“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武侠小说”“新乡土小说”等等。

  “后”亦后来居上,出现了“后现代小说”“后知识分子小说”“后晚生代小说”等等。真有那么多“新”和“后”的文学作品吗?其实都是刊物的炒作——当然,这也显示了文学的多样化探索和发展。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召开的“1993—1994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态势纵横谈”座谈会上,有评论家指出,当下文学“希望与失望共存,优点与缺点同在”;有评论家认为,和创作的求新求变相比,文学评论变得被动了、落后了;也有批评家尖锐指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有的批评家正在沦为金钱的奴仆。从当年对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和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九十年代的文学研讨会,依然坚守着精英思想立场,评论家们依然在思考、探寻,只是,这种坚守显得有点无奈、悲壮。

  人们不会忘记,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一些外国的和中国的文论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思想的冲击下,在电子传媒的席卷下,文学将会“终结”。但这些年来的事实证明,文学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新的局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全新的发展甚至繁荣。透过文学研讨会这一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演变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与本世纪一二十年来的文学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市场经济社会形态下的多元化文学。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九十年代的文学是一种既多元又共存的文学,而新世纪的文学,是一种既保持多元又互相渗透、交融的文学——主流文学要竭力精英化,精英文学要力图大众化,大众文学既要主流化又要精英化,而现代电子传媒,如网络、微信、微博等等,为多元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自由的通道。与此同时,文学研讨会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多样的发展。

  对一个单位、一个作家来说,它比文学评论更有影响力,它比新闻报道更有说服力,比获奖更有可操作性。它兼有解读、评判、宣传、引导等混合功能和作用,可谓“一本万利”。当下的文学研讨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多,特别是作家作品研讨会;二是时间短,一般会议往往只有半天时间;三是赞颂多,开研讨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肯定;四是规则多,文学研讨会越来越像官场会议;五是报道广,传统传媒和现代传媒一哄而上。我所在的作家协会,近年来忙乱了许多。特别是有职务的人,成天陷在会海中难以自拔。有时在本单位开,有时到上面开,有时跑下面开,双休日更是开会日。夹着皮包东奔西波,成了现代“华威先生”。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举过贾平凹《山本》引发争论的例子,深感这是文坛怪象的典型案例。对贾平凹以及他的小说,我始终充满敬意,认为他与莫言是当代文坛的两座大山,他们小说的思想艺术质量以及数量,是不少作家很难超越的;但他们的创作又是极为复杂、充满矛盾的,简单的肯定与简单的否定,都不能准确阐释,而且,他们的创作状态时高时低、有好有差。2018年3月,《收获》杂志长篇小说专号(春卷)全文推出贾平凹第十六部长篇小说《山本》,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简装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一部长篇小说由三家权威出版单位几近同时出版,被人称为“一女三嫁”。

  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很少见。书甫一出版,研讨会就接踵而来。同年4月22日,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了“《山本》学术研讨会”,陈思和、郜元宝、张学昕、王光东、栾梅健等评论家参加了会议,贾平凹亲自出席并作了发言。这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会。紧接着,十几天后的5月5日,在西安曲江书城举行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首发式暨读者分享会”。报道称,这次盛大的活动,“由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总策划,陕西禧福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总冠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西安市新华书店、作家出版社、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策划、主办、承办、冠名的单位有十几个,邀请的嘉宾与读者更是多达两千余人!同年10月6—7日,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论坛”,仍以刚出版的《山本》为主题,学者陈众议、郜元宝、彭青龙、王宁以及德国汉学家顾彬参加,贾平凹仍是亲临会议并发言……一部小说连续出版并数次开会研讨,可谓盛况空前。

  出版社在广告中称,《山本》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民间秘史,一部描绘秦岭的百科全书”;有评论家说:“20世纪的拉美文学因一部《百年孤独》为世所瞩目,贾平凹新作《山本》由人而史,实为一部中国近代之《百年孤独》。它无百年之长,却显百年之忧”,“读《山本》以《水浒传》为参照,可以看出《山本》在精神认识上完全超越《水浒传》,从而达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与批判。”但尖锐的批评也不期而至。青年评论家鲁太光指出:“细读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会发现数量虽多,质量却普遍不高。这在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山本》中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价值观、情感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等方面,《山本》都有严重的问题。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方岩谈到《山本》中的人物形象时说:“就实际的美学效果而言,这些形象因其高蹈、漂浮而缺乏基本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作家“有意识地忽略或者无意识地跳过‘血肉之躯’的丰富性、可能性在技术上的要求,而制造出一个‘扁平’的人物”。而普通读者对《山本》的质疑、批评,更是不时在网上“冒泡”。由此可见,高档、隆重的文学研讨会,并没有给《山本》增加分量与光彩,著名学者的好评也难以“规范”评论家乃至普通读者的阅读认知。

  其实,文学研讨会的效果、作用,有时是很难捉摸的,越是捧为优秀、杰作,人们越是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不买账。评判作品最好的方法,还是让作品说话,让读者判断,让时间检验。文学研讨会只能“上天言好事”,这似乎成为近一二十年来不可违背的“游戏规则”。从会议主办方来说,请评论家来参会发言,就是要你说好话、唱赞歌的。这是文学部门的一份“政绩”,是作家的光荣。文学研讨会现在一般要邀请上级领导光临,领导讲话无疑要充分肯定,给会议定调,评论家怎么能随着性子来,发出不和谐声音?与会评论家虽然会有自己的判断、观点,但会场语境预设了一个调性,你只能随波逐流,即便想批评,也只能轻描淡写、点到为止。而被研讨的作家,面对大家对其作品的任意拔高,都会欣然“笑纳”,而对哪怕是算不上否定的意见,却是难以接受。

  对此,评论家们大都洞若观火,于是,不再细读文本,只凭直觉就乱下断言,专挑好话说。文学研讨会的学术含量就这样渐趋稀薄了,成了“评功会”“表彰会”。这实在是一种典型的“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尤其可怕的是,它甚至正在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发言乃至会议综述、活动报道等,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学评论,与发表在正规报刊上的文章具有同等的意义。评论家的讲话,有的是会前准备好的文章的概要,有的是会后打算写的论文的观点。评论家的声音、基调、评判,对作家作品的进一步研究,对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起着重要的引导、启迪作用。文学研讨,自然带有更多的感受性、个人性,更要有客观性、学理性。但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的侵蚀下,文学研讨会逐渐形成了一套潜规则,使学术规范、道德底线变得脆弱不堪、有名无实。

  我们被困在“江湖”规矩、人脉关系、现实利益、个人好恶的泥淖里,致使纯净、严肃的文学研讨会,远离了文学、艺术、学术、真理。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张建伟曾犀利直言:“当学者本身并不尊崇学问的时候,学术研讨会就成为学问的荒漠”,“学术研讨会,学术最不重要”。他的话,同样适用于文学研讨会。文学研讨会的“乱象”,根源是错综复杂的,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对作家、评论家的熏染,有文学体制机制对“政绩”的过度追求,以为多开会、多炒作就能造出成绩。但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根源,就是评论家失去了对学术事业的初心,不再把学术当作自己的志业、理想、兴趣,而把它变成了获取名利的工具、手段。

  钱理群在一篇关于如何治学的访谈中,谈到当下年轻学者的生存与治学的困境时,忧心忡忡地说:“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的话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18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严肃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近年来,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在工作机制、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监督惩戒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生。

  ”《意见》明确要求:“从事科研活动和参与科技管理服务的各类人员要坚守底线、严格自律。科研人员要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不得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文学大厦的革新、建构,是一项浩大而艰难的事业。我们能不能从改变文学研讨会的会风做起?譬如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文学会议规则,对研讨会召开的必要性充分论证、严格把关,对参会者提交论文、会上发言提出明确要求,对参会者报酬建立具体规范……以此,当可逐渐使文学研讨会真正走向自由、走向学术。我如是想象。

  作者:段崇轩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中国文学批评》杂志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目标,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为中心,紧密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和鉴赏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