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其供给效率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方法/过程]以我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18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分析，通过ArcGIS深入剖析供给效率的空间趋势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供给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①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综合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省(市区)间差距较大，规模效率对综合技术效率牵制能力弱于纯技术效率。②供给效率整体呈空间集聚的态势。其中：综合技术效率呈“南北低中间高，西低东高，南北与东西均较为平缓”的走势;纯技术效率同综合技术效率的走势相近，但在东西方差距较为显著，呈由东向西递减规律;规模效率在南北方上呈“由南往北递增”的态势，东西方上呈倒“U”型分布。③供给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财政分权、信息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移动互联网建设和网络普及率，且两两因子的交互作用大于单一因子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　DEA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分异驱动因素

　　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进步，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变得触手可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所衍生出的新形式，不断迸发出新的文化活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借助数字化网络传播手段，以满足公民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向社会成员提供的数字文化产品、设施、活动及相关服务的总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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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存在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国大部分地区数字化有效覆盖不足，供给和需求不契合，供给滞后，效率低下，且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空间分配不均现象较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财政资金和数字文化资源的浪费。因此，提升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效能、服务质量、服务均等化、服务需求、服务供给、绩效评估以及相关的服务实践等层面。其中，服务效能研究主要围绕效能提升，从服务的主体、资源、保障及效果评价等多个方面作了探索，服务的主体[4-6]、资源[7-8]和保障[9]主要是对外部情境的探讨，而效果评价则涉及的是认知[10]、需求[11]等主观建构性因素[1];服务质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质量的提升，通过运用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质量差距深入剖析，进而找到提升策略[12];服务均等化研究主要着眼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从当前发展现状出发，运用泰尔指数、网络调查等方法[3，13]，对地区差异[14]、实现路径[15-17]等多个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服务需求研究则主要关注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需求、使用、满意度[11]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18];服务供给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何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9]、实现数字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上[20-21];绩效评估研究着眼于社会效益视角[22]、整体性视角[23-24]、二元评价视角[25]，从评价主客体、指标体系[26]、方法与工具[27]等方面，运用量化研究[28]，分析了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上述研究为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评价方面仍略显薄弱，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公共数字文化作为公共文化在数字时代的产物，在投入、产出等方面都与传统文化大不相同，且由于各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存在差异，管理方式各异，导致其在供给资源配置效率上空间差异明显。

　　因此，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存在怎样的空间差异特征?哪些因素会影响供给效率的空间差异?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扩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采用数据包络法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分析，运用趋势面分析法深入剖析供给效率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变化过程，利用地理探测器对供给综合技术效率的驱动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各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提升和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研究方法与指标构建

　　2.1　研究方法

　　2.1.1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用来比较含有多个投入多个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方法[29]，尤其适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种多投入多产出的[30-31]。为真实反映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将每个省份的多项投入和产出数据，利用线性规划，构建数据包络曲线。其中，位于生产前沿面(最优投入和产出)上的省份为DEA有效(效率值为1)，未处于生产前沿面的为非DEA有效(值处于0-1)[32]。DEA模型可细分为CCR模型、BCC模型和Malmquist生产指数模型，本文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测算主要采用规模报酬可变模型(BCC)。

　　2.1.2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主要是用来研究变量在空间区域内的分布趋势，它能准确模拟出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33-34]。笔者运用趋势面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2.1.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分异和探察空间异质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工具，因受到的限制少，被广泛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事物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制究[35-38]。笔者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在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哪些因素会影响供给效率的空间分异。

　　2.2　供给效率测度的指标来源

　　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算，首先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指标选取既要真实反映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投入产出状况，又要克服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关系[39]。

　　鉴于目前尚无统一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评价标准，笔者借用完颜邓邓、王子健[3]和李岱[40]等人的观点，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问题，选取公共文化支出费用、公共图书馆中电子阅览室面积、可供读者使用的终端数、博物馆举办网站数量、博物馆网站访问量、博物馆举办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数量、文化站计算机台数、数字文化手机APP数量作为投入指标，将图书馆网站访问量、博物馆网站访问量、博物馆举办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关注人数、广播覆盖率、电视覆盖率以及各省官方发行有关数字文化手机APP的下载量作为产出指标。其中，有关数字文化手机APP的数量和总下载量主要采用完颜邓邓等人的做法，从微信公众号平台、西瓜数据-公众号大数据监控平台、APP下载市场等相关平台获得[3]。

　　2.3　数据来源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文化素养水平和当地政府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重视程度的不同，笔者仅对我国大陆30个省份(其中，海南属于孤岛类型，与其他省份不接壤，在进行空间分析时，会使程序计算困难，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因此分析时不包含海南)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算与分析，由于官方从2018年才开始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较为详尽的统计，故时间维度选取为2018年。

　　文中所涉及的投入、产出变量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网站;驱动因素分析中所涉及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和政府网站。研究中所缺失的数据，采用学界现在普遍的做法，用加权平均法或趋势外推法[39]进行补全。

　　3　我国省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与规模收益分析

　　3.1.1　供给效率及其分解

　　笔者在DEA模型的基础上，根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测算了2018年我国各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1)综合技术效率层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区)主要包括：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福建、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和宁夏，占总量的33.33%，集中在西南和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得益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调控以及充足的资金支持。效率值高于均值(0.8170)的省(市区)占到总量的56.67%，而低于均值的省(市区)只占到43.33%，说明30个省(市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总体水平相对较好，但仍有较大提升和改进空间。从变异系数的角度来看，其值为0.2298，说明各省(市区)之间的效率差距较大，“马太效应”[35]明显。其中，内蒙、山西、天津、安徽、湖北、广东、湖南的效率低下是由于投入规模不足所致，河南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低下，黑龙江、山东、江西、吉林、广西、贵州、西藏、甘肃和新疆的效率低下主要是因为纯技术效率低下，资源要素没有得到合理分配和利用。

　　(2)纯技术效率层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区)有20个(占总量的66.67%)，其中，东部8个，中部4个，西部7个，东北1个。

　　(3)规模效率层面。效率有效的省(市区)有11个，占总量的36.67%，大多分布在西南和东部沿海地区;无效的有19个，占总量的63.33%。其中，内蒙、天津、湖北、安徽规模效率相对较低，分布在0.80以下，需要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

　　为更好地分析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对综合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41]，笔者引入变异系数来测算各效率组列内部的波动程度。从效率均值来看，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整体提升;从变异系数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变异系数>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说明纯技术效率的波动程度大于规模效率的波动程度。

　　综合均值和变异系数，可以得出规模效率对综合技术效率的牵制能力弱于纯技术效率，这是因为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虽然呈现出数字技术含量高、文化创新速度快、机构合作频繁等特点，但受限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除东部沿海和中部发达地区的省(市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有频繁的人才流入和机构合作外，其余省(市区)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

　　4　结论及建议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质增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举措。因此，以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探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对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算，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深入挖掘影响公共数字服务供给效率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供给综合技术效率有效的省(市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东部沿海地区;纯技术无效的省(市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西部地区，其余省份为纯技术有效;规模有效的省(市区)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福建等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四川、重庆等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相对较好的西南地区，且规模效率对综合技术效率的牵制能力要弱于纯技术效率，这说明，单纯依靠投入规模的扩大已不能支撑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在注重硬件设施、资金等数量上的投入时，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加大科技创新，确保数字资源无障碍传播，提高服务质量。

　　第二，供给效率整体呈空间集聚态势。其中，综合技术效率呈“南北低中间高，西低东高，南北与东西均较为平缓”的走势;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技术效率走势相近，但在东西方走向上显著不同;规模效率在东西方向上呈倒“U”型分布，南北方向呈“由南往北递增”的态势;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说明了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凭借浑厚的经济实力、完备的人才保障、先进的技术手段、充足的资金支持和完善的政策体系等优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断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而西部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资金投入不足，加上科技创新人才的流失、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数字文化服务网络的不健全，供需不匹配，服务效能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缺少活力;此外，造成区域异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长久以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没有形成规范和统一的标准流程和指导，使得各地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时，各行其道，存在建设不标准、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且每个因素对供给效率空间差异的影响程度都大不相同;两两因素的交互作用始终都大于单因素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财政投入仍是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看出，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仍存在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支持等问题，该问题的存在已影响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要改变这种状态，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体制机制，加强同市场、社会力量之间的密切合作与 交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普及率和移动互联网建设虽然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其影响力相对较小，但其却是从根本上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重要因素，其作用力不可小觑，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为提升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结合研究结果和当前其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应对策略：①科学配置数字文化资源要素，合理调整要素的结构和规模。政府作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在优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当前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因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加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各项投入，特别是要加强数字文化资源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倾斜，提高数字文化服务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均衡发展。②要立足技术创新，夯实信息化基础。当前，虽然各地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机构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数字文化平台，但受限于技术水平，政府及相关文化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与群众的文化需求不匹配，公众互动的体验感较差。

　　故要加强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在文化机构中的应用，丰富信息的多元化推送，拓宽服务对象的广度与深度，夯实信息化基础。③打造数字化人才队伍。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是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抓手，一方面，现有的文化机构工作人员要转变传统的服务思维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数字化技术培训中，提高其对数字设备操作的熟练程度与开发数字化文化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机构要积极引进相关专业的高校毕业生，让新鲜血液流入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中来。

　　笔者以省域为单位，借助相关研究方法，分析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弥补了当前学界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效率研究缺乏等不足。但受限于官方所公布的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数据较少，笔者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还很难全方位覆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全部内涵，构建更为全面合理的指标体系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此同时，由于每年的统计口径也存在差异，官方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相关的数据从2018年才开始陆续公布，所以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局限所在和下一步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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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肖希明，曾粤亮.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与服务中的信息交流机制创新[J].图书馆论坛，2015，35(6)：34-40

　　作者：李少惠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