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时间：2020年11月10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摘要]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尽管从总体上看，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也急需中国资本填补其国内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资金的不足，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对马投资项目有些取得成功，有些则遇到困难甚至遭受挫折，这与马来西亚国内复杂的选举政治、政党利益及较为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有关。 因此，中国与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合适的制度安排，使双方共识制度化、法律化，在双边、多边领域利用区域合作机制和国际规则来确保双方的投资利益不受损害。
[关键词]马来西亚; 中国投资; 政治经济学; 新经济政策; 一带一路
马来西亚作为亚洲一个新兴经济体，是东盟重要的一员，也是在东南亚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落脚点。 马来西亚有过令人羡慕的经济增长记录和成功经验，如今国内仍有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2012年之前，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并不明显，新加坡、印尼、泰国和越南分别是东南亚国家中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
2013年“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中国逐渐成为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重要的投资来源国。 除制造业外，中国对马投资更多集中在规模大、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尽管从总体上看，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也急需中国资本填补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有些项目取得成功，有些项目则遇到困难，甚至遭受挫折。
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日益增长且情况复杂，但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属于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经济学分析，例如一些学者梳理了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现状，并分析了今后的机遇与风险①。又如黄思华考察了希盟政府上台后的百日新政对马来西亚现有中资项目的影响，认为“马来西亚在政策上的调整将有可能为中国的基建及房地产项目带来更多挑战”③。 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在马中资项目有些取得较大成功，有些却遇到不少困难的不同情况仍缺乏较为具体的分析。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比较分析三个具体投资案例，认为中国对马投资成功与否与马来西亚国内复杂的选举政治、政党利益及较为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有较大关系。
一 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与国内政治经济矛盾
自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干预作用，并使国家成功地从原来的资源出口型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国家。 为消除贫困和实现种族间的平衡发展，马来西亚政府从1971年开始实施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④。 该政策以“马来人优先”、“政府经济权力至上” 为主要原则，在帮助马来人摆脱贫困、促进马来西亚从原来的资源出口型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国家方面取得很大成效。
尽管马来西亚官方在1991年就宣布结束新经济政策，但该政策仍以各种不同名义继续存在，近年来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 过去几年，巫统领导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简称国阵) 为确保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争取农村社区马来族群的选票，强硬推行偏向马来人利益的新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马来西亚国内的公平竞争环境⑤。
第一，马来西亚存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矛盾。 作为联邦制国家，马来西亚由13个州以及3个直辖区组成。 马来西亚联邦具有一般联邦国家所共有的外部特征：中央和州都有自己的宪法与立法、行政机构，甚至除国家元首外，各州亦有自己的元首②。
另一方面，尽管马来西亚实行议会内阁制，实际行政权掌握在总理领导的内阁手中，最高元首(由九个州世袭统治者轮流担任) 只是名义上的行政权最高代表者，但与其他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虚位元首不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是伊斯兰教领袖和马来人特权的守护者，再加上巫统自成立以来的任务之一就是捍卫马来西亚各王室的利益，最高元首和各州统治者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仍容易逾越议会内阁制对其权力的限制③。 各州元首在该州内作为伊斯兰教领袖依据联邦宪法拥有伊斯兰教事务上不可削减的权力④。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地方经济利益的扩张，一些州的苏丹由于与巫统存在矛盾，开始或明或暗支持反对党或者拒绝执政党提出的发展计划，与联邦政府意见不一、利益冲突愈来愈明显。 例如，在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额方面，联邦政府所占比重高达88% (其他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约占50%)，给地方政府留下的支配空间很少，导致各州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严重不足⑤。 相对威权主义政党巫统而言，希盟宣称自己是马来西亚民主的象征，提倡多元主义、限制政府权威，对地方的控制力远不及巫统领导的国阵。 马来西亚国内诸多问题，包括王室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围绕财权、地权的争议，以及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的摩擦，都将继续给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第二，政联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矛盾。 (1981—2003年)主张帮助马来商人掌控大型政联企业，通过政府补贴、干预等手段组建大批制造业及基建领域的大型企业。 尽管马来西亚政联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在企业自身而非马来人手中，但政联企业被视为是实现增加马来人财富的工具。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曾导致一批马来西亚政联企业破产，但政府很快又国有化了一批重要的私有企业项目，使之成为实际上的政联企业②。 政联企业占据了包括自然资源、公共事业、大型建筑及金融证券等重要的经济部门，还通过吸引优秀马来人企业家，影响了马来人私营企业的发展。
此外，马来西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将国内中小银行整合为十大银行，通过国家投资公司掌控了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股权，形成国有银行对国内金融系统的垄断局面③。 这些银行在采用更好的支付方式和提供新的金融产品方面进展缓慢，更倾于运用传统方式向大型政联企业贷款，使得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虽然希盟在竞选期间提出要重塑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改革政联企业和振兴中小商业银行，但希盟非但没有改革，其领导的政府还接管了不少大型政联企业。
如新成立的经济事务部就从财政部接管数家政联企业，马来西亚国内唯一的一家主权财富基金(Khazanah Na sional)也转至马哈蒂尔控制之下④。 政联企业作为政党工具，被用来向关键选区的党员派发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如资金援助、项目合同和经营许可等做法在希盟政府执政下也得以继续。
二 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案例分析
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逐渐成为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的重要投资来源国。 《2019年东盟统计年鉴》显示，中国2016年超过日本、美国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国，2017年对马投资总额达15.88亿美元)，占马来西亚吸引的全部外商投资总额的17.1%。 尽管从总体上看，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下面将以较具代表意义的关丹港项目、东海岸铁路项目和“森林城市” 项目为例，分析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
(一)关丹港项目
2018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后，媒体更多地聚焦到那些被取消或暂停的大型投资项目，如东铁项目、马新高铁、大马城、多元石化产品输送管道和沙巴天然气输送管道、马六甲皇京港等。 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很多是由马来西亚政府提供担保的贷款融资，在大选后马来西亚新政府因为前政府所遗留的沉重政府债务负担而搁置项目。 而事实上，在马来西亚也有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投资项目是由私人部门提供融资，具有不错的投资效益和发展前景，关丹港的扩建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关丹港位于马来半岛彭亨州东南海岸，面向南中国海，从关丹港出发的货轮可以行走中马两国之间距离最近的航线。 作为私营港的关丹港由关丹港财团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其中马来西亚公司IJM Corporation Berhad占股60%，中国北部湾国际港口集团占股40%，另外马来西亚政府拥有部分特殊股权份额①。 港口扩建工程于2013年开始，由关丹港财团通过当地银行和内部融资，投资30亿令吉修建新码头及港内基础设施。
关丹港财团享有30年(2015—2045年) 开发、运营和管理关丹港的特许权，并在30年特许权到期后可再续30年? ? 075年。 随着中方公司作为战略伙伴的加入及扩建工程的逐渐完成，关丹港将从原来的支线港变成深水港，货运年吞吐量预计将从2，000万吨提升至5，2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也将从原来的15万标箱上升至150万标箱②。
关丹港的扩建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发展密切相关。 关丹产业园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临近关丹港，由马中双方共同开发，是著名的“两国双园计划” 之一。 “两国双园计划”起源于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倡议，即分别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内和中国广西境内创立马中关丹产业园和中马钦州产业园。 马中关丹产业园马方占股51%，中方占股49%，中方公司则主要由广西北部湾国际港集团(95%)和钦州投资(5%)组成。 广西方面负责向关丹产业园引进钢铁厂、铝加工厂及食用油加工厂。
随着“一带一路” 倡议的进一步落实，关丹产业园也迎来加速发展的契机。 2014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集团与广西圣龙冶金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联合钢铁有限公司(AllianceSteelSd.Bhd)，成为园区内最大的投资公司。 联合钢铁占地710亩(约占园区60%的土地)，在园区内初始投资56亿令吉，为马来西亚创造了超过4，000个就业机会，本地员工占80%以上③。 联合钢铁每年产钢达350万吨，钢厂所需设备和中间产品主要从中国进口，炼钢原材料主要从澳洲、巴西进口，生产的钢铁产品则主要向东南亚其他国家出口，预计每年从关丹港向东南亚国家出口钢铁产品达到100万吨以上④。
(二)东海岸铁路项目
东铁项目最初是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与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共同见证签署的政府间合作项目，由中方提供85%的贷款，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铁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该铁路业主) 合作建设，总投资达655亿令吉(后降至440亿令吉)，全长688公里(后降至640公里)。 东铁项目于2017年开工，虽然在2018年5月大选后被希盟政府搁置，但于2019年7月正式复工，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铁路项目，也是中国“一带一路” 出海的最大单体标志性项目。 东铁项目经过了3个马来人密集州，即彭亨州、丁加奴州和吉兰丹州。
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来看，前首相纳吉布当时确定东铁项目是出于其政党选举考虑的①。 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以巫统为核心的国阵在历次大选中都获得下议院多数选票。 但在2008年和2013年的两次大选中，伊斯兰党和另外两党联合组成的人民联盟都打破了国阵多年来对联邦议会2/3议席的控制，且在多个州执政。
2018年5月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马哈蒂尔明确表示将重新审视所有中资项目，并且对进行任何“不平等条约” 重新谈判，以保证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其中就包括东铁项目④。 此后，马来西亚政府取消东铁项目的消息不断出现。 2019年2月，马外交部长赛夫丁·阿扑杜拉(Saifuddin Abdullah) 表示，马方与中国就重启东铁项目的谈判取得进展。 2019年4月12日，马来西亚总理署发布新闻，双方签署东海岸铁路补充协议，工程造价由原先的655亿令吉(约160亿美元)降至440亿令吉(约106 8亿美元)，东铁项目重新恢复⑤。 在补充协议下，双方还同意组建一家合资公司管理、运营和维修东铁网络，确保东铁项目建设的有效进行。
从马来西亚新政府上台后的重新评估，到做出取消和暂停的决定，再到重启谈判直至重新恢复，反映了新政府对东铁项目的复杂心情。 具体来说，2018年大选前希盟作为在野的反对党，基于对“中国因素” 的政治动员，将东铁项目、纳吉布贪腐与国家主权等议题联系，削弱了国阵的执政合法性，成功分流了国阵的马来人票源，最终赢得了2018年大选。 因此，希盟政府在大选后对中资项目的政策调整其实是其在大选前的选举动员和竞选策略的延续。
然而，由于希盟政府在大选后受到巫统和伊斯兰党在族群和宗教问题上的联合制衡①，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从“高政治” 走向“低政治” 的转变，把提高经济绩效作为其继续执政的最重要合法性来源，通过寻求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期望能够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避免族群和宗教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总之，对马来西亚来说，尽管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成可以帮助其相对落后的东部地区连接经济发达的西部地区，实现本国经济更加均衡发展，但马来西亚的选举政治和政党更替也给东铁项目增添了不小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森林城市”项目
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森林城市” 项目是中国上市公司碧桂园与马来西亚柔佛苏丹伊布拉辛拥有64.4%股权的Esplanade Danga88Bhd公司合作开发的大型房地产项目，双方共同成立碧桂园太平洋景观有限公司(Country Gardens Pacific View SdnBhd)，其中碧桂园占有40%股份，Esplanade Danga 88 Bhd占60%。
前总理纳吉布认为，该项目不仅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当地经济，还有助于促进旅游业、制造业、高科技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柔佛苏丹估计该项目建成后将在未来20年将给柔佛州政府带来660亿令吉的财政收入，并使本地的GDP增加1980亿令吉。 2016年，每天参观“森林城市” 的人数达300-800人次，全年达到100，000人次，已销售房屋达11，000套②。 柔佛苏丹希望通过“森林城市”的建设促进本州更加平衡的发展，因为已在建设中的依斯干达特区发展规划过于侧重本州的东南部地区，而忽视了西南部地区的发展。
“森林城市”项目当时被看成是柔佛州的重大事件，被提升至影响中马关系的高度。 如苏丹在项目开工仪式上说道，“今天柔佛州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让我们共同见证并推动马中两国之间友谊的发展。 ”③ 前总理纳吉布则声称“森林城市”项目可以将柔佛变成东南亚的迪拜①。
然而，“森林城市”项目很快就成为富有争议的项目。 当时的反对党领袖马哈蒂尔首先公开批评该项目②，认为大量潜在的中国移民入住将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居民以后将会获得身份，逐渐取得马来西亚大选的投票资格，这意味着“自由的选举一旦举行，由此带来的非马来人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将会构成对马来人政治霸权的持久威胁”③。 马哈蒂尔将“森林城市” 项目作为政治化的炒作议题，指责碧桂园把“森林城市” 建成“中国飞地”，破坏当地族群结构现状，使得马来人对“中资”和“华人”感到焦虑④，从而帮助其刚刚成立的马来西亚土著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
如同长期执政的巫统一样，土著党的选举策略是确保土著马来人，尤其是农村地区马来人的选票。 马哈蒂尔的选举策略是“瞄准柔佛州的马来人选票，通过将中国房产投资者与马国内华人民众联系在一起、制造华人‘威胁’ 的做法来赢得马来人选票”; 而对“森林城市”项目和中国投资者的批评，正是为了吸引这些选民的选票，因为“历来保守的农村马来人仍然对中国崛起和马来西亚华人保持非常警惕和担忧的态度”⑤。 这样，“森林城市”项目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选举政治和政党争斗的“牺牲品”⑥。
另外，从马哈蒂尔与苏丹的关系来看，马哈蒂尔曾先后在1983年、1984年、1993年和1994年敦促修改联邦宪法相关条文，限制苏丹王室权力、取消苏丹王室刑事豁免权，由此产生了与苏丹之间不小的摩擦与隔阂⑦。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经常指责马哈蒂尔为了政治利益而煽动种族、宗教歧视，认为“马哈蒂尔过度扭曲整个事件，制造恐惧、放大种族问题，只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动机”⑧。 此外，“森林城市”项目的实施，还阻碍了马哈蒂尔过去在任期间确定实施的一些建设项目如丹戎港(PortofTanjungPelepas) 的开发建设，这也是导致马哈蒂尔批评这一项目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 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的政治经济因素
从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发展和中国对马投资的三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对在马中资项目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就本文而言，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研究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在马投资取得成功或遭遇挫折的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从中国对关丹港投资的成功、东铁项目最终达成协议及“森林城市”面临争议三个案例可以看出，单纯从经济视角出发，无法很好地解释在马中资项目的不同命运。 本文认为，影响中国在马投资大型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政治经济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是否符合马来西亚“亲马来人” 的新经济政策，是否适应马来西亚中央—地方的制度安排，以及投资项目是否对马来西亚具有积极的地缘政治意义③。
首先，是否符合马来西亚“亲马来人” 的新经济政策。 从关丹工业园项目和东铁项目来看，关丹工业园为东部地区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东铁项目则经过马来人密集的三个州，连接几个经济落后的城镇和乡村，符合巫统及现任政府争取马来人尤其是农村选区马来人选票的政治考虑。 马哈蒂尔领导的新政府执政后搁置东铁项目的决定，被广泛解读为是为了削减成本、减轻国家债务，但其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削弱纳吉布集团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平衡前政府过度依赖中国的倾向，是马来西亚政权轮替后各政党政治经济利益重新洗牌的结果①。
另一方面，近一年来，民众对希盟执政的满意度在下降。 2019年3月由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Merdeka Center)所做的民调显示，马来西亚民众对于希盟政府的满意程度从大选后的79%一路下跌到2019年3月的39%，对于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不满程度从大选后的12%一路攀升到2019年3月的52%，有46%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对首相的支持率也相应地从大选后的83%下降到2019年3月的46%②。
此外，巫统在失去政权后进一步与伊斯兰党合作，加强了对东海岸各州议会的控制，并在2019年1月金马伦、2019年3月雪兰莪的士毛月州和2019年4月森美兰晏斗州的议席补选中赢得胜利③。 在遭遇连续三次补选失败之后，马哈蒂尔意识到如果希盟不能满足马来人发展经济、提升民生的诉求，下一届大选极有可能失去在2018年大选时投给希盟的10%至15%的马来人选票④。 在此情况下，希盟最紧迫的任务是振兴陷入困境的经济，保证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这也是马哈蒂尔最终决定重新恢复东铁项目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森林城市”项目实际上是柔佛州苏丹与碧桂园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 尽管“森林城市”项目也纳入“一带一路” 框架下，并得到当时纳吉布政府和中国官方的支持，但“森林城市” 项目并不非常符合新经济政策“亲马来人”的原则，因为当地马来人难以购买其投资建造出来的高级住宅，其大规模吸收、接纳外国资本和居民(尤其是中国居民) 的倾向，反而是招来马哈蒂尔公开批评的主要原因。
在马来西亚， “由于存在种族分歧和对马来西亚华人忠诚度的怀疑，任何与中国建立密切联系的过度热心的尝试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对。 ”⑤ 从政策层面来看，一个投资项目的成功除资金外还需要其他配套要素的支持(比如技术、物资供应和高端劳动力)，而在马来西亚由于“亲马来人” 政策的存在，非马来人社区的发展建设很难获得政府在资? 尽⒓际鹾腿瞬派系闹С症佟U馐堑贾隆吧殖鞘小毕钅棵媪倮训闹匾蛩刂弧?
从企业合作的层面来看，马哈蒂尔比较喜欢的外国投资模式是外商在马来西亚设厂或成立区域运营总部，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并有一定的技术转让。 因此，马哈蒂尔对华为、阿里巴巴、吉利、美迪等中资企业与马来西亚当地政联企业合作的投资模式深表欢迎。
尽管中资企业在很多时候愿意与当地的华人企业合作，利用它们与当地马来人主导的政府机构及政联企业的良好关系，拓展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机会，然而近年来对马投资的中国企业大多选择了与马来人主导的政联企业合作，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规范的行业，如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制造等领域。 有研究表明，近年来赴马投资的中资企业有50%与政联企业合作，只有28%与当地华人企业合作②。 马来西亚政联企业主导着马来西亚国内经济发展，与马来西亚特有的以马来民族为中心的经济分配模式有密切关联。 中资企业与政联企业合作，更符合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目标和政策导向。
例如，华为在马来西亚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与当地华人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是因为它注重与马来西亚政联企业(如马来西亚电信) 的合作，遵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推动马来人利益的发展。 正如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执行总裁AbrahamLiu所说，“华为能够使自己的发展目标与马来西亚的国家目标保持一致，就像它能够在中国利用同样的一致性来获得中国发展银行的政策支持和融资一样。 ”③
华为不仅投入物质和人力资源来实现其业务本地化，而且还使马来西亚成为其区域中心，其位于吉隆坡的办事处现在已成为负责监管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尼、菲律宾、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新西兰的销售和运营的中心④。 华为还善于进行技术推广和发展社会服务项目，包括在马来人密集的社区实施抗洪减灾项目，这也是其在马来西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否适应马来西亚中央—地方的制度安排。 作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州的柔佛州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由于2006年联邦政府开始建设占地9，300公顷的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而陷入复杂化，加剧了本已有之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体现在“森林城市” 项目上。
依斯干达经济特区由依斯干达地区发展局(Iskandar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负责开发管理，该机构由马来西亚总理和柔佛首席部长共同领导。 虽然在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开发建设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政策一致性，柔佛州能够从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发展中获益，但柔佛苏丹认为该项目“侵蚀” 了传统上由柔佛州政府掌控的土地使用权和售卖权，影响了柔佛州的财政收入来源①。 在依斯干达特区成立之前，柔佛州政府基本上控制着全部工业用地的销售。 然而，依斯干达特区的出现为更多的与联邦政府有关的参与者开辟了市场，破坏了州政府原有的垄断局面。
另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看来，柔佛州邻近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能带来的后果是，随着“森林城市” 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新移民、新技术的增加，加之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发展效应的扩散，可能促使马来西亚全国重心转移，导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利益错位②。
尽管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认识到需要在全国所有的州内更加平均地分配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但传统上对该国经济重心向南移动一直持警惕态度。 这也暴露了马来西亚缺乏一种具有凝聚力和权威性的制度安排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 因此，中国在马投资大型项目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其要适应马来西亚相对特殊的中央—地方制度安排。
再次，投资项目是否对马来西亚具有积极的地缘政治意义。 东铁项目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建成后将把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关丹港与西海岸的巴生港连接起来，成为马来西亚东西海岸之间的交通干线，为马来西亚提供一个绕过新加坡海上通道的重要贸易通道，能够显著减少货运时间和贸易成本，有力促进铁路沿线商业、物流、内外贸易和国际旅游业等的发展。
而且，正在加快发展的关丹工业园临近关丹港口，“可以直接对接广西的北部湾区域，在商品物流上对中南半岛的辐射有很大的潜能，和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的马六甲和马六甲海峡可以形成南(即西海岸)北(即东海岸)对应”③。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虽然有到2020年发展成发达国家的愿景目标，但又尚无能力独自提出任何具有全球视野的宏大项目，更愿意与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合作共建。 更重要的是，东铁项目是“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在马来西亚的重要项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协商合作最后达到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案例。 因此，中国在马投资的大型项目如果对于中马双方都具有积极的地缘政治意义，那么其成功的概率也将大大增加。
政治论文投稿期刊：《东南亚研究》国际问题学术刊物。反映我国学术界对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历史、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东南亚各国的各种基本情况。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结 语
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以上几个案例说明， “一带一路” 倡议可以为东南亚国家带来潜在好处和机遇，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的力度越大，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收益就会越大。 然而，如果政策协调不好、企业投资对接不到位或项目不能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则有可能给双方带来损害。 如果当地居民和华裔之间因中国资本、劳动力的大量流入，造成贫富差距加大，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反而可能激化当地的族群矛盾和助长反华情绪。 虽然不能说“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在马投资项目是导致2018年马来西亚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但有关它的争议却是影响大选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哈蒂尔在动员选举、争取选票方面表现出来的成熟老练，足以说明“一带一路” 项目的争议会影响马来西亚国内政党选举、种族议题，并成为导致政权更迭的因素之一①。 如果不能达成一个共识机制以妥善管控“一带一路” 下的投资项目，东南亚国家的其他问题包括军备竞赛、安全困境、南海问题以及东盟自身一体化和“凝聚力” 问题可能会不断显露出来。
因此，这些风险与挑战的应对与解决，有赖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合作规则上的协商与协调，通过规则制定来预防和化解风险。 当前， “一带一路” 倡议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地区合作模式，其突出的特征是发展导向，但并不意味着排斥规则建构②。 中国与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之间迫切需要建立合适的规则机制，使双方共识制度化、法律化，在以规则和规范为基础的合作体制中结成伙伴关系，确保双方利益不受损害，共同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赵洪 王昭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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