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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时间:2021年09月15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

  摘要: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关键词:城市化;本地居民;移民居民;地方认同;情感根植性;村改居社区

城市建设

  城市化的推进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城市环境的变化(Gokceetal.,2018)还是流动经历(Lietal.,2019a)都会带来居民对地方归属和自身身份认同的巨大冲击;反之,地方认同是移民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Wangetal.,2012),并进一步影响移民的居留决策和情感体验(魏万青等,2020)。

  地方认同是从社会和文化视角考察“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魏万青等,2020),城市空间内部的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也呈现出不断地碰撞与融合(Gokceetal.,2018;Lietal.,2019a)。城市化背景下居民的地方认同已经成为文化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郭文,2019)。总体上,现有关于城市化背景下地方认同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本地人和移民两大类群体。

  伴随着流动性的增长,更多研究将地方认同置于宏观视野,考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地方认同。如李志刚等(2020)基于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4种类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Du等(2018)分析了广州城中村内非户口移民形成地方认同的心理过程及其所受制度环境的影响;Kochan(2016)则基于北京和深圳外来移民的访谈,通过剖析家的概念的复杂性解析城市化中移民的认同形成过程;Zhang(2014)则指出了城市的女性农村移民的身份结构和重塑过程的复杂性和情境性。这些研究更加关注空间迁移导致的归属缺位与城市化中的制度门槛对外来人口地方认同建立的影响。

  近年来,城市空间扩展与城乡治理重构打破了原有的城市边缘区城乡关系格局,“村改居”作为一种快速实现城市化的空间治理形式,实现了治理主体由农村“村民委员会”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身份由村民变为市民、物理空间由村落变为城市景观、关系空间由单一的原村村民变为外来人口融入(马光川等,2015;范子艾,2020)的转型过程。一系列的空间和政策变化对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乡村地域的转型甚至会造成居民地方认同消失的问题(杨忍等,2020)。如何理解城乡关系张力下居民的地方认同,成为加强城乡治理、提升城乡融合的重要议题。

  朱竑(Zhuetal.,2011)、马凌(2019)等通过对广州市原东山区居民和番禺区小龙村居民的访谈,分析指出城市扩张和行政区划调整对本地居民地方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明显;张海波等(2006)、韩丹(2012)对南京市失地农民的调查发现,被动城市化的农民在城市环境中存在自我认同失调和城市适应困难;孔翔等(2014)对上海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查发现,开发区建设一方面因为改变社区居民的构成而削弱了居民对地方的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增强了居民的地方感。

  李凡等(2013)则通过对佛山传统祠堂文化景观和功能变化的分析,考察了城市化对本地居民地方认同感的影响;Li等(2019b)通过对沈阳面临拆迁的老单位社区的调查,指出衰败社区居民高地方归属与低生活质量的张力。这些研究发现,在“村民”到“市民”的转变中,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式冲突构成了本地人地方认同重构最重要的影响要素。然而,目前较少有研究同时考察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地方认同差异(黄飞等,2016;Wuetal.,2019)。

  本地人和移民即使同处一个地方,两个群体对于地方的付出和回报也存在结构性差异(Wuetal.,2019),这种差异也将会影响他们对地方的认同与情感。已有研究认为,一般情况下本地人比外地人的地方认同要高(黄飞等,2016;Wuetal.,2019)。但对于城市化空间重构过程,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地方认同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待丰富和深化。认同的建构是在一系列社会文化符号和隐喻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而在这一系列符号或隐喻之中,人与社会群体栖居的地方无疑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朱竑等,2010)。

  “村改居”是城市化的重要方式,是城市空间扩张过程中重要的居住地类型,从传统村落社区转向城市居民社区的快速剧烈变迁下,仅少数学者简要分析了“村改居”过程中居民的社会认同(朱婧,2015;孙彬彬,2020)。在此过程中,本地居民可能因为户口性质的改变、社区环境景观以及基础设施的变化和外来人口的增加而产生身份认同的错位;同时,外来移民因其与本地居民的反差和城市化过程中各类习惯与观念的改变,也在不断建构和重塑其对地方的认同。

  本地人和外来移民在地方认同的形成和变化中,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关联,甚至出现矛盾与冲突,在追求实现人—地相互作用的社会融合目标之下,理应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同时加以研究;且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已经从大城市扩展到了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作为大城市和小城镇的联结节点,承载着重要的人口转移和吸纳职能,人口在空间和身份的转变过程中的地方认同建构关系到中小城市友好社会的建设及其高质量发展;而且,大城市本身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外来人口较多,来自外地的类似经历也许会弱化其地方感的缺失,中小城市却还是以本地人为主,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界限相比大城市可能更明显,而学界对中小城市的居民地方认同差异关注尤显不足。

  为此,本文以河南省灵宝市Y村改居社区为案例地,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社区变迁和重构过程中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地方认同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进一步丰富地方认同的内涵研究,同时为促进中小城市居民社会融合,推动城市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区域及其社区变迁

  1.1研究区域

  灵宝市位于河南省西部,北临黄河,南依秦岭,现隶属三门峡市管辖,为县级市。本研究选取的Y社区原本是行政村,位于灵宝市东北部城市发展边缘区。受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及灵宝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提出,Y村被纳入到灵宝市城市化发展的区域范围,2016年“村改居”社区项目在Y村正式设立,Y社区也逐渐融入到郊区城市化建设过程中。

  目前已建成的Y村改居社区占地面积共198.38hm2,下辖5个居民小组,住户共514户,常住人口为1638人,人口以30~59岁的居民为主①。由于社区所在地区主要承接灵宝市文教与医疗的功能转移,因而Y社区吸引了大批本市以外包括卢氏县、渑池县、栾川县、洛宁县、平陆县等周边县以及平顶山市、南阳市、运城市、渭南市、商洛市、十堰市等周边省份城市移民的入驻,形成与本地居民混居生活的现状。Y村作为灵宝市所有村改居社区中改造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社区,备受市政府和涧东区管委会重视,目前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夜市经济,对于研究社区变迁下居民地方认同的认知重构和群体差异具有典型性和必要性,并对其他同类社区改造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2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变迁

  社区变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扩张伴随城市更新促成的地方转型发展,社区的景观与社会文化变迁促使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与态度出现差异,是不同群体居民地方认同发生变化和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朱竑等,2012;赵向光等,2013;杨立国等,2015;艾少伟等,2020)。Y村改居由上而下“被动城市化”的社区变迁主要体现在空间形态变迁、人口及其就业结构变迁、权力关系变迁3个方面。

  1.2.1社区空间形态变迁

  社区从开放式的传统居民村落转变为封闭式城市化社区,空间形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农村居住地、耕地等传统离散型空间转变为集居民区、商业区、城市公园景区为一体的有序发展规划空间。村庄内部部分传统民居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新型民居,形成低层居民楼21栋,小型高层居民楼3栋,居民夜市、社区文化中心、剧院会堂、广播中心各1处,并伴有道路硬化和社区绿化的空间布局②,社区文化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社区周边自然景观得到很大改善,已建成集休闲、娱乐一体化的城市公园。

  1.2.2社区人口及其就业结构变迁

  在社区人口结构变迁方面,“村改居”社区的建成加速了社区人员的流动,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促使社区人口结构趋于复杂,本地居民与移民居民混居、杂居的现象打破了本地人独居的局面。目前而言②,社区中本地户籍人口为933人(经常外出打工的人口未计入),外来移民人口为705人,可见移民居民已经成为Y社区中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区就业结构变迁方面,原Y村居民大部分以务农为主,农业是Y村的支柱性产业。伴随着“村改居”社区的建立,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多数人转向其他产业,社区的就业结构也随之呈现以第三产业为主(夜市、家政服务、保姆等)、第二产业为辅(汽修、制药等)的现状。

  1.2.3社区权力关系变迁

  社区制度结构的管理主体由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其性质从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转变为城市政府部门在街道社区的基层政务组织,日常管理方式也从村落治理转变为城市社区治理,社区管理服从于政府基层管理组织,执行并承担政府的任务与职责。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地方认同的度量

  地方认同通过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用于理解和测量“人地关系”(Proshansky,1978)。地方认同可以回答我是谁、我在哪的问题(Hummon,1992),它既强调了人们与地方之间的重要关系,也验证了地方对人类活动的特殊意义。

  主要用于测度居民对地方的独特性体验,表现为居民对社区在认知基础上产生的想法和价值观等因素。本文对地方认同的度量主要借鉴具有代表性意义和成熟的地方功能、情感认同、去留决策行为量表和对“村改居”社区新老居民融合研究中的满意度量表(Lalli,1992;张秀云,2014;辛自强等,2015;黄飞等,2016),从地方功能认同(互动、参与和满意)、地方情感认同以及去留意向三方面设计题项18项。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认同,5表示非常认同。此外,调查问卷还包括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人口属性特征。

  3结果分析

  3.1居民地方认同差异分析

  3.1.1社区参与两极分化

  组间分析结果 发现,本地居民与移民居民在地方功能认同的社区参与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参与组均值最高(4.21),互动组次之(3.93),满意度组较低(3.66)。表明本地居民热衷于参与社区事务,侧面反映其社区组织力度强、有较高的威信,居民日常交流也较为频繁,三组功能认同均属于较高的均值(>3.50),功能认同程度高。对于移民居民而言,满意度得分最高(3.91),互动度次之(3.80),参与度均值较低(2.74),说明移民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且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很频繁,但却在社区参与方面热情不足,评价较低。

  将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对比可见:在地方功能认同12个题项均值评分中,本地居民均值评分>4分的题项共6项,移民居民为3项,总体功能认同均值本地居民(3.93)高于移民居民(3.48)。日常互动方面两者差别不大,社区参与本地居民分值远高于移民居民,满意度方面移民居民评分略高于本地居民。

  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环境建立邻里关系,所以在互动层面两者评分基本相同,差异不大,只是本地居民在帮忙与被帮忙、讨论社区相关事务方面比移民居民热情高,而移民居民多与社区人员相处氛围更加融洽;本地居民的社区参与度明显高于移民居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相比移民居民而言,本地居民的主人身份更加深化,对于“我的地方”更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移民居民对于社区的满意度比本地居民高,是由于移民居民是在综合比较居住环境之后自由选择相对满意的社区定居,且更喜欢社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组内分析发现,本地居民与移民居民在功能认同的排序上存在明显差异。在本地居民层面,日常互动中H1题项得分最高(4.33),H4得分最低(3.44),体现本地居民虽然经常打招呼串门,但相处氛围欠佳。在社区参与方面,C1、C2、C3得分均超过4.0,可见本地居民关心社区发展并且乐于参加社区事务。

  在满意度方面,社区治安环境得分最高(M4=4.12),社区景观环境、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得分次之,认同度较高(均值>3.50),但社区物业管理与服务评价较低(M2=2.86),可见本地居民在身份转变后愈发重视社区发展,热衷于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发展不满意则会作出积极或消极反应。在移民居民层面,日常互动中H1和H4均值分别为4.35和4.07,可见移民居民对打招呼串门以及相处氛围评价较高,却在帮忙与被帮忙题项上得分不高(H2=3.22)。在社区参与方面,比起参与社区会议,他们更喜欢通过居委会组织的相关活动来提升社区参与度(C1=2.14,C3=3.06)。

  在满意度方面,移民居民对景观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最高(M1=4.05),虽然对社区物业管理与服务、文化活动、治安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评价差异不大,但均达到了赞成的水平(M2~M5>3.50)。两种类型居民组内评分差异较大(≥0.50)的题项为H2、H3、H4、C1、C2、C3、M2七项,集中于日常互动中的帮忙与被帮忙、讨论社区相关事务和相处氛围、社区参与会议、组织和活动以及物业管理与服务的认知上。

  3.1.2情感根植性分异显著

  根据均值分析过程和显著性检验发现,本地居民对自身居住的社区有家的感觉得分最高(Q2=4.22),对地方有特殊的情感意义得分次之(Q1=4.03),Q3与Q4得分虽不及前2个题项,但同样达到赞同水平。可见本地居民对Y社区具有十分强烈的情感认同。在移民居民层面,他们大多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社区的看法(Q3=4.28),对社区的情感态度仅保持中立态度(Q1=3.17,Q2=3.02),并且他们多数否定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Q4=2.23),只是将其定义为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总体上,本地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均值(3.94)高于移民居民(3.18),由此可见本地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十分认同,而移民居 民则比较重视社区的声誉,两者出现不同程度的情感根植性分异。

  4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通过对灵宝市Y村改居社区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地方认同分异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在社区地方功能认同上,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则更加关注社区生活环境,对社区建设关心度不足,社区参与明显缺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社区建设过程中村居规章制度的延续性及其不完善性。2)在社区地方情感认同上,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对社区具有更强烈的情感认同和根植性,两类居民的情感认同各有侧重,本地居民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的情感认同,将自我和社区联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移民居民生成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将自我的情感认同依附于别人对社区的评价。

  3)在去留意向上,本地居民相较于移民居民留居意愿更为明确;而年轻居民更加喜欢体验社区之外的环境和生活。去留意向是基于功能认同和情感认同所形成的结果。4)Y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人与地方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自身差异三方面。

  4.2讨论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深入探查了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社区变迁带来的地方认同群体差异,在验证本地人比外地人地方认同度高的一般性结论基础上,进一步发现,本地居民即使在空间、社会与制度的变迁冲击下,依旧保持了社区主人的心理与原有地方认同的坚持;而相比之下,移民居民由于多重因素的限制表现出较低的地方认同与社区参与;同时也发现本地居民对社区发展的期望值高于移民居民。栖居地的发展与变迁以及聚居形态的改变,引发地方认同的变化与重构(朱婧,2015)。

  物质空间的重塑是短暂的,而居民的社会空间重构却是漫长的,社区居民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变化影响远大于物质层面的正面效益(何深静等,2013)。虽然地方变迁和重构的村改居社区营造出开放与多元性的地方特征,是乡村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但也可能因不同类型居民认同的差异甚至分裂,造成一定的行动危机而成为阻碍社区居民文化融合、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提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并限制城市边缘区的发展甚至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解芳芳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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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区变迁中如何提升不同群体的认同感,促进本地居民新的“城市”认同的建立与提升移民居民的融入,都是未来城乡治理的重要命题。而且,地方认同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动态建构性,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就是人和地方持续互动的过程(Wangetal.,2015;黄飞等,2016)。因此,未来对于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基于动态研究的视角,一方面从时间尺度上研究地方认同的变化规律及其产生的驱动机制;另一方面关注本地和移民两类居民地方认同差异的时间表现特征,并适时提出促进居民融合、增进社区地方认同的持续性建议与对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艾少伟,周文凤,罗冰,田金超.2020.城市少数民族社区地方认同的消解与重构.人文地理,35(1):28-35,122.

  [AiShaowei,ZhouWenfeng,LuobingandTianJinchao.2020.DissolutionandReconstructionofPlaceIdentityinUrbanMinorityCommunities.HumanGeography,35(1):28-35,122.]

  KochanD.2016.HomeisWhereILayDownMyHat?TheComplexitiesandFunctionsofHomeforInternalMigrantsinContemporaryChina.Geoforum,71:21-32.DuHuimin,LiSimingandHaoPu.2018.'Anyway,YouareanOutsider':TemporaryMigrantsinUrbanChina.UrbanStudies,55(14):3185-3201.

  戴旭俊,刘爱利.2019.地方认同的内涵维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38(5):662-674.

  [DaiXujunandLiuAili.2019.ProgressofConnotation,Dimens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PlaceIdentity.ProgressinGeography,38(5):662-674.]

  作者:汪丽,张拓,胡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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