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语言乌托邦的文化哲学考察

　　摘要：通用语的前提是人类交际必须在享有共同语码的群体中进行，共同语码规定了交际双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或语言，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世界文字主要分为表音系统与表意系统两种类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书面语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统，而汉语书面语则是表意文字系统类型的典型代表。汉字言文不一致，晚清以来学界一直都有人对此颇多诟病，甚至不乏有人推动“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造运动。但是，汉字对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启迪了人造通用语的理念和实践。世界语描绘了一个世界大同的语言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乐观的在科学主义层面上生发的语言乌托邦。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提出的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虽然其渴望“进步”、追求变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而使得民族文化无以立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维逻辑却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唯理主义、独系进化论和价值一元论的乌托邦主义心态则是应该加以反思的。无论是强调汉语需要一切欧化，还是强调汉语的不可更改性，从根本上都可归结到文化自信上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优长处，立足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汉字的根柢而坚定文化自信，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

　　关键词：言语中心主义;语言乌托邦;世界语;普世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科学主义

　　巴别塔的隐喻让人们看到了语言差异带来的不便，出于消除交际不便的考虑，对于国际通用语或民族通用语的选择与创制一直都处于进行时中，至今仍众说纷纭，难定一尊。通用语的前提是人类交际必须在享有共同语码的群体中进行，共同语码规定了交际双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规则。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发现或发明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疆界的通用语，其意义并不限于促进便捷的交流”[1]131，正是这种超出“便捷的交流”之外的诉求，以及种族、文化的差异，使得国际通用语或民族通用语的创制和推广面临种种困境。毕竟，通用语是在语言工具层面上的乐观考量，它忽视、摒弃了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思维、经济甚至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影响。

　　但是，语言除了交际工具这一功能外，还有意识形态属性[2]，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甚至成为改革或废弃某种语言的动因。近现代中国对世界语的接受与使用，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明明是工具属性的语言文字，却要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多元诉求，其中的悖谬与无奈值得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语言乌托邦的研究成果不多。

　　王一川分析了语言乌托邦与20世纪美学的关系问题，他所指涉的“语言”“实际上已不仅指原本意义上的语言，而且类比地和扩展地指整个符号表意行为及其表意系统”，同时，“还涉及其‘背后’或‘深层’的一整套语法、规则或惯例系统，以及相应的社会性环境和需要”，重要的是从语言与历史相联系的角度，阐明语言乌托邦的根源以及语言的巨大魅力[3]。刘进才分析了《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主张，指出《新世纪》派以进化论为理论资源实行万国新语的世界大同美好理想，寄托了对民族文化和未来社会的积极思考[4]。王樱子通过评介郭勇《“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一书，分析语言乌托邦的历史内涵，指出“语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审美意义的主体，也是传声达意的工具之一”，在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景基础上，近代知识分子渴望世界“大同”，一切以西为是，语言乌托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对言文一致的诉求[5]。

　　对作为语言乌托邦重要内容的世界语(万国新语)的研究，学界关注点主要是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以及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译介活动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内涵，有亲历者的讲述，也有学术研究的反思与审视。宋炳辉认为，世界语运动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世界语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工辅助语，它对跨语际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内蕴复杂的文化功能。近代以来中国以世界语为中介进行的外国文学译介，多以中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对象，“其中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和弱小民族的对抗意识的矛盾并存，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内在紧张”[6]。

　　余露分析了清季世界语的引入及其引发的讨论，指出世界语运动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实际推行和使用，都依附于对“‘世界’各种相关观念极为主动而普遍的运用”，世界语“其方便国际交流的功能被拔高和幻化成向外求索的方向和全球大同的理想。这种向往，是对线性进化序列上更高层级的渴望。这种大同，是一元化思维下改变自己符合他人的相同和一致”[7]。张仲民分析了刘师培对世界语的推介与倡导，以“世界主义”与超越民族国家关怀为目标，指出其选择世界语是让中国迅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实现文明开化和世界大同的一条捷径，但刘师培对世界语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世界语本身的缺陷，强烈的语言专制心态突显了其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乌托邦追求[8]。

　　邓伟梳理了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世界语讨论，指出其参与者多为五四新文化阵营或不同程度同情五四新文化之人，这一讨论属于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话题，并在内部存在较大分歧。就整体而论，这一讨论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极端地表现出这一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欧化倾向”，“也折射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现代白话文道路在‘五四’时期已然确立了”[9]。

　　邓军以1920年代中等生对世界语的学习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指出，虽然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被打上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烙印，但在20年代却吸引了一大批对于自身无法向上流动因而充满恐惧与绝望而自称“苦学生”的中等生，世界语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域与身份的区隔而与“世界人类”相连。通过世界语的视角，可以发现在那个不确定的时代，中等生是如何选择人生实践策略、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的[10]。

　　共通语的创制与推广，并非简单工具意义上的语言实践，实与近代以来超越民族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语言乌托邦的理论分析，以世界语以中心，考察言语中心主义与汉语言文字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人造通用语与世界语的推广应用，并详细分析《新世纪》派的世界语主张，探析其背后所内蕴的唯科学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底色，期冀通过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对我国如何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立足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汉字的根柢而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参考。

　　一、言语中心主义与汉语言文字改革

　　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根据记录语音和语义的情况，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种，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通常意义上讲，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表音文字记录音，由音再联系到义，如英语、日文假名;表意文字记录义，再联系到音，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本无优劣之分，也不显示优劣之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1]

　　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的文字都是适应其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的，因此不同国家或民族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字，对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者来讲都是“正确、适用”的。评判语言的优劣，应以语言性质的差异为标准，而不应以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正如陈先达所指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个民族所固有的、为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存在差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12]26西方学者立足于表音文字立场，将表音文字的优势进一步放大，形成了言语(语音)中心主义。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如语音;一类是不在场的、间接传达意义的符号，如文字。“所有发声的语音都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因为意义在其中与生俱来，内在于这个有血有肉的话语有机体中，一经说出来就直接呈现自身的意义。较之而言，那种不在场的符号，它的意义却是后来人为附加的，它犹如一幅空白的画布，人们可以在上面尽情描绘自己想要的图案。”[13]38在胡塞尔看来，正是因为语音的在场性，它不仅传达意义具有直接性，而且其意义世界充满了生命气息。

　　二、人造通用语与世界语的推广应用

　　如本文开头所论，语言在神话中的巴别塔之喻，让人们认识到不同种族之间操着不同的语言，消除因语言而产生的隔阂，建立人类共通语言，成为人们对于语言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这已经不再是对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化问题，更是对世界共通语的幻想。威尔金斯就本着促进世界各民族间在贸易、自然知识和宗教知识等各方面交流的目的，建议“消灭语言混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再造一种科学的语言，一种没有歧义的语言，供世界各国使用。

　　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一种通用语言系统，一物一词，一事一词，没有讽喻和曲隐，只有严谨的表述，人际和国际交流便可变得简洁高效，免除歧义和误解，岂不是人类的幸事?”[1]143在他看来，人造通用语是针对“混乱的诅咒”的一剂良药，它将取代世界上现有的语言，一劳永逸地解决语言混乱问题[1]144。在当时人们看来，象形文字和所指事物及观念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因此，以象形文字如汉字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论著和方案为数不少。如前所述，培根就提出依照汉字制定一套“真正的文字”，这种真正的文字可以直接表意，在一定范围内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这种世界共通语的设想，在柴门霍夫的世界语构想中付诸实现，得以在世界上流行，但只是作为辅助语而存在，并没有实现取代所有世界上的语言而成为真正世界共通语的设想。

　　《新世纪》派极力推崇万国新语，那么，什么是万国新语呢?为什么是万国新语?万国新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制的。在创制语言时，柴门霍夫用了DoktoroEsperanto(希望者博士)的笔名，因此，这种语言被人们命名为Esperanto。20世纪初，世界语传入中国，初始时音译为“爱斯不难读”，又称万国新语。“世界语”之称，为日语意译。万国新语的创制，本身就是出于一种中立的不伤害民族感情的需要。柴氏1859年生于波兰比亚里斯托克小镇，当时波兰正处于沙皇政府统治之下，这个小镇上居住的犹太人、波兰人、日耳曼人、俄罗斯人等民族间经常发生摩擦。从小目睹民族矛盾与纷争，柴门霍夫决意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隔阂，他认为这种民族摩擦主要是因为语言交流不通，因此想通过创制一种中立的不伤害民族感情的共同语来建立一个平等、博爱、和睦的人类大家庭。

　　正如柴门霍夫在第一届世界语大会上所说，世界语大会的所有参会人，不存在民族的强大与弱小，也不存在特权民族，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就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一样。柴门霍夫坚信，世界语的推广将为人类大同做出巨大贡献[20]。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柴门霍夫编制的世界语教科书《第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世界语是“辅助语”。因此，世界语的创制并非是要代替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任何一种语言。这一点为后来的世界语或万国新语的推介者所忽视，过度夸大世界语的作用，俨然有取代本国语言之势，这势必是行不通的。

　　三、唯科学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世界语主张的内在理路

　　在清末民初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发生的过程中，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汉字关系的讨论愈演愈烈。谈及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不得不提到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他们基于无政府主义而提出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这种异于寻常的恨铁不成钢的爱国热情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也将随之消逝，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思维逻辑根本行不通。

　　《新世纪》派的这种废除汉字的极端主张，受到了章太炎的激烈批驳。在清末民初汉语汉字改革的各种致思路径中，最不和谐的声音就是远在巴黎的《新世纪》派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当然，因地处国外，其主张在国内影响较小，要不是章太炎的批驳，也许国内都不会太过关注。但作为以科学反对传统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派别，《新世纪》派在与章太炎立足汉语言文一致主张的比对中，更突显了其时代特征。“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没有统治者”。1848年，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政治理论。1870—1914年间，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尽管无政府主义理论在各个时期主张不一，但都共同主张所有人的自愿联合。

　　为达成这种目标，消极做法是彻底废除国家，积极做法是在旧的社会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社会。《新世纪》派的活动地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无政府主义20世纪初在法国非常活跃，熏染了在法国留学的急于寻求反专制理论武器且又处于理论幼稚阶段的中国学生。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与留法学生李石曾、褚民谊以法国无产阶级格拉佛“世界社”为蓝本，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法学生自己的“世界社”，社址设在巴黎达庐街25号，正好与格拉佛“世界社”楼上楼下。据《世界社四十周年纪念》一文称，“世界社”的宗旨是“提倡万人平等，世界一家”，并“联合同志，推翻异族的统治”[34]。

　　当然，文化自信绝不是文化自大，更不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或拒绝文化交流。面对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要采取包容心态和务实态度。费孝通先生1990年12月在其80寿辰的聚会上，作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明共处原则和设想。之后，他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又强调指出：“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对未来的理想，同时也说出了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我认为，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61]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

　　文学论文投稿刊物：《中国比较文学》(季刊)创刊于1984年10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CCLA)会刊，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比较文学专业期刊。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62]从某种方面讲，在汉语发展中，无论是强调汉语需要一切欧化，还是强调汉语的不可更改性，最根本上都可归结到与文化自信相关的问题上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优长处，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1]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2]时世平.启蒙与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变革[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8.

　　[3]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之诞生———语言论转向与20世纪西方美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19-26.

　　[4]刘进才.“进化”、“革命”与语言乌托邦———《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主张及其理论资源[J].中州学刊，2007(4)：212-216.

　　[5]王樱子.语言乌托邦的历史内涵[N].文艺报，2018-08-20(2).

　　[6]宋炳辉.论世界语理想与弱小民族文学的中译[J].中国比较文学，2004(1)：120-135.

　　[7]余露.清季民初世界语运动中的“世界”观念[J].学术研究，2015(3)：108-118.

　　[8]张仲民.世界语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想象———以刘师培为中心[J].学术月刊，2016(4)：143-157.

　　作者：时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