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春节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春节被赋予了辞旧迎新、合家团圆的文化内涵。共同的道德情感、民族大联欢意识、强烈的民族向心力集中反映了中华儿女一致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认知。春节承载着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是维系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树立和突出春节文化符号，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普天同庆;民族向心力;共同体意识

　　一、春节的节日内容

　　我国举国同庆，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春节叫作“年”。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年”写作“季”，代表果实成熟、谷物丰收。“年”起源于原始公社时期的“腊祭”活动，“腊祭”是农耕时代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先民在结束了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后，于农历腊月用收获的粮食做成食品、酿成新酒来祭祀祖先和神灵，以总结过去一年的收成，祈祷来年再获丰收。在周、秦时期，每到年末岁尾，宫中会举行“大傩”仪式，称之为“逐疫”或“逐除”，主要是以击鼓的方式驱逐作祟之鬼。

　　春节主要习俗有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放鞭炮、守岁、赠压岁钱等。这些习俗活动丰富多彩，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春节节日文化。贴门神。每逢新年来临之际，人们总会在门户上贴一副门神。门神类似于画，上面画着帮人类看守门户的神祗，人们用门神来驱鬼避邪，保佑家室平安无虞。据记载，我国最古老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二神祗。

　　传统文化论文范例： 传统节日文化融入生活的尝试

　　《山海经》有神荼、郁垒在度朔山的大槐树下以苇索捉鬼喂虎，以及黄帝在门户上画二神以驱邪避鬼的记载。另《山海经》还有黄帝“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1]之说，民间把桃木视作“鬼怖木”，桃木被人们用来驱鬼避邪应源于此。

　　桃符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出现，当时每逢过年之际，百姓或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之形立于门户，或在桃板画上二神形象，或是刻上二神之名，悬于自家门户以达到驱除鬼魅之目的，这种上面画有二神形象或写有二神名字的桃木板被称为“桃符”。后来，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就有了纸质版门神画。汉代较为常见的门神主要有神荼、郁垒与荆轲等。河南、山东等地出土有刻着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砖。据《汉书·广川惠王传》记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

　　成庆即荆轲，身佩长剑勇猛无比。到南北朝时期，门神形象仍主要以神荼、郁垒为主。《搜神记·佚文》记载：“(茶与、郁垒)主统领简择万鬼。鬼有妄祸人者，则缚以苇索，执以饴虎。于是黄帝作礼讴之;立桃人于门户，画茶与、郁垒与虎以象之。今俗法，每以腊终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左右置二灯，象虎眼，以祛不祥。”[2]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也曰：“岁旦绘二神,披甲持钺，贴于户之左右，谓之门神。”[3]到了唐时，秦琼、尉迟恭作为门神形象开始进入民间。相传，唐太宗为鬼祟所扰，寝食难安。

　　秦叔宝与尉迟恭身着戎装，站立在门旁站岗守卫，太宗晚上才得以安宁。太宗体恤二人的辛苦，觉得二人通宵达旦站着守门实属不易，于是命令画工图二人之像并贴在门上，鬼魅从此销声匿迹不再作祟扰人。后人纷纷效仿，每逢新旧一年交换之际，百姓把秦琼、尉迟恭像悬于左右之门，以镇邪驱魅、祈求明年吉利平安。宋人效仿唐人，门神形象仍主要以秦琼、尉迟恭二武将为主。

　　到了明代，出现了大量文官门神与赐福门神，表达出百姓祈求富贵功名、延年益寿、吉祥如意之美好祈愿，门神在驱鬼避邪功能之外多了祈福喜庆的意味。贴春联。与贴门神一样，贴春联是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春节增添了节日的欢娱。春联即春帖，是由桃符演化而成，后来逐渐趋于丰富完善。桃符是写有或刻有字迹或图形的桃木板，被古人悬挂在门上以达到驱邪避魅之目的。我国第一副春联出于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据《宋史》第二百三十八世家二载：“(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公元965年(宋干德三年)除夕，孟昶在桃木板上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之语，并将之悬挂于宫掖之门，孟昶在桃木板上所题之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不仅使桃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改变，而且还极大地拓展了桃符的内涵，使桃符在驱鬼避邪之外增加了吉祥喜庆、祈福祝愿之内容，促进了桃符向对联的转变进程。到了宋代，从王安石在《元日》诗中所写“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4]诗句来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已成为当时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每到除夕岁首，百姓家家户户挂桃符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到了明代，“桃符”改称为“春联”，春联逐渐从桃符中分离出来，书写春联的桃木板逐渐被象征着吉祥喜庆的红纸所取代，“桃符”所承担的驱鬼避邪的神圣使命让位给门神，而春联则成为人们用来表达辞旧迎新，祈求喜庆吉祥的形式符号。在明代，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力提倡下，“春联”逐渐在民间普及盛行起来。《簪云楼杂说》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

　　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得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5]据说朱元璋成为大明天子不久，在一个除夕曾颁布御旨，要求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以迎接新春的到来。次日，朱元璋微服出巡暗中察看百姓的执行情况。当他发现一阉猪户主因不会写字又未找到人写而未贴春联时，他根据户主的职位亲自为这户人家写下“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的春联。由于朱元璋身体力行地大力倡导，加之广大群众对春联的喜爱并大肆地推广传播，春联的流传更加广泛，走进了千家万户并成为重要的年俗之一。

　　贴年画。每逢新春佳节，我国家家户户都会买些色彩鲜丽、寓意美好的年画贴在室内或门上。年画与门神有着不解之缘，它源出于“门神”，因此又名“门神画”“门画”。我国年画历史悠久，在宋代已经有年画记载，南宋时期刻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幅木版年画。民间对年画的称谓多种多样，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如在宋代，年画被称作为“纸画”，明代叫“画贴”，清人最初称之为“画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才正式有了“年画”之称。

　　文人李光庭在道光末年所著的《乡言解颐》中写道：“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6]，“年画”的称谓自此定型。放鞭炮。放鞭炮也是春节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仪式。提起春节，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燃放烟花爆竹这一现象。我国春节燃爆竹有着悠久的历史，《荆楚岁时记》有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3]的记载。春节放爆竹是为了驱逐山臊恶鬼，其中寄寓驱邪纳祥、辞旧迎新之意。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爆竹其实是天然的竹子。竹子生长在我国南方，所以燃放爆竹的习俗首先在南方兴起后流传到全国各地。在点燃竹子后，竹节里面的空气因受热而迅速膨胀最终导致竹子爆裂并发生巨大的响声，由此有了爆竹的称谓。

　　《诗经·小雅·庭燎》中有“庭燎之光”“庭燎晰晰”之记载。“庭燎”指的是在点燃竹竿后，因竹节里空气急速膨胀导致竹管爆裂，而发出的爆裂声响。大约在唐代，出现了用火药制作的爆竹，人们在竹节里面装上火药并点燃，伴随着一声巨响竹子被“蹦”上高空百十丈，为节日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宋代时，爆竹再次发生了改良，装火药的竹节逐渐被纸卷所取代，现在通用的鞭炮横空出世。我国民间流传有“开门爆竹”之习俗，也就是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出门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燃放烟花爆竹，在鞭炮齐鸣中辞别旧岁、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现今，因保护环境的需要，各地施行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以保护人们生活的环境质量。电子鞭炮因具有节能环保、无污染、可重复使用等优点而成为了传统火药鞭炮的理想替代品。守岁。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作“岁除”，那天晚上是除夕，又叫大年夜。大年夜被认为是一年之中阴气最旺、阳气最衰的一晚，所以在这晚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驱邪活动。除夕夜有守岁的习俗，所谓守岁，也即人们在除夕这晚通宵达旦、彻夜不寐，以待天明。据史料记载，这个习俗始于晋代，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记载：“蜀之风俗……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唐代孟浩然有“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岁除夜有怀》)之句。旧时，守岁也被称作“照虚耗”，人们通宵守夜时用油灯照明，以喻将百鬼邪祟照跑驱逐之意。

　　除夕“守岁”的习俗延续至今，每逢在此告别旧岁、迎来新岁的夜晚，人们总会欢聚一堂围坐守岁，通宵熬夜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赠压岁钱。压岁钱古称“压祟钱”“押岁钱”“压胜钱”等，压岁钱由来已久，祟与岁同音，“压岁”有“压祟”之意。有关压岁钱的来源，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旧时在每年的大年三十，总会有“妖祟”之物出没来人间祸害小孩，据说铜钱可以镇祟避邪，于是人们就用红纸将铜钱包住并置于孩子睡觉的枕头底下，称作压祟。

　　旧时压岁钱旨在驱鬼镇邪，佑护孩童平安地度过年岁。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7]这时的压岁钱仍是带有方孔的铜钱，并主要以红绳穿连铜钱编织成串的形式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纸币问世以后，铜质压岁钱逐渐在历史的潮流中湮没无闻，而今流行于世的，主要是以红纸包封纸币，代表着吉祥平安的纸质压岁钱。

　　春节位于年末岁首，是一年中最为喜庆、最为隆重的节日。我国大部分地方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春节包含其他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包括腊月二十三祭灶送灶王爷上天、年三十挂灯笼、一家人吃团圆饭、给长辈拜年、给晚辈压岁钱、走亲戚访朋友、十五闹元宵猜灯谜，等等。过年期间，全国人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行各种活动以欢天喜地地庆祝新年，在渗透着浓郁年味的同时也体现出春节年俗文化的多姿多彩。

　　二、春节的文化表征

　　古往今来，春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中，它被赋予了辞旧迎新、阖家团圆之丰富文化内涵。首先，春节辞旧迎新的文化意味分外突出。我国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末岁首的祭祀活动，历经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淘洗，尽管春节习俗几经变迁，人们过春节的方式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但自古而今，春节辞旧迎新的文化意味却越发凸显。在古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水平的落后，人们受知识与能力的限制，无法对自然现象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产生了很多迷信思想。春节的辞旧意味主要体现在避鬼驱邪、祓除不祥方面，浸染着浓郁的迷信色彩。比如周秦时期年末在宫中举行的“大傩”仪式，主要以击鼓的方式驱逐作祟之鬼，“辞旧”意味十分明显。“门神”起源于桃符，古人认为桃木是鬼怖木，具有驱鬼避邪的作用。

　　因此在年末岁首，人们就会在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二神以防止鬼物妖魅进门。尽管“门神”形象历代各有不同，由最初的茶荼、郁垒形象到勇武的荆轲、秦叔宝、尉迟恭等等，却皆是人们驱鬼避邪、祓除不祥心理的映射。另外，诸如放鞭炮是为了避山臊恶鬼，“守岁”时要举行各种驱邪仪式以逐除各种鬼魅妖祟之物，凡此等等，皆体现出浓郁的祓除不祥的思想。而今，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时民间过年的驱赶鬼魅、祓除不祥逐渐由代表着喜庆吉利的“辞旧迎新”所取代。

　　如春联、鞭炮、爆竹、压岁钱等在旧时旨在镇祟避邪，浸染着浓郁的封建迷信思想，而今却成为喜庆吉利、迎福纳祥的文化符号，传递着节日的喜庆与欢愉。人们过春节的主要目的不再是为了除魔避邪，或是克服恐惧心理而是为了追求节日带给人的精神愉悦与幸福感受，这是春节文化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的重要体现。

　　总之，随着历史的发展，春节由祓除不祥之迷信思想嬗变为喜庆欢乐的辞旧迎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现代人追求精神享受、祈福祝愿之娱乐心理。其次，春节代表着幸福团圆。春节是相聚欢宴、普天同庆的时刻，是中国人一年中最为期待的日子，它代表着团圆、幸福和温馨，团圆是春节最大的主题。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原来我想衣锦把乡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相聚团圆，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在何方，也不论处境如何，在春节来临之前一般都会收拾好行囊回家过年。全家人欢聚一堂，围坐一起吃一顿年夜饭，人间的幸福莫过于此。

　　年夜饭是代表着春节团圆的象征符号。中国农历岁末的最后一个晚上称为大年夜、除夕，在年三十夜所吃的晚饭，称作“年夜饭”“团圆饭”，除夕吃“年夜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它象征着幸福与团圆。在我国，吃年夜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南朝梁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储，以入新年也，相聚酣歌，请为送岁。”[3]记述的便是岁末晚上，家家户户准备丰盛菜肴，相聚一堂吃年夜饭共迎新年的幸福场景。“年夜饭”，又称“合家欢”，它的称谓正式出现在清代，据清人顾禄《清嘉录》记载：“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年夜饭，俗呼合家欢。”[8]“年夜饭”是每年最后一天的晚餐，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隆重的一顿饭。在年三十夜晚，家家户户总会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

　　在开席之前，人们首先会祭祀先祖，待祭祀完成后才开始动筷吃饭。事实上，在大年三十祭祖是极为常见的传统习俗。祭祖仪式之所以选择在年夜饭之前，一方面表现出对祖先的尊敬，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家人与已故祖先的团聚。年夜饭代表着团圆幸福，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一顿饭。每逢大年三十晚上，各式各样的菜肴总会摆满一大桌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一起，共同享受这丰盛的美味佳肴。团圆是年夜饭最重要的主题，若有家人因忙碌而不能回家，在吃年夜饭时家人就会为他留下一空座并摆好碗筷，以象征家人全部到齐，举家欢聚之意。

　　不仅如此，就连年夜饭的饭菜也颇为讲究，要尽量营造出一派吉祥喜庆、团圆和美的氛围。如荸荠是老北京人年夜饭中必不可少的食物，“荸荠”谐音为“必齐”，意思是在这欢聚团圆的美好时刻家人一个都不能少，全要到齐。另外，在年夜饭当中，因鱼与“余”谐音，鱼也是过年时节必不可少的食物，象征着生活富足、年年有余。

　　我国北方自古有大年夜吃饺子的习俗，因为饺子谐音“交子”，人们认为大年三十是旧年与新年相交的时刻，饺子也一般在除夕夜与新年交替之际食用，取“更岁交子”之意。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就来源于“交子之时”的说法，有喜庆吉祥和幸福团圆之美好寓意。正如歌曲《国家》中所唱：“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家是国家的细胞，家的团圆和美、幸福安康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代表。春节时家家户户的年夜饭，以家庭为单位的相聚一堂，构成了一幅物阜民康、国泰民安的生活画卷。

　　三、春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尽管我国民族众多，过年习俗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不论是哪个民族，具有如何不同的风土民情，但在道德情感、民族联欢与自信心方面却体现出颇为一致的文化审美与情感价值，凸显出极为鲜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共同的道德情感。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人有意识的思想、行为活动的结晶。文化心理学格外注重文化与人之心理的互动关系，突出了人在文化构建中的主导地位。

　　春节体现着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的共同的道德情感与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些道德情感与价值取向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集中地体现了各民族共同的情感态度与一致的文化情趣。春节节日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传承和延续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春节借助特定的符号形式展现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表现出民族特定的道德认知与情感追求。

　　春节位于年末岁首，是一年中最为喜庆、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符号形式多样、意蕴丰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迁中，紧随社会发展步伐而不断推进演变，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传统的先进文化又摒弃落后文化，具有推陈出新、融会贯通之特点，体现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尽管，我国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文化各有不同，习俗亦千差万别，但其中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却是始终不变的主线。比如春节祭祖仪式是不忘祖宗，热爱家族的体现，是我国汉族人民过年时举行的必不可少的活动。

　　事实上，不仅是汉族，很多少数民族在春节期间都会祭祀祖先：如锡伯族会于农历除夜举行祭祀祖神“喜利妈妈”(译作“子孙妈妈”)之仪式，人们摆好供品虔诚叩拜，祈求祖神庇佑家族平安、兴旺不衰。除夕祭祖是白族那马人一年中最为隆重的活动，祭祀仪式一般由家族辈分最高的老者主持，以诵读各家祖先名字的方式请祖先回家过年团聚。之后，各家还会到祖先的坟前摆上祭品祭祀，行磕头之礼并邀请祖先回家过年。满族人在除夕也有祭祖的习俗，他们通常会在西墙上摆放供品祭祀祖先，因此他们有不坐西面炕之禁忌。

　　虽然，因地域文化习俗等的不同，各个民族在迎接新年时所举行的活动仪式亦存在差异，但在注重祭祀先祖，不忘先祖恩德方面却是一致的，这是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它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尊崇祖先，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民族，注重孝道与血缘亲情是各民族共同的道德情感。

　　其次，民族大联欢意识。春节以娱乐喜庆为主题，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度过的美好节日。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高山族、满族、达斡尔族、纳西族、蒙古族、侗族、藏族、苗族等都无一例外地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迎接并庆祝春节。在节日的氛围中释放一年的压力，在普天同庆、举国联欢中增强团结意识与爱国情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娱乐喜庆逐渐成为春节主要的文化内涵，民族大联欢成为春节重要的主题之一。

　　汉族人过年注重喜庆娱乐，红红的对联、高挂的灯笼等，代表着年的吉祥如意，春节就在张灯结彩、欢天喜地中愉快地度过。春节是每一位中国人化不开的情节，在这美好神圣的时刻，各族人民都会团结一心，共同欢度这新春佳节，体现出浓郁的民族大联欢思想。如土家族要过两个年，每年的腊月二十九和三十都是过年日(如是小月，就二十八、二十九为过年日)。

　　在除夕之夜，土家族有守岁的习俗，全家欢聚一堂，彻夜不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景颇族在过春节时会聚在一起饮酒欢宴，载歌载舞以庆祝新年。该族在新春佳节有射击香包的习俗，谁先用弓箭把吊在竹竿上的荷包打落，胜利就属于谁，而且还会得到一定的奖励。荷包里面通常会装上硬币、谷子、珍珠，具有五谷丰登、财源滚滚、吉祥幸福之美好寓意。

　　四、结语

　　春节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享有的节日，它所体现出的共同的道德情感、民族大联欢意识、强烈的民族向心力集中展现了各民族一致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认知，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春节符号是一种有意味的象征符号，也是一种体现民族气概与灵魂的精神符号。春节符号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代表，表达出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铸锦绣华章的美好祈愿。

　　总之，春节符号承载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精神，是维系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弘扬春节文化，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止一次地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同志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列宁曾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保护并大力弘扬春节文化，以充分发挥春节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汉)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17.

　　〔2〕(晋)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47-248.

　　〔3〕(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4〕(宋)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37.

　　〔5〕(元)龙辅,(清)陈尚古.簪云楼杂说[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59.

　　作者：刘爱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