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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后农民信息需求结构变动及聚类研究

时间:2020年02月19日 分类:农业论文 次数:

摘要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法观察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及信息需求,选择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农民经济较宽裕,精神却比较空虚。问卷定量化展现了农民在科技信息利用、信息需求类型、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渠道、休闲方式

  摘要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法观察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及信息需求,选择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土地流转后农民经济较宽裕,精神却比较空虚‍‌‍‍‌‍‌‍‍‍‌‍‍‌‍‍‍‌‍‍‌‍‍‍‌‍‍‍‍‌‍‌‍‌‍‌‍‍‌‍‍‍‍‍‍‍‍‍‌‍‍‌‍‍‌‍‌‍‌‍。问卷定量化展现了农民在科技信息利用、信息需求类型、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渠道、休闲方式选择、信息获取程度等方面的内容‍‌‍‍‌‍‌‍‍‍‌‍‍‌‍‍‍‌‍‍‌‍‍‍‌‍‍‍‍‌‍‌‍‌‍‌‍‍‌‍‍‍‍‍‍‍‍‍‌‍‍‌‍‍‌‍‌‍‌‍。聚类分析形成了政策类信息需求及利用、生活类多样化信息需求及利用、农业科技信息需求及利用、网络信息的需求及利用等4个类团。从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对象的调整与兼顾、公共文化服务教育和精神扶贫功能的发挥、农民文化需求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唤醒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信息需求信息利用

土地流转

  土地方向论文范文:论土地储备对土地市场的影响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土地市场经济也在走入良好发展的状态之中。土地储备是我国政府控制土地开发的一种宏观调控措施,也是现如今我国为了迎合市场经济下做出的重要改革。如今,如何有效合理地利用土地,增加土地资产的价值,成为了我国土地存储制度所需面对的重要问题。文章旨在指出如今土地储备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探讨土地储备对于土地市场的影响,以供参考。

  确保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和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动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重大决策。原持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可以依照自愿有偿的原则,将土地使用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1],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组织,农村耕地经营呈现规模化,“大农户”成为农业发展新动力[2],农村人地分离比例越来越高[3]。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农民从农业种植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流向城镇[4],农村“空心化”更加明显。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对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及信息需求进行观察,选用Likert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及独立样本检验,并进行聚类分析,以期用定性和定量化的形式呈现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信息需求及利用的现状。

  1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的预调研

  国内最开始对农民信息需求的关注突显生产经营信息的需求[5],着重于农民信息需求调查、需求特征和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原因、对策及建议[6],通过对特定地区或具体需求的调查提出建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信息需求结构变化,农民对政策、医疗卫生健康[7]及食品安全[8]等需求增加。农民信息需求研究逐渐细化,分析人口结构、闲暇消费对信息需求的影响[9]。在国家精准扶贫环境下,不仅对帮扶对象进行研究,帮扶者在帮扶、退出、评估等环节中的信息需求也得到关注[10]。在政府鼓励和支持返乡人员创业策略的推动下,部分农民工返乡,研究者分析农村创业者信息需求,构建农村创业信息服务体系[11],提升其获取信息的能力。

  为了解土地流转后农民信息需求情况,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进行预调研,对土地流转后的农民生活及信息需求进行观察,借助参与式评估研究方法,结合半结构访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调查地点选择安徽皖北L村,时间为2018年7月暑假。田野调查观察了L村的土地流转情况、常住人员结构、日常行为活动、生活负担及信息需求,多维度了解农民的生活现状,直接或间接反映农民的信息需求。

  1.1土地流转和家庭收入

  耕地对于农村家庭,在经济贡献及食物生产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做出土地流转的可能性越小,相反,可能性增大[12]。相比于笔者5年前的田野调查,L村农民对土地流转的了解和接受度高了很多。农民从最初的对土地流转不了解,不太愿意接受,转变为主动流转。现在他们认为土地流转出去后,自己不需要农忙,也不用担心收成的问题。虽然耕地收入减少了,但因为有了更多的时间,非农收入在增加。相关研究也表明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13]。在现行农业技术效率及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下,外出务工是增收的主要来源[14],L村更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L村也有农民选择不流转自己的土地,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导致分离,留守人员选择种地大多不是为了多挣钱,而是打发时间的方式。承包土地的人不仅有外来人员,也有本地农户。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民可以自愿选择去附近的蔬菜大棚或者其他加工厂打零工,工资可以按整天算也可以按半天算。

  1.2常住人员结构和日常活动

  如今“两亩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场景已很少在农村出现了。L村常住居民包括:(1)妇女、儿童和老人。妇女以中老年为主,在家照看孩子上学,也有在县城租房子照顾孩子,周末回农村的家,老年人担负起孙子辈的抚养责任。留守儿童对手机及网络的依赖明显。父母在外务工,有时觉得亏欠孩子,回家时会给孩子买手机等各种孩子想要的东西,但因为家庭教育的欠缺,孩子精神空虚,对手机网络游戏更为依赖。(2)做小生意的。通过在县城批发小商品,在农村集市进行售卖,赚取中间差价。随着人们对商品质量的追求,加上交通的便利,更多的人会进城选购,农村小商品市场的购买力在减弱。(3)上班的。有个别在乡镇政府有工作的年轻人,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居住在农村。

  土地流转后L村常住人群中的成年人有更多时间,但看书的较少,看电视的也不多,一方面因为留守人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一些剧情自己看不太懂也不太感兴趣。对于电视节目,他们对社会性报道、新闻类节目稍有兴趣。本次田野调查,L村有一个“新潮流”的出现,那就是开始关注锻炼,时间的宽裕、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促使他们认识到锻炼的重要性。不仅跑步成为受欢迎的锻炼方式,广场舞也开始在L村流行,他们聚在一起,买一些设备播放音乐,跟着视频学习跳广场舞。

  1.3生活支出及负担

  随着收入提高,L村农民认为家庭日常生活花费负担不大,教育负担也可以承受。如果孩子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基本没有太多花费。如果孩子上高中或大学,花费高些,但都在合理范围内。目前L村家庭最大的生活负担来自于两项。

  (1)彩礼。L村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来自娶亲,因为男方家庭需要盖楼房及支付巨额彩礼钱,有的还被要求在城里买房,花费高达十几万乃至几十万是常态。加上各家各户的攀比心理,花费就更高。彩礼明目繁多,见面礼从万里挑一(一万零一),到十全十美(十万)。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有两个儿子,父母的负担就非常重‍‌‍‍‌‍‌‍‍‍‌‍‍‌‍‍‍‌‍‍‌‍‍‍‌‍‍‍‍‌‍‌‍‌‍‌‍‍‌‍‍‍‍‍‍‍‍‍‌‍‍‌‍‍‌‍‌‍‌‍。而仅仅有女儿的家庭,情况则不太一样。在调研中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一户人家有3个女儿,原本家里非常困难,但嫁了女儿后,不仅生活富裕了起来,而且还用收到的礼品开了小商店。有的家庭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会通过嫁女儿时,拼命要彩礼,给儿子准备结婚的彩礼,形成不良循环。用物质包裹的“彩礼”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负担,也失去彩礼本有之意。“天价彩礼”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田野调查所在区域。婚姻资源商品化,市场色彩越来越重,彩礼及围绕彩礼而衍生的其他消费,更具有货币化或商品化的特征[15]。人民整体幸福感的提高,精神扶贫刻不容缓。

  (2)份子钱。人情往来的份子钱成为L村农民的负担。份子钱变了味道,L村家庭主要成员虽然大多在外务工,但会为了各种名目要回家办酒席,团聚的成分少了点,收取礼金变得重要,办酒席变成挣钱的方式。有的家庭每年需要近万元的礼金,一方面自己要出礼金,另一方面为了减少所谓的“损失”,也会想各种理由去办酒席。酒席越来越多,人情负担越来越重。

  1.4信息及精神文化需求

  (1)医疗及养生信息需求。虽然有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但因为L村农民大多还没有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所以有些居民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在L村,年长的一些人开始感叹身边人的身体情况,这种身边的事例促使他们对身体、对生活质量开始重视。生活观念发生转变,开始关注健康及营养搭配,消费观念也从生存型向健康型转变。一方面开始运动,另一方面追求生活质量,特别体现在对吃的东西讲究科学性和合理化,以及对饮食健康方面的信息渴求,获取信息基本是家人的告之及邻里亲戚间的相互交流。

  (2)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信息需求。L村农民的生活,按照他们的说法是“不愁吃,不愁穿”。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精神生活依旧贫乏。闲暇时候年轻人偏向用智能手机打游戏和聊天,中年人及老年人偏向聊天打牌。

  在安徽的皖北区域,笔者5年前曾选取亳州Y村进行田野调查。当时土地流转在Y村刚刚出现,农民对土地流转方式还不太接受。田野调查显示Y村居民比较关注的信息集中在农作物销售渠道、政府补贴、农民培训、农村财政奖补及低保金、农村楼房供需、农村医疗保险等方面[16]。5年后的田野调查显示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可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调查通过L村信息用户生计的转变、用户的结构、用户日常行为、用户关注点及信息需求等方面内容,显示出土地流转后的L村农民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提高,经济比较宽裕,然而,精神生活依然单调和空虚。外出务工带来家庭收入逐年增长,但因存在彩礼和办酒的攀比之风,支出也在不断扩大。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还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和文明乡风的培植。物质扶贫已取得实效,精神扶贫势在必行。

  2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数据的获取

  根据田野调查的结果,重新整理修改问卷,以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为调查对象,形成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量表。土地流转后,更多的农民外出,小的自然村人口数量较少,所以本此调研选择的村庄是行政村,是由几个相邻的小村构成,规模相对比自然村大,而且有村委会等组织。问卷调查选择皖北的Z村和W村,调研人员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对区域内已经流转出去土地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时间为2018年8月暑假期间,调研问卷发放110份,回收99份。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量表包括科技信息利用、信息需求类型、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渠道、休闲方式选择、信息获取程度等6个方面的内容,共39个小问题。选用Likert5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让被调研者进行打分,再利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及家庭月均收入等。本次调研样本男性54人(54.55%),女性45人(45.45%)。年龄分布在21~60岁36人(36.36%),60岁以上63人(63.64%);职业以农民(72人,72.73%)和个体商贩(27人,27.27%)为主。文化程度以初中最多,占54.55%,其次是小学、高中或中专;家庭月平均收入中3001~4000元占比最高(36.36%)。对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量表的信度(reliability)与效度(validity)进行检验。研究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9>0.80,具有良好的信度;KMO值为0.777,呈现的性质是“适中的”,可以进行因子分析[17],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3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3.1科技信息利用情况

  科技信息利用共设5个问题:您经常阅读关于农业科技信息的图书报刊(SC1)、您经常观看农业科技信息的电视节目(SC2)、您经常用手机接收农业科技信息的短信(SC3)、您经常阅读政府发放的农业科技信息资料(SC4)、您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科技信息培训(SC5)。从科技信息利用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问卷打分的数据范围集中在1~3,分别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和“一般”,这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土地流转后,农民对农业科技信息的利用不是其最为关注的问题。

  3.2信息需求类型

  信息需求类型共设9个问题:您需要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IN1)、您需要农村政策法律方面的信息(IN2)、您需要各种招聘信息(IN3)、您需要医疗健康方面的信息(IN4)、您需要科学饮食方面的信息(IN5)、您需要休闲娱乐方面的信息(IN6)、您需要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IN7)、您需要科学锻炼身体方面的信息(IN8)、您需要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IN9)。从信息需求类型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中,可以看出需要农业生产、农村政策法律、各种招聘信息平均分相对较低。而医疗健康、科学饮食、休闲娱乐、食品安全、科学锻炼身体、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平均得分较高,显示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对医疗健康、科学饮食、休闲娱乐、食品安全、科学锻炼等方面的信息需求比较高,数据比较集中(4~5),波动范围小。而对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虽然平均值也比较高(4.00),但数据波动范围大(2~5),数据不太稳定,这是因为不同年龄对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不同,60岁以上人群的需求量相对少些。随着土地的流转,农民信息需求的结构及偏重发生改变,信息需求类型多样化,而对农业科技信息的需求量减少。

  3.3信息基础设施

  关于信息基础设施共设6个问题:您村有信息服务的公共设施(IF1)、您家有固定电话(IF2)、您家有手机(IF3)、您家有电视(IF4)、您家有电脑(IF5)、您家电脑可以上网(IF6)。从信息基础设施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有信息服务的公共设施打分集中在1~3,也就是“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和“一般”,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一般”‍‌‍‍‌‍‌‍‍‍‌‍‍‌‍‍‍‌‍‍‌‍‍‍‌‍‍‍‍‌‍‌‍‌‍‌‍‍‌‍‍‍‍‍‍‍‍‍‌‍‍‌‍‍‌‍‌‍‌‍。其实在被调研的村庄有农家书屋等设施,而从农民的选项可以看出农民对其不太了解。而有固定电话、手机、电视,平均分较高(4.45,4.73,4.73),其中手机和电视的打分比较稳定(4~5)。手机和电视在农村家庭已基本普及,而家中拥有电脑及电脑能否上网,打分范围较大(1~5),数据不太稳定。

  3.4信息获取渠道

  信息获取渠道共设7个问题:您通过政府提供的服务设施来获取信息(IC1)、您通过乡镇工作人员来获取信息(IC2)、您通过阅读图书报刊来获取需要的信息(IC3)、您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来获取需要的信息(IC4)、您用电脑上网来获取需要的信息(IC5)、您用手机上网来获取需要的信息(IC6)、您通过亲戚朋友来获取需要的信息(IC7)。从信息获取渠道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分最低的是1.73,是通过政府提供的服务设施来获取信息,政府提供的农村信息服务设施在农民中的利用率较低。平均分最高为4.55,是通过亲戚朋友来获取需要的信息,数据打分集中在4与5,数据比较稳定,可见人际关系仍然是农民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其他问题平均分依次为:通过观看电视节目获取信息(平均分3.27,众数为3)、用电脑来获取信息(平均分2.45,众数为1)、用手机获取信息(平均分2.18,众数为1)、通过乡镇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平均分2.09,众数为1)、通过阅读图书报刊获取需要的信息(平均分2.09,众数为1)。从分析结果来看,农民相关信息的获取更多地还是依赖人际传播。

  3.5休闲方式选择

  休闲方式选择共设6个问题:您有空时喜欢阅读书籍报刊(RE1)、您有空时喜欢看电视、听广播(RE2)、您有空时喜欢上网(RE3)、您有空时喜欢运动(RE4)、您有空时喜欢聊天(RE5)、您有空时喜欢打牌(RE6)。从休闲方式选择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有两个选择平均分较高(3.73),分别是有空时喜欢运动(众数为4)、聊天(众数为4);其次是看电视、听广播(平均分2.91,众数为4)、打牌(平均分2.18,众数为1)、上网(平均分2.09,众数为1)、阅读书籍报刊(平均分2,众数为1)。有空时喜欢运动,这与田野调查时农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广场舞的流行相符合。而有空时喜欢打牌选项,男性选择明显高于女性。得分最低的是阅读书籍报刊,数据在1~3之间波动。

  3.6信息获取程度

  信息获取程度共设6个问题:农村信息服务设施可以为您提供需要的信息(ID1)、乡镇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信息(ID2)、亲戚朋友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信息(ID3)、您能够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ID4)、您获得的信息有利用价值(ID5)、您获取信息没有困难(ID6)。从信息获取程度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平均分最高的是亲戚朋友可以提供需要的信息(平均分4.27,众数为4),其次是能够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平均分3.55,众数为4)、获得的信息有利用价值(平均分3.36,众数为3)、获取信息没有困难(平均分3.36,众数为3)。信息获取程度中,农村信息服务设施可以提供需要的信息,平均分最低(1.55),评分范围为1~3,出现次数最多的是1“非常不同意”。

  4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相关性及独立样本检验

  4.1各个变量间相关性检验

  对问卷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满足正态性,相关系数选择PearsonCorrelation。问卷的6个变量中有3个变量之间呈现相关关系,分别是科技信息利用、信息需求类型、休闲方式选择。而信息需求类型与休闲方式选择,相关系数0.840,两者间的相关性比较强。有了信息利用的需求及意识,信息需求的类型就多,休闲方式的选择也就多。

  4.2不同群体信息利用差异

  为验证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收入人群,土地流转后信息利用及需求是否存在差异,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男性打分的平均值高于女性,数据显示sig(2-tailed)均小于0.05,呈现显著性差异。21~60岁人群相对于60岁以上人群,在信息需求及利用各个方面的打分平均值高。不同文化程度信息利用不同,文化程度越高,在6个方面的打分越高,信息需求类型越多,获取渠道也相对多样化。不同文化程度在信息获取渠道上差别明显,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利用手机及电脑上网获取信息方式的越多。从家庭收入来看,目前农村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科技信息利用、信息需求类型及休闲方式选择上差异明显,家庭收入越高,在各个方面打分越高,信息需求类型相对更加多元化。

  5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的聚类分析

  把调研6个方面的39个问题进行聚类分析,信息按相似程度归类,形成聚类结果树形图。按照信息聚类过程,结合田野调查及问卷定量分析结果,4个类团命名为:政策类信息需求及利用、生活类多样化信息需求及利用、农业科技信息需求及利用、网络信息的需求及利用。

  类团1:政策类信息需求及利用。类团包括信息获取程度的ID4(您能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ID5(您获得的信息有利用价值)和ID6(您获取信息没有困难),信息获取渠道的IC4(您通过观看电视节目来获取需要的信息),信息需求类型的IN2(您需要农村政策法律方面的信息)、IN3(您需要各种招聘信息)和IN9(您需要子女教育方面的信息),休闲方式选择的RE2(您有空时喜欢看电视、听广播)等问题。类团显示的是农民对政策法律及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信息的获取与看电视、听广播等大众传播渠道聚成类团。在此类信息获取上,农民偏向于大众传播,对信息满足度较关注。

  类团2:生活类多样化信息需求及利用。类团包括信息需求类型的IN4(您需要医疗健康方面的信息)、IN5(您需要科学饮食方面的信息)、IN6(您需要休闲娱乐方面的信息)、IN7(您需要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IN8(您需要科学锻炼身体方面的信息),信息基础设施的IF2(您家有固定电话)、IF3(您家有手机)和IF4(您家有电视),信息获取渠道的IC7(您通过亲戚朋友来获取需要的信息),休闲方式选择的RE4(您有空时喜欢运动)和RE5(您有空时喜欢聊天),信息获取程度的ID3(亲戚朋友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信息)等问题。类团2显示农民多样化信息需求,这一类团问题打分较高,体现了农民信息需求侧重于生活类多样化信息,休闲方式开始选择运动,获取此类信息方式侧重于人际传播。

  类团3:农业科技信息需求及利用。类团包括科技信息利用的SC1(您经常阅读关于农业科技信息的图书报刊)、SC2(您经常观看农业科技信息的电视节目)、SC3(您经常用手机接收农业科技信息的短信)、SC4(您经常阅读政府发放的农业科技信息资料)及SC5(您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农业科技信息培训),信息需求类型的IN1(您需要农业生产方面的信息),信息基础设施的IF1(您村有信息服务的公共设施),信息获取渠道的IC1(您通过政府提供的服务设施来获取信息)、IC2(您通过乡镇工作人员来获取信息)和IC3(您通过阅读图书报刊来获取需要的信息),休闲方式选择的RE1(您有空时喜欢阅读书籍报刊)和RE6(您有空时喜欢打牌),信息获取程度的ID1(农村信息服务设施可以为您提供需要的信息)和ID2(乡镇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您需要的信息)等问题。该类团是农业科技信息需求及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的集中,科技信息利用的所有问题和信息需求类型、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获取渠道有关农业科技信息提供及获取渠道的问题聚成一类,类团问题得分较低,反映了农民在土地流转后对农业科技信息的需求有所降低,对信息服务设施提供内容的需求发生改变。

  类团4:网络信息的需求及利用。类团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IF5(您家有电脑)和IF6(您家电脑可以上网),信息获取渠道的IC5(您用电脑上网来获取需要的信息),休闲方式选择的RE3(您有空时喜欢上网)等问题。类团聚集了有关网络信息获取及利用的相关问题,反映了电脑及网络在农村的应用。随着生活条件改善,部分农村家庭买了电脑,装上了网线,农民开始利用WIFI上网。虽然这一般是家里在外的年轻人和老人、孩子交流时用的,也大多是在家读书的孙子辈在操作,对农民而言,这种交流及获取信息的方式相比于人际传播,选择的还是少些,但农民对电脑、手机和网络接受度的提高,拓宽了农村信息传播渠道,为信息服务机构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农村信息传播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介质[18]。

  6讨论与建议

  6.1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对象的调整与兼顾

  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通常是基于家庭经济社会效用最大化理性的家庭行为[19]。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农民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对农业专业化信息需求量有所降低,而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从增加供给向提高质量转变。技术服务对象的结构性变迁使得基于传统技术的信息服务方式逐渐丧失了原有服务对象和消费主体[20]。目前农村土地使用的规模化,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数量在增加。

  土地流转的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农业科技成果规模性转化提供了更大可能。农业科技信息服务需对受众对象进行细分,研究农民、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对科技信息需求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规模经营与个体经营并存,由于经营方式不同,不同主体表达出异质性的服务需求,在满足规模经营户需求的同时,还应兼顾个体经营农户的需求‍‌‍‍‌‍‌‍‍‍‌‍‍‌‍‍‍‌‍‍‌‍‍‍‌‍‍‍‍‌‍‌‍‌‍‌‍‍‌‍‍‍‍‍‍‍‍‍‌‍‍‌‍‍‌‍‌‍‌‍。

  6.2公共文化服务教育和精神扶贫功能的发挥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坚持正确导向,发挥引领风尚、教育人民的作用。乡村振兴是全方位振兴,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也要通过文化输送,营造乡村文化氛围,促进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根据农民农业科技信息需求下降,医疗健康、合理饮食、科学体育锻炼信息需求凸显的特点,农村信息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应重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类信息的供给,缩小文化供给与农民精神需求间的差距。

  扶贫理念要改变重经济扶贫,轻文化扶贫;重物质扶贫,轻精神扶贫的现状。文化扶贫是改变人口文化生活条件、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21]。田野调查和实证数据均显示所研究区域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精神“贫困”依然存在。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结合农村实际,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科学的价值观体系和健康生活方式。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教育和导向作用,引导农村良好风俗,改变目前有些地区落后的婚礼观,以正能量先进文化打破农村男方家庭因婚致贫、女方因婚脱贫的怪圈。不仅需要政府支持的有组织的信息服务机构,在尊重农民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文化服务,而且可以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利用市场手段,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种类和覆盖面积,动员农民参与,将文化宣传与文艺表演相结合,让农民逐渐实现观念的转变,推动农村移风易俗。

  6.3农民文化需求主动性和自觉性的唤醒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中央项目带动下,文化机构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资源、服务下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对各级政府应向民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硬件设施和人员配备等作出规定。随着政府投入增加,农村信息服务机构设备日渐完备,但因为利用者对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兴趣度低,一些先进的服务设施成了摆设。

  因此,农民文化需求和自觉的唤醒显得比较重要,一方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送”,在重视农民需求的基础上要接地气,才能提高利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民的文化自觉性和自我发展能力,帮助其树立现代文化价值观。可以建立农村文化志愿者队伍,形成文化服务的常态化。建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考核制度,让农民参与到评定中,促使农民从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要的参与者。通过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培养农民健康的生活态度和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7结语

  研究利用田野调查对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及信息需求情况进行观察,选择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对土地流转后的农民信息需求与利用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独立样本检验,并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后农民生活类多样化信息需求凸显,农业科技信息需求量降低。聚类形成政策类信息需求及利用、生活类多样化信息需求及利用、农业科技信息需求及利用和网络信息的需求及利用等4个类团。本研究是对土地流转后农民信息需求及服务的初步探索,问卷调查仅选择皖北地区,在区域的选择及数据的分析上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在土地流转后农民信息需求的区域对比上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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