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再荣在吐蕃时期任职的若干问题

　　[摘要]《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中的康再荣实际是吐蕃敦煌阿骨萨汉族人军事部落的副部落使，为中亚粟特人后裔，他担任此职官时间在847年前后‍‌‍‍‌‍‌‍‍‍‌‍‍‌‍‍‍‌‍‍‌‍‍‍‌‍‍‍‍‌‍‌‍‌‍‌‍‍‌‍‍‍‍‍‍‍‍‍‌‍‍‌‍‍‌‍‌‍‌‍。康秀华也应该担任过阿骨萨部落的副部落使，此人即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中的，在820年担任该部落副部落使，康秀华和康再荣为同一家族成员，应是父子关系，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中担任归义军初期瓜州刺史的康使君也应该是康再荣‍‌‍‍‌‍‌‍‍‍‌‍‍‌‍‍‍‌‍‍‌‍‍‍‌‍‍‍‍‌‍‌‍‌‍‌‍‍‌‍‍‍‍‍‍‍‍‍‌‍‍‌‍‍‌‍‌‍‌‍。该文书反映了中原阴宅、阳宅术在吐蕃统治地区的流传和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给建屋工匠发放春装充当报酬的做法‍‌‍‍‌‍‌‍‍‍‌‍‍‌‍‍‍‌‍‍‌‍‍‍‌‍‍‍‍‌‍‌‍‌‍‌‍‍‌‍‍‍‍‍‍‍‍‍‌‍‍‌‍‍‌‍‌‍‌‍。

　　[关键词]敦煌文书;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

　　敦煌文书《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宅舍营造完毕后在落成仪式上宣读的建宅文，原件下落不明，只存有罗福苌抄印本①，陆庆夫、郑炳林、余欣、刘永明等先生曾经对该件文书所记康再荣的粟特人身份和敦煌汉文文书记载的康姓粟特人的活动、文书中体现的营建宜忌等法度及其与道教关系有所探讨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汉藏文献对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归义军初期康再荣等敦煌康姓粟特人的身份及活动、蕃占时期中原内地地理数术文献在敦煌等地传播状况等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

　　一、关于吐蕃时期的敦煌康姓粟特人

　　首先将文书录文如下：

　　维岁次丁卯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沙州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立其宅，唯愿：青龙西北处绝阳，招摇东南阴伏藏。摄提人门当母位，太阴鬼之自开张。灭池正西当兑泽，轩辕斗战履东相。一为乾坤天覆载;二为艮阙补椽梁;三为迴震盖南屋;四为巽间加顺阳;五为坤中立□母;六为□虚配天王。上元己亥从乾起，螣虵宛转入火乡。甲乙青龙扶左肋，庚辛白虎从右相。丙丁炎君南广□，壬癸冰水□□□。戊己中宫无住处，将来分配入四乡。辰戌丑未押四角，震兑二住守魁刚(罡)。顺得四算君南坐，尾将三子镇北方。伏愿部落使子父昆弟等，坐家丰(封)侯，子孙永昌。□(长)保遐算，寿福无疆。官高盖代，世世康强。大富大贵，梦寤吉祥。无诸中殀，寿命延长。百病除愈，身体轻强。咒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参见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上虞罗氏铅印本，收录于《罗雪堂先生全集》四编第12册，第5838—5839页。

　　文中称康再荣为大蕃纥骨萨部落使，时间为丁卯年。纥骨萨部落又称阿骨萨部落，藏文为，为吐蕃统治敦煌中后期设关于康再荣在吐蕃时期任职的若干问题置的当地汉人(包括居住在当地的汉化粟特人)部落，根据P.T.1089等相关敦煌汉藏文书记载，阿骨萨部落在820年设立，和阿骨萨部落同时设立的还有一个悉董萨汉人部落，取代了以前的敦煌行人、丝绵部落，这两个部落为独立的汉人(包括敦煌粟特人及其后裔)军事部落，他们的建立标志着敦煌汉族人地位的提高，二者总称为敦煌汉人二部落[1]48—51[2]。

　　从820—848年张议潮起义吐蕃统治敦煌结束，期间只有一个丁卯年，即847年，故文书年代当在此年，已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康再荣为吐蕃敦煌纥骨萨部落使，实际上是该部落的副部落使，该部落正部落使则由吐蕃人担任。据P.T.1089《大蕃官员呈请状》记载，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每个当地汉人部落设有正部落使(，千户长)一名，由吐蕃人担任，还设有副部落使(，副千户长)一名，由当地汉人或粟特人及其后裔居民担任[1]43—46、59—61。P.T.1089《大蕃官员呈请状》还记载，820年，敦煌成立阿骨萨和悉董萨两个独立的汉族人军事部落，任命阎本为一个部落的副千户长，在另外一个部落，“康塞堂，被任命为副千户长。[作为相应位阶]，虽应授予小黄铜告身，但察及年功，褒奖一级，授予大黄铜告身。”该部落较大，比另一个部落多设置了小千户长、财务官、总水官、部落营田官等重要官职，这些职官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部落的职官设置[1]45—46[3]。吐蕃实行世官世禄制度，《册府元龟》记载：“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非其种类，辄不相伏。”[4]

　　11136敦煌文书P.3764v《劝善文》记载敦煌杜都督父子相承45年担任敦煌汉人都督，时间在798—843年左右[5]卷26，297[6]，而P.3551v《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记载有吐蕃敦煌郡大都督张氏，娶妻安氏，此人为张议潮之父张谦逸[5]卷25，230，《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记载：“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4]11354张议潮继其父担任敦煌大都督，并于848年率众起义，建立归义军政权。所以康塞堂应当是康再荣的父亲或伯父，康再荣从他那里继承了阿骨萨部落副部落使(，副千户长)之职。

　　在820年，阿骨萨部落规模较大，约为另一个部落悉董萨部落的两倍，悉董萨部落则由阎本担任副千户长。后来在824年之后的某年，敦煌又成立了一个悉宁宗部落，此部落应当是从规模较大的阿骨萨部落中分出的，此时敦煌一共有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族人军事部落，总称为唐人三部落[2]85—94，一直到848年张议潮起义建立归义军政权，吐蕃统治结束，敦煌地区才取消部落制，重新恢复唐前期曾经在当地实行的乡里制度。另外，P.3258《祈愿文》也提到有一位康公，为敦煌当地重要官员，该文云：

　　“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愿天禄弥厚，宠寄逾增，勤王之□转新，干济之端益远。”“康公骏豪迎机，挺用济时，耿直不群，指挥无滞。故妖气歼……□□信，可谓明王腹心，苍生腹自应矣。”[5]卷22，319—320

　　愿文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作品，该文书内容较长，而且大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应该是由数件《祈愿文》组成，前面出现的“梁卿，阎、康、张、安判官等”有可能和后面出现的康公并不在同一祈愿文中。康公担任重要军政职务，深得上级官员及百姓的信任。由于吐蕃敦煌的正、副部落使既是行政官员，又是军事官员，平时负责管理部落行政事务，战时则率领部落成员组成的军事编队出征作战，所以这位康公可能就是敦煌阿骨萨副部落使康塞堂或康再荣。文书前面还出现有康判官，应该是担任吐蕃敦煌官府中的税务官或文书官等职务[8]，他也应该是一位敦煌康姓粟特人。

　　阎、张、安等三位判官同样担任吐蕃敦煌官府中的税务官或文书官等职务，职位都在部落使之下，为当地下级官员，他们与后来建立归义军政权的敦煌汉族人(包括粟特人及其后裔在内)首领张议潮、安景旻、阎英达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只有可能是这三位的同族，张议潮、安景旻、阎英达3人在吐蕃时期分别担任敦煌的都督()、副都督、副部落使等汉族人(包括粟特人及其后裔)高级官员，职位依次由高到低(详见后文)。

　　在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有如下记载：

　　赞普永垂阐化。宰相尚起(乞)心儿，盐梅邦国。宰相尚结罗、论屈林热、论显勃藏弩悉荼位显南官。节儿监军福祚潜运，安详大乘，荣贵日新……都督代天理物，助圣安人……康大郎天禄弥厚，宠寄日增……三部落二判官繁祉斯集……国大德的盈律和上，愿莲花世界‍‌‍‍‌‍‌‍‍‍‌‍‍‌‍‍‍‌‍‍‌‍‍‍‌‍‍‍‍‌‍‌‍‌‍‌‍‍‌‍‍‍‍‍‍‍‍‍‌‍‍‌‍‍‌‍‌‍‌‍。天下僧统触坚，愿敷扬政术，镇遏玄门，色力……本州都教授，驾三乘而诱物，严六度以……惟我释门二教授大德之□□故法律藏积……[5]卷26，356

　　文书出现的三部落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汉族人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3个汉族人部落，这3个部落全部成立于824年以后[1]70，康大郎在愿文中位列节儿监军、都督之后，三部落判官之前，担任敦煌一地军政职务，职位与部落使相当，他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敦煌阿骨萨副部落使康塞堂或康再荣。

　　中亚粟特胡人于唐朝前期在敦煌从化乡定居，吐蕃占领敦煌后，一部分逃到中亚粟特地区和回鹘地区，一部分则融入当地汉族居民中，一些粟特人担任了吐蕃政权的官员。吐蕃沙州副都督即由当地粟特人安氏担任，P.T.1089《大蕃官员呈请状》记载820年敦煌都督为杜大客()，小都督(,即副都督)为安本义，此二者是敦煌地区汉族人和粟特人担任的最高官职[1]44—45，59。而瓜沙地区粟特人康氏也在吐蕃沙州官府中担任重要职务，除了康塞堂、康再荣担任副部落使外，莫高窟第144窟供养人题记云：“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夷如祥□(弟)一心供养。”[9]65此位康公在瓜州担任都督和仓曹参军，获得金间银告身和大虫皮称号，地位很高，与敦煌汉人最高官员都督地位相当,吐蕃敦煌汉人都督的告身也是金银间告身，他与敦煌康姓粟特人也有一定关系。

　　吐蕃统治时期的瓜沙粟特人原为落蕃唐人及其后代，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汉化，康再荣建宅文的内容与普通汉人建宅文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按照中原传统宅经制定的宜忌规范来撰写，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此时瓜沙粟特人仍然保留着一些本民族特征，吐蕃河陇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对于原来居住于中亚，后来因经商迁入当地的粟特人及其后裔进行有意识地提携，以避免当地落蕃唐朝汉人及其后裔势力过大，所以吐蕃统治时期瓜沙粟特人在当地的地位较唐朝前期有所提高。

　　二、康再荣和康秀华是否是同一人

　　蕃占时期文书P.2912号《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记载佛祖弟子康秀华向寺院施舍银盘子3枚、粟50硕、麦100硕及胡粉4斤[10]。该件文书还抄写有《丑年正月已后张金炫货卖胡粉历》，丑年据有关学者考证可能是821年辛丑，康秀华富有资财，在当地很有势力，据莫高窟第44窟供养人题记康秀华名字前残存“使”字，是知康秀华也担任吐蕃某种官职，有可能也是部落使[9]14。目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康秀华是吐蕃敦煌部落使和归义军初期的瓜州刺史，但并未论及康再荣、康塞堂与康秀华的关系，康再荣、康塞堂与康秀华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是一个人呢从姓名来看他们都姓康，都担任吐蕃敦煌部落使，可能是同族，但康再荣与康秀华显然并非同一人，二者名字不同，活动年代也不同，康秀华出现在821年前后，康再荣则出现在847年前后，康秀华在821—847年前后一直担任吐蕃敦煌部落使也不大可能。

　　康秀华与P.T.1089《大蕃官员呈请状》中记载的820年敦煌阿骨萨副部落使康塞堂康塞堂是杨铭先生对此藏文人名的汉文音译，但也只是取近似发音，并不完全准确。中古读音实际上可以勘同。“康”即对应藏文，二者可以勘同;“秀”对应藏文，敦煌吐蕃汉藏对音资料中“修”的藏文对音即为[11]64，“秀”与“修”音同，之发音即为秀，所以“秀”和藏文可以勘同;“华”对应藏文，汉语声母h与d在上古和中古可以互转，即根据喻三归匣，喻四归定、喉牙声转以及颚化音晚出的古代汉语声母演变规律[12—13]，汉语声母h、x、d、y中古可以相通，古藏文、发音可以相通，“华”和古藏文、发音可以勘同，敦煌吐蕃汉藏对音资料中“华”的藏文对音为[11]23,与发音极为接近。

　　另外和字形接近，也可能是的误写，而正好是华的对音。西藏阿里古名象雄,唐宋史籍记载为羊同，“雄”和“同”可以勘同，同样是汉语声母h、x、d、t、y可以相通的原因,所以康秀华与二者应该就是同一个人。P.2912号《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的年代也应该是在820年前后。粟特人传统上信奉祆教，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祆教衰微，粟特后裔阿骨萨副部落使(在汉文文书中写为部落使)康秀华已经放弃祆教信仰，成为虔诚的佛教徒。P.2912《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入疏》只记载有“弟子康秀华”，未带职衔，这只是表明康秀华是位虔诚佛教徒，并不表明他此时还没有担任官职。

　　848年(大中二年)，敦煌世族张议潮乘吐蕃内乱之机，联络当地豪族(他们都是落蕃唐人后代)，率领敦煌各族民众起义，驱逐吐蕃统治，遣使归唐，建立起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中原先任职吐蕃瓜沙政权的汉族人、粟特人也占有重要位置，《通鉴考异》记载：“……按《实录》：‘(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天德军奏沙州刺史张议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阎英达等差使上表，请以沙州降……’”[14]前面已经提到吐蕃实行父死子继的职官制度，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也是如此，杜都督父子相承担任45年敦煌汉族人都督，张议潮为吐蕃敦煌汉族人都督张谦逸之子，继任其父为吐蕃敦煌汉族人都督;安景旻为归义军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张议潮，他无疑是820年吐蕃沙州副都督安本义的后人，继其之后担任了吐蕃沙州汉族人副都督;还有部落使阎英达，也是归义军重要成员，在张议潮遣使归唐的表文中位列第三，在张议潮和安景旻之后，他应该是820年敦煌悉董萨部落副千户长阎本之后人，继任为悉董萨部落副千户长。

　　而敦煌粟特康氏同样也不例外，康秀华也担任过阿骨萨部落的副部落使，此人即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中的，在820年担任阿骨萨部落副部落使，康秀华和康再荣为同一家族成员，可能是父子关系或叔侄关系，从名字上看康秀华之名秀华为荣华富贵之意，康再荣之名再荣为再度荣华之意，即二人父子相承，儿子继承父亲荣华之事业，再度荣华富贵，故康秀华为父，担任副部落使在前，康再荣为子，担任阿骨萨部落副部落使在后。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云：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使持节瓜州诸军事守瓜州刺史兼左威卫将军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康使君邈真赞并序》。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撰 伟哉康公，族氏豪宗。生知礼义，禀气恢洪。素标勇悍，早著骁雄……辕门处职，节下高踪。助开河陇，有始存终。南征北伐，自西自东。三场入战，八镇先冲。前贤接踵，后背卧龙。荐其术业，名称九重。银章紫绶，鱼符五通。一身崇秩，荣耀多丛。邻郡晋昌，百里宣风。刚柔正直，率下劝农……悬蛇遘疾，梦奠云薨。美角先折，木秀先攻……图形新障，纷绘真同。恬笔记事，丕业无穷。[15]151

　　这位康公出身敦煌豪族，在归义军政权建立后收复河陇地区的过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担任的瓜州刺史，是归义军初期的重要将领。他的身份与康再荣相符，同为敦煌康氏，二者分别在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官府和归义军政权初期担任重要职务，故而此位康使君很可能就是《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中在847年担任吐蕃敦煌阿骨萨副部落使的康再荣，在848年张议潮起义后，和安景旻、阎英达等吐蕃敦煌汉族人(包括汉化粟特人)官员一起成为归义军政权的骨干，并出镇瓜州，担任刺史要职。

　　总之，撰写时间在847年的《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中的康再荣实际是敦煌阿骨萨部落的副部落使，该部落是一个较大的汉族人部落，规模约为另一敦煌汉族人部落悉董萨部落的2倍，这2个部落为汉族人军事部落，都成立于820年，总称为敦煌汉族人二部落，824年以后从阿骨萨部落中又分出一个悉宁宗部落，从敦煌就有了3个汉族人部落，总称汉族人三部落。康秀华、康再荣父子相继担任阿骨萨部落的副部落使，P.466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中担任归义军初期瓜州刺史的康使君应该就是康再荣。

　　另外还有一位康通信，在归义军收复河陇地区的过程中也作出了贡献，成为归义军派驻甘凉的将领，并以身殉职。P.4660《康通信邈真赞》记载：

　　大唐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甘州删丹镇遏[使]充凉州西界游奕访採营田都知兵马使兼殿中侍御史康公讳通信邈真赞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悟真[撰]

　　懿哉哲人，与众不群……尽忠奉上，尽孝安亲，叶和众事，进退俱真。助开河陇，效职辕门。横戈阵面，骁勇虎贲。番禾镇将，删丹治人。先公后私，长在军门。天庭奏事，荐以高勋。姑臧守职，不行遭窀。他乡殒没，孤捐子孙……大唐中和元年岁次辛丑仲冬蓂生五叶。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15]114

　　康通信可能不像归义军瓜州刺史康公那样在吐蕃时期担任高级官员，但是在收复河陇地区的过程中立有战功，得以跻身归义军重要将领之列，他也是一位敦煌粟特人后裔,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政治地位要低于康秀华、康再荣。总之敦煌地区康姓和其他姓氏粟特人及其后裔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他们是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主要居民之一，也是建立归义军政权的骨干力量。

　　三、关于敦煌地区的阴阳相宅术

　　在《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中体现的完全是中原传统文化内容，从《建宅文》可知，康再荣对各种宜忌：四神、八卦、天干地支、星宿、水渎的方位以及修建的顺序等，无一遗漏，其建宅求吉所用占卜属于中土传统相宅法术——阴阳相宅术，由此可见当时宅经类文献所制定的规范，绝非一纸空文，是被人们严格奉行的[16—17]。《建宅文》中还表达了祝康再荣居家安宁、全家大富大贵、荣升高位、子孙永昌、延年益寿、身体康强的愿望，这也是撰写此文的目的。

　　中土宅经类文献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天师道符箓科教经典《赤松子章历》记载了早期道教各种科仪，其中有“言功安宅章”“谢土章”等范文，说明如果因为修造或其他原因致使宅居不利，招致祸患和宅神不安，需向相关神灵祈求解谢，相关神灵中便有太阴、太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土公、五色五方神灵、宅神、井灶、龙神乃至各种凶神恶鬼等。目的是求得家舍居处的安宁等;至于延年益寿，更是道教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此外佛教自初传以来就不断地吸收中国本土化的内容，有些典籍的制作曾深受早期道教和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有些甚至搬用了道教及本土固有宗教习俗的内容[18]。其中就有道教谢土安宅的内容，如东汉失名译《佛说安宅神咒经》云：

　　“某等安居立宅以来，建立南庌北堂，东西之厢，碓磨仓库，井灶门墙，园林池沼，六畜之栏。或复移房动土，穿凿非时，或犯触伏龙、螣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门庭户佰(伯)、井灶精露(灵)、堂上户中、溷边之神，我今持诸佛神力、菩萨威光、般若波罗密力，敕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守[宅]神神子神母，伏龙、螣蛇、六甲禁忌、十二时神、飞尸、邪杵、魍魉鬼神;因诧形声，寄名附著，自今以后，不得妄娆我弟子等。神子神母、宅中诸神、邪魅蛊道、魍魉弊魔、各安所在、不得妄相侵凌，为作衰恼。令某甲等惊动怖畏。如当我教，若不顺我语，令汝等头，破作七分，如多罗树枝。”[19]911

　　“佛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龙鬼，皆来受教明听。佛告言：不得前却某甲之家，或作东厢西厢南庌北堂，敕日游月杀、土府将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岁月劫杀、六甲禁忌、土府伏龙莫妄东西，若有动静，烧香启闻。某甲宅舍是佛金刚之地面，二百步佛有约言，诸疫鬼神不得妄忤，忤者头破作七分，身不得全，不得水浆。”[19]912

　　据考证《佛说安宅神咒经》系由中土宅葬之说而来[20]。另外《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中也有类似内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当地道教不如唐朝前期活跃，走向衰微，而佛教却十分兴盛。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沙州世族阴嘉政之父阴伯伦曾经担任吐蕃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

　　“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 十一之税。” [15]239

　　吐蕃在786年占领敦煌之初曾经设立了沙州道门亲表部落，管理道士、女冠，由世俗人员担任该部落部落使，但是该部落790年即遭取消，吐蕃当时在敦煌只设置了行人(包括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由吐蕃本部擘三军事部落统管，此后再未见有道教公开活动。这可能与吐蕃政权崇奉扶植佛教，对被李唐王朝崇奉为国教的道教并不感兴趣有关。但是道教及其文化作为中国自身土生土长的宗教及文化在敦煌已经有数百年之久的传播历史，虽在吐蕃统治时期走向衰微，并未完全消失。在敦煌蕃占时期的佛教墓志铭和祈愿文中，就有一些带有道教文化色彩的语句[21]，这是佛教不断吸收道教成分，进行中土化的结果。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道教的活动很隐蔽，借助占卜等其他形式委婉地表现出来，有关道教法术的传播也在秘密状态下进行[22]。由《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可知，在蕃占时期道教中的谢土安宅的内容仍然被当地居民信奉遵行，连一定程度上汉化的粟特人及其后裔也不例外，这当与其性质属于实用性内容，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有关。不光当地居民如此，吐蕃官员也同样遵奉这些做法，P.2765V0《大蕃敕尚书令赐瑟瑟告身尚乞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就记载贵为吐蕃大相的尚乞律心儿(即尚乞心儿)“黄金布地，白壁邀工，进直道以事君，倾真心而向佛。爰乃卜宅敦煌古郡，州内建圣光寺一所。”[5]卷18,132可见中土阴阳相宅术当时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地区影响很大。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虽然崇奉佛教，但吐蕃原始宗教苯教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吐蕃官方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作用。苯教崇拜自然神灵，敬信法术，苯教巫师通过施行法术来为吐蕃赞普及各阶层成员驱病祛邪，避祸求福，并通过占卜预测凶吉，其中就包括有堪舆卜宅内容。《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记载吐蕃“重鬼右巫”[23]。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吐蕃政权设有御咒士()，授予大银告身，还有御卜苯教士()、堪舆家，二者都授予小银告身[24]。

　　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从唐朝带去一批中原占卜堪舆文献在吐蕃传播，产生很大影响，“文成公主查看了地相，(发现)藏地犹如罗刹女仰卧，在其八大关节和四肢处，首先要建寺镇伏之。沃唐湖是魔鬼的心脉，是恶道之门，填充后建造寺庙。”根据文成公主带来的运用五行推算吉凶的风水理论，松赞干布在吐蕃本部各地修建相当数量的镇魔寺以镇压罗刹魔女，使吐蕃人避凶趋吉，其所建镇魔寺院有大昭寺、小昭寺、昌珠寺、四边压寺、四再押寺、四压肢寺、九掩口寺，共计24寺，另外象雄妃等妃子也建有5所寺院，而吐蕃君臣在泥婆罗、汉地、弥药热甫岗也建有众多寺院[25]，《西藏王臣记》记载文成公主带入吐蕃本部的风水书籍是《八十“博唐”数理图》，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650年)主要依据其内容来推算修建镇魔寺院。

　　后来在赞普赤祖德赞(815—836年)时期流行有《相士五行圆经》《阳泉八种过患》《阴泉十二种过患》等数术书籍，《阴泉十二种过患》则应与墓葬有关，是墓葬地理数术书籍[26—27]，《相士五行圆经》《阳泉八种过患》中则可能包括有卜宅堪舆等内容。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佛教在吐蕃并不流行，吐蕃人信仰苯教，对佛教还比较陌生。根据刻石于赤德松赞时期(798—815年)的《噶迥建寺碑》记载,吐蕃松赞干布(赤松赞，)时在逻些修建有大昭寺等神殿，赤都松(，676—704年)时期建林之赤孜()诸处神殿()，后来在金城公主入藏后吐蕃又修建了扎玛瓜州寺、琛普神殿[28]，抄写于11世纪的藏文史籍《韦协》记载松赞干布迎娶泥婆罗公主赤尊，修建了逻些贝哈尔林佛堂、四茹之地诸佛堂、扎拉佛堂，文成公主出嫁吐蕃，留寓于热木其(,小昭寺)，从汉地请来的释迦牟尼金像也供奉于热木其。“上祖松赞干布所开佛法之宗仅此而已。”[29]当时吐蕃寺院数量应该有限，而且寺院僧人都来自吐蕃周边地区，并无吐蕃人出家为僧。但吐蕃修建这些寺院应该参照了文成公主等携带入吐蕃的地理数术书籍，这一时期吐蕃修建寺院依照的地理数术理论和方法应该是自文成公主入藏以来陆续由中原传入吐蕃本部的。

　　779年吐蕃本土第一所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成，7名吐蕃人出家为僧，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将佛教作为主要信仰的宗教，予以大力扶持，佛教在吐蕃得以广泛传播，兴盛开来，佛教寺院也大量修建，吐蕃修建寺院时参照并使用了中原传入的地理风水理论与方法，在其他方面如建宅、修墓等也使用了这些理论与方法。P.T.1089记载830年吐蕃凉州节度使衙署设有占卜风水师，在所有官员中位居最后[1]43。管辖敦煌的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署自然也设有相应官员。这与崇奉法术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占卜才得以产生发展的中土道教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以与道教有关的一些占卜与谢土安宅的法术和宜忌规范等能够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等地保存流传。

　　另外前面提到佛教自初传以来就不断地吸收中国本土化的内容，有些典籍的制作曾深受早期道教和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有些甚至搬用了道教及本土固有宗教习俗的内容，其中就有道教谢土安宅的内容。所以道教中的有关谢土安宅的内容仍然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流行当然也与吐蕃在敦煌等地崇奉佛教的政策有一定关系。2002年在青海德令哈市郭里乡夏塔图出土的吐蕃棺板画(时间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相当，该地区属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国管辖地域)中，绘有吐蕃人饮酒、歌舞、欲乐、拜谒、出行、狩猎、哀悼、超度、祈福、殉牲的场面，棺材档头上还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这应是直接取法于中原，但是画法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还包含有吐蕃民族构成中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30]‍‌‍‍‌‍‌‍‍‍‌‍‍‌‍‍‍‌‍‍‌‍‍‍‌‍‍‍‍‌‍‌‍‌‍‌‍‍‌‍‍‍‍‍‍‍‍‍‌‍‍‌‍‍‌‍‌‍‌‍。说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早期道教和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不光在吐蕃统治下原属唐朝的敦煌等地流行，也曾经进一步传入吐蕃腹地。

　　四、关于文书中的博士与春装

　　最后《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称：“咒愿已毕，请受春装，赏赐博士，美酒肥羊。”这里的博士为唐五代时期敦煌当地对工匠的称谓，与传统意义上的博士有异，工匠的这一称谓在吐蕃统治时期开始流行，到归义军时期依然如此，遍布各行各业。S.3074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某寺白面破历》记载有擀毡博士、起毡博士，属于纺织品手工业工匠。北图碱字59号背《寅年(822年)汜英振承造佛堂契》则称：

　　寅年八月七日，僧慈灯于东河庄造佛堂一所，为无博士，遂共悉东萨部落百姓汜英振平章，造前佛堂，断作麦捌汉硕。其佛堂外面壹丈肆尺，一仰汜英振垒，并细泥一遍……博士汜英振年卅二。[31]

　　博士汜英振承造佛堂，他与承造康再荣宅舍的博士身份相同，都是土木建筑行业工匠。P.3713《年代不明粟破历》云：“廿七日，泥佛殿看博士用。”该文书年代可能为吐蕃时期，泥佛殿的博士也为土木建筑行业工匠。归义军时期敦煌文书还记载有木博士，即木匠，另外土木建筑行业还有泥博士等[32]。给康再荣建宅并得到美酒肥羊赏赐的博士应该属于土木建筑行业的木博士、泥博士等，即为今天的泥水匠、木匠。

　　除了给建屋博士赏赐美酒肥羊，还请参与造屋的工匠博士等接受并穿上春装以示新屋落成，气象更新之喜，当然建屋博士们被授予春装，也是以之作为工钱的一部分，这自然与造屋时间在春季三月丙寅朔廿三日戊子有关。春衣发放在唐朝社会形成了一定的传统，日本中村不折藏西域文书《天宝六载四月十四日给家人春衣历》记载盛唐时期依附于寺院的“常住户”常从寺院领取春衣，唐朝统治下西域地区寺院的这一做法与唐朝官奴婢春冬衣发放制度类似[33]，另外唐朝还给募兵制下的军队官兵(健儿)发放春冬衣，春衣还用于赏赐统军在外的将领，抚绥地方藩镇及身居要职的朝臣。据研究在晚唐五代的归义军时期，归义军把为使府衙内的押衙、员外、门僧等人赏赐春衣作为俸禄的一部分，这种做法源自中原王朝，当时中原王朝以春衣作为官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而晚唐五代敦煌民间雇工契中则大量出现以春衣作为工钱的情况[34]。由《大蕃纥骨萨部落使康再荣建宅文》可知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这一做法已经出现。

　　[参考文献]

　　[1]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2]陆离.吐蕃统治敦煌的行人、行人部落[J].民族研究,2009(4).

　　[3]杨铭.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第1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20.

　　[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61[M]//外臣部土风三.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

　　民族文化论文投稿刊物：《民族研究》杂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有关民族研究问题方面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主要刊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学、民族教育、民族人口、民族法制、民族宗教、民族语言、民族历史，以及世界民族等各学科的学术成果，是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学和民族工作，以及对民族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学人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