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职称论文简述城市扩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本文以2005年到2009年5年重庆市人口变化、主城区城镇面积变化等相关数据作为基础，力求从对主城9区人口集中指数、人口基尼指数、人口分布广狭度等指标的分析中，探寻揭示重庆市主城区近几年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推动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城市规划职称论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重庆,城市化,影响因素,动力机制

　　1.重庆市主城九区2005-2009年人口分布集散及均衡变化

　　近五年来重庆市主城区人口总量一直呈增长状态，人口总量从2005年的645.51万人增长至2009年694.49万人，增加人数达48.98万人。但是从人口年增长率来看， 2005～2009年呈逐年降低状态。

　　虽然从2005到2009年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但人口总量仍然持续上升，其主要原因是我市人口基数较大。近五年来重庆主城9区非农人口总量一直呈增长状态，总量从2005年的556.19万人增长至2009年618.95万人，增加人数达62.76万人。从非农人口年增长率来看，同样呈下降趋势，2006～2008年增速较05年相比有所减缓，但基本维持一个平稳的水平，到了09年，则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趋势。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在2005-2009年间：

　　(1)重庆市主城九区人口分布集中指数在不断减少，从2005-2009年减少了0.0098，而广狭度则逐年降低，5年中减少57.73 m2/人。这反映出重庆市主城区人口空间结构相对于土地面积的不均衡程度有减缓的趋势。

　　(2)基尼系数在这5年中逐年增高，其中06—08年增幅较大，说明重庆市主城九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的趋势在扩大。

　　(3)在2005年，人口集中指数达到0.3707，说明主城九区人口区域分布较集中;2009年基尼指数的值为0.00171，达到近五年来的最高点，说明人口分布在2009年相对其它年份而言更不均衡。这可能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设立有一定联系。

　　上述结果表明重庆市主城九区人口不均匀分布趋势有所减缓，集中化程度降低，人口空间分布不稳定性、不均衡性逐年加大。自然条件仅决定了人口分布的宏观格局，人口空间分布同时还受到社会、经济、技术及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人口分布应和自然环境及经济发展的承担能力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力水平的承担能力高低将导致人口分布的地区不均衡。

　　2.影响重庆市五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几年来我市非农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比较高，但是由于农业人口自身基数较大，且由于历史原因占我市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是影响重庆市城市化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

　　(二)城镇用地供给不足产生的负面影响。我国在建国后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倡议。重庆市在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为配合国家的生产资料宏观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新建了一批卫星城镇，老的城区也相应地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重庆多山的地理条件，以及老城区面积扩展难度大等问题在总体上是抑制了重庆市的城市化发展。

　　(三)相关优惠政策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原因会引起人口的流动，比如政府的政策制度、法律、经济发达情况、个人发展的意愿和家庭因素等等。Michael.C.Seeborg，ZhenhuJin，Yiping Zhu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新产生的巨大城乡迁移流动人口，正在改变城市劳动力结构”[[1]]。

　　(四)西部大开发倡议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倡议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重庆市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针对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赵永典和李未无认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而西部发展变慢”[[2]]是近年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3.促进重庆市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一)可持续城市化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从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化的过程不应该仅仅是城市中居住人口数量的增长过程，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城乡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人力资本对城市化的持续提升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教育投资本身就能对城市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其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这又会促进城市化的质量和速度。

　　(二)可持续城市化的科技促进机制。先进的农业种植灌溉技术，便捷的交通运输及保鲜技术和发达的通讯技术对城市化起着直接促进作用。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使用，能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减少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效率，同样，便捷的运输和保鲜技术使城市和城市、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距离在缩短，新鲜的农产品、水产品和乳制品能够通过便捷的物流快速地运输到目的地。随着城市地铁交通和轻轨交通的发展，在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仍然使不同的区域保持着方便快捷的联系，直接推动了城市化发展。

　　(三)可持续城市化的制度激励机制。工业化虽然是推动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但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发展倡议的改变以及政策的导向作用对城市化的进程同样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叶裕民在探讨了制度安排与城市化的理论模型后认为：“直接作用于城市化的制度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和市镇设置的法律制度;间接作用于城市化的具体制度通过工业化来影响城市化，有：民间资本的积累机制、企业制度、投融资制度和财政税度”[[3]]。

　　总而言之，城市化的过程，不但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和转变的历史进程，更是城市自身在不断发展、更替的过程中，通过其经济、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交往和升华。而影响城市化的因素很多，怎样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地发展，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历经沧桑的城市文明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传承历史文化和城市文明，是可持续城市化的核心要义。

　　参考文献：

　　[[1]]Michael.C.Seeborg，ZhenhuJin，Yiping Zhu.The new rural-urban labor mobility in China：Causes and implications.Joumal of Socio—Economics 2000(29)：39-56.

　　[[2]]赵永典，李未无.从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分析西部大开发绩效.开发研究，2004(1)：14-16.

　　[[3]]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