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简析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摘要：民主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化理论认为多元化的民主模式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唯一途径，但印度的民主和现代化却因为其特殊的国情而成为一对悖论。不管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印度都是一个趋向于分离主义的国家。印度特殊的国情导致印度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使印度的民主体制缺乏效率。印度人的宗教观念也是造成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之一。印度人相信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观念虽然可以使印度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但恪守到极致会一定程度上阻碍印度的现代化进程。解决印度民主与现代化矛盾现状的途径只能是以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为理论依据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府。

　　关键词：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政治论文,民主,现代化,强大政府

　　印度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孟买作为印度最大的商业城市，承担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载运量。然而，孟买机场只有一个主跑道，飞机经常在天上盘旋40分钟才有机会降落。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扩建机场呢?因为包围机场的，是9万户的贫民窟居民，他们非法占据着机场的160英亩土地。那为什么不把这些贫民窟清除呢?在印度，哪怕机场有着所有的法律权利和依据，强制拆迁也很难执行：孟买的1700万居民中，有一半是贫民窟居民，他们选举时投票，比中产阶级还踊跃，被称为“选票银行”。谁敢动他们?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在头版头条报道过一个普通的印度清洁女工——帕沃，她是孟买机场边上贫民窟里的一员。帕沃和其他贫民窟非法居民一起展开了抗议，抗议把机场卖给私人投资者，以保护自己的住房。她手里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选票。她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敢推倒挡了经济发展的路的选民的房子?

　　在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并没有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密不可分，而是成为一对互相掣肘的悖论。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如何制约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印度的民主与现代化为何会成为一对悖论，解决途径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印度民主与现代化的悖论

　　印度被誉为“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橱窗”。2009年印度大选，参选的党派达到1000 多个，参加投票的选民达到7亿人。但是，正如印度历史学家阿帕娜·巴苏指出：民主的意义远非每5年举行一次自由选举这么简单，良好的管理与政治自由同等重要，印度在这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印度的民主带来了政治自由，却无法实现良好的经济管理。印度的民主制约现代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印度的基础设施差;其次，印度政府效率低下;再次，印度的中央政府难以控制地方主义势力。

　　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度落后已经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印度落后的公路、港口、机场和电力系统，是印度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巨大的“硬件问题”。但是在印度的民主和多元政治体制下，地方基础设施的改善无疑是一个牵涉各种利益的复杂的决策过程。

　　孟买的城市改造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是印度基础设施难以改善的缩影。孟买在印度的经济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但是孟买和上海相比却完全没有国家化大都市的样子，高楼大厦边上就挨着贫民窟。和高楼大厦相比，贫民窟简直就是地狱，成片低矮的小房子和20年前上海的棚户区差不多，拥挤不堪，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子，可以住上一家5口人，甚至更多，环境也不敢恭维，杂乱无章，没有绿化，没有运动场所，孩子们只能在街道上打板球。[3]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环境如此之差，为什么不进行环境整治呢?原因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是不容许强制拆迁的。例如，印度的宪法规定，印度公民有选择在哪里居住的权利。而且，如果一个人成功的在一块地上住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别人没有赶他，以后就再也不能赶他了。在印度孟买的贫民窟，人人都是钉子户。只要强制拆迁，就会引起居民的示威乃至骚乱，政治家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也不敢得罪这些住在贫民窟的人。所以，在印度的拆迁成本非常巨大，是政府无法负担的。

　　印度的公路网号称世界上长度排名第二，但是绝大部分路况极差。高速公路只占2%，其中能双向通车的，只占高速路网的12%。137印度的铁路里程非常长，但大多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建成的。印度独立之后建成的铁路凤毛麟角，现在印度的铁路里程比1947年才增加了1万多公里。因此印度的铁路运输直到现在还非常落后。车顶上坐满人、车两边“挂人”的现象在印度还时常可以见到。印度铁路建设铁路的效率也非常低下，例如，迟迟难以建成一条通往克什米尔地区的铁路，已经成为印度在基础设施方面与邻国中国存在差距的一个标志。印度早在二十年前就计划修建一条通往克什米尔地区的铁路，但直到最近才刚刚铺设了三分之一，尽管铁路全长仅为345公里，远远低于长达1142公里的中国青藏铁路。

　　印度政府不缺乏伟大的梦想，决策能力也尚可，最缺乏的是执行能力。执行能力差导致了印度政府效率低下。美国学者李侃如在谈到印度的“制度成本”时说：“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paper plan’，从来没有变成‘real plan’。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 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2010年发表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印度是亚洲地区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最差的国家。

　　印度的中央政府难以控制地方主义势力。80年代以来，印度各地都掀起了强烈的反对中央运动，向联邦政府提出了“放权”问题，争取地方自治。9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这些都阻碍了中央政府经济改革的实施，减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印度来说，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民主制度导致了印度在现代化过程中很难建立起适应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基础设施，政府效率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的现代化的发展，中央政府难以控制地方主义势力也使得经济发展方针的贯彻执行步履维艰。

　　二、印度民主与现代化形成悖论的原因

　　健全的民主制度本应促进现代化的加速进行，印度的民主和现代化为什么会成为一对悖论呢?

　　(一)印度特殊的国情导致印度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低度民主，这种特殊国情就是政治的宗教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统一的、世俗主义的民族国家之上的，但印度的民主制是建立在一个分裂的，受到教派主义严重影响的国家之上。印度虽然从独立之初就确定了世俗主义的目标，尼赫鲁在195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独立以来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以公正的手段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在宗教的故乡建立一个世俗国家。但是，长时间以来，政治宗教化愈演愈烈。印度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教分离的程度。西方的政教分离实践最早源于《圣经》中的思想。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等语句，人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圣经》中政教分离的基因。至少是从启蒙运动以后，基督教信徒基本上是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政治的王国关照着现实生活;精神的王国关怀着灵魂生活和内心信仰。印度的宗教徒，完全不可能理解这种两个王国的对话。印度实际上长期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传统的交叉口上，这就是印度传统和欧洲传统。处于这个交叉口上的印度既无法走教派主义的老路，也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只能维持一种受教派主义严重影响的民主制。长期以来，印度的政治宗教化现象十分严重。以政党制度为例，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党之间没有严重的矛盾冲突，只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轮流执政，而印度的政党深受宗教的影响，不同政党之间有难以弥合的冲突。19世纪以来，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等都为本教利益建立了各种政党和组织。例如，代表印度教教派利益的印度人民党，代表伊斯兰教徒利益的印度联邦穆斯林联盟，主张政教合一、保护锡克教徒利益的阿卡利党等等。

　　(二)印度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最伟大的神是大自然，并对其心存敬畏和感激。“吠檀多”是印度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吠檀多”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梵我一如”，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没有尊卑之分、高低之别，他们都是“梵”的一部分。为此，印度人大多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平等的，他们之间不是对抗性的，而是互相依存。尊重爱护动物和植物是印度人心中崇高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非暴力生态保护运动“抱树运动”。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政府在查谟利地区修路，伐木公司和政府签订合同，开始砍伐森林。“抱树运动”的发起者是一名年近50、目不识丁的妇女Gaura Devi。1972年，她联合村里的妇女，开始护树。她们没有任何武器，面对身体强壮的伐木工人，唯一的办法是用双手抱住树。她们被伐木工人羞辱殴打，但绝不松手。后来，抱树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阶层、媒体都加入进来。抱树运动从1970年代一直进行到1980年代。最后，英迪拉·甘地总理发布了15年绿色禁令，禁止砍伐喜马拉雅山的森林。印度人的宗教观念虽然使印度经济得到了可持续发展，但这种宗教观点发展到极致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是一个与自然环境不断互动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破坏自然、向自然索取的现象，重要的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也不能极度敬畏自然。

　　三、解决途径

　　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其间的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谬尔·P·亨廷顿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强大政府论，颠覆了现代化理论关于民主与现代化的观点，对于那些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后发国家来说，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国家要建立起强大政府。在亨廷顿看来，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不稳定，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只有这样，政府就能有效地实施国力资源的开发，社会财富的分配，和权力象征的表达等主要功能。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政治家和学者们应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什么民主化、大众参与、普及教育等，而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建立起政治秩序。

　　(二)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更趋向于稳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现代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障碍。贫富之间、现代的社会精英与传统的人民大众之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当今致力于现代化的哪些“旧社会”遭受的共同命运。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政治体制同时面临着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离和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的需求。而最适合于同时实现这三方面目标的制度是一党制。[9]

　　(三)他更进一步认为，在较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要将权力集中于全国性的政治机构，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原因在于，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内权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相关联：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以及其它权力中心必须摧毁。现代化不仅要将权力从地方的、贵族的和宗教的集团手中转到世俗的中央国家机构中，而且需要将权威集中到国家机构中的某一个人手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即一党制的领导，强大政府的推动，权力集中于坚决进行现代化的领袖。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文化上来看，印度都是一个趋向于分离主义的国家，因此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对印度克服民主制度对现代化的限制作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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