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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特征、影响因素和互作用机制之元综合研究

时间:2021年06月25日 分类:医学论文 次数:

摘要:[目的/意义]文章旨在探究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寻、信息加工等方面的特征,并构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产生、发展、影响效应和结果的生态机制。[方法/过程]采用理论生成元综合的方法,以Wilson信息行为模型和健康焦虑CBT模型为开端,发展

  摘要:[目的/意义]文章旨在探究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寻、信息加工等方面的特征,并构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产生、发展、影响效应和结果的生态机制。[方法/过程]采用理论生成元综合的方法,以Wilson信息行为模型和健康焦虑CBT模型为开端,发展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理论。[结果/结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经历需求产生、信息搜寻、信息加工和处理直至产生影响结果的循环过程,其注意偏见和灾难化解释等认知障碍会强化焦虑情绪,并触发以被动搜寻为代表的安全行为,造成健康焦虑情绪和信息行为之间的互循环。本研究结论为健康焦虑的实证研究提供指导作用,并为其治疗及健康信息服务的提升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健康焦虑;信息行为;元综合;作用机制;影响因素

中国全科医学

  引言健康焦虑(HealthAnxiety)通常被定义为基于感知到的健康威胁和对身体症状的误解而产生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担忧,即使个体经过正规的医疗检查并确认无恙后,仍持续恐惧自己可能患上某种严重的疾病[1]。心理学与流行病学将健康焦虑的极端形式称之为疑病症(Hypochondriasis)[2]。

  随着利用互联网平台获取医学健康信息的普遍流行,也有学者提出了“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3]的概念,代指由于在互联网上反复搜索医学信息而加剧的健康焦虑。《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显示我国近96%的公民就不同的健康问题表现担忧[4]、《2021国民健康洞察报告》调研结果表明[5],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担忧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存在的共性现象。健康焦虑不仅给患者及其周围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在医疗保健利用率方面也代价高昂[6]。探讨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将为健康信息服务链的优化和完善提供方向,提升我国健康信息服务能力和水平,助力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健康焦虑与健康信息行为之间存在互作用机制[7]。

  一方面,大量针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研究发现健康焦虑情绪促使该群体在信息搜寻强度[8-10]、搜寻策略[11-12]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健康个体的特征。健康焦虑患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作为医学信息来源[13],并高频次、大量地搜寻健康信息,同时积极采取一系列旨在防止疾病发生、减少焦虑、获得安慰等寻求确认的安全行为(ReassuranceSeeking)[10,14],如反复确认以寻求一致的答案或者面对多次线下就医以获得对健康问题更权威的解释等。

  另一方面,心理学领域中的健康焦虑认知行为(CBT)模型(CognitiveBehavioralModelofHealthAnxiety)[15]认为某些认知变量有助于发展和维持健康焦虑,自身和环境的刺激都会触发个体生理感觉的恶化,导致部分认知障碍,随后是情感、行为和身体感知更糟糕的生理后果。例如,Hirsch[16]发现70%的个体在最初搜索常见的、不影响健康的症状后,会接触到大量关于严重和罕见医学名词的解释信息,进而搜索严重疾病的信息并经历焦虑情绪增加。大量研究发现对健康信息产生的注意力(AttentionalBias)[17-18]、确认(ConfirmatoryBias)[14,19]、记忆(MemoryBias)[20-21]等认知偏差在个体健康焦虑的发展和维持中起着关键作用。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健康信息行为和健康焦虑之间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影响关系。然而现有的文献很少能系统深入地揭示和解释这种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健康焦虑群体的信息行为研究较为分散,吸引了来自多学科不同角度的关注,信息行为领域致力于研究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规律和特征,心理学则更关心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是否是健康焦虑产生的诱因,相关研究虽相对丰富但是缺少一个能系统集成各领域的成果的脉络,以清晰、全面刻画健康焦虑群体的信息行为产生、发展、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的生态机制。

  另一方面,健康焦虑个体在线健康信息搜寻与焦虑情绪之间互作用的方向性缺乏共识[20],健康焦虑可能是寻找健康信息的主要动力,信息搜寻引起的健康焦虑可能反过来导致进一步更详细的搜寻行为[22],健康焦虑个体对疾病信息的认知偏差是否存在影响仍有争议[23-25]。以上矛盾的结论表明,存在一些影响健康焦虑和信息行为两者关系的干扰因素。但现有的研究中鲜有关注干扰因素,影响了对健康焦虑群体信息行为机制的深刻认识。

  综上所述,有必要采用一种系统集成的方法对健康焦虑的信息行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提炼、归纳整合,系统揭示研究主题和相关结论并构建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互影响机制,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研究和信息服务的优化提供思路。本文具体的研究问题为:①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寻、信息加工等方面具有什么特征。②哪些干扰因素会影响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关系。③如何构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机制,体现出健康焦虑和信息行为的互影响关系。

  1数据和方法

  本文利用理论生成元综合方法对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行为进行数据提取和综合。理论生成元综合(theory-generatingmeta-synthesis)是元综合方法的一种[26],它从研究主题相关的主要定性、定量或混合方法研究中提取和分析定性的研究结论,在汇总数据并探索解释概念的基础上阐明概念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过程模型的形式呈现新的综合理论[27]。本文以Wilson模型和健康焦虑CBT模型作为理论构建的开端,生成针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更为明确的理论。

  信息行为领域中Wilson模型是一个通用的模型,其关注了“信息需求情境”“干扰因素”“信息搜寻行为”“信息加工和处理”四个要素[28],但未能反映信息行为的影响结果。为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模型,本文还参考了健康焦虑CBT模型中从生理(Physiological)、情感(Affective)、认知(Cognitive)和行为(Behavioral)角度对健康焦虑情绪形成机理及影响结果的分析观点[15],以指导元综合研究。提取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精化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各环节,分析概念间的动态关系以构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产生、发展、影响效应和结果的生态机制。

  1.1文献收集策略

  本文以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Scoups文摘数据库、Proquest硕博士论文全文库综合数据库作为主要文献来源,辅以PsycARTICLES美国心理学会心理学电子期刊、Psychology&BehavioralScienceCollection心理学及行为科学全文库补充。鉴于健康焦虑群体的特殊性,本文仅以“健康焦虑”作为检索词,并将其相关术语宽泛地设定为“cyberchondria”“healthanxiety”“illnessanxiety”“hypochondria”“healthanxious”等,以提高文献收集的全面性。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主题=((健康焦虑)OR(疑病症))获取中文文献。最后通过目标文献的引文和参考文献进行滚雪球式追踪增补文献。

  1.2文献筛选标准和质量评估

  元综合建立在严格的文献筛选基础上,本文的筛选标准如下:①文献类型仅限于中英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包括定量、定性和混合方法研究,综述、书评等不纳入研究;②若研究讨论健康焦虑人群对信息的需求、获取、加工、认知、使用、分享等行为,或根据健康焦虑程度推测行为数据的,则保留。若探讨主题为健康焦虑的成因、治疗等非信息行为内容,则排除;③合并同一作者的相似研究,如Hadjistavropoulos以其1995年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了相同标题的期刊论文,则仅纳入期刊论文。

  由于理论生成元综合的分析单元是定性的研究结论,而不是研究文献本身,定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会造成质量判断主观性的偏倚风险,且鲜有研究论文由于质量问题被排除的情况[27]。因此,本文以对定性研究结论详细的内容分析代替质量评估工具审查并评估定性的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1.3研究选择过程

  笔者从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Proquest学位论文库、Scoups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分别检索出2643篇、790篇、2199篇、158篇文献,按照1.2的筛选标准初筛得到文献38篇(WoS)、8篇(Proquest)、36篇(Scoups)、4篇(CNKI),通过PsycARTICLES、Psychology&BehavioralScienceCollection补充31篇和43篇,合并去重后共获得潜在合格文献51篇。随后,阅读51篇文献的全文,剔除非信息行为相关的研究14篇、同一作者的相似研究1篇、综述类的二手研究3篇、书评1篇。再追踪32篇文献的参考文献和引证文献,并重复上述筛选过程后增补9篇,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共41篇。

  1.4数据分析

  1.4.1数据抽取和编码

  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法对目标文献进行编码。

  一是在归纳思想的引导下,将相关研究中的观点归并到Wilson信息行为模型或健康焦虑CBT模型中的固有概念下。如:有研究提出[29]“未解决的问题加强了焦虑情绪,促使健康焦虑者需要寻找解决办法或补救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Wilson提出的信息搜寻中“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概念,故将其归入“认知需求”和“情感需求”两个编码下。

  二是遵循演绎的思想,对粗粒度概念进行细化时不预设编码标签,基于材料内涵,对各行为环节进行分析和提炼,产生新编码。例如,就“信息加工与处理”环节而言,Brown等[21]提到,“这种模式与疑病患者精心处理与健康相关的信息的假设是一致的,或许因为其有意识地反刍健康类的信息多于其他类型的信息”,可将此观点提炼为“信息反刍”。按照上述思路使用Nvivo11软件的Plus版本,对41篇目标文献的定性研究结论语句进行编码,共编码参考点457个。

  1.4.2数据综合提炼低层级编码的共性,将共同的概念梳理形成高层级的概念。例如,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在情感上产生的“焦虑增加”“焦虑维持”“焦虑减少”三类标签可归纳为“焦虑未被控制”和“焦虑得到控制”两种编码,再提炼至“信息行为结果的情感层面”标签。本文陆续形成了“信息需求情境”“干扰变量”“信息搜寻行为”“信息加工和处理”“信息行为的结果”5个概括性最强且彼此之间无概念重合的高层级概念标签。

  1.4.3理论生成元综合的理论生成过程强调了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各环节概念的细化,并分析概念间的动态关系而生成新的理论。基于数据抽取、编码和综合,本文构建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产生、发展、影响效应和结果的生态机制的理论模型,以揭示健康焦虑人群在信息需求、信息搜寻和加工处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健康焦虑者在情感、认知、行动方面的行为结果对信息需求的反馈作用,并识别“干扰变量”的具体内容和作用环节。

  1.5结果

  纳入元综合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33篇,会议论文1篇,英文博士论文7篇,以国外研究为主,国内相关研究仅3项;从发文年代来看,2000年以前6篇,2000—2009年12篇,2010—2020年23篇,该主题在近几年成为关注焦点。大部分研究以实验为主(n=23),少数使用主题分析[29-31]、内容分析[32-33]等定性方法,主要通过调查问卷(n=37)和半结构化访谈(n=9)采集数据。

  数据来源大多为在校学生(n=19)和医院临床样本(n=7),少数通过图书馆[8]、患者数据库[12]、在线信息系统[34]、人口登记册[35]抽取,样本量在18~720之间。

  2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特征

  2.1健康焦虑人群信息需求的情境

  健康焦虑人群出于其自身、工作生活中的角色,或所处环境的需要,产生了生理、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信息需求。

  2.1.1生理需求健康焦虑人群搜寻信息以预防疾病和掌握自身健康状态是生理层面的需求,样本文献对该驱动因素关注不多。不断获取健康信息来跟踪并确保个人具有健康的身体状态[36],预防现有症状的恶化[29]、防范疾病和并发症[8]是健康焦虑人群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原因。

  2.1.2认知需求认知需求是个体在情境中弥补知识不足、满足好奇心的需要[37],作为探索、理解健康相关问题的内在动力,健康焦虑人群在认知上还具有辅助就医决策[8]、获得自我认同的需求。健康焦虑群体在互联网上搜寻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等知识[11,31],检验健康信息是否是对个人症状的可信解释[22]均是为了满足个人对健康知识的渴求。Lagoe等的实证研究指出健康焦虑者通过网络信息搜寻来获得对自身识别线上健康信息能力的自信[38]。Musarezaie进一步发现,高健康焦虑者在就医前更有目的地搜寻并解读健康信息,以此判断是否有必要就医,并在就医中以自身经验向医生证明其疾病的存在和就诊的合理性[8]。

  2.1.3情感需求

  健康信息行为中的情感需求是指人们为应对威胁生命的疾病或医疗方案对个人情绪造成的影响而获取信息的需要[39],其显著地驱动着健康焦虑群体的信息行为[38,40]。

  元综合发现,强化正面情绪和缓解负面情绪是健康焦虑者的核心情感需求。前者指健康焦虑人群增进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信心的需要,例如,健康焦虑者利用各种健康信息源证明其症状不会引起重病,以寻求内心安慰(Reassurance)[36]。后者指健康焦虑人群缓解潜在健康威胁给自身带来的焦虑、紧张、痛苦的情绪,例如,健康焦虑者希望广泛的信息搜寻能降低个人罹患重病的风险性[30]以及对躯体症状和健康问题的焦虑与担忧[9]。

  2.1.4社会角色需求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如亲情、同事、朋友)所赋予的责任也会引发信息搜寻[37]。Zhang[41]的研究揭示了朋友或同事等社会角色对一般健康信息用户需求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但健康焦虑人群目前仅关注了家庭角色产生的信息搜寻需要,Singh[29]指出,一方面,健康焦虑人群担心家人患病,为确认家人的健康状况而搜寻信息;另一方面,健康焦虑人群为减少忽视家人健康问题、不帮助家人获取医疗和疾病预防的信息等未履行家庭角色责任的内疚感,也会产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2.2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搜寻行为

  2.2.1信息搜寻渠道

  健康焦虑人群主要通过网络资源、传统媒体和人际渠道搜寻健康信息。由于在线搜寻信息的阻碍较少,没有尴尬或耻辱感,花费和时间成本更低,且具有能够从与有类似病症的人的经历中获得建议的优势,多数健康焦虑人群将其作为首选方式[11]。搜寻引擎是他们获取网络健康信息的主要途径[10,42],高健康焦虑者充分利用谷歌等综合搜索引擎[34]和NHSDirect、BootsWebMD[11]等熟悉、可信、富有声誉的政府和专业医疗机构信息源展开在线搜寻[29,39]。

  Eichenberg[10]指出,健康焦虑人群广泛使用在线健康咨询服务,偏爱留言板、话题小组、论坛、博客等在线健康互动社区。传统媒体虽不如互联网普遍,但也为部分健康焦虑人群偏爱,Pugh[43]发现,与一般健康信息用户类似,一些健康焦虑人群会通过收音机、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了解一些疾病的病理特征或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健康知识。作为对网络资源和传统媒介的补充,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人群经常通过医生、家人、朋友等人际渠道[11,29]补充部分缺失的健康信息,完善已有的知识体系[38]。

  2.2.2信息搜寻内容

  由于个体搜寻动机和情境的多样性,健康焦虑人群搜寻的信息内容也各不相同,主要包含4类:一是关于治疗方案[8]、治疗药物[32]、治疗策略[34]、他人治疗经历[12]等内容的治疗类信息;二是确认自身未诊断和已诊断的急慢性症状[10],进一步理解医生做出医学诊断[38],以及疾病并发症的诊断类信息;三是疾病的科学背景[12]、潜在病因[32]等病理类信息;四是医疗保健服务[11]、日常健康[10]、营养学知识[8]等有助于提升个人健康状态的保健类信息。自我诊断、慢性症状问题、日常健康信息或健康改善等信息通常属于计划内的搜寻内容,而不熟悉的医学术语或治疗类信息通常是健康焦虑人群在搜寻计划内问题的过程中临时展开的计划外搜索[22]。

  2.2.3信息搜寻模式

  Wilson将信息搜寻行为划分为“主动搜寻”(ActiveSearch)、“被动关注”(PassiveAttention)、“被动搜寻”(PassiveSearch)和“持续搜寻”(OngoingSearch)4类[28]。元综合样本反映出健康焦虑群体主要采取主动搜寻、被动搜寻、持续搜寻三种模式,被动关注行为在该群体中没有体现。主动搜寻是健康焦虑人群首选的搜寻方式。健康焦虑人群积极主动、目的明确地寻找健康信息[8]一是为了尽快解决存有隐患的健康问题[43],二是为了安抚焦虑,减少与健康相关的恐惧[42]。

  被动搜寻行为是健康焦虑人群的显著特征。一般健康信息用户经常在个人无意识情况下通过电视、广播或社交网络被动地关注和获取健康信息,而在健康问题发生之前不会搜寻健康信息[8],但对健康焦虑人群而言,无论健康问题是否真实存在,健康焦虑人群对不确定性的难容忍性将导致他们在信息搜寻中面对每一个未曾听闻的健康相关词汇时都会对其展开强烈而持续的被动搜寻行为[44]。

  3影响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关系的干扰因素

  前文的综合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人群在认知行为、搜寻行为等方面均有不一致的结论,表明存在调节变量等干扰因素,但一些能深刻反映信息行为与健康焦虑内在关系和影响过程的中介变量未被识别。本文基于元综合结论进一步区分研究两个变量作用于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方式。

  3.1调节变量

  3.1.1人口统计变量元综合发现,性别和社会阶层两项人口统计因素会影响健康焦虑群体搜寻健康信息的强度和对健康词汇的认知偏差。具有健康焦虑情绪的女性和男性相比具有更广泛的健康信息需求和搜寻主动性[41],Brown还发现,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对健康相关词汇的灾难化解释等认知偏差更为明显,而这些个体中大部分属于健康焦虑群体[21]。

  3.1.2自我效能互联网使用的自我效能感会促进已产生健康焦虑情绪群体的线上信息搜寻行为。自我效能是主体对自身及某一行为活动完成情况的信心[59],自我效能感越强的焦虑人群对于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具有更强的偏好和主观能动性[60]。

  3.1.3压力应对方式

  迟钝型(Blunter)和监测型(Monitor)是个体在处理压力情境中的威胁信息时的两种常见应对策略[61]。迟钝型应对者将注意力从威胁信息的刺激上转移,而采取监测型策略的人群将注意力保持在压力刺激信息上。与选择监测应对模式的健康焦虑者相比,迟钝型应对者对健康相关图片的刺激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偏向[57]。

  3.1.4网络信息质量

  网络健康信息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的固有缺陷给健康焦虑人群搜寻有用的健康信息造成阻碍,促使其加强搜寻强度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凭借个人主观经验和直觉来评估健康信息可信度的甄别错误[29];网络中对同一健康问题或症状病因繁杂矛盾的解释,也使健康焦虑人群产生了更强烈的情感和认知需求[11]。

  3.2中介变量

  3.2.1医患误解(Misunderstanding)

  健康焦虑情绪导致的对躯体感知的灾难化解释和对疾病严重性的认知偏差造成了医患误解,强化了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搜寻的动机及其线上搜寻行为。对医生而言,健康焦虑人群对疾病的自我诊断和担忧都是无端夸大且错误的[9,34],而健康焦虑者则认为医生没有用心研判其病症并帮助他们消除健康困惑[61-62]。正如Mcmanus的访谈研究所示,高健康焦虑者至少有一次直接或间接地与专业医疗人员接触的不愉快经历,这种医患误解的过往经历使得部分焦虑者担心咨询医生会导致他们被贴上浪费时间或多疑的标签,从而他们产生了向医生证明自身患病的事实的动机,并更广泛地搜寻健康信息[11]。

  3.2.2焦虑特质

  长期的健康焦虑情绪会导致部分健康焦虑人群产生某些性情特质,这些焦虑特质影响了健康焦虑人群对健康信息的认知和处理方式。焦虑人群的神经质(neuroticism)倾向[34]、对消极后果恐惧的焦虑敏感性(AnxietySensitivity)[63]、对不确定性情境的容忍度(ToleranceofUncertainty)[25]以及网络疑病症个体想要对症状进行详细解释的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倾向[33]等焦虑特质都会导致个体强化对躯体不适症状的感知和对负面健康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及灾难化解释[57]。

  4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互作用机制

  基于本项元综合研究工作,最终抽取出的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互作用机制以刻画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经历需求产生、信息搜寻、信息加工和处理直至产生影响结果的循环过程,反映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相互影响关系。驱动健康焦虑人群产生信息行为的生理、认知、情感、所承担社会角色等层面的需求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健康焦虑人群对健康风险和威胁刺激的直接反应,比如为解决由不适的身体症状产生的生理需求,为缓解负面情绪的情感需求,为弥补知识不足的认知需求,以及在家庭责任驱动下为亲人搜寻信息的社会角色需要等;二是在搜寻、加工等一系列行为后新增的需求。在搜寻开始后,健康焦虑人群可能发现自己还面临新的健康隐患,进而产生的新的信息需求。

  健康焦虑者采取了三种搜寻模式,其分别发生于两个阶段:一是当其发现自身健康状态改变时,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产生的主动搜寻。网络为此阶段的主要信息源,健康网站通常被用于搜寻不熟悉的疾病,自身熟悉或以自我诊断为目的的搜寻通常通过博客、论坛和维基百科开展。二是基于用户执行信息行为后,随着其认知、情感、生理层面的变化而导致的安全行为。持续搜寻行为发生在健康焦虑人群完成搜寻目标后,是以人际渠道为主对已建立的疾病知识的扩充。

  医学论文投稿刊物:《中国全科医学》杂志创刊于1998年,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主办的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全科医学学术性刊物(旬刊)。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7-9572,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3-1222/R;邮发代号:80-258。《中国全科医学》为旬刊,上、中、下旬的出刊时间分别为每月的5、15、20日。

  5结束语

  本文就信息行为、健康信息学、认知心理学等领域中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相关文献展开理论生成元综合研究,以Wilson的信息行为模型和健康焦虑CBT模型为开端,发展并生成了针对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的更明确的理论,为未来的实证研究验证提供了方向。

  本研究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并生成理论,聚焦健康焦虑人群特性,弥补了Wilson模型中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内涵以及对信息行为结果等关键环节的忽略,进一步区分了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的不同干扰因素的具体内容和作用环节,识别出健康焦虑人群在健康信息的认知加工上的关键特性,以及健康焦虑者在情感、认知、行动方面的行为结果对信息需求的反馈作用,阐明了构念之间前因、属性和结果的动态关系,形成了需求产生、信息搜寻、信息加工、行为结果再到反馈信息需求的健康焦虑人群信息行为历程闭环,构建了健康焦虑与信息行为的互作用机制。

  本文发现低质量的网络健康信息影响健康焦虑人群的信息需求、搜寻强度和认知过程,是造成焦虑情绪难以控制的潜在因素,因此,未来应加强对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的监管和控制,从技术上优化健康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的服务链,同时,健康焦虑人群选择性接触等认知偏差也为健康焦虑的治疗、预防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借鉴。本文仍存在一些缺陷,由于本领域研究学科交叉较多,虽已采用滚雪球的文献收集策略并着重关注心理学领域对于健康焦虑个体认知过程的研究,但仍可能存在对跨学科知识的理解不足而造成的文献遗漏现象。

  参考文献:

  [1]ORGANIZATIONAP.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5thed.)[M].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2013:15-18.

  [2]丁佳丽,杨智辉.网络疑病症:概念界定、影响因素与干预方法[J].中国全科医学,2015,18(16):1984-1988.

  [3]TAYLORS,ASMUNDSONG.Treatinghealthanxiety:acognitivebehavioralapproach[J].JournalofBehaviorTherapy&ExperimentalPsychiatry,2007,38(1):91-94.

  [4]丁丁.瞧瞧2019国民健康洞察报告[J].江苏卫生保健,2019(3):56.

  [5]丁香医生发布《2021国民健康洞察报告》,“身体健康”成人生头等大事[EB/OL].[2021-03-19].https://kd.youth.cn/a/aGej492zjlgDr8l.[6]BARSKYAJ,ETTNERSL,HORSKYJ,etal.Resourceutilizationofpatientswithhypochondriacalhealthanxietyandsomatization[J].MedicalCare,2001,39(7):705-715.

  作者:耿悦曦,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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