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理论视角下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机制及实践

　　内容提要:在场景理论视角下建构乡村文化动力机制模型,提出以乡土文化价值为核心的乡村场景构成要素包括:乡村邻里、乡村自然人文设施及其组合、多样性人群、由前三者组合开展的文化实践活动、蕴含在前四者中的文化价值观。该运用组织体系的力量,整合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中的各种资源要素,构建乡村场景,提升乡村魅力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成都战旗村的成功实践表明以文化为动力实现乡村振兴是完全可行的,其中基层组织力的代际传承是根本保证,乡村自然人文设施更新及其组合是物质保障,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价值理念是精神力量。

　　关键词:场景理论乡土文化动力机制战旗村

　　一、问题提出:文化何以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乡村振兴与否直接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同等重要,均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于上世纪60年代撰写了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农民的终结》,认为“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即“小农的终结”[2]。1984年该书再版时,他对乡村社会的复兴予以阐述,“乡村现代化了,人又多了起来”,“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3],生活品质不亚于城市,一些乡村庄园甚至成为接待国家元首的外交场所。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农村占比依然较高,农民收入偏低、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时代议题。面对日益消解的乡村、不断式微的乡土文化,乡村振兴如何实现?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乡村振兴的决定性动力。除此之外,还应依仗什么?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可见,文化是城镇建设、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要素。场景理论研究发现,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同样遭遇了经济滞涨、发展缓慢等诸多城市问题,传统的经济要素已无法支撑城市持续发展,而文化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发展新的动力源。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着与后工业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同构性问题,而场景通过整合文化要素已在城市社区成功实现了以文化为动力的转型发展;故此,本研究试图将场景理论应用于乡村振兴,探讨以乡土文化作为乡村发展动力的内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在场景理论视域下,以文化为动力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探索的问题如下:一是以乡土文化为价值内涵的场景包含哪些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乡村场景建构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三是乡村场景如何运作才能达成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文献回顾:乡村振兴与场景理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取得了与城市平等的发展地位,突出了乡村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应当立足乡村独特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形成内生增长机制。以文化凝聚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中的资源要素形成特定场景,进而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建设或与之相关的乡村复兴、农村建设、乡村再造等的研究颇丰。在乡村复兴的关键要素研究中,国外学者GladwinCH、JohnsonTG、KorschingP等认为农民的创业精神、农村金融、农村协作对乡村发展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前,作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振兴等方面展开。

　　党的十九大以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现实阻碍成为主要研究热点之一:包括从“三个转向”解析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具体路径的旅游驱动说[4];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产业振兴说[5];完善党领导乡村工作的体制机制,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组织振兴说[6];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农村先进文化的文化振兴说[7];认为人才是乡村振兴关键要素[8],通过培育各类新农人引领乡村振兴的人才振兴说[9];以及认为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完善生态保护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的乡村生态振兴说[10]等等。

　　在乡村振兴的现实阻碍研究中乡土文化式微[11]、乡村建设主体流失[12]、乡村治理水平不高[13]、公共服务供给失衡[14]等因素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为当前乡村振兴实施提出了具体路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铺垫;同时因多以单一要素视角关注乡土文化,为进一步扩展以多要素组合发挥文化整合效应的动力研究留有空间。(2)文化动力及其作用机制文化动力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界定,“文化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国力”等因强调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被等同于文化动力;“文化动力是指人的精神领域的活动及其成果对人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向前的推动力量”[15],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共同构成文化动力系统,其中文化观念是核心;区域文化和文化遗产因其地方特色与文化动力的多样性要求高度契合被认为是文化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文化动力的作用机制上,文化被视为新一轮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如在世界城市研究中文化中心职能、城市形象是汇聚和生产全球文化,打造世界城市的主要手段[16];城市文化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主要通过价值引领、形成文化生产力、彰显人文精神、改善文化生态、塑造软实力[17];尤其在文化价值的引导下,城市可通过特定价值场景塑造,形成城市的整合力和辐射力[18];在乡村发展中,乡土社会结构的变迁为重塑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范式提供了可能,文化传承赋予乡村“生产结构动力”从而激活文化经济功能赋能乡村振兴[19]。

　　与经典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区域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不同,当前的文化动力研究充分认识到了文化要素在区域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其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和重塑功能、文化遗产的经济功能关注较多,文化要素整合的驱动力机制研究有待加强。(3)以文化作为城市转型发展动力的场景理论随着后工业时代到来,城市形态的转变使得传统模式和人力资本模式在解释当前的城市发展动力时显得力不从心,场景理论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拓展,从文化消费视角建构阐释城市发展动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进路。

　　三、理论建构: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机制

　　(一)以乡土文化为价值内涵的乡村场景构成要素

　　与城市社区场景不同的是,乡村场景建构的关键在于乡土文脉(具体为每一个场景中所展示的本土文化)的传承度。在场景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乡村场景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乡村邻里,即个体与所在区域的关系是日常生活的,而非生产的、工作的,个体所关注的是与其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与物;在城市场景中,邻里主要是通过社区管理者就公共事务在公共空间进行的、较为理性的交往,非在场化的信息传播是其建立链接的主要方式;而在乡村场景中,邻里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共同传承先辈长期积累的生活生产文化,日常交往大多在较高私密空间中的熟人间进行,通常以感情联络为主,传递一些必需或无关紧要的信息。

　　在由乡村邻里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乡贤代表(乡绅、里长等)和村委组织成员是乡村邻里的核心节点;乡村场景邻里结构相对单一,但其更注重对本土背景性知识的考察,要求场景建构要充分考虑本土文化特质、历史渊源等,即强调场景的在地化特征,这是合乎场景真实性维度的关键所在。

　　乡村自然人文设施及其组合。乡土风貌与相应的人群特征、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于城市场景设施要素,乡村场景设施不能局限于人为建造的各类建筑,同时也应包含当地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等客观因素,如水网密布的乡村与黄土丘陵的乡村在相应的场景建构中就有不同的要素要求。因此,设施要素在乡村场景中包含的范围更广。

　　(二)促成乡村场景建构的关键因素以场景构建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激发人(当地民众)、文(历史文化)、地(地理风貌)、产(特色产业)、景(自然人文景观)等众多要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推动,场景构建是不可能完成的,所有要素的潜在价值也都无法显化。尤其是乡村场景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支撑,在要素整合、优化配置等方面难以自发完成,都需借助组织推动才能有效建构。在我国,党的组织体系具有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备的强大优势,为中央方针、政策得到深入贯彻提供了根本保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党的一项重大战略。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

　　四、案例分析:成都战旗村的场景建构实践

　　(一)乡村场景的构成要素战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地处都江堰市、彭州市和郫都区三市县交汇处,隶属成都一小时经济圈,周边高速环绕,交通便捷;周边都市群为战旗场景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撑,即多样性需求;由于区位优势、与城市互动较强,没有大面积的人口流失且相对于封闭偏远的村庄,该村村民文化教育程度、人口素质、现代化观念等都较好,也极大地丰富了该场景的多样性人群要求。

　　此外,战旗村自然资源丰厚,境内平原为主,间有浅丘台地,土壤成分丰富适宜农作物生长;村内水系丰富,沟渠纵横;地处成都“上风上水”,工业污染少,气候湿润宜人,四季分明;适宜开发乡村度假休闲旅游,因此,战旗村通过全域景观化景区化改造,将大田作物、农业景观引入绿化,不断提升全域乡村氛围;先后配套相关设施、实践活动,打造农业旅游、农业体验、天府风情小镇等项目,逐步形成农业旅游场景。在乡土文化传承上,战旗村所在唐昌镇是四川省人文特色城镇、成都市历史文化名镇,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乡土民俗沿袭较好、非遗传统技艺传承较高;相较于一些古建保存较好但人口流失严重的传统村落,战旗村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乡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且与现代社会融合度较高,即活态的乡土文化。

　　在此基础上,战旗十八坊将传统手工艺集中起来,打造出手工体验、旅游参观、文创产品于一体的品牌项目,并打造天府农耕文化博物馆、豆瓣博物馆等设施,开展乡村民俗体验、乡村音乐节、以蜀绣生产场景为主题“水隐桑田”等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影响。战旗村依托现有的自然、人文资源,打造与之配套的各类设施、景观、活动等,尤其是乡土文化的活力传承有效推动了该场景建构;在梳理本案例的历程中,不难发现战旗村成功的关键在于组织力量的不断积累和推动。

　　(二)组织力量在场景建构中的关键作用

　　战旗村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依附城市发展为主,村两委通过大胆创新,创办村企,激活了大部分濒临消亡的手工技艺开始生产产品向城市输出,集体经济得以发展;2003年,村两委通过回购村民股改股份制为租赁制,有效防止了村集体资产流失,但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减少,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

　　五、结论与讨论

　　场景振兴乡村的实践在战旗村取得了成功,与其基层组织力的有效传承分不开;战旗村场景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历经几届村委组织强有力的统筹推动才实现的。组织力量作为场景建构的关键要素,横向的内部历史传承要求乡村基层政府在乡村发展中要有长期规划思维,确保乡村建设始终围绕大方向进行;纵向的外部组织力支撑则对上级组织的政策、资金支持等提出了需求;因此,强化组织队伍建设、人才能力培养等组织力量的提升是确保乡村场景建构的有效手段。

　　本研究中,战旗村得益于乡土文化的有效传承,建构起手工艺文化场景、乡土文化价值场景、生态文化场景等多维场景,即乡村自然人文设施的不断重组、更新,适时导入的文化实践活动为建构主题化场景提供了可能;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场景中的文化实践活动可以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元素,如互联网电商直播、AR/VR的旅游互动体验等等,以进一步优化场景体验;单纯的设施实践组合无法左右价值观,但在场景的有效整合下不同的设施实践组合形式就会体现出相应的价值导向,也就是说新元素的加入既可能强化该场景价值也有可能使其出现价值偏离,因此,只有正向的价值导向的场景建构(元素加入)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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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场景中,正向的乡土文化价值是对建构场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任何元素的注入都是在此价值导向下才能被允许加入场景;反而言之,特定的场景价值观的培育,其设施实践组合选择就要适于该价值观才能实现场景的文化动力。场景的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需求和发展不断更新的过程,场景一旦建立也并不意味着就不可改变和适时调整,这是一个不断建构、重构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系统中场景内各要素通过自身与外部的互相作用形成了一个灵活可操控的价值场域,这就使得任何一个场景都能适时的根据发展所需调整自身的要素配置来达到现实要求,也为多维场景的建构提供了更具想象的空间。

　　作者：陈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