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研究

　　摘要：现代都市空间扩张过程中历史文化村镇历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保护历史文化村镇历史环境的完整性，协调处理其与现代都市空间发展的矛盾，运用文化景观理论，结合保护规划实践，探索了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的适应保护方法。以重庆龙兴古镇保护实践为例，梳理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面临的现实问题，基于文化景观的原理总结了保护价值及其载体;然后，从景观格局、保护圈层、景观廊道、绿色开放空间、场所精神层面探索了适应性保护策略。此保护方法可以有效解决历史文化村镇在功能、景观、环境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丰富了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策略。

　　关键词：文化景观;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

　　0 引言

　　近几年来，高速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化的繁荣。 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外溢，空间向郊区蔓延、扩张，使得城郊结合区域成为城市空间扩展影响最敏感的问题区域， 如土地利用变化所引发的景观格局变化强烈，景观空间异质性显著[1]，特别是在大都市边缘区，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扩张和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构建与旅游业的发展，景观破碎化、景观孤岛化态势非常明显，地域特色衰微问题特别突出等[2]。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大都市边缘区传统聚落保护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主要局限于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如陈吟、肖玉浛等梳理了广州黄浦区边缘区传统的社会资本演变及阶段性特征[3]。 邹子婕、杜歆雨以渭南市边缘区莲湖村为例，从政策角度探索了传统村落的发展模式，以求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4]。 宋玢、赵卿等以陕西省富平县边缘区莲湖村为例，从城市化协同发展、自然景观环境保护、风貌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旅游产业引入等方面探讨了整体性保护方法[5]。

　　1 文化景观

　　1.1 文化景观概念与内涵

　　“文化景观”是来源于西方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文化作为动因，自然地域作为载体，而文化景观则是文化作用于自然地域的结果。 它在任何特定时期内形成，是构成某一地域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它随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断变化[6]。 因此，文化景观的核心思想是以动态、具体的文化角度来剖析和解读景观的生成、形态及意义， 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性[7]。

　　一方面，文化景观随人类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变迁而持续演进，具有历史演进特性;另一方面，文化景观是人对自然改造与调适的结果，是文化、空间、时间的有机融合。 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故文化景观也有着持续的发展阶段，或许其最终将达到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文化的介入，文化景观能够随着文化的传承变迁适时更新，也能进行某一新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残余之上的演化过程。 从时间切面上窥视，某一时期某一地点必然会产生对应的某种文化景观，经历史不断沉积而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类型。 综上所述，文化景观具有动态适应性、多样性、地域性特征。

　　1.2 文化景观理念对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的启示

　　1.2.1 整体性保护文化景观是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文化与空间的完美结合，因此，也是关于文化景观遗产的自然环境、文化要素、景观要素保护的整体性方法论。 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区别于一般的乡村聚落与城市历史聚落，兼具乡村自然环境与城镇居住、商贸、文化等多功能的自然与人文的综合属性。 因此，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与周边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共生关系，所以既要重视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本体物质空间的保护，也要重视周边历史环境与景观格局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8]。

　　考虑到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景观与新区现代化景观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扬长避短并利用大都市景观发展契机实现传统复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因此，发挥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提出多尺度(宏观—中观—微观)、多维度(空间、功能、产业、文化等)的整体性保护措施，构建周边生态网络和缓冲空间网络体系，使每个网络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有利于分散零星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连接为一个网络整体[9]。

　　1.2.2 适应性利用文化景观的动态演进与持续积累的特性， 决定了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文化景观要素需要保持延续性与协调性，即或产生新的文化景观， 或在原来文化景观基础上进行自我发展与维护、更新。 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作为活态的遗产类型，是关于有机进化的文化景观遗产，其自身内部功能更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总是能保持一定的适应性，并表征为连续与互动长期结合的动态耦合性特征。

　　适应性利用作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的一种方式，强调对文化景观生命力的重新激活，即将其作为活态的生命体进行再利用或有机更新[10]，并使其在产业、功能等方面具有与周边发展的调适能力。 另外， 历史文化村镇的历史、民俗文化与当代文化，尤其是体验文化的融合，是由物质环境改善到文化体验更新的过渡性体现，即从重视“景”的保护到强调“观”的体验结合。

　　2 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面临的现实问题

　　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除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所面临的一般性问题外，由于其位于大都市边缘区的特殊地理位置，还将面临以下特殊的现实问题。

　　2.1 功能衰退及业态单一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既有的空间格局已经无法满足自身功能发展的需求，使得其商贸、居住、交通等职能呈现结构性衰退，同时，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使得古镇居民的宗教信仰活动不再兴盛。 文化展示、文化体验、民宿体验等业态构成较小，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历史文化村镇历史文脉的传承与文化活力。

　　2.2 景观破碎化趋势明显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外部环境逐渐被城市建设项目侵蚀，景观多样性与既有景观生态格局逐渐丧失，如重庆龙兴古镇周边已有龙兴工业园、重庆理工大学新校区、中航小镇等多个项目开发，这些已开发项目的建设将侵占古镇周边大量的农田、 山体，对古 镇 原 有 的区 域 景 观 格局 的 保 护 造成 了 不 利 影响，与古镇相依 的 自 然 山水 环 境 也 将发生变化，因此，区域景观格 局 将 呈 现破 碎 化 趋 势。

　　2.3 景观孤岛化趋势加剧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在现代都市空间扩张的冲击下，将逐渐成为新区空间发展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历史文化村镇周边区域也将迎来新的开发浪潮，使得历史文化村镇逐渐成为景观孤岛。 从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古镇 2014 年和2019 年卫星图的对比可知， 古镇周边城市建设框架基本拉开，城市面貌逐步呈现，“城围街”态势明显。 因此，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将面临逐渐被新的产业空间围困以致陷入景观孤岛化的危机，亟待提出全新的保护措施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

　　2.4 空间环境与生活需求的矛盾突出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 传统建筑的空间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长久失修的建筑陷入构件破损、内部设施老化的困境。 另外，公共设施严重缺乏、空间环境不断恶化等，使得古镇整体居住环境、历史风貌与生活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

　　3 文化景观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策略

　　3.1 文化景观视角的历史文化村镇“空间—时间—文化”关联分析以文化景观视角展开“时间—空间—文化”框架，对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的演进进行分析，是适应性保护范围划定的前提和基础。

　　以龙兴古镇为例，龙兴古镇文化景观演变经历了形成期(元末至明末)、发展期(明末至清中期)、兴盛期(清中期至清末)三个阶段。 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分别作用于古镇不同的发展时期，并在其物质空间载体上进行相应的呈现，在宗祠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民俗文化、商贸文化等多元文化因素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聚落形态和空间布局。

　　形成期在道教文化作用下形成以北部龙藏宫为中心的聚落和南部的散点聚落;发展期兴建了龙兴寺，在佛教文化作用下，南部聚落逐渐往北拓展，通过藏龙街与北部聚落连成一体;兴盛期兴建了华夏宗祠、刘家宗祠、包氏宗祠、明氏宗祠等祠堂与一批老字号、药铺等民居建筑，这时期在宗祠文化、商贸文化、民俗文化等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空间格局就是今天古镇聚落的核心部分。

　　3.2 文化景观视角下历史村镇聚落的“物质—价值”关联分析文化景观可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指导遗产价值认知过程[11]。 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文化景观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除了有形物质层面外，更包含直接依存于历史文化村镇原住民信仰的精神价值维度[12]。 通过历史村镇聚落不同空间尺度的“物质—价值”分析，可以进一步确定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对象及其要素。 以龙兴古镇为例，在历史景观格局、聚落形态、景观地标等方面体现了与之关联的价值特色。

　　3.2.1 山水相依的历史景观格局：陆路商贸古镇巴渝地区历史村镇一般依托周围山水环境进行选址， 这也是遵循阴阳和谐的风水文化而形成的人居观念， 而山体通常作为历史文化村镇的生态屏障或主要对景的环境要素。 龙兴古镇以重石岩为生态背景，以蒋家坪、龙脑山、吴家山、苏家岗等山体为对景，并依托五马归巢道路格局与周边城镇(石船场、鱼嘴场、石柱场等)进行商贸往来，最终形成了巴渝地区典型的陆路商贸古镇。

　　3.2.2 典型的巴渝村镇历史风貌： 巴渝古镇形态巴渝地区历史村镇由于耕地、山体、水系、地形等因素限制，一般遵循因地制宜原则，为适应地域环境空间特征而呈现出不规则的聚落形态。以龙兴古镇为例，其以场镇西侧山体为背景，形成了“相地构形”的多维聚落形态与树枝状的街巷结构，产生了展现巴渝历史风貌的传统风貌建筑、街巷空间以及牌坊、古桥、古树、古井、戏台等历史环境要素等。

　　3.2.3 多元文化并存的场所精神：三教合一的宗教圣地巴渝历史村镇汇聚了多元文化，这些文化主导了场镇聚落形态的形成与重要历史建筑的产生，也潜移默化影响场镇居民的宗教信仰，因此，多元文化包容与并存也是巴渝历史文化村镇的价值特色。 以龙兴古镇为例，其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并存与融合，包含了刘家祠堂、华夏宗祠、包氏宗祠、明氏宗祠以及宗祠展示的祭祀活动场所与佛教圣地龙兴寺、道教圣地龙藏宫等宗教场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圣地。

　　3.3 文化景观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框架及其策略

　　3.3.1 文化景观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框架文化景观也作为遗产整体保护方法论，强调宏观、中观、微观多尺度环境景观的保护[13]，即保持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文化景观与周边自然景观环境的协调，以及与新区现代产业景观的共生关系，延续聚落历史景观格局、聚落古镇结构形态的完整性以及景观地标的真实性。

　　通过区域景观格局的延续、中观保护圈层的划定、景观廊道的构建、景观生态网络的维系，以及微观场所精神维系，可以促进村镇聚落文化景观空间的拓展、实现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景观与缓冲空间的有机复合，形成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文化景观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空间模式[14]。 以重庆龙兴古镇保护为例，从宏观层面的“景观格局”，中观层面的“保护圈层”“景观廊道”“绿色开放空间”以及微观层面“场所精神维系”多维空间方面提出适应性保护策略。

　　3.3.2 文化景观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适应性保护策略

　　(1) 景观格局的延续基于景观破碎化、孤岛化的现实问题，维持与延续景观格局是保护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历史环境完整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因此，从宏观层面对周边山水环境，如蒋家坪、龙脑山、吴家山、重石岩等山体环境进行保护，延续“五马归巢”历史景观格局，微观层面以古镇既有鱼骨形带状历史空间景观形态作为保护的内核， 在对古镇聚落未来发展需求进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契合周边区域功能特征、交通走向等，提出“环绿心”的景观结构，以延续聚落历史景观格局，并为未来历史文化村镇周边景观空间的弹性利用留足余地。

　　(2) 保护圈层的划定保护圈层划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防止现代城市空间对聚落历史风貌、自然景观环境的破坏，因此，可通过划定“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三级不同的保护圈层，建立核心保护区文化景观的保护缓冲层，并从建筑、景观等层面对其提出控制要求。 如龙兴古镇建设控制地带与核心保护区之间，通过恢复历史水系、塑造绿化环境、软化界面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对环境协调区提出控制要求，如严格控制对山体产生破坏的建设活动，达到历史景观格局整体性保护的目的[15]。

　　(3) 景观廊道的构建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通过廊道的贯通与构建可以促进内部景观环境与外部景观环境的有机融合，从而保持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历史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协调与统一。 如龙兴古镇文化景观廊道的构建，主要通过对重石岩山体公园各界面与古镇主要绿色开放空间的视线连接，划定景观廊道，通过人与自然的景观对话，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绿色空间的整合绿色空间的整合是维持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历史环境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的重要途径，通过整合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的绿色开放空间，可以有效疏解日益剧增的交通流，加强老街、新街的步行联系，实现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历史环境与新增景观环境的联系与互动。 如龙兴古镇保护中，将古镇东侧暗沟进行亮化，以恢复历史水系，保持梅花潭、飞龙湖、溪流、御临河等水系的连贯;以古镇西侧重石岩开放性公园为绿核，道路绿地及景观绿廊为骨架，形成网状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

　　(5) 场所精神的延续特色场所作为历史文化村镇的微观景观环境，需要在延续既有文化元素基础上注入新的文化元素，以延续场所精神，提升场所活力。 通过对入口标志性空间(牌坊)、街巷生活空间、仪式空间(华夏宗祠、戏台)、信仰空间(龙藏宫、龙兴寺)、三井巷等特色性场所以及民居特色院落生活性场所的恢复与塑造，彰显民俗文化景观魅力。 宗教建筑与古井、古树、牌坊、戏坝子等标识性的景观节点，应结合场所地标的文化特性对其活化、利用，同时，还应展示其在聚落景观系统中的纪念性、标识性特征与审美价值，以实现其历史意义的延续[16]。

　　4 结语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如何避免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功能衰退、景观破碎化、景观孤岛化等对历史文化村镇聚落文化景观保护不利的系列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与发展的协调问题。 只有立足于整体性保护视野，并采取适应性利用策略， 才能将外部驱动力合理转换为内生动力，并有效合理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以促进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保护与大都市发展的可持续性与连续性，这也将是我国大都市边缘区历史文化村镇聚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面临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波，慈龙骏.毛乌素沙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J].生态学报，2001(2)：191-196.

　　[2] 李灿，张凤荣，朱泰峰，等.大城市边缘区景观破碎化空间异质性——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J].生态学报，2013(17)：5363-5374.

　　[3] 陈吟，肖玉浛，曾艾琳，等.大都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社会资本考察——以广州黄埔古村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9(4)：6-11.

　　[4] 邹子婕，杜歆雨.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发展模式新探——以渭南市莲湖村为例[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9(3)：93-97.

　　[5] 宋玢，赵卿，王莉莉.城市边缘区传统村落空间的整体性保护方法——以富平县莲湖村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5(6)：118-124.

　　[6] Carl O. Sauer.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M].Leighly J.Land and Life,5th printing.Berkel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74：315-350.

　　[7] 韩锋.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及其国际新动向[J].中国园林，2007(11)：18-21.

　　[8] 单霁翔.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42-47.

　　作者：肖洪未，郑理芳，蒋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