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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的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研究以开平市东和村为例

时间:2022年05月30日 所属分类:农业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受政府决策导向、社会制度更新、耕作方式转变等影响,我国乡村传统聚落景观面临着异质化、破碎化等问题,乡村聚落景观优化成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命题。为此,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当

  摘要:受政府决策导向、社会制度更新、耕作方式转变等影响,我国乡村传统聚落景观面临着异质化、破碎化等问题,乡村聚落景观优化成为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命题。为此,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当地政府、本地村民、侨乡艺术家、景观规划师、本土工匠等相互作用下推动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的过程与路径。研究发现,东和村乡村聚落景观改造实践经历了权力与资本主导下构想景观生产、多元主体融合下生活空间再回归、侨乡艺术家探索下诗意景观创作等发展过程,最终再现了诗意的日常生活空间。东和村景观的优化依赖于多元主体合作、良法善治设计、价值认同统一、场所精神重建、动态协商设计、适用技术融合等路径与举措,能够为其他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生产;景观优化;开平市东和村

乡村景观

  1 背景及问题

  乡村聚落景观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而不是孤立的物质实体[1]。新时期下,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等加剧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2]。政府主导型规划方式使乡村景观从自然的演进状态向规划调控的方向发展[3],整体上由生产型转型成生态经济型、生态调节型为主的景观格局[4]。大量拆建、无组织的改建和缺少控制的新建造成乡村聚落景观趋同,对乡村场所精神的忽视破坏构筑农民草根信仰的基础,损害乡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5]。政府、资本、规划师、村民、乡贤等不同主体在何时、以什么角色介入乡村聚落景观的生成过程?各个主体之间的不同作用方式导致怎样的景观效果?不同主体应建立何种互动关系才能推动乡村聚落景观的良性发展?这些问题的微观探究对于乡村聚落景观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切事物都是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产物及人与自然关系在特定时空关系下的表达,景观亦是如此[6]89。因此,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的景观实践分析,探讨政府、规划师、侨乡艺术家、居民相互作用下推动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的过程与路径,为促进乡村聚落人地关系良性互动,实现乡村聚落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乡村聚落景观研究

  乡村聚落景观是人与自然长期相互融合的演变体现,包括民居、街巷、公共空间等物质要素及农耕文化、民俗风情、经济产业等非物质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居民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空间场所[7]55。国内学者对乡村聚落景观的关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彭一刚(1992)提出由于气候、地形、河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从而出现了多样性的传统聚落景观[8]。

  经过多年的发展,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成果,研究内容集中在景观特征、景观格局、景观规划、景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刘沛林,董双双(1998)引入“意象”的概念,把中国古村落景观概括为山水意象、生态意象、宗族意象、趋吉意象等四个方面特征[9];王云才,刘滨谊(2003)从乡村地域的经济、自然生态、社区文化、组织、资源载体、聚居、发展目标七个方面提出乡村景观规划的原则[7]56-58。罗奇业,成斌(2017)从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文化景观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 AHP 法对凉山彝族地区景观质量展开评价[10]。王宁(2021)提出通过探索景观特征营造和立法保育技术体系促进乡村景观可持续利用[11]。然而,当论述具体的景观问题时,学者大多局限在物质现象的描述上,缺乏景观重构背后关于“人”的因素的深入探究,需要通过解析各个主体介入景观实践的过程,才能揭示景观实践背后的社会隐藏。

  2.2 空间生产理论下乡村聚落景观研究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构想的空间” “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三元一体复杂体系,“感知的空间”维度,负担着社会构成物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构想的空间”维度,与维护统治者各种利益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生活的空间”维度,指向使用者在日常意识和地方知识中生产和占用空间[12]60。三元一体框架是实践其空间生产理论的方法论基础[13]。空间生产理论是认识乡村景观空间的重要理论框架[6]90。Phillips(2005)认为乡村绅士化过程使周边乡村成为娱乐、零售和金融资本的商品化对象。原住民生活在强加的景观变化中没有发言权,需要被赋予社区权力[14]。Huning(2012)认为区域关系多样性和重叠、人的网络和流动,激发了乡村风景和自然设施的建设[15]。

  高慧智(2014)认为随着城市消费文化入侵,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传统的、自然的乡村绝对空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关注空间交换价值的抽象空间[16]。Chen(2016)认为世袭集团牢牢控制着寺庙景观的建造,村民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主动性,诠释了祠堂意义和经济生产[17]150-152。宋奕(2009)认为通过列斐伏尔对空间的思考,可以对文化遗产的文化身份认同工具本质、遗产认定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以及文化遗产的空间生产与消费等问题进行考察与反思[18]。学者以新疆天山大峡谷[19]、无锡惠山古镇[20]、马降龙碉楼群[21]等遗产地为例进行了探索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利用是一种外部植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非完全自发演进过程[22],这与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相呼应。总体来看,已有研究视角要么偏重资本、权力力量,要么偏重村民或其他社会力量,二者是相互形塑和建构的,需要剖析多个主体在实践过程的关系及关系变化,揭示景观优化的内在机制。

  3 研究区域与方法

  3.1 景观实践场域及结果

  东和村位于开平市西南部,总面积 221 公顷,户籍人口近 1000 人,海外华侨约 3500 人,传统侨居 300 多间。自 2018 年起,东和村大力开展乡村建设,建设成果曾获“第十届艾景奖年度十佳景观设计”、江门市十大“美丽侨村”、“开平市美丽乡村建设先进村”等称号。经过多年实践,东和村乡村聚落产生了“植入式”景观、“回归式”景观、“创造式”景观三种景观实践结果和特征。

  3.1.1 “植入式”景观生产过程

  2018 年,开平市印发了《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为此蚬冈镇政府招引了城市规划团队对东和村进行规划设计。施工完成后,村中建设了大公园、大广场,地面由大面积的花岗岩进行拼花铺装,绿化是地毯草、格桑花。村内原有的风水塘、水渠等建设了水泥驳岸与栏杆。老街老巷进行拉直线、铺水泥、贴瓷片等修缮做法,部分农房采取了刷白墙及墙绘处理。

  3.1.2 “回归式”景观生产过程

  2019 年,东和村开展了“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村中拆后空地杂草丛生、拆后建材杂乱堆砌。蚬冈镇政府提出新一轮环境整治行动。因为上轮建设的小公园难以维护、造价高,水泥驳岸等与乡村环境不相融,因此蚬冈镇政府没有选择继续引入城市规划设计团队,重新引入了由侨乡艺术建造家、本土工匠组成的建造队伍。侨乡艺术家把拆后废弃土地进行修复提升,如清除杂草、改良土壤、开凿水井等,激发村民二次分配土地并重新耕作。本土工匠回收闲置杂物,创意营造瓦片景墙、麻石坐凳、破水缸围栏、电线杆河墙、秸秆凉亭、泥石炮楼等功能性景观小品。村民在建造过程中,主动捐赠家中闲置物料,支持家园改造营建。

  3.1.3 “创造式”景观生产过程

  2020 年,侨乡艺术家景观实践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与参与共建,蚬冈镇政府为此对侨乡艺术家建立了信任,在村民公共交往空间的营造上,提出需要满足村民游憩功能,又提供乡村文化休闲地。于是,侨乡艺术家发扬侨乡兼容并包、扬弃创新的精神,借鉴折衷主义流派的设计思潮,建造了一个融合澳门大三巴式造型及岭南本地多种弧形、柱式的社区牌坊;借鉴高迪的曲线理念,把花砖、红砖、灰砖混合搭配,铺设在曲折延伸、起伏不平的墙面,营造景观地毯,为侨乡创造出一批具备可传承的遗产价值的建筑艺术品。

  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师、侨乡艺术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不同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东和村的景观实践,为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提供了多个时段、多元空间的完整景观叙事材料。同时,学者较多关注于权力、资本、知识对景观空间生产的影响作用,侨乡艺术家是权力、资本、知识之外的社会力量,作为侨乡建设的亲历者、实施者、传承者,在聚落景观实践中的作用还有待挖掘。

  因此,选择东和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把握乡村聚落景观的优化过程与路径具有学术价值与典型性意义。3.2 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观察法收集数据。在 2018 年至 2021 年之间,总共 10 次调研东和村,累计 60 天。访谈对象为乡镇干部、景观设计师、侨乡艺术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总计共 23 个样本,整理访谈录音文本约 10万字。研究结合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拍摄照片约 2000 张,获取设计图纸 100 张。研究利用 NVivo11.0 软件对材料进行编码,并根据编码结果展开景观空间生产分析与景观优化路径建构。

  4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生产分析

  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和关系转型的产物[12]10,乡村聚落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类场所,“植入式”景观、“回归式”景观与“创造式”景观背后,是权力、资本、日常生活主体等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之后,作用于构想的空间、生活的空间、感知的空间的结果。

  4.1 “植入式”景观:权力与资本主导下构想景观生产“植入式”景观,实质上是规划语言、设计图纸以及意识形态支配了东和村景观空间的生产,是由知识、符号、代码组成的一套植入式景观符号体系[23]。乡建以“任务型”的项目制供给形式运作,拿到项目和顺利验收是首要目标,较长时间内依赖于“技术至上”的工程主义思路以及“现代文明”城市治理思路[24]。“所有工程都要跟随国家的政策要求,他有一套项目机制,要有规划方案、工程预算、图纸审核、过会审议、招投标,之后才能顺利验收。

  按照以前建学校、市场、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经验,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工作方法,邀请城市的规划公司、设计院来推进这个工作,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Z-2-2018)。”蚬冈镇政府按照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经验,引入城市规划设计院,长期脱离乡村环境的规划师在不了解村民需求的情况下,采用城市园林的设计手法,以学院派模式化、图形化的形式套用到乡村场域中,“在设计领域,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都是一种空间尺度,我们常规的方式就是按图施工,我们就根据现场的面积和政府的要求,从素材库里提取一些图形素材,基本上能满足景观美化的要求(J-3-2018),”原村民脱离景观空间生产过程,呈现出隐形隔离和被边缘化的状态[25]。

  4.2 “回归式”景观:多元主体融合下生活空间再回归“回归式”景观由地方政府、本土建造团队、本地村民共同实现,他们用差异化的、强调使用价值的景观空间,取代均质化的、强调交换价值的空间,重建自下而上的生活空间[26]。“植入式”景观建设模式陷入“短期有效,长期失效”的生产困局,“城市的设计师用了格桑花、地毯草等城市式绿化景观难以维护,很快就抛荒了,又变成原来杂草丛生的地方(Z-3-2019),”“这些小公园我们都不去的,没啥好逛的,坐的地方也没有,还不如给我们种地(C-4-2019)。”这引起了蚬冈镇政府的反思及空间再生产探索,重新招引侨乡艺术家带领的本土建造队伍。

  一方面,建造队伍抓住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通过荒地改良田、挖一口灌溉井等方式,集中表达了日常生活惯习、地方空间语言,恢复了乃至强化了人地关系的表征形式[27]。另一方面,泥石、红砖等在地化材料,在场性转化为田埂、坐凳、凉亭等乡土性景观,再现了草根社会群体通过日常社会实践、互动而建构的空间关系,体现他们的意志与思想[17]148。“新的施工队,都是讲开平话的老乡,看到他们砌田埂,开荒地,就好像我们刚来到这个村建房子、开垦土地的样子,所以有时也一起和他砌一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农村(C-2-2019)。”景观空间生产不再只被理解成物质和知识的生产,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28]。

  4.3 “创造式”景观:侨乡艺术家探索下诗意景观创作新一轮的景观实践,并不仅仅依赖于回归传统特色风貌来实现,“开平是华侨之乡、建筑之乡,回乡置业的华侨们将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侨乡特色建筑遗产,在东和村,我们也要传承他们在扬弃中发展的精神(J-2-2020),”侨乡艺术家于是试图触及侨乡记忆深处的精神内核,重建艺术和生活的连续性[29]。景观地毯、社区牌坊这些建设成果将过往、当下及未来连接,形成前可追溯、后可生长的乡村景观空间,成为时代变化中可持续的部分[30],“我们还将实施“侨乡传统建筑遗产重生计划”,将全面复兴侨乡木、竹、土、石、砖、瓦、陶、瓷、铸铁等侨乡传统建筑工艺,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侨乡创造出一批具备可传承的遗产价值的建筑艺术品((J-1-2021)。”“创造式”景观生产阶段成为创造真正作品、意义和快乐的过程[12]80,是一种诗意实践。

  5 乡村聚落景观空间优化路径

  在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实践中,多个主体之间多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转型,推动了结构、理念、技术的形式变化,最终促进聚落景观的优化。

  6 结论与启示

  研究以空间生产为理论视角,微观探究了开平市蚬冈镇东和村聚落景观优化的过程与路径。可以发现:

  (1)东和村乡村聚落景观实践经历了权力与资本主导下构想景观生产、多元主体融合下生活空间再回归、侨乡艺术家探索下诗意景观创作等发展过程,最终实现摒弃城市式景观的强加,再现诗意的日常生活空间,并重建生活与艺术的连续性。

  (2)地方政府、侨乡艺术家、本地村民、侨本土工匠、景观设计师之间复杂社会关系的相互交织和转型,形成了多元主体合作、良法善治设计、价值认同统一、场所精神重建、动态协商设计、适用技术融合等举措,推动东和村乡村聚落景观的优化。对于其他乡村聚落景观优化的启示在于,要充分发挥资本和权力以外的乡贤力量,以人的尺度审视、设计景观,以人的需求与发展来建构景观,并以民主形式实现乡村聚落景观的自我管理。

  参考文献

  [1] LI Chang.From Residence to Nostalgia-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ese Vernacular Landscape Cognition from the Aspectof Cultural Anthropology[J].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2016,32(09):29-32.李畅.从乡居到乡愁——文化人类学视野下中国乡土景观的认知概述[J].中国园林,2016,32(09):29-32.

  [2] Ren Guo-ping,Liu Li-ming,Fu Yong-hu et al.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Landscape Pattern in Metropolitan Suburbs[J].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6,32(02):220-229.任国平,刘黎明,付永虎,等.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16,32(02):220-229.

  [3] LI Hong-bo,ZHANG Xiao-lin,WU Qi-yan et al.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Reconstructionin Developed Areas--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Jiangsu[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15,30(04):591-603.李红波,张小林,吴启焰,等.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5,30(04):591-603

  .[4] LI Ming-zhen,LI Yang-bing,RAN Cai-hong.Evolution of Rural Landscape Patter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Use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Transect Analysis of Caotangxi Watershed[J].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35(09):2283-2298.李明珍,李阳兵,冉彩虹.土地利用转型背景下的乡村景观格局演变响应——基于草堂溪流域的样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9):2283-2298.

  [5] MENG Ying,ZHANG Guan-zeng.The Logic of Rural Space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paceTheory[J].City Planning Review,2018,42(06):23-29.

  作者:彭耀根1,梁舒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