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摘要: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这一过程涉及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形成,涉及龙从兽形到人形、祈雨形式从巫术到祭祀的变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及其信仰的普及,宋代统治者出于集权目的的封赐促成了这一变化;第三个节点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涉及四海龙王对传统四海神的取代,这一时期龙王地位的上升、佛教影响的扩大都起到了助推作用。

　　关键词:龙;龙王;海神;民间信仰

　　引言

　　龙王是民间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神祇,其职能主要与水有关,掌控降雨(包括与降雨有关的各种气象,如风、雷等)和管理各种水域(江、河、湖、海、井等)。龙王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已经发生的龙崇拜。龙崇拜诞生后主要走向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龙的形象被皇权采用,并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①;另一方面龙在民间被赋予人格化特征成为龙王,主管江河湖海、风雨雷电等。20世纪初,学界已开始对龙崇拜进行研究,阎云翔指出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大主题:龙的本源、龙的形象和龙的民俗,第一种研究成果最多,争论也最多。②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对龙王信仰与龙崇拜有了更清晰的区分,由此出现一系列关于龙王信仰起源与流变的研究,接续了此前关于“龙的本源”问题的讨论。季羡林较早提出龙王纯粹是印度输入之物,为龙王信仰史的研究奠定了基调,此后的研究大都围绕着中国龙和印度龙王的关系进行讨论。③多数学者认同佛教之于中国龙王信仰的重要影响,同时也考虑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文化因素的吸收和改造作用。基于这种观点,学者们对龙王信仰史上的一些重要节点进行了文献考证,如龙王名称的传入、龙王形象的转变、龙王功能的来源、以龙祈雨仪式的变化、龙王庙的出现等。④

　　还有一类研究将龙王信仰放在海神信仰史中加以勾勒,关注了四海神与四海龙王的接替关系。①以上研究虽然覆盖了龙王信仰史的各个阶段,但一方面因学者所见材料不同,考证结果有差异,尚需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研究多囿于特定视角,缺乏对龙王信仰发生、发展、定型的完整历史线索梳理。相对来说,王荣国是从宏观角度较完整呈现中国龙王信仰史的一位学者,他考虑到的影响因素也更加周全,如对佛教、道教、统治者册封等因素都有提及,对本文多有启迪,惜失之简略,缺乏清晰的阶段划分,在细节上也有模糊不准确的地方,如“那伽”引入祈雨功能、四海龙王衰落于元代的观点均似有误。②

　　总而言之,目前学界讨论最集中的问题即龙王信仰的起源,其他研究多关注龙王信仰史的某一重要时段、影响其发展的某一重要因素或其某个构成部分的历史,关于龙王信仰的整体历史线索仍模糊不清。本文旨在重新梳理龙王信仰发展史,完整呈现龙王信仰从诞生到定型期间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及不同阶段的信仰状况,其中包括龙神信仰的形成、“龙王”称号的采用和龙王信仰的普及、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三大阶段,并试图厘清若干因线索不清而易混淆的概念,如龙、龙神、龙王等。

　　一、龙神信仰的形成

　　龙的人格化被很多学者视为龙王信仰形成的最关键一步,如苑利指出佛经带来的拟人化龙王引发了中国人观念的巨大变革,龙由此从一种类似蟒蛇的动物变成人形。③其实龙由兽形向人形转变的同时,还伴随了巫术祈雨向祭祀祈雨的转变,这两点是龙崇拜与龙王信仰最核心的区别,可作为衡量龙王信仰基本形态———即龙神信仰形成的标准。两大核心要素的转变过程大约始于晋代,完成于唐代。汉及以前的龙崇拜观念以龙为可被巫术操控的神兽。王充《论衡》的《龙虚篇》驳斥了“天取龙”的流行观念,反映了当时将龙作为天上之神物的普遍观念:盛夏之时,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室屋,俗谓天取龙。谓龙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也,雷电击折树木,发坏屋室,则龙见于外,龙见,雷取以升天。

　　世无愚智贤不肖,皆谓之然。④还有《乱龙篇》驳斥了“土龙致雨”的“以类相从”观念,反映当时有通过作土龙求雨的做法: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⑤晋代关于龙的观念发生转折性变化,一方面龙的形象人格化,开始出现龙可幻化为人的口传记录。据笔者所见,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干宝《搜神记》,其中收录了龙幻化为老翁和童子的两个故事: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

　　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⑥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①另一方面,向龙祈雨的地点,由临时“设土龙”变成在龙的固定居所———“龙洞”“龙穴”“渊”等处进行,如:湘穴中有黑土,岁大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②丹水又径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每旱,村人以芮草投渊上流,鱼则多死。龙怒,当时大雨。③甚至出现了专为龙修建祭祀场所的记录,如:武昌虬山有龙穴,居人每见神虬飞翔出入。岁旱祷之,即雨。后人筑塘其下,曰虬塘。

　　④河水又东径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⑤从龙的人格化和祈雨场所的固定化可见龙的地位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提升,但是第一,投芮草和淹龙穴的方式仍然带有巫术祈雨的痕迹;第二,“神龙”“神虬”的称呼显示出龙更多以兽形显现,上文虽然举出了龙幻化为人的例子,但在各类文献中兽形龙的记载远多于人形龙;第三,人们只是在干旱的时候去求雨,心愿达成后加以祭谢,并无定期祭祀活动的记载。

　　显然,此时的龙崇拜虽已发生重要变化,但尚不完全符合形成龙王信仰基本形态的两个标准。唐代,情况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定时祭祀取代了巫术操控,这在官方和民间材料中均有体现。《唐会要》载: 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龙见于兴庆池,因祀而见也,敕太常卿韦縚草祭仪。二十三年五月一日,宗子请率月俸,于兴庆宫建龙池圣德颂。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元和十二年四月,上以自春以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雩祀,遂幸兴庆宫堂祈雨。⑥从中可见,官方不仅多次祭祀和修建龙坛、龙池、祠堂等,还将“仲春”设置为固定的祭祀日期。

　　《通典》“兴庆宫祭五龙坛”一篇,详细记录了仲春之时祭五龙的整个过程。⑦这一时期民间龙神信仰的情况可从唐诗描写的祈雨场景中一窥其貌,李约《观祈雨》⑧、刘禹锡《和河南裴尹侍郎宿斋天平寺诣九龙祠祈雨二十韵》⑨、白居易《黑龙潭》都是描写天旱祈雨的诗歌。其中白居易的描写最为详细: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潭上架屋官立祠,龙不能神人神之。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

　　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肉堆潭岸石,酒泼庙前草。不知龙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长醉饱。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杀豚将喂狐。狐假龙神食豚尽,九重泉底龙知无。10此诗还原了唐代民间祈雨的许多细节,从猪肉、清酒、纸钱、香火的使用来看,当时民间祭祀龙神祈雨的方式已与当下龙王信仰的祭祀方式几乎无异。另一方面,从人们对龙的称呼来看,“龙神”“龙君”这样更具人格化含义、含更多敬意的称呼在唐代文献中更加频繁地出现①,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唐传奇《柳毅传》塑造了鲜活的洞庭龙君形象。

　　另外,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可能是文献记载中最早为龙神赐号封王的一位君主:钱塘重地,会稽名邦,垂古今不朽之基,系生聚无疆之福,有兹旧迹,特创新规,岂曰神谋,实因心匠。盖水府受天之职,庇民之功,岁时罔阙于牲牢,祈祷必观于肸蠁,得一方之义化,致两境之安康。钱镠普扇仁风,久施异政,至诚所切,遂致感通。

　　其钱塘湖龙王庙宜赐号广润龙王,镜湖龙王庙宜赐号赞禹龙王。牒至准敕旨。②但这次册封似乎影响不大,龙王名称在这一时期仍只是多见于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中。从以上梳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龙在民间信仰中主要以雨神身份出现,其人格化始于晋代,其后经历了祈雨地点固定化、祈雨方式由巫术操控到祭祀的转变,以及名称由“神龙”“神虬”到“龙神”“龙君”甚至“龙王”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到唐朝基本完成,可以说龙王信仰的基本形态已经形成。

　　关于龙神信仰的形成不能忽视佛教对其产生的影响。佛教龙王故事的传入早于中国本土龙的人格化,季羡林已经指出这点③,张培锋也具体考证出最早带来龙王故事的是西晋时期的《海龙王经》④,而且在后来的汉译佛经中龙王故事频现。这些材料证明了佛教影响本土龙神信仰形成的可能性极大,更有力的证据是佛僧降龙为百姓祈雨的故事,如:《前秦录》曰:“沙公,西域沙门也。有秘术,每旱,苻坚常使咒龙,龙便下钵中,天辄大雨。”⑤

　　《浮图澄别传》云:“石虎时,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有二白龙降于祠下,于是雨溢数千里。”⑥因此当时的龙神信仰与佛教存在融合现象,不能说是完全分立的发展,只是并非直接挪用佛教龙王名称及其故事,而是化用其中的人格化特征,丰富和拓展本土龙形象,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本土文化心理的龙神。

　　二、“龙王”称号的采用和龙王信仰的普及

　　佛教“龙王”与民间“龙王”名称一致,使许多学者误认为后起的民间龙王信仰直接借用了佛经中的“龙王”名称。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断言:“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⑧这可能是误导后世学者的源头。实际上“龙王”名称真正获得民间社会的普遍认同始于宋代皇帝封赐龙神之举,此举最大的意义是促成了地方性神明“龙神”向全国性神明“龙王”的转变,是其地位的本质性变化,可以说是地域性信仰向跨地域信仰的转变。这是继唐代龙神信仰形成后,龙王信仰史上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

　　从上一部分的梳理可知“龙神”“龙君”是宋代以前最常见的称呼。“龙王”名称首现于西晋时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不久后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也出现了“五方龙王”“四海龙王”以及各种不同名号的龙王,但此后很长时间内“龙王”名称都未在官方和民间信仰中获得认同。直至宋代,朝廷开始大力鼓励地方官为民间神明申请封赐,制定了明确的封赐流程和标准:神宗熙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应天下祠庙祈祷灵验,未有爵号者,并以名闻,当议特加礼命。内虽有爵号,而褒崇未称者,亦以具闻。”元丰六年闰六月十七日,太常寺言:“博士王古乞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

　　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凡古所言,皆当于理。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从之。①封赐民间神明的信仰管理策略虽在宋之前已出现,但这类现象在宋代猛增,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龙神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在这一封赐潮流中大受裨益,《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宋代五龙神如何逐步获封王爵:京城东春明坊五龙祠,太祖建隆三年自玄武门徙于此。国朝缘唐祭五龙之制,春秋常行其祀,用中祀礼。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诏修饰神帐。哲宗元祐四年七月赐额。先是熙宁十年八月,信州有五龙庙,祷雨有应,赐额曰“会应”,自是五龙庙皆以此名额云。徽宗大观二年十月,诏天下五龙神皆封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②

　　五龙神封王后,各地方龙王庙的封赐记录也频现,如宋代吴自牧《梦粱录》的“山川神”部分记录了多处龙王庙的封号、赐额: 王封助灵佑顺侯,英显于通应公庙,即庙子头杨村龙王庙是也。平波祠,赐额善顺庙。钱塘顺济龙王,赐额昭应庙,并在白塔岭之原。孚应庙,在磨刀坑。广顺庙,在龙山。惠顺庙,在江塘。顺济龙王庙,在汤村顺济宫。三侯加王爵美号,曰广泽灵应,曰顺泽昭应,曰敷泽加应。自平济至顺济十庙,俱司江涛神也。嘉泽庙,在钱塘门外二里,钱武肃曾封王爵,今改封曰渊灵普济侯。水仙王庙,在西湖第三桥。

　　会灵庙,在卧柳洲。五龙王庙,在涌金门外上船亭。龙井惠济庙,在风篁岭,美号王爵曰嘉应广济孚惠王。南高峰龙王祠,在荣国寺后盘盂潭,累封曰孚应昭顺侯。玉泉龙王祠,在青芝坞净空寺内,其神加封美号,曰嘉应溥泽公。③从这两则赐封材料来看,在宋徽宗下诏封王之前龙王被称作“龙神”,龙神获封的爵号有“王”“公”“侯”不同等级,而“龙王”是其中最高等级的爵号。随着各地龙神不断获封,“龙王”开始在有关民间信仰的记载中经常出现,成为龙神的新称。

　　以宋代石刻《龙王灵感记》为例,该文记录了仁化锦石岩龙王响应邑宰蒋公祈祷的事迹,全篇以“龙王”称之却未提封赐之事,获封是地方信仰具有合法性的最有力证据,碑记通常会加以记录,无记录则可能因为未曾获封,“龙王”只是作为当时对这一神明的通称被使用。此文还刻意对“龙王”之称做了解释:得非所谓龙王者,云藏于缶,雨贮于襟,呼吸之间,感召不爽,命之曰龙王,信不诬矣。④

　　以最高爵号为新称既是惯习所致,也是为了强调龙王信仰的高地位及合法性作出的刻意选择。由此可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龙王”并非来自佛教,而是来自皇帝给予的封号,“龙王”之“王”的性质如同“天后”之“后”、“关帝”之“帝”。这也是“龙王”称号迟迟未被民间信仰采用的重要原因,封建王朝时期,神明都在天子的管束之下,通常在皇帝册封的情况下,神明才有资格使用爵位称号。

　　宋代封王之举在龙王信仰发展史上带来的变化有两个,除了“龙王”取代“龙神”成为至今仍被使用的通称外,朝廷赐予的爵号还极大提高了原本民间龙神的地位,使其以龙王的身份得到更多重视和更加普遍的崇信。具体来看,龙王信仰的崛起主要是地方信仰力量与统治者合力推动的结果。宋代统治者要求神明必须有灵应才能封赐,且封赐程序始于地方官的主动奏报,所以当地信仰者与王朝统治者都在其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

　　但龙王的地方性特点很强,通常与特定的水域联系在一起,一口井、一汪泉、一条河都会有自己的龙王,龙王主要是管控其领地的降雨和水域,不会随附远赴异地他乡的人们,所以龙王在宋代的崛起可能与传播的关系不大,更可能是龙王作为自然神原本就在各地已经拥有了固定的信众,借助朝廷封赐获得了更加显耀的地位和更多关注,这同时推动了各地龙王庙的进一步兴建(非一地向另一地的传播,各地的龙王常常不是同一位,使龙王信仰呈现出全国普及的态势。

　　三、海龙王与四海神的合体

　　海龙王信仰是龙王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与四海神存在相互纠缠的关系,其历史梳理需要回溯到四海神信仰的源头。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四海神观念,并且历代帝王都重视祀海,赋予了四海神非常稳固的地位,因此最初龙神(龙王的早期称呼)和四海神的领域界限分明,龙神主要在陆地水域中,而四海神则称霸海域。虽然如此,但二者均与水关系密切,具备合体基础。唐代海龙王的身影开始在不同文献中出现,在与四海神信仰保持了一段各自独立的发展历史后,到宋代有资料明确显示,四海神的名称之下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海洋水体神形象,而被替换成了四海龙王,仿佛是经历了一场悄无声息的竞争,自此海龙王进入沿海的海神庙中接受人们奉祀,并且成为四海神之真身,至今仍在北方海域兴盛不衰,这也是龙王信仰定型的最后一步。

　　四、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条非常清晰的龙王信仰生成线索,从发生到定型,龙王信仰共经历了三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龙神信仰的出现,涉及两个核心因素的变化:龙的形象从兽形变成人形,向龙祈雨的方式由巫术操纵变成固定场所的祭祀。这次变化主要应归功于佛教引入了龙王的人格化特征,激发了中国龙的重塑。第二个节点是“龙王”名称的采用,标志着龙王信仰从地域性向跨地域性的转变。这次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统治者为加强集权统治而采用的民间信仰管理策略。第三个节点即龙王信仰的最后定型,其标志是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此前中国本土龙王的领域只在陆地范围,主要和农耕生活关联在一起,海龙王势力壮大后,悄无声息地取代了原来的四海神,开始在海域发生作用。龙王地位的提高和佛教影响的扩大是这次变化最主要的助推力。至此中国民间龙王信仰的所有形态都已形成,之后主要在农业和渔业两大基础产业中发挥作用。

　　本文在梳理龙王信仰生成线索的过程中也考释了之前因线索不清而产生的细节问题,有些学者在引用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时常常出现混用龙与龙王、四海神与四海龙王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未能辨析这些相似形象的存在时段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本文的梳理考证,龙、龙神、龙王、海神、海龙王各有所指,扮演着不同时期的主角,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复杂的纠缠关系,须谨慎区分、细加辨析。

　　作者：乔英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