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困难时期更需坚持经贸合作大方向

　　当前，在全球危机下，美国一些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 "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和动作‍‌‍‍‌‍‌‍‍‍‌‍‍‌‍‍‍‌‍‍‌‍‍‍‌‍‍‍‍‌‍‌‍‌‍‌‍‍‌‍‍‍‍‍‍‍‍‍‌‍‍‌‍‍‌‍‌‍‌‍。 就这个话题，笔者提几点看法‍‌‍‍‌‍‌‍‍‍‌‍‍‌‍‍‍‌‍‍‌‍‍‍‌‍‍‍‍‌‍‌‍‌‍‌‍‍‌‍‍‍‍‍‍‍‍‍‌‍‍‌‍‍‌‍‌‍‌‍。

　　一、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稳定性‍‌‍‍‌‍‌‍‍‍‌‍‍‌‍‍‍‌‍‍‌‍‍‍‌‍‍‍‍‌‍‌‍‌‍‌‍‍‌‍‍‍‍‍‍‍‍‍‌‍‍‌‍‍‌‍‌‍‌‍。 疫情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 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或者其他地区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 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一定会有难以逾越的困难。

　　经济师论文投稿刊物：海关与经贸研究期刊办刊宗旨：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高等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第一，产业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 疫情已经持续了半年，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 各国政府也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补贴。 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融资的能力。 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 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 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化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 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 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以平衡。 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更要考虑劳动力素质。 与中国的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往往也较差。 中国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因此综合起来在全球占有相对优势。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的发展。 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 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进口，其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 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优越，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和城市人群的。 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工业制造业的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企业天量的投入。 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二、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 但是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 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 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家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原因有二：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 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往往都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 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 他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的，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以科技、媒体和通信(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的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的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摩根斯坦利公司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还都是揣测，但在跨国企业调研中有一点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 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的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的结构性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

　　三、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上升，越是在世界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经贸合作的大方向

　　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严重破坏，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几成定局。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地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

　　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 既发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定(FTA)关于投资及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 那种以邻为壑、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是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 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 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近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继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和打压措施。 美国当局的这种做法是短视的、狭隘的，最后可能受伤害最大的是美国企业。 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

　　因此，不仅撤离中国等于丢弃市场，在一些高端产品上断供中国更是自寻没落。 美国限制向华为供应芯片的做法最终打击的将是美国企业。 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也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 如果中美产业界携起手来，以美国的高科技加上中国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完全有可能开辟出一个又一个我们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新产业，进而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继续将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世界经济也将会从疫情中很快恢复。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是明智的。 习近平主席近日指出，我们将"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们深知，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为此，近期国家连续出台了两个重磅文件：一个是《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另一个是《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这两个文件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基础上的新的飞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2.0版。 接下来，中国政府还将推出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包括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口将会进一步增加，综合营商成本将会进一步下降，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环境将会越来越好。

　　作者：黄奇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