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内容摘要：提高城市群在环境约束下的土地利用效率(LUE)成为促进城镇化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将环境约束指标引入SFA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城市单一要素的土地利用效率，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的LUE在研究期内逐年提高，城市群内部差异不断减小;空间上整体呈现LUE西高东低的布局，空间扩散效应较为明显;从影响因素上看，环境规制的两个指标作用相异，仅是激励性环境规制激发了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内在动力进而促进LUE增长，而其余社会经济指标和土地市场化指标也相应产生促进、抑制作用或倒U型影响。依据环境约束下的土地利用现状来优化城市群资源配置、减小生态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成渝城市群;环境约束;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我国城市群地区利用人口、投资与经济的高密度集聚优势，在全国生产力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1]，《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十三五”规划与“十四五”规划均提到通过培育城市群来推进城镇化，引领区域经济发展，自2015年起国家相继出台了多个城市群规划，为其建设提供了战略规划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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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城镇化水平集中分布于城市群核心区域[2]，伴随着大量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3]，相继出现城市无序蔓延、土地粗放利用、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格局被破坏等问题，在党和国家将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决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从环境约束视角探究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群地区土地利用改善途径，有助于优化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并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系统间的和谐发展与良性循环。

　　现有关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其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的构建[4-5]，非参数与参数模型的创新[6-7]和对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8-9]，研究范围上从全国、地方、市县级单一的时空对比分析向区域间土地利用的空间溢出效应转变[10]。

　　在资源稀缺和生态问题的双重限制下，逐步将生态效益同社会经济效益并重，因而在测算土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一般是将工业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直接纳入SBM模型非期望产出指标[11-12]，或是设置综合考虑生态环境效益后的期望产出[13];而近年来在将环境规制指标纳入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其同生态效率保持着U型关系，即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长期则通过倒逼技术与产业升级、增加经济产出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促进了效率的提升[14-15]。

　　现有研究中模型测算的土地利用效率准确反映单一土地要素对其产出影响的文献较少，且鲜少提及成渝城市群的环境因素对其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基于此，本研究利用SFA模型对成渝城市群进行土地利用效率测算，并将环境约束指标同时纳入测度和影响因素作用模型，以期为缓解成渝城市群的土地利用矛盾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认识和缩小区域差异提供科学借鉴。

　　二、研究区域概况

　　2016年4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成为10个国家级城市群之一。成渝城市群地处长江上游，发展规划范围包含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北川县、平武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15个市和重庆市下辖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①。

　　2018年，成渝城市群在17.57%的西部区域土地面积上承载了42.89%的人口，GDP占比高达43.53%②，是支撑和引领西部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要素投入需求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包含多个生态保护区，生态屏障脆弱，此外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上游区域，如果任其污染物排放扩散，会对长江中下游城市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成渝城市群在环境约束视角下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群内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以及平衡西部区域发展同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必然选择。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涉及到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多且复杂，综合考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包括社会经济驱动力、城市现有用地情况以及政府和市场因素作用于要素配置进而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

　　1.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能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单位用地面积经济产出的同时用技术进步取代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来减少土地利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有效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进程加快伴随着基础建设投资需求日益增加，适当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而过度开支可能导致财政收支缺口依赖土地出让获取预算外收入加剧土地粗放利用。

　　2.社会发展。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带来的集聚优势以及人口压力会倒逼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以此给城市未来扩张留出适当的发展空间;而当人口过于密集，产生的巨大用地需求、拥堵成本和污染物排放等问题则降低了环境约束视角下的土地利用效率。而公共基础设施的改善也通过吸引人口及资源流动影响土地利用效率。

　　3.用地规模。城市现有建设用地规模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对未来建设用地供应的决策以及对用地行为的监管力度。建成区面积越大，获取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难度越大，通过加大建设约束要求来倒逼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4.市场化水平。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升，即体现用地主体参与的公平性和竞争性，通过招拍挂最终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以最佳用途和最优利用方式进行土地开发。

　　5.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按激励性质分为激励性和非激励性两类，前者为土地使用者带来一定收益，进而形成其提高持续利用效率的内生动力;后者则产生负收益，增加了约束对象用于升级污染处理技术和设备等成本，反而使其加剧生产污染产品用以抵销负收益，违背了在考虑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下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初衷。

　　将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分别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土地利用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以及影响因素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重庆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为保证统计口径一致，统一以市辖区数据为准，其中工业污染物排放只能得到市级层面数据，则使用市辖区GDP占市GDP的比重进行换算;因市一级平减指数无法获取，故选择《中国统计年鉴》中省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社会经济数据统一折算至2005年可比价格;各城市资本存量数据利用搜集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部分缺失数据由本文综合采用平均增长率方法和回归的方法补齐。

　　四、结果分析

　　从时间上看，成渝城市群整体土地利用效率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LUE从2005年的0.4663增长到2017年的0.6386，年均增长率3.08%。近年来，随着对绿色发展理念的革新，四川、重庆纷纷开展环保行动，诸如划定生态红线、实施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数据平台等，同时开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验收项目，从源头监督土地利用行为，确实提高了在环境约束下的土地利用效率。但LUE增速逐步趋缓，从期初的3.52%逐步减小至期末的1.92%，即当土地利用效率处于较高水平时，再进一步提升需要付出远高于增加有效产出的成本，因此在技术进步短时间很难体现的情况下，耕地利用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无法大幅度降低，从而抑制土地利用效率的增速。

　　各城市历年的平均土地利用效率水平与增速表现，其中土地利用效率最高的城市为成都市，历年平均值为0.841，且远远高于成渝城市群的平均水平0.557，成都市近年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以上，地均经济产出稳步增长的同时缓解了污染物排放的压力，其次第二位和第三位为自贡市和资阳市，尽管产业结构上均为“二三一”型，但多个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的集约利用优化了资源配置，信息集聚的通达性也促进新环保技术的传播推广，这是他们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原因。

　　而排名最靠后的城市分别为重庆市、雅安市、达州市和遂宁市，重庆市作为成渝城市群中的两个增长极之一，尽管经济规模排名首位，但以建成区快速扩张、土地资源过度投入为代价，并且工业污染物排放异常超标，在研究期内每年都至少有一项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超过其余15个城市的总和，因此在考虑环境约束的土地利用效率测算模型中，它处于低效状态;雅安市、达州市和遂宁市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环境复合污染指数排名均靠后，工业污染物排放并非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而由于投入产出结构不合理导致非农产出单耗过高。

　　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与增长速率成反比，即具有较低土地利用效率的城市表现为追赶效应，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也使得城市群内部差距逐渐缩小，标准差从2005年的0.137逐年减少至2017年的0.089，同时组内的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极值也从2005年的0.536降至2017年的0.342，这说明成渝城市群的整体协作和对各种资源的配置能力有所提高，加强了城市群内部的要素流动和空间联系，从而使得落后城市加速绿色发展，但总体的协调利用程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的表征指标为人均道路面积，它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在道路交通网络覆盖更为全面时，成渝城市群各种资源要素流动性增强，资源配置逐步趋向合理化，确保各城市依托自身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实现高效利用与绿色产出最大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也对LUE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设施多样化与数量保障来吸引人口流动，此时适度的人口集聚与规模效应能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人口密度项系数为负，意味着随着地均面积上人口增加，给城市带来的拥堵成本增加和相应污染产出增加阻碍了绿色经济发展，使得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平方项系数很小且不显著，因此否定假设的“倒U型”影响。

　　衡量用地规模的指标城市建成区面积比重未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即说明在市场作用引导土地出让招拍挂的过程中，土地使用者相互竞价导致土地使用成本大幅增加，会迫使土地使用者在地块对应的用途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而取得与计划达标或超额的产出和收益。环境规制指标中激励性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土地使用者因遵守此约束而能获取收益自发地去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非激励性环境规制不仅没有直接带来额外的收益，还增加了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负担，这可能会挤压用于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的资金投入，土地使用者没有积极性完成规制指标，甚至生产更多的污染产品来抵消增加的环境规制遵循成本，降低了土地利用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环境约束的视角下，利用SFA模型对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05—2017年的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成渝城市群整体土地利用效率均稳步上升，增长速率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城市群内部仍表现出显著差异，土地利用效率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依次为成都市、自贡市和资阳市，而排名靠后的城市分别为重庆市、雅安市、达州市和遂宁市，但因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同自身增长速率成反比，内部差异逐年减小。

　　第二，在环境约束视角下成渝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空间分布格局总体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由局部城市引起的空间扩散效应较为明显，带动周边城市一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因素中，经济发展中的指标产业结构转型对其产生正向影响，政府管制呈现倒U型效应，社会发展中交通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备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促进效应，而人口密度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土地出让市场化程度越高，土地利用效率越高，而环境规制的两个指标对其影响效应互异，激励性环境规制影响效应为正，非激励性环境规制影响效应为负。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关于提升成渝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几点建议，为促进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缓和经济增长同生态保护间的矛盾提供参考。

　　首先，成渝城市群应继续激发已经出现的内部城市间土地利用效率的追赶效应，不仅要充分发挥“双核”特征下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上西部土地利用效率靠前城市的扩散作用，还应加快培育次级核心城市并给予对应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同时各城市政府间应该强化沟通与合作，避免城市间为获取相关资源造成恶性竞争，促进要素流动，进而促进成渝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联动提升。

　　其次，成渝城市群各城市应该因地制宜，对于污染物排放超标的城市，继续做好环保意识培养的激励性环境规制政策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对工业生产技术和排污设备进行革新，也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控制污染物的产生源头，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余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投入过量或经济产出不足问题的城市则应该优化自身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并寻求技术进步。

　　再次，从成渝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看，应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各城市的特色产业体系，并将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事务范围内，明确政事权职责，避免过多干预市场，发挥经济高质量增长给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同时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来吸引人口向次级城市的合理流动，减轻核心城市的土地利用压力，土地出让市场透明度应进一步增强并促进公众监督，推进环境规制政策的完善与落实工作，细化奖惩体系，激励土地使用者优化要素配置并约束其污染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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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璐,董捷,张俊峰.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及形成机理[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8):1665-1675.

　　作者：朱红波宁思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