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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

时间:2019年06月24日 分类:医学论文 次数:

摘要:文章搜集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获取与健康焦虑的期刊论文,分析网络健康信息特征和用户使用行为对健康焦虑的产生和加剧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来源差异、信息超载、信息冲突、信息窄化和误导信息都是影响健康焦虑的重要因素,但就诊情景与用户自我诊断情

  摘要:文章搜集国内外网络健康信息获取与健康焦虑的期刊论文,分析网络健康信息特征和用户使用行为对健康焦虑的产生和加剧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来源差异、信息超载、信息冲突、信息窄化和误导信息都是影响健康焦虑的重要因素,但就诊情景与用户自我诊断情景中的健康信息使用效果存在差异。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健康信息特点和传播优势,利用技术和人文双重手段促进健康信息的合理使用。

  关键词:网络健康信息,健康焦虑,健康信息特征,网络疑病症

健康周刊

  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对存在的威胁的认知偏向使得他们对危险过度警惕,并导致他们对威胁状况做出模棱两可的阐释,或夸大威胁[1]。在健康信息领域,用户从互联网搜索健康信息的行为有可能会使他们产生错误的看法,夸大患病的可能性,产生健康焦虑或导致焦虑加剧。健康焦虑指的是用户对某种身体状况或患有疾病的恐慌状态和过度关注[2-3],健康焦虑可导致严重的“疑病症”。

  用户如何看待和加工搜索到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的行为,即用户有可能因为在线健康信息的内容、形式、来源和所表达的观点而对自身健康状况做出不恰当的自我诊断,从而引发用户对健康问题的担忧。

  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信息行为之所以越来越引起关注,主要原因是在线健康信息已经成为国内外用户获取信息的首选渠道之一,但是由于在线健康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某些特性,用户在接触、获取和使用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信息缺乏(lackofinformation)、信息超载(informationoverload)、信息冲突(informationconflicting)、信息窄化(informationnarrowing)、信息误传/误导(misinformation)等情况,目前的健康信息传播(healthcommunication)策略中的部分惯用手段可能也会影响健康信息对用户的作用,如恐惧诉求、情感诉求等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影响用户的健康行为。

  虽然这些传播策略的初衷是帮助用户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如戒烟、改变不良饮食习惯等,但是与信息的内容和形式特征结合起来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负面效果。除此之外,健康信息来源、质量、可信度、可读性等特征有可能也会影响用户接触信息时的感知状况,成为激发用户产生焦虑的刺激因素之一。

  因此为了用户能够通过在线健康信息真正达到增加健康知识、获取公平的健康服务、提升健康生活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等目的,有必要关注在线健康信息使用可能导致的健康焦虑。健康信息究竟对健康焦虑有哪些影响?健康信息的使用一定会产生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吗?健康信息的哪些特点会影响用户使用健康信息时的行为?这些问题可以从国内外的相关实证研究中获取部分答案。

  1在线健康信息使用与健康焦虑的产生

  为什么信息技术变革会使健康信息对个体或群体健康行为产生相较之前的时代更大的影响?笔者认为,由于健康状况对个体和家庭的重要性,任何人面对健康问题时都难免产生担忧、恐惧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网络时代逐渐加剧与网络时代健康信息的特点和用户信息行为密切相关。网络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产生健康信息和知识的主体多元化,不同来源的健康信息充斥在虚拟网络空间,迅速增长的信息数量、多渠道传播模式、形式丰富但真假难辨的信息内容与用户的信息利用能力未能匹配。

  除了学者经常关注的用户信息素养、健康素养,还包括用户对健康、健康信息的认知状态和情感反应,对医疗和保险制度、医生、网络医疗等的看法,健康传播特点和健康信息使用习惯等诸多复杂因素,共同导致了网络时代普通用户的健康焦虑程度提升。研究者总结了健康相关互联网使用的好处和挑战。表格中提到的挑战部分,有很多已经在目前的健康信息服务中凸显出来,引发了部分健康信息使用的负面后果。在互联网时代,学者持续关注互联网及健康信息使用对用户健康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成果。

  一项针对104名荷兰参与者的探索性调查研究表明,健康焦虑与在线健康信息搜索的增加有关,那些焦虑的用户会从信息检索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另一项以来源可靠的政府官方网站为资料的实验研究表明(n=120),与没有健康焦虑的用户相比,在线健康信息会让那些有健康焦虑的人更加焦虑。而来自不太可信的网站的健康信息并不会导致用户有较高的健康焦虑。因此研究者强调,互联网在有健康焦虑用户的生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5]。荷兰学者对5322名16~93岁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那些健康焦虑感相对高的人会进行更多的搜索。用户进行信息搜索的初衷是为了获取更多有效信息和知识,加深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缓解对某些疾病的焦虑,然而过度的在线搜索却有可能使这种焦虑继续加深,继而导致更广泛、更大量的持续搜索行为的产生[6]。

  针对美国255名大学生进行的在线健康信息使用调研结果显示,健康焦虑与健康搜索频率、所寻求与健康相关信息的比例、健康相关搜索时间和数量、感知互联网使用优势、搜索后的高度紧张和对医生缺点的感知等因素存在正相关关系[7]。由此可见,虽然健康焦虑的产生有用户个体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作用,但用户的互联网健康信息搜索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健康焦虑,健康焦虑反过来又增加了用户搜索信息的频率和强度,因为用户在搜索、浏览和验证信息的过程中都会无形中增加搜索频率。

  这种过度使用网络的行为被定义为“有问题的网络使用”(ProblematicInternetUse,PIU),也是一种对互联网使用的不当专注,会导致显著的痛苦或损伤。但这种使用网络搜索的初衷却是为了消除对健康的负面情绪,但无意中却导致了不当使用和更严重的后果。研究表明,相对于搜索后健康焦虑没有变化或降低的用户,那些在健康搜索后健康焦虑程度加深的用户会有更明显的PIU[8]。随着用户搜索行为和健康行为发生变化,普通的健康焦虑倾向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焦虑症,即网络疑病症(Cyberchondria),被认为是疑病症(Hypochondriasis)和健康焦虑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

  这种焦虑状态的产生与在线信息搜索存在密切关系,国外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搜索而产生的健康焦虑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担忧,过度、频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搜索,通过在线获取的健康信息进行自我诊断,怀疑自己身体健康状况有问题,并因此去医院就诊,要求做进一步检查[9]。

  研究表明,在线健康搜索行为是健康焦虑和疑病症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10]。健康焦虑与用户在线搜索频率、用户健康搜索的时间、搜索健康信息占所有搜索行为的比例有正相关关系[11]。而那些因为个人特征、健康因素、信息因素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已经具有一定健康焦虑的用户在继续搜寻信息的过程中,会加剧健康焦虑感[6]。因此部分具有较典型焦虑感的用户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越搜索信息越觉得焦虑,越焦虑则越痴迷于搜索信息。

  但在线信息搜索和健康焦虑的交互过程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持续过度的信息搜索并不是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健康焦虑,焦虑感增加后的再确认搜索也不会必然加重健康焦虑的程度,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证实信息搜索和健康焦虑的时序变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搜集的研究样本和被试多数是非临床意义上的健康焦虑症用户,属于一种负面情绪状态下的用户健康行为,与真正意义上的严重“疑病症”“焦虑症”还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不可否认,技术和信息环境的变革,放大和加速了普通用户的健康焦虑形成和发展过程,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在线信息搜索为什么会引发或加剧部分用户的健康焦虑,这其中有个人、社会和信息环境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UMT)的相关实证解释了健康问题的不确定性与信息搜寻行为的正向关联[12]。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线信息搜索通过焦虑敏感性(Anxi⁃etySensitivity,AS)与健康焦虑的产生和持续发生关联,对不确定的容忍度(IntoleranceofUncertainty,IU)会对焦虑有调节作用,即当用户有较高的IU时才会因为浏览健康信息而产生较高的健康焦虑[13]。焦虑敏感性是个体对焦虑后果的担心和恐惧[14],对不确定的容忍度用于评估关于不确定性的负面信念,而用户浏览在线健康信息的行为会增加焦虑敏感性并使用户的焦虑风险加剧并不是普遍现象,具有神经质人格会刺激健康焦虑的产生从而促使用户进行更多搜索[15]。

  另外,有较高健康焦虑的用户会在搜索中不断“升级查询”(queryesca⁃lation),升级查询后,不论是高焦虑用户还是低焦虑用户,其焦虑水平都有可能提升[16]。这也是为什么用户通常只是搜索非常轻微和简单的症状,却在不断搜索和链接跳转中被指引着去浏览同样具备这些症状的危重疾病信息,这也是用户“疑病”形成的过程。网络健康信息的利用和传播除了会影响个体健康状态,还会造成社会公共卫生恐慌。如2015年印度新德里有1200人因为猪流感死亡,并有数千名阳性检测者,同时,由于用户盲目相信和依赖网络中提供相关疾病信息的网页和应用程序(APP),进一步导致网络上恐惧猪流感的用户增加[17]。

  网络健康信息的部分特点已经在以往的健康信息搜索行为研究中作为变量被纳入模型中,如信息超载、信息误传和信息冲突,被证实与用户的搜索行为有关联,且会进一步影响健康焦虑的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学者还没有对在线健康信息的文本特征和传播特点做过深入研究,因此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以下将具体解释已有研究成果中对网络健康信息与健康焦虑或疑病症的相关性的描述和结论,为后续实证研究的模型构建提供理论基础。

  2信息特征与健康焦虑

  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健康信息的特点会影响用户对相关健康话题的看法[18]。为什么用户接触大量健康信息后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而其中一部分用户会产生健康焦虑?互联网时代的健康信息还有哪些特征值得挖掘?2.1信息来源一般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在线健康搜索会提供给用户数以亿计的网站和冲突的健康视角。检索和索引内容中的偏差(例如偏离事实的、被歪曲的结果),加上搜索者在执行搜索和解释搜索结果时的偏见,会导致用户获得错误的答案[19]。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见诸报端的国内外用户通过搜索引擎获取医疗信息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如魏则西事件、医疗广告等。在国外,网络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和自我诊断的重要工具后,用户求助于“Dr.Google”或“Yahoo!Answers”,却没有考虑到任何人都能够在网上发布可能不真实的信息,而用户并不认为医生面对面的诊断会比在网上随机搜寻到的信息更加可信,因此有医生认为“Dr.Google”是网络疑病症的重要触发因素[20]。

  研究表明,用户的搜索策略(搜索用词、检索式构建方式)会影响他们选择访问的站点,继而影响他们获得表达不同立场的信息[21]。美国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每10人中有8人通过网络获取健康信息,但有75%的用户基本不检查信息来源和发布日期就盲目相信[22]。在用户浏览信息的过程中会出现常见的“忽略基础概率”(baserateneglect)现象,这使用户在进行主观概率判断时倾向于使用当下的具体信息而忽略掉一般常识的现象[23],表现为在接触到大量健康信息时,尽管某些恶性事件的发生概率很低,但是用户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患病,并将躯体症状与这些信息联系起来(如头疼与患脑瘤),并不断强化这种概率。而“可得性偏差”或“获得性偏差”(availabilitybias)的存在也会使用户在浏览健康信息时产生同样的认知偏差[24]。

  可得性偏差指的是用户更容易被自己所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影响,而不是用统计学知识去思考问题[25]。这与“医学生病”的现象类似,即医学生在学习医疗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每接触和了解一种疾病,便会结合躯体症状认为自己也有患该种疾病的可能性[26]。而互联网正在使普通用户成为疑病的“医学生”,而与医学生获取的专业医学知识不同的是,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健康信息,普通用户通过网络获取的信息质量不能保证,所以健康焦虑问题才会逐渐加剧。

  研究表明,在线搜索会增加用户的疑病倾向,且疑病症患者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化的信息获取和交流渠道,如在线论坛、网络聊天和博客等。从官方或权威网站获取的健康信息可能会加重用户的疑病倾向[27]。已有研究结果中用户使用的信息多数来源多样,包括公共网站、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共媒体,如果健康信息具有官方、权威的来源,向用户提供可靠科学的科普信息,是否会有助于用户缓解焦虑?如果健康信息是由医生提供的,是否有助于降低焦虑?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对152名孕妇的信息来源和焦虑程度做了调研,结果显示使用医生或护士作为信息源的患者焦虑水平明显较低,没有从任何来源获得信息的患者的焦虑水平处于中间水平,从个人来源(即朋友和家人)接收信息的病人的焦虑程度最高[28]。研究者调研了有异常宫颈脱落细胞涂片经历患者的信息需求和行为,结果表明,从网络中获取的相关健康信息被认为是比较私人的,并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寻求信息,但是很多网站将HPV与一般的性传播疾病(STD)混淆,导致用户具有耻辱感并引发焦虑。

  相比较而言,从医疗专业人士那里获取的信息被认为是具有支持性的,但是如果在信息交流过程中使用了太多的医学专业术语,也没有足够时间对这些信息解释清楚,并且这些信息并不是用户所需要的,或者是没有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医学信息支持关系(patient-providerrelationship),那么这种原本被认为有支持性的信息就无法发挥作用[29]。

  因此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支持十分必要,有助于缓解焦虑。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UniversityofAn⁃twerp)开发了一个循证(即基于证据的医学资源,Evi⁃dence-BasedMedicine,EBM)的人类乳突病毒(HPV)信息的网站,邀请访问网站的用户填写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te-TraitAnxietyInventory,STAI),6.4%(323人)的用户填写了该问卷,结果显示访问该网站的用户有较高的焦虑程度。其中搜索前进行的HPV检测、较低的年纪和对网站提供的疾病信息内容不放心是导致用户在该测试中得分较高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者建议在宫颈癌普查的医疗背景下,医生应该向患者提供相关健康信息或者帮助确认用户在网络中搜索到的信息以降低用户的焦虑感[30]。

  从医疗数据和健康信息的评价来看,质量较高的循证研究资料(可分为五级证据或九级证据)和医生提供的支持信息是医学行业内比较认可的决策依据,而这样的信息难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有可能由于用户本身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的水平差异,网站提供的专业信息超出用户理解能力范围,无法对用户起到指导作用;另外专业医学信息与公共媒体提供的信息相比,从内容、表现形式、易读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且根据国内外对用户健康信息获取渠道的调查,在线公共搜索引擎、网站和社交媒体一直是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专业的医疗信息站点并没有成为用户的首选。

  可见,即便在网络中存在大量经过加工的、科学的、专业的健康信息,用户依然会因为信息获取而产生焦虑感。由于信息的传播特性,导致用户接触信息的数量、内容、形式和对信息的理解难以引导和控制,但对于寻求医生帮助和处于就诊流程中的患者则可以通过患者教育和健康促进宣传等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和协助。研究指出,过量和过少的信息对患者的焦虑都有影响,因此研究者考虑在基于需求的患者教育中为患者提供适量的健康信息来缓解患者对手术治疗的焦虑感并提高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相关的多中心、单盲、随机对照试验结果(n=450)也证实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71]。

  研究者还开始关注不同类型的健康信息传播方式对患者接受或评价某种诊疗方案的影响。比如决定是否进行侵入式/介入性的产前检查(包括羊膜腔穿刺术、绒毛活检术、胎儿脐血穿刺术及胎儿镜检查等)可能会激发焦虑的产生,研究者提供给被试关于羊膜穿刺术和绒毛膜绒毛取样的文字、音频或视频三种信息形式,测量被试阅读或观看相关信息后产生的与孩子健康相关的担忧、预期情绪困扰、预期应对效能、感知流产的可能性。结果表明,与音频信息相比,高焦虑的人在回应视频信息时表现出更大的痛苦和更低的应对效能。与短信相比,接触视频信息的被试认为流产可能性更大。

  由此研究者认为视频信息是一种非常有效和有教育意义的传播方式,可以反过来利用视频信息的优势,通过科学、客观的健康信息内容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医学问题[72]。健康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研究问题。除了文中提到的信息特征,个人和社会环境因素也不容忽视。网络健康信息为普通用户提供了积累和更新医疗健康知识的广泛途径,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信息鸿沟对健康服务的影响,但个体的健康特征、健康素养、认知特点、信息环境、生活环境、经济因素等都会对健康焦虑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需要综合考虑。

  而随着医疗服务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用户可以使用多种全新的技术手段和服务方式获取所需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如在线付费健康咨询、个人健康顾问服务、远程医疗服务和个性化医疗服务等,这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在线健康搜索、论坛发帖、朋友圈询问等方式,用户可以有更多专业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但由于这些新兴服务模式开展时间并不长,是否也会遇到与其他传统信息获取途径相同的问题,是否能够对网络时代的健康焦虑有缓解作用,还需要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来予以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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