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华民族”观的四重属性的深刻含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强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围绕“中华民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这些论述中蕴含的习近平“中华民族”观的四重属性，即政治文化性、历史必然性、现实合理性、未来可塑性。明确习近平“中华民族”观的特性，并且开拓了新的历史阶段，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先后多次前往民族地区，深入少数民族同胞中间进行调研，并从中央层面围绕民族、宗教、统战、新疆以及西藏工作的相关主题召开工作会议，围绕党的民族工作展开了一系列论述。笔者在对这些论述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其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深化了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的“中华民族”观是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客观存在的具体认识。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中蕴含着其“中华民族”观，对其特性进行考察，能为新的历史阶段，党的民族工作提供重要依据，有利于完善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一、政治文化性：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体

　　“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词，在西方语境中，它的原意更多的表现在政治属性上面，常常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构成“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中国提出仅有百年，但它所蕴含的政治属性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民族”概念，并希望将中华大地上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各个族群整合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实现民族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国家”建立。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后盾，中华民族的建设与发展为国家的政策制度体系的运转提供有力支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具有与“美利坚民族”同等的政治属性。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也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文化属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显著的特征。习近平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感召，古人就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观点。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1](P.3)西方的“民族”概念进入中国后，无论学界，还是政界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经历了一个从“全部照搬”到“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明显的是赋予了“民族”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这个词就与中国传统的“族群”“族”等词汇有了相通的意义，因此，中华大地上生活的族群也可以用“民族”一词来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认定了56个民族，主要采用了“民族”概念中历史文化层面上的涵义。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是指祖籍或目前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以中国官方民族识别工作所认定的56个民族为基础，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因此“中华民族”是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体。

　　二、历史必然性：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

　　(一)华夏族群内部融合奠定中华帝国基础

　　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当代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发现远古人类化石遗址数以万计，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数以万计。[2](P.17)这说明了中华文明发源的多元性，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人群共同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习俗上。因此，根据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差异，大致可以将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分为五大部分，即：华夏、东夷、南蛮、北狄以及西戎，其内部也是由许多具有文化差异的族群所构成的。

　　中华大地上独立存在的众多族群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开始向统一的人群共同体发展，但是这种互动与融合还主要集中在五大族群内部。中国古代纪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代，这也标志着华夏人群共同體在经过内部的互动后，逐渐演变为一个新的族群即华夏族。华夏族群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其文化也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而成为了中华大地具有代表性的族群共同体。

　　正是有了这个前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地区，随即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对中原华夏族群内部进行社会整合，使得华夏族群在不断壮大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并走向统一。与此同时，来自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群在与“四方之民”交往的过程中，各族群在相互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华夏族群凭借其礼乐制度的优越性，对于“四方之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四方之民”在这种影响下，也开始了民族共同体的整合过程。

　　(二)“五方之民”相互融合共建中华帝国

　　秦朝暴政，二世亡国，但是其开启了封建王朝整合“五方之民”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经历了从两汉时期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2000多年的历史。汉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强大，使得华夏族在与周边“四方之民”交往时，被称为汉人，汉族也逐渐成为了华夏族经过壮大和整合后的一个新的称谓，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汉族与人口较少的族群共存的民族格局。习近平指出，这种民族格局既是中国的特色也是发展优势，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同努力，开发了祖国的广袤国土、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秦汉雄风到魏晋风度，从盛唐气象到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华美篇章。[3](P.24)

　　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出现人口较少的族群融入汉族群的现象，“东汉末年，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将降伏的南匈奴分为五部之后，世代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4]这样也就逐渐融入汉族群。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华夏”中心与“四夷”边缘的互动过程中，人口较少的族群虽入主中原，但他们“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2](P.46) 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掌握政权，所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且王朝实力愈强，所包容的少数民族就愈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将自己视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正统，强调“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3](P.26)

　　在历史交往过程中，除了人口较少的族群融入汉族群外，也有汉族群融入人口较少族群现象发生。唐朝在与吐蕃交往的过程中，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被传为佳话。文成公主入藏随行众多，从长安远赴藏地，为吐蕃的发展带去了当时祖国核心区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随从到达拉萨后，逐渐融入吐蕃社会，成为了地道的吐蕃人。另外，除了汉族与人口较少的族群之间的互动外，人口较少的族群之间也相互融合。回族的形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经过自南宋末年到元亡，约150年的形成与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主要与当地的汉族，以及蒙古、维吾尔等族群融合”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族群。[4]

　　1636年，清王朝建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有人口较少族群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由于是人口较少族群主政中原，面对族群之间不断凝聚，但族群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距离的现实，清王朝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统治者将其疆域内的族群逐渐整合为“臣民”，乾隆皇帝期间，清官方编修了《五体清文鉴》，该辞书除了汉字外，还包括当时中国影响较大的人口较少族群的文字(满、蒙古、藏、维吾尔四种文字)，这些都有效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正是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整合下，人口较少的族群被以汉族为代表的祖国核心区域的经济文化所吸引，在交往过程中与汉族通婚、融合等，客观上在中华大地上造就了一个新的“混血”族群。

　　(三)中华民族自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俄于1689年缔结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条约。1793年，马噶尔尼使团访华，开始了中国由“中心—边缘”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清王朝的统治者也逐渐将处理国内族群之间的关系与处理其他国家的关系区分开来。“乾隆五十二年，山西巡抚巴延三即因奏折中称呼西藏达赖喇嘛所派使者为‘夷使’而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斥责。”[5]这一案例体现了清朝统治者理清了国内族群之间的关系与当时国际关系之间的差别。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大地的各族群在面临亡国的危机之下，加速了对于统一的中华大地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将西方的“民族”一词引入中国。他们致力于将中国客观上存在的众多族群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以期救亡图存。梁启超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民族”等一组概念，并得出结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6](P.4)的结论。中华民族成为了继华夏族、汉族之后，用来指称存在于中华大地民族共同体的称谓，中华民族其实就是民族共同体。继梁启超之后，杨度则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民。”[7](P.374)

　　1930年代，在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亡种危机的情况下，顾颉刚先生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强烈的政治内涵。同时，他还指出，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各族群更多的只具有历史文化上的意义，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的民族概念，否则就会在理论上为侵略者分裂中国提供口实。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团结奋斗，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各族群自觉的在一起融合成为具有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习近平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各民族的命运在危机面前被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的抗争使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将本民族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系为一体，才有前途和希望。[3](P.27)

　　三、现实合理性：“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实国情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针对中华大地的民族实际情况，提出“五族共和”的理念。在1919年以后，孙中山开始多次使用 “中華民族”替代了“五族共和”，但在现实操作上，孙中山主张，在同化为基础构建“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实质是一种大汉族主义。后来在共产国际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在1923年后发生了转向，转变为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5]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就开始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内涵与构成上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途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与少数民族同胞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民族问题的理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与革命经验的积累，中共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也逐渐深化，1938年8月，中共民族理论家(中宣部秘书长)杨松就撰文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整体。他认为，“中国的各个民族，就民族来说，是各个不同的民族;但就国籍来说，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共同祖国的同胞。”[8](P.807)1939年12月，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进行了论述。“我们中国……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族、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9](P.622)至此，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华民族”观也已相对成熟。

　　[1] 2 [3] 存入我的阅览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族群的具体数量和实际情况还缺乏系统的了解。一方面因为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繁重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对于了解具体的民族情况缺少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历代中央王朝与国民党的反动民族政策，对于民族的实际情况的关注度不高，没有现成资料可供参考。因此，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接到中央访问团时，指出，“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西南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

　　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发展。中共在考虑聚居地域、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了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到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基诺族，由此确立中华民族是由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组成。1988年，费孝通老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中华民族由很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根据数据结果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鉴于此，中共一方面立足中华民族“多元性”的特征，加大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力度。另一方面坚持与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注重对少数民族社会内部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政治整合，不断增加各民族之间的同质性;通过宣传教育，促进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牢固树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加快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

　　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时有两个维度，一是强调其“一体性”。指中华大地各个历史文化族群结合而成的政治民族共同体，它是与西方民族概念相对应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历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一笔重要的历史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晶。

　　另一个就是强调其“多元性”，用其来指中华大地各个族群，是各个族群的总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特征，具体表现为“分布上的交错散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与“多元性”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指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3](P.29)同时，他还形象地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比作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把各民族的关系比作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多元性要求各个民族之间要加强团结。也就是要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思想。综上，习近平指出，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加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就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13]

　　四、未来可塑性：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将近70年，由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不断加强，但是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有些差异性还被赋予了政治与法律方面的内涵，这样使得本属于历史文化范畴的民族问题，在社会政治层面得到凸显。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面对着各个族群当中存在的分裂主义势力的“挑衅”。因此，中华民族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

　　中华民族建设是指党和国家在尊重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史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借鉴与吸收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国家民族建设方面的积极因子的基础上，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必要的政策制度安排，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从而巩固中华民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中华民族建设，要尊重民族融合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人为地强制消除各个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将其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不仅不利于统一中华民族建设，反而还会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前苏联的解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国内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面对疆域范围内存在众多族群，且族群之间的同质化程度较低的情况，急切地使用国家的行政权力甚至军事手段，以俄罗斯族群为标准，将众多族群强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完全忽视了族群融合与发展的自然规律，严重地伤害了各个族群的感情，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祸根。

　　第二，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不能亦步亦趋，要在吸收西方国家国族建设的积极因子的基础上，走自己的道路。美国在构建“美利坚民族”的过程中，注重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民族意识，发挥统一的文化在民族整合中的作用，这样有效的维护了美国的社会的相对稳定与统一。但是这种稳定与统一不是一劳永逸的，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要经常性维护。随着进入美国的移民不断增多，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影响，“美利坚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正在被逐渐消解，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科学家亨廷顿也表示担忧。“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14](P.10)因此，美国的经验固然有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潜在的消极作用，积极规避，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独特的“中华民族”建设之路。

　　第三，加强中华民族建设，党和国家运用公共权力进行政策制度安排时，始终围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个主题展开。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要“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15]国家的统一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条件，没有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一句空话。同时，也要保障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

　　二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采取精准的政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16]消除各民族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异性，实现民族之间事实上的平等。

　　三是“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源。”[17]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能够有效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是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拓宽中华文化的内涵，构建涵盖中华大地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中华文化。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三个不对”的评判标准：“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3](P.257)都是不对的。五是加强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我们应当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团结旗帜，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惜眼睛、珍视生命一样维护民族团结，是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六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习近平要求全党牢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的最高利益，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共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

　　[4]徐杰舜，杨军.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战略[J].思想战线. 2017，(02).

　　[5]胡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J].民族研究. 2013，(01) .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杨度.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8]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1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

　　[12]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现历史性跨越[N].人民日报， 201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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