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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文

浅析康有为的大同思想

时间:2020年06月19日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生活艰难困苦。面对世间的种种苦难,康有为给人类谋划出了一条走向美好生活的路,即其大同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同书》中。该书综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

  摘要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生活艰难困苦。面对世间的种种苦难,康有为给人类谋划出了一条走向美好生活的路,即其大同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同书》中。该书综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融合儒家的仁学和佛教的慈悲观念,结合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初步了解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包括点滴马克思主义内容,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构成了一个充满东方文化色彩和世界意识的大同思想体系。康有为的大同构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公政府”。二是消除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三是废除私有制,建立绝对公有制的世界。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不为生计发愁。在当今社会,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康有为大同思想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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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形成

  (一)时代背景——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

  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在它生命即将终结时,也曾尝试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拯救最后的自己,从而掀起了一系列社会改良运动。经济上,1861年的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但是,当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一次次的侵略时,所做的只能是签署更多的丧权辱国条约,更多的割地赔款,使原本就虚弱不堪的它又一次受到冲击。

  政治上,无数仁人志士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开展百日维新运动,却以戊戌政变的失败告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康有为放弃,随后他便又重新寻找另一条救亡图存之路。思想上,伴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许多自然文化科学技术等思想一拥而入,极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制度和思想文化,新的思想文化在中国快速传播。由于传统儒家思想在近代的无力表现,康有为也注重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

  (二)理论来源

  自鸦片战争始,清朝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在此大的时代背景下,浅析康有为大同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和《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康有为成长在一个“世以理学传家”(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在“圣贤正道”的严格教诲下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忧国忧民。儒家传统文化对其大同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本思想,他坚持以民为本,批判压迫和剥削最底层劳动人民的封建专制制度。二是《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为他构建人人平等、美好幸福的大同世界提供了基础。

  2.佛学思想——去苦求乐康有为对佛学也充满着较大的兴趣,曾“潜心佛典”,特别推崇佛教慈悲、平等的观点。佛家“四圣谛说”中的“苦谛”是《大同书》中“去苦求乐”的最早来源,《大同书》的开篇甲部给我们呈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多达38种,这正体现了佛教思想对康有为的影响。

  3.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生活在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近代人,青年时期的康有为就开始接触西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平等自由的思想深深地震撼了康有为,于是他“将西方先进资产阶级思想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相结合,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人的美好世界。”二十世纪初期,他开始接触到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适合中国的“大同世界”。

  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主要内容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主要体现于他的《大同书》里。全书共十部,以《入世界观众苦》为开篇,提出“人皆有不忍之心”,以此他提出世界上有很多苦难,比如,人生之苦、天灾之苦等,而如何消除这些苦难便是《大同书》的重点。他认为这些苦难的根源在于九“界”的限制,只有人们突破九“界”的限制,才能到达美丽世界。九“界”导致国家战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家庭内部成员间地位的巨大差异,各行业的私有制导致压迫剥削、不平等以及社会的不安动荡,总之,私有制就是九“界”产生的根源。

  那么,康有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第一,消除国家,建立“公政府”。第二,消除阶级、种族、性别的不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第三,取消家庭和产业,废除私有制,建立绝对公有制的世界。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们不为生计发愁。第五,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尊重爱护自然。第六,去除苦难,到达极乐世界。

  (一)“大同”社会的经济

  1.物质文明的高度完善——“人生之所赖”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句话抛开了传统道德外衣,充分体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大同书》为人们去苦求乐提供了依据与合理性,有效的抨击了千百年来的禁欲主义。康有为认为,既然去除苦痛追求快乐是人类的天性使然,那么世界就应按照人的“本性”来建造:人们在物质(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教育、娱乐)上都是“尽善尽美”,大同之世“人无所思,安乐既极,惟思长生”。

  由此可见,康有为理想的大同社会生活基础,就是“农出之,工作之,商运之,资生之学日精,则实业之依倍切。”康有为这种对“大同社会”的构想和期望,“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强调大同世界建筑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无疑是进步和正确的。”康有为进一步提出了“大同”社会的基本条件。他认为“大同”社会的基础是劳动和财产的社会公有制。《大同书》中体现了工人劳动者崇高的社会地位“:故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太平之世,无所苦,为工者乐而已矣。”康有为还提出,在“大同”社会中,没有阶级和压迫,“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2.社会经济基础的公有化——“去产界公生业”

  (1)私有制的弊端。

  在《大同书》中可将私有制的弊端归结为三点:一是加大贫富差距,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动荡。二是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生产的重复和浪费。三是败坏社会风俗、道德观念。

  (2)去产界公生业。

  去产界公生业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即公农、公工、公商,三者的共同点“公”即生产资料的公有,禁止私人买卖。公农措施:将全国的土地都归为公有,人们不再私有土地,同时也禁止私人买卖。政府设立农部总管天下的农田,各地方政府则设立农曹分管各地区的农田。数十里之内设立农局,数里之内设立农分局,每个机构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所运行。公工措施:生产资料公有,由公政府和度政府负责工业发展的工部和工曹来统筹管理、安排、调度。

  工部要考察工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条件、考察人们的消费需求,然后进行有计划地生产和销售。公商措施:全球的商业都由公政府的商部管理,商部主要职能是根据各地的人口数、贫富差距、农场工厂数量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分配。在康有为所设计的美好经济体制中,有一点与传统的“大同”思想中平均观念不同的是,他保留了工资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防止绝对平均造成的懒惰以及社会退化。可见该经济体制的设计还是充分考虑到调动人的主观积极性的,体现了务实的精神,试图通过一个公正合理的机制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大同”社会的政治

  1.对民主的向往和“去国界合大地”的主张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者,但是,他却在“大同”社会的政治设想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彻底的民主世界”。首先,康有为明确提出:“大同”社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管理经济文化的机关。所以,在大同社会,尽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很齐全,但却没有军队,没有刑罚。他说道“有欲为帝王君长者,则反叛平等之理,皆以大逆不道第一恶罪。”由此可见,康有为所强调的是反对独裁专制,反对一切破坏民主的行为。所以,“禁独尊”成为四“大禁”之一。

  在《大同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人民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康有为对民主平等的执着追求,表现出其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满。此外,主张“去国界合大地”也是“大同”社会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大同书》中有一部《去国界合大地》是专门论证这一问题的,在书中康有为主要是以国家的产生导致无数的战祸为由主张废除国家。他认为国家是战争的根源、侵略的工具,因此,否定国家的存在。其实这一主张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有一定关系的,当时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处于被列强侵略瓜分的境地。这一主张也反映出身为资产阶级的康有为对帝国主义列强以战争的手段瓜分中国的反对。

  2“.去乱界治太平”——公政府体制

  康有为的公政府主张主要体现在《大同书》中的《去乱界治太平》一部中。公政府体制是由以公民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政府共同构成,地方自治政府极大的体现了基层的自我管理,地方自治政府以地球经纬的“度”为界,每个度再设立一个度政府。全地大同公政府和各度政府共同组成“大同”社会的政府。公政府总共由二十四个部组成,分别是民、农、牧、渔、矿等部和会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公报院。各度政府与公政府的部门基本一一对应,共十八个曹。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公政府的上议院由各个度所选出的代表组成,下议院则只设书记,“合全度各地只人众议之”。各度政府的上议院由仁智之人组成,下议院也同样由境内人民合议。由此可看出,“大同”社会对民主的遵循以及对人才的珍视。

  (三)“天下为公之良法”

  1.“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主张男女平等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描述了一个不仅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也建立在自由平等的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大同’世界的社会结构被康氏规划为一个消灭阶级、废除家庭、没有任何天然或人为束缚的绝对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志愿结合。”康有为认为坚持男女平等原则是顺利进行公农、公工、公商的最基本的依据,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在《大同书》中被归结为“九界”,而解除九界、到达大同社会的根本就在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全世界人欲至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给予了猛烈地抨击。《去形界保独立》一部就是专门针对男女不平等问题而写,在这一部中康有为详细的叙述了封建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受尽压迫的悲惨处境,他认为男女不平等违背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对认为女子不如男子的言论给予了强烈批判。在提倡“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社会,康有为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显得弥足珍贵。

  2.“去家界为天民”——公养、公教、公恤

  由于康有为主张公有制和废除家庭,他为“大同”社会的公民设计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他提倡“人皆天所生也,故人人皆直隶于天。而独立政府者,人人所共设也。公立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公养制度方面,设立人本院、育婴院、怀幼院三院以照顾孕妇、抚育婴儿。其次,在公教制度方面,设立蒙学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教育六岁至二十四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最后,在公恤制度方面,救死扶伤有医疾院,照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养老院,保障贫苦无依者的合理权益有恤贫院,至于处理死者事务则设化人院。

  三、康有为大同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大同书》的理论价值依然需要我们的关注:第一,主张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康有为的“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明确说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之权是去“九界”进入“太平之世”的起点。在《大同书》中,他为提高妇女地位提出了很多措施,为促进妇女解放提供了借鉴内容。主要的有:赋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康有为认为几千年来妇女深受压迫的根源之一,是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在激烈竞争的近代,知识更是进步的阶梯,更是妇女争取独立解放的利器。力主形体解放——康有为极其厌恶对妇女身体健康摧残的行为,认为这些都是取悦男子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他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严重批判了这些灭绝人性的鄙俗,认为妇女只有取得健康和健全的体魄,才能更好地进入大同社会。女子应获得参政的权利——他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论作为为女子争取参政权的理论基础,认为女子在政治上的权利就是参政权。且认为在选拔人才上,应该男女平等,公正对待。

  第二,重视发展教育。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等等,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第一,以民为本,始终把民众放在心上。康有为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民心的重要性,指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统治者应该尊民、爱民、为民。康有为也正是基于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的关切同情和身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从而构建了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人人自由而平等的大同乌托邦。这对我们今天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也很有借鉴意义,应该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我们工作的动力,一切为了人民。

  第二,崇尚和平,走和平发展之路。《大同书》中,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而进行争夺、战争、杀戮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康有为将国界作为他要去除的第一个“界”。“去国界,合大地”的主张体现了康有为对残酷战争的深刻反思,对于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具有深刻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继续秉承以和为贵、热爱和平的优秀理念,在联合国安理会勇于承担大国应有的责任,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更多人安享和平之世。

  总而言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其独特的理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相比朴素的天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而言,它是相对进步的,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社会。这充分的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对科学的期待,对平等的憧憬,这个社会主义空想中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其精华部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以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其思想的学习借鉴应该继续下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发挥它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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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昭颖崔宇

  政工师论文投稿刊物:党政干部论坛(月刊)创刊于1986年,由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主办。始终坚持以“广开党政工作思路 博采干部探索精华”为办刊宗旨,密切关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