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医疗负担与微观人力资本投资

　　摘要：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我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特征，文章利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老龄化显著降低了我国家庭总教育支出和非义务教育支出的水平。使用不同的老龄化衡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及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分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农村户口、中低收入的群体。此外，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老龄化通过增加家庭的医疗负担来影响其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我国居民家庭中存在“老年人口增加—医疗负担加重—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受到不利影响”的现象。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负担;家庭教育投资;中介效应模型

　　0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老年人成为感染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危人群，这是因为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导致免疫功能减弱，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冲击，加之多数老年人患有长期的慢性疾病，因此，成为患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人群。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我国家庭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在不断加重[1]。刘国恩等(2011)[2]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我国家庭医疗保健支出不断上涨的最主要因素，老年人对医疗、卫生和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更高。个体在65岁以后的医疗开支占其一生医疗费用的70%左右[3]，65岁以上老年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是65岁以下人群的3~5倍[4]。

　　人口老龄化论文范例：试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根据我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有关统计显示，我国老年人中患慢性病的比例达到69.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会导致医疗负担以1.54%的速度增长，到2023年，因为人口老龄化而造成的医疗负担将增加26.4%[5]。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不能够完全负担老年人的就医费用，居民自身还需要支付大量的医疗费用，因此老龄化的加剧势必会对家庭的医疗负担造成影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家庭结构具有其特殊性，家庭中往往包括老年父母、中年夫妻和其子女。这种特殊的三代户家庭模式导致中年夫妻双方要同时承担赡养老年人和抚养子女的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家庭中养老负担和教育负担并存[6]。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家庭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家庭需要重新权衡其内部的消费和投资决策，因此老龄化和医疗负担可能会对家庭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口对家庭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2012—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我国特有的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产生挤出效应，并且这种挤出效应在不同的家庭群体中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作用机制的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增加家庭的医疗负担来挤出其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养老和医疗卫生保障政策，这不但有利于老年人自身健康水平的改善，还会通过代际传递的作用对整个家庭的长期收入和福利水平产生积极作用。

　　1研究设计

　　1.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数据库。ISS从2010年7月开始对中国的25个省市开展基线调查，随后在2012年、2014年以及2016年继续进行了三轮追访。CFPS数据内容涉及家庭和个人层面的详细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劳动供给、收入、教育、健康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等。CFPS调查数据的内容可以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选取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1.2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这里使用家庭的总教育支出和非义务教育支出来衡量。家庭的总教育支出一共包括九项内容的加总，这九项内容分别是书本费、学杂费、在校住宿费、在校伙食费、择校费、因学习所产生的交通费用、教育软件费、家教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费用。另外，由于我国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父母有法定的义务让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再者义务阶段的学费和杂费都由政府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本文结果造成影响。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选取了家庭的非义务教育支出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口老龄化，这里使用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来衡量。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老龄化程度。本文试图研究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影响的中介效应机制，医疗负担是本文重点考察的中介变量，这里使用家庭的医疗花费作为医疗负担的衡量指标。在控制变量中，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子女的就读阶段是教育支出产生差异性的重要指标。

　　本文根据CFPS少儿和个人调查问卷中“正在上学的阶段”这一统计数据，计算出家庭中在各个上学阶段的子女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进而获得就读阶段控制变量;由于CFPS数据中并未明确家庭中的户主信息，因此本文根据CFPS家庭关系调查问卷中的“家庭消费决策主事人”来确定家庭的户主，进一步通过整理与户主相关的特征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以及受教育年限，来控制户主特征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影响;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的户口类型、家庭的规模、家庭中参与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以及家庭收入。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家庭的年平均总教育支出为3011.41元，年平均非义务教育支出为2766.23元，同时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都远大于平均值，说明不同家庭的教育支出存在明显差异;在老龄化变量中，平均每个家庭有0.53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约占家庭总人口的21%;在户主的特征变量中，可以发现户主的平均年龄为50岁，男性更多(73%)的是家庭中的经济决策者，而且绝大多数(89%)的户主都处于婚姻状况;在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中，发现样本中具有城镇户籍的家庭占比约为30%，这个比例要低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调查中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缘故。

　　2实证结果分析

　　2.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分析过程中，将不同类型的控制变量分别加入方程中，首先将就读阶段的控制变量加入面板回归分析中，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教育花费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之后再将户主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加入其中。另外，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还考虑了短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面板自相关问题，因此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模型(1)结果表明：在控制家庭中正在上学的子女的就读阶段变量时，60岁以上老年人个数与家庭总教育支出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模型(2)中的结果显示，在加入户主特征变量以及家庭特征变量后，60岁以上老年人个数和总教育支出的相关系数大小的绝对值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3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是通过何种机制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本文采用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个数是否会通过增加家庭的医疗花费，也就是增加医疗负担这一中介变量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结合前文式(2)，本文选取家庭的医疗花费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至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数增加会显著地减少家庭总教育支出水平，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会显著地增加家庭的医疗花费，家庭的医疗花费又与家庭总教育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对于非义务教育支出而言，这种影响机制同样存在，模型(4)至模型(6)的结果表明家庭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家庭非义务教育支出，同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医疗花费，而家庭医疗花费又与家庭非义务教育支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以上的实证检验，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人口老龄化确实会通过增加家庭的医疗负担来挤出家庭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此外，本文进行了Sobel检验，这可以更精确地判断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Sobel检验中的Z值统计量的绝对值为4.712，这远远大于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0.97。因而可以确认老龄化与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以医疗负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医疗负担作为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约为58%。

　　此外，当把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家庭非义务教育支出时，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也存在以医疗支出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9%。根据上述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施加挤出效应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变量，即家庭的医疗负担。家庭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伴随的是医疗花费的增加，家庭的医疗负担不断加重，在整个家庭的预算约束不变的情况下，会减少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基于中介效应的计量检验揭示了我国居民家庭中存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医疗负担加重—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受到不利影响”的现象。

　　4结论

　　本文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期的CFPS面板数据，研究了老龄化对我国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人口老龄化会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会显著的减少其总教育支出以及非义务教育支出水平。第二，老龄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老龄化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负向效果主要源于农村户口、中低收入的群体。第三，本文验证了老龄化对家庭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家庭医疗花费提高，医疗负担加重，在预算约束一定的情况下，家庭中的教育投资会受到负向影响。

　　参考文献：

　　[1]封进,余央央,楼平易.医疗需求与中国医疗费用增长——基于城乡老年医疗支出差异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5,(3).

　　[2]刘国恩,蔡春光,李林.中国老人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需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1,46(3).

　　[3]NardiMD,FrenchE,JonesJB.WhydotheElderlySave?TheRoleofMedicalExpens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10,118(1).

　　[4]GerdthamUG.TheImpactofAgingonHealthCareExpenditureinSweden[J].HealthPolicy，1993,(24).

　　[5]AndersonGF,HusseyPS.PopulationAging:AComparisonAmongIndustrializedCountries[J].HealthAffairs,2000,3(3).

　　[6]吴卫星,谭浩.夹心层家庭结构和家庭资产选择——基于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7]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

　　作者：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