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沉浮与重生

　　中国何以历经千年(苦难)而屹立不倒?个中原因当然很多，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宗法礼制、语言文字、天道信仰等等方面的统一与传承，大概是各家在理解“何为中国”时都共同认可的重要因素，而儒家思想在其中就起到了文化骨架的决定性作用。因此，理解中国，首先就需要理解儒家。系统反思儒家的历史功过已有数个世纪之久，甚至从儒家诞生之日起，对儒家的考较就已经开始，不绝如缕。

　　而到了天下危亡之时，比如明末清初以及清末民初，儒家的是非功过更成为人们观察现实、反思传统、展望未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相关文献可谓塞屋充栋。近代不少著名学者都有“原儒”之作，直接考镜儒家的起源、发展与流变，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梁启超晚年正处在儒家生存状态最为黑暗的时期，但他勇敢站出来为儒家思想辩护，认为“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其理由在于：诚然儒家以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出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如果要专打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里三千年，除非认过去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受过文化的洗礼。

　　儒家论文范例：儒家教育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何重要作用

　　这话我们肯甘心吗?①梁启超虽然曾师从儒家最后一个圣人康有为，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只认信儒家的学者，他对墨家和法家亦不乏同情甚至赞赏，后世学术史也没有把梁启超看成是现代新儒家的一员。梁任公的思想也许谈不上有多高的“原创性”，但比那些被热血冲昏头脑的信徒和自封的思想家远为广博和清醒，因而他能够在充分批判儒家局限的前提下，深刻认识到儒家之于中国文化的根本意义，殊为难得，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比西化派和本土派都显得更有见识。

　　在他看来，无论怎样好的学说，经过若干时代以后，总会变质，搀杂许多凝滞腐败的成分在里头。譬诸人身血管变成硬化，渐渐与健康有妨碍。因此，须有些大黄芒硝一类瞑眩之药泻他一泻。①儒家当然是很好的学说，这一点乃是给儒家并进而给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定性的根本前提。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更是中国精神的支柱，事实与历史俱在，本来无需讨论，但许许多多不肖子孙把后世甚至自己的无能(或错误对待儒家)归诿在祖先身上，让滋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来承担近代突然到来的重大灾难之罪责——这已经不是梁启超所说的“甘心不甘心”的事情，而是我辈“亏心不亏心”的大节问题!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后来多多少少有些“变质”，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体系化、制度化(科层化)、结晶化、利禄化、内化(道德化)、胡化、玄学化、空心化和单极化，也就是走向了固化和僵化，但若无儒家思想数千年的贡献以及数以万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儒生，且不说中国会“万古长如夜”②或“万世如聋聩”③，至少远远无法成就“中国”这个美好而伟大的名称。

　　当然，九流十家的其他学派贡献亦甚巨，正是先秦各家各派的相互砥砺，才铸就了中华文明稳固的基石。我们之所以更加看重儒家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儒家”早在战国末年就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吸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之精华，比如荀子这位儒学大师就不是“纯儒”——唐宋以来的心性儒学对荀子的这种批判其实恰好表明他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荀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驳杂不纯(吸收了稷下的道家、法家和墨家的思想)，正绝佳地展示了儒家的开放和包容。我们现在习惯于谈论“原始儒家”，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兑现的思想考古计划。这个无法成立的概念虽然有一点点思想史划分的意义，可以把先秦儒家与宋明新儒家以及现代新儒家区分开来，但这种“泥古”和“追远”尤其“求纯”(以及所谓“原生性”)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固化、窄化和僵化的狭隘之举。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和佛学的影响当然不可小觑，比如魏晋风流主要是“新道家”之功，而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能够有堪称巅峰的表现，佛学同样功不可没。但正如我们对先秦儒家的定位一样，任何时代的“儒家”，(本来)都不是单一的“家法”概念，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可惜今天很多儒生画地为牢而不知自家的伟大远不在“一家”而已，所争的“意气”其实太小家子气。我们丝毫没有夸耀儒家的意思(儒家已有丰功伟绩，不需要谁去“封神”或“颂圣”)，而是说儒家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吸收和兼并其他学派的思想，有如滚雪球，看上去是“一家独大”，实际上已经集中国几乎所有流派的思想于一身。“儒家”只是一个方便的名号而已，知我罪我，都在这里了，因为它早已不是某个学派的专利。

　　就算在先秦儒墨并称显学的时期，双方的碰撞和相互影响也有迹可循，比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很难说没有受到墨家的直接刺激。西汉可谓去古未远，但严格说来，董仲舒的儒家立场其实已经很不“纯洁”了，他接过公羊学的路数而把先秦不被特别看好的阴阳家和道家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中(道家思想固然重要，甚至可能是儒家的老师，但在先秦传播不广)。而宋儒尤其北宋五子中的周敦颐和张载，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本属道家和阴阳家的概念来建立完备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亦是儒家兼收并蓄的明证。无论后世如何看待儒家的功过，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儒家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干或主心骨。

　　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离开了儒家经典，中国还如何可能是中国。而尧、舜、文王、周公、孔、孟、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与其说是“儒家”的圣贤，不如说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乃是中华文明的“作者”和传承者。即便这些圣人(尤其晚出的儒家学者)并非没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也丝毫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就我们的主旨来说，对于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爱而知其恶”才是正道——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儒家的教导。我们现今急需的惕励自省，不是只看到儒家的“不是”，而是要通过客观清醒的分析找到自己的现实定位，以史为鉴，勾画未来。任何一种思想在初期阶段都显得较为零散，后来会借助某种理论加以系统化，以利于自身的稳定和推广，但也不可避免会因为稳定的形式而逐渐形式化和僵化。

　　因此，一般而言，僵化不完全是儒家的责任(当然脱不了干系)，而是整个中国思想的问题，也是每一种文明形态无法摆脱的宿命，更是所有存在者的必然结局。只不过有些存在者自身带有“更化”的能力，因而能够在相对僵化的时候通过不断自我调适，吸收外在的能量，重新组织自身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即便不能长生或永恒，也至少可以极大地推迟衰老乃至死亡的到来，更有可能以脱胎换骨来重获新生。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时间，而且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不断取得新的辉煌，不仅是西方所认为的地理阻隔、文化孤岛所造成的结果①，也不仅仅是20世纪学者们所总结出的“超稳定结构”，即整体上的儒释道互补，文化上的内圣外王互开，政治上的阳儒阴法，等等，而在于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本身就特别注重自我的不断升级改造。换言之，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本来就带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当然，这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内在更新能力也有其自身的限度。与西方文明相比，我们不是特别在意“永恒”，不刻意追求超越性的存在，而是要在变易与不易、恒常与流变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即“中庸”或“中道”。

　　尽管后世误把儒家思想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但儒家思想并非自以为是且故步自封的既定理论，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修正才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哲学也不是后世那种书斋学问和官方意识形态，而是以修齐治平为鸿鹄之志，因而就必须随时迁化、与时偕行——“时”这个概念远不是西方那种形而上学的对象，而是活泼实在、生生不息、具体而微的命理机制，因而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总能在“时”的要求下不断重生。

　　作者：程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