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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的不足怎样完善

时间:2017年11月04日 分类:经济论文 次数:

根据京津冀地区的资源空间分布及产业梯度性,创建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知识外溢、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实现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定位的试验与探索。但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协同创新示范区

  根据京津冀地区的资源空间分布及产业梯度性,创建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是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知识外溢、技术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实现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定位的试验与探索。但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道路并不顺利,协同创新示范区在功能定位、创新体系、空间组织、新经济形态四个方面仍然需要完善,在政策上建议提升城市服务、加强创新联盟、创新体制等措施,以保障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有效实施。

  关键词:协同创新示范区,产业转型,京津冀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与“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整体定位。面对这一历史发展机遇,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以先行先试催生示范效应,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是实现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定位的体制与机制的探索与试验。

  河北省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桥头堡和发展极,把京津冀创新资源转变为推进示范区科学发展的生产力,尝试转变过去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打造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河北省、京津冀、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借鉴价值。

  一、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现状与不足

  1.京津冀三地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三地制度与政策具有差异,产业上的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构成了三地协同创新的基础

  从发展阶段来看,北京、天津、河北分别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京津冀三地呈明显的梯度变化格局。北京的主要优势在于科技创新、总部经济。天津制造业产业基础雄厚,形成了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优势主要在高端制造、研发转化。河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重要的材料、能源基地,钢铁、水泥、玻璃等产能占全国重要份额,在资源型重工业方面有比较优势。相比京津而言,河北省具有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实体经济综合成本较低。

  2015年河北省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高达48.3%,第三产业占GDP比重40.2%,反映河北省经济结构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工业化由低端化向高端化过渡,正处于前端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处于后端的品牌培育的制造业转型阶段,这与京津在产业和技术层次上的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构成了三地协同创新的基础。

  随着京津冀三地产业分工深化和区际企业间知识传播、扩散速度加快,人员流动加速,促进三地创新参与者和相关者协同创新成为必然。但从三地创新政策比较来看,北京有中关村示范区,天津有自贸区和示范区,河北既无示范区和自贸区,也缺乏国家级战略性标志性平台,缺乏国家赋予的特殊体制机制和先行先试政策,如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原崛起等政策都不涉及河北,与京津相比处于“政策洼地”,难以有效对接国家科技资源和承接京津科技资源。

  因此,建立京津冀协同创新示范区,探索区域创新的机制与模式,提高技术溢出程度,加速技术成果转化进程,对于促进京津冀区域分工与合作,优化京津冀产业布局以及创新产业链空间结构,进而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方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2.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丰富密集,但科技资源共享不足,区际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影响科技创新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效应

  京津冀地区作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发展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极,是全国科技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全国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超过2/3的两院院士,聚集了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代表的7个国家高新区和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丰富密集的创新资源。2015年,北京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分别占全国的9.6%、5.95%、35.1%,天津、河北在这三方面的数据分别为3.49%、2.39%,3%、1.14%和5.5%、0.4%。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技术合同72 272项、成交额3 452.6亿元,只有3%的技术成果流向津冀两地,仅中关村每年流向“珠三角”的技术成果就超过津冀之和的1.5倍。这种创新资源分布的“中心—外围”模式表明,尽管京津冀空间紧邻,京津冀区域依然处于强核集聚阶段,对于河北及周边城市的扩散与辐射功能还未能有效发挥,而研发成果向南飞的“异地转化效应”无法促进京津冀整个区域分享技术外溢与规模效应,不利于实现区域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京津冀区域创新资源共建、共享与开放的不足,三地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影响了新一代制造产业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效应。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战略性新興产业为例,北京是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研发创新中心,但京津冀电子信息制造业协作体系不完善,大量的研究专利在深圳、苏州等地转化,在津冀转化的较少。同时天津的电子产业发展的跨国企业嵌入性较强,津冀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造成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整体缺乏交互性与协同性,使得该产业产业附加值不高、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比较有限。

  3.京津冀三地区之间行政性壁垒的阻碍性,虹吸效应较强,河北区域创新吸收能力弱,导致河北省高端要素资源和创新人才的流失效应

  早在三十年前京津冀合作就已展开,但三地一体化发展长期滞后。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地方利益保护思想的局限,京津冀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被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干扰,三地形成各自的市场分割和利益分割,不仅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劳动力、资金等传统要素方面,而且在技术、信息、管理方面仍然存在共享与流动的多重障碍,大大改变了区域之间的竞合关系与企业协作的格局。重要的是,北京资源过度集聚、但区际联系度弱化,对河北地区的虹吸效应,导致高端要素资源和创新人才流失,导致河北省创新能力与制造业升级的灯下黑效应,使得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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