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加强无产阶级纪律的思想

　　摘要：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的思想，内容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之一”; 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是在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形成的，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忠诚而得以保持的; 无产阶级政党内违反纪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毁坏党的事业; 必须以果断的措施同违反纪律的人和事作斗争‍‌‍‍‌‍‌‍‍‍‌‍‍‌‍‍‍‌‍‍‌‍‍‍‌‍‍‍‍‌‍‌‍‌‍‌‍‍‌‍‍‍‍‍‍‍‍‍‌‍‍‌‍‍‌‍‌‍‌‍。 他还提出了加强社会纪律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思想‍‌‍‍‌‍‌‍‍‍‌‍‍‌‍‍‍‌‍‍‌‍‍‍‌‍‍‍‍‌‍‌‍‌‍‌‍‍‌‍‍‍‍‍‍‍‍‍‌‍‍‌‍‍‌‍‌‍‌‍。

　　关键词：列宁;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 “铁的纪律”; 社会纪律; 劳动纪律

　　在社会主义史上，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始终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重要工作，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它成为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性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针对俄共(布)内纪律松懈、社会上无政府状态严重、企业生产秩序混乱的事实，不断地强调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纪律，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思想。

　　政工师论文范例：列宁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一 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的思想

　　俄共(布)掌握政权后，成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并推进苏维埃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力量，它自身保持坚强的力量至关重要。 然而它保持自身力量的手段之一，是加强党内的纪律。 就此列宁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之一”。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遭到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对和攻击。 俄共(布)一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红军，同敌对势力进行拼死的战争; 二是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利用战争过程中出现的“和平喘息时机”发展生产，创造取得战争胜利的物质条件。 1920年3月，苏维埃政权对敌人的战争已经进行两年多，出现了“和平喘息时机”。 列宁在俄共(布)九大报告中讲到对敌战争的残酷性和必须得利用喘息时机发展生产时说：“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 ”[1]

　　这里他的意思是，对敌作战并巩固苏维埃政权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保持铁一般的纪律，利用“和平喘息时机”发展生产也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保持铁一般的纪律。 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保持“铁的纪律”，才能保持自身坚强的战斗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把无产阶级政党内的纪律称为“铁的纪律”，在于强调党的纪律是严格的、集中的、坚固有力的、不易和不可被破坏的，如同钢铁具有非同一般的强度和硬度一样。 同一时期，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材料中论及俄共(布)的经验时指出：“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2]

　　这里他对所谓“铁的纪律”的解释是：党内实行类似军事纪律那样的纪律，即上级的命令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尤其是党的中央机关如中央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权力，它的决议和指示全党必须服从。 在他看来，俄共(布)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他国家建立的共产党也必须做到这样。 同一时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提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3]

　　这里他一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是党“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公开指明它是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学习和借鉴。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在俄国，小生产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阶级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它具有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且它们以这样的性格和思想意识来包围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受到上述性格和思想意识的影响，时而出现不正常的狂热现象，时而转向灰心丧气的情绪。 “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4]这里他强调了党的纪律对于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抵制错误思想意识的影响、保持思想一致和组织统一的作用。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是在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形成的，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忠诚而得以保持的。 在上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论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以后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及它与党内“铁的纪律”的关系。

　　1903年党建立的时候，党内上下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 1905-1907年是革命年代，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一切纲领、理论和战略策略观点都受到革命的检验。 1907-1910年是反动年代，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代替了政治斗争，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 1910-1914年是高潮年代，布尔什维克一方面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合法机会”进行斗争，促进了形势的高涨。 1914-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同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及考茨基主义者进行了斗争。 1917年2-10月是俄国第二次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

　　上述革命斗争的历史，培养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 在革命年代、革命形势高涨的过程中以及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保持整齐的队伍和统一的步伐，最大限度地增强力量，向敌对力量发动猛烈攻击。 在此过程中，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在反动年代，革命退潮，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使自己的队伍有序地退却，需要避免惊惶失措的状况和灰心失望的情绪。 在此过程中，党也需要有“铁的纪律”。 显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经历了由革命年代到反动年代的形势转变，经历了革命形势逐渐高涨直至发展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激烈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它产生了“铁的纪律”。 根据这个事实，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5]这里他说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就是指俄国革命经历了上述过程，而且正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 列宁还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6]这里的意思也是说，通过考察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可以明白它为什么能产生“铁的纪律”和为什么能坚持这样的纪律。

　　在上述著作中，列宁就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维持并加强“铁的纪律”发表了意见。 他提出，由于三个原因，党内“铁的纪律”能够得以维持和加强。 一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即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忠诚，靠他们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二是靠党员善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从而使革命的力量不断增强。 由此党员能够产生革命胜利的信心，能够形成维护和坚持党的纪律的意识。 三是靠无产阶级政党实施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使党和它领导的运动适应国内的条件和形势，处于有利地位，稳步地向前进‍‌‍‍‌‍‌‍‍‍‌‍‍‌‍‍‍‌‍‍‌‍‍‍‌‍‍‍‍‌‍‌‍‌‍‌‍‍‌‍‍‍‍‍‍‍‍‍‌‍‍‌‍‍‌‍‌‍‌‍。 也就是说，党在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够增强党员的信心和他们的纪律性。

　　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内违反纪律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毁坏党的事业。 1917年10月29日即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几天后，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主张建立一个由俄国所有的社会党均派员参加的新政府，以取代布尔什维克领导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并且由他们出面召集会议，讨论组建新政府的事宜。 布尔什维克党派加米涅夫、索可里尼哥夫等人出席他们的会议，指示他们会议必须在认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的基础上进行，即在承认十月革命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但是会议上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提出建立以他们的代表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这实际上是否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成果。 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在会议上采取妥协立场，未反对会议讨论这些问题。

　　11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会议，大多数中央委员谴责了妥协立场，建议中止同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问题的协商。 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妥协派对抗党中央的意见，继续坚持妥协立场，继续参与建立“新政府”的活动。 他们的行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 11月3日，党中央向妥协派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停止错误的行为。 妥协派执迷不悟，宣布退出党中央委员会。 列宁指出：党内的妥协派或者少数派，“始终执行一条公然反对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他们却在制造动摇”。

　　[7]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和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俄共(布)内出现了几个具有自身纲领和政策的派别集团，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 它们的出现违反了党的纪律，尤其是违反了关于党必须在组织上高度统一的纪律，况且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反对党关于必须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定。 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严肃地指出了它们违反党的纪律的极端危害性：“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8]

　　意思是说，党内违反纪律的派别活动，将被敌人所利用，从而加深党组织的分裂，从内部瓦解党组织和毁坏党的事业。 他还指出：“‘工人反对派’以及同他们类似的分子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动摇的表现，实际上在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线，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 ”[9]意思是说，违反党的纪律进行派别活动，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它对无产阶级的敌人有利，即它的活动可以起到拿枪的敌人达不到的目的。

　　列宁提出，必须以果断的措施同违反纪律的人和事作斗争。 鉴于加米涅夫等人违反党的纪律，对抗党中央的意见，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接受他们关于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苏维埃政府的行为，列宁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同违反纪律的少数人决裂，把他们开除出党。 他说，如果违反纪律的少数人坚持自己的错误，那就请他们到“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当然，分裂会是一件极可悲的事，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沮丧情绪好得多。 ”[10]这里他表达了把违反党的纪律并采取政治妥协立场的人清除出党的主张。

　　鉴于新经济政策初期党内一些人违反组织纪律、建立了多个有自己纲领和政策的派别集团的事实，列宁一方面主张通过党的宣传工作，向党员和党的工作者讲清楚违反党的纪律并进行派别活动的害处，一方面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所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 这一时期，列宁还提出了把违反纪律的党员开除出党的主张，可见列宁在反对违反党的纪律问题上的决心之大和态度之强硬。 苏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由于小经济、自由贸易的发展以及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活跃起来。 列宁和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在前进过程中的有限的战略退却。 可是党内有的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苏俄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他们危言耸听，散布紧张情绪，在党内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显然这也是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 列宁对此指出，军队在退却时对违反纪律的人严厉惩处是必需的，党的建设事业在实施战略退却时对于违反纪律和散布惊慌情绪的人进行严厉惩处，也是必需的。

　　二 关于加强社会纪律的思想

　　“社会纪律”是维护秩序的纪律。 在现代社会，在正常的经济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秩序是靠各种法律和制度维护的。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以至在整个苏维埃俄国时期，社会状态非正常化，旧的法律和制度被废除，新的法律和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及时建立起来。 维护社会秩序的只能是纪律。 列宁在当时的实践中，将这种纪律称为“工农纪律”和“革命纪律”，并就加强这种纪律的问题阐述了重要思想。 为了使此方面的内容与上文的“党的纪律”、下文的“劳动纪律”相呼应，我们称其为社会纪律。

　　列宁提出，加强社会纪律是消除俄国的瓦解现象、振奋人民的精神以及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 苏维埃政权建立时，苏俄同德奥帝国主义集团处于战争状态。 苏维埃政权虽希望退出战争并发起了同德奥集团的媾和谈判，但由于德奥集团提出的极苛刻条件和俄共(布)内外一些人的作梗而使谈判进展缓慢。 1918年2月中下旬，德军向苏俄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这时苏俄前线的军队是原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军队。 他们拒绝执行保卫苏俄领土的命令，放弃阵地，不执行撤退时销毁一切战争物质的命令，仓皇奔逃，丑态百出。

　　与此同时，俄共(布)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视而不见，在有关会议上大谈德国国内马上会爆发革命，马上会推翻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德国不构成对苏俄的威胁，必须对德国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支持德国革命。 列宁就上述事实说，苏俄存在着“普遍瓦解现象”，只有加强社会纪律，才能消除这种现象。 他在《沉痛的但是必要的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宣布向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进行无情的斗争。 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首先必须发展国家的经济，整顿铁路(因为没有铁路，进行现代战争就是十足的空谈)，处处恢复最严格的革命纪律和自觉纪律。 ”[11]列宁认为，在苏俄建立严格的革命纪律和自觉纪律或者说社会纪律，是消除前线瓦解现象以及其他各方面瓦解现象的前提。 而且从进行革命战争的条件看，必须整顿铁路、河运和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恢复国民经济，增强国力，可是只有建立自觉的纪律和严格的纪律，才能达到整顿企业和恢复国民经济的目的。

　　就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还说：“只有通过艰苦的、长期的自觉遵守纪律的办法，才能消灭战争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瓦解现象; 只有经过非常艰苦的、长期的和顽强的努力才能消灭这种瓦解现象，并战胜助长这种现象的分子，这些人把革命看成是摆脱旧的束缚、尽量为自己捞一把的手段‍‌‍‍‌‍‌‍‍‍‌‍‍‌‍‍‍‌‍‍‌‍‍‍‌‍‍‍‍‌‍‌‍‌‍‌‍‍‌‍‍‍‍‍‍‍‍‍‌‍‍‌‍‍‌‍‌‍‌‍。 ”[12]苏俄同德奥集团的谈判于1918年3月初达成协议，苏维埃国家退出了同德奥集团的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 这时，列宁提出：“我们将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战斗，并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觉的纪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国人的铁蹄的蹂躏，只要人民还没有学会斗争，没有建立起一支不逃跑而能忍受空前痛苦的军队，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这种蹂躏。 ’”[13]这里他的意思是，如果苏俄没有建立起自觉的纪律和严格的纪律，则说明他们没有学会斗争，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战斗力的军队，以后他们还会遭受失败和痛苦。

　　列宁提出，苏维埃克服粮食收购危机以及饥荒的威胁，必须加强社会纪律。 十月革命胜利时，苏俄即面临着饥荒的威胁。 有关资料显示，1918年1月，粮食部门只完成粮食采购计划数量的21.8%，4月只完成采购计划数量的14.1%，5月只完成12.2%。 由于采购计划不能完成，粮食供应计划不能兑现。 1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只及计划数量的7.1%，4月只及计划供应数量的6.1%，5月只及计划的5.7%。 夏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每天只能获得1/8磅的面包。 [14]工农群众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

　　为了克服粮食收购危机以及饥荒的威胁，5月苏维埃政权颁布粮食专卖法令，规定私人手中的粮食只能以固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严禁私人买卖粮食，对粮食投机商进行无情的斗争。 6月，苏维埃政权决定各城市建立工人征粮队，下乡征购粮食。 当年底，城市的工人征粮队队员达到8万人。 1919年1月，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关于“余粮收集制”的法令，规定农民必须将自己以及家庭成员生活需要以外的粮食全部出售给国家。 粮食部门必须将征收到的粮食合理地分配给前线的红军部队和城市居民。

　　在上述过程中，加强社会纪律日显重要。 譬如，必须以法令和社会纪律约束粮食投机商和心存私人买卖粮食意愿的农民，使他们放弃私人买卖的企图，将粮食出售给国家。 必须以社会纪律约束下乡征粮的城市工人征粮队队员，使其规规矩矩按法令和政策行事，不得趁火打劫，贪图个人利益。 列宁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社会纪律对于克服饥荒的作用。 如他当时提出：“没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既不能摆脱反革命的威胁，也不能避免饥荒。 ”[15]他还说：“我们应该有而且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要使我国每个遥远的角落都感到觉悟工人的坚强的钢铁般的政权的存在，要使任何一个富农、财主和违抗粮食垄断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不能逃脱纪律严明的工人阶级专政者即无产阶级专政者的铁腕的制裁。 ”[16]

　　这里的意思是，无产阶级社会纪律的加强不可避免地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得到增强。 这个专政将对财主、富农和粮食投机商产生威慑力，使其按照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出售粮食。 如若不然，他们将受到社会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制裁。 当时城市工人征粮队下到农村后，发动和依靠贫农，对投机买卖粮食的富农进行无情打击。 列宁称这场斗争为“十字军讨伐”，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说：“要么灭亡，要么建立自觉纪律，组织起来，创造自卫的可能性。 如果觉悟的工人不组织以全体贫民为首的十字军讨伐，去反对各地被小资产阶级搞得日益严重的和我们应该加以克服的混乱和组织涣散，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俄国的、日本的或德国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卷土重来，每星期给八分之一磅面包。 ”[17]这说明，他不仅强调进行上述斗争和讨伐是必须的，而且强调无产阶级加强自觉的纪律，加强组织性，以增强自身的力量，保障斗争和讨伐取得胜利。 在他看来，这是克服粮食征收危机和饥荒的重要途径。 否则俄国的和国外的反动势力将颠覆苏维埃政权，苏俄工农群众将不能摆脱每天只能领得1/8磅面包的困局，即不能摆脱饥荒的威胁。

　　列宁提出，加强社会纪律是统一全体人民的意志、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1918年7月以后，随着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对苏俄武装干涉的升级，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军事叛乱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苏俄进入国内战争时期。 当时苏俄的社会状况，如同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所指出的，不少人尚未从革命前对现实的悲观绝望、无端愤怒的心境中转变过来，致使无政府主义现象十分严重。 党和苏维埃政权要领导人民有力地进行国内战争，必须消除无政府主义现象，统一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社会纪律和加强社会纪律。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 ”[18]

　　这里他一是指明无产阶级的社会纪律不同于旧社会的纪律，是工农纪律和自觉纪律; 二是指明无产阶级的社会纪律能够把苏俄各地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起来，聚集强大的力量，同国内外敌对势力作战; 三是指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推进事业的希望在于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社会纪律。 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社会纪律对于战胜敌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 他把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纪律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证明他对苏维埃国家的社会纪律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红军。 他们在建设红军的过程中，坚持以下的做法：一是在红军中实行铁一般的纪律，二是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三是启用旧社会过来的军事专家。 对于红军中实行“铁一般”纪律的做法，列宁有过肯定和赞扬。 他说：“不要抱任何幻想。 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进行艰巨的斗争，就要有铁的军事纪律。 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保持工人政权的条件，就会以自己的想象给这个工农政权带来很大的损害。 ”[19]

　　红军在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1920年初，随着红军在东线对高尔察克白卫军作战的胜利和在南线对邓尼金白卫军作战的胜利，和平喘息时机再一次出现。 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建立劳动军，即把一部分红军部队转到生产战线上，发展生产，创造社会财富。 这时列宁提出，要把建设红军的经验特别是加强铁的纪律的经验运用于建设劳动军的过程中‍‌‍‍‌‍‌‍‍‍‌‍‍‌‍‍‍‌‍‍‌‍‍‍‌‍‍‍‍‌‍‌‍‌‍‌‍‍‌‍‍‍‍‍‍‍‍‍‌‍‍‌‍‍‌‍‌‍‌‍。 如他说：“我们率领红军取得胜利，不只是靠了鼓动工作，而且是靠了严格的铁的纪律。 红军中的一切制度必须在所有的劳动战线上建立起来。 应当把建立红军的全部经验在铁路劳动大军中加以运用，把这支军队提高到红军所达到的水平。 不作出牺牲，不实行铁的纪律，不利用专家，红军就不会胜利，铁路大军也不会胜利。 ”[20]在他的思想上，在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无论是红军建设和对敌作战，还是建设劳动军和搞好生产，都需要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社会纪律。

　　三 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思想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尤其是在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告一段落后，俄共(布)必然要把发展生产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要完成发展生产的任务，必须加强劳动纪律。 在此方面，列宁形成和提出了重要的思想。

　　列宁提出，建立新的劳动纪律即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既是进行大生产的要求和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和条件。 机器大生产的特点是几百人、上千人在一起生产。 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统一行动和协同动作至关重要。 要做到统一行动和协同动作，必须使千百的意志服从一个统一的意志，即必须使参加生产的所有劳动者服从指挥和听从命令。 这样建立劳动纪律和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便产生了。

　　1918年4月，列宁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 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 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 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21]这里的意思是，加强劳动纪律，使全体劳动者的意志服从统一的意志，既是大生产的要求和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和条件。 在此文章中，列宁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口号——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

　　他说，这虽然是旧俄国资本家阶级在迫使工人超辛苦劳动时提出的口号，但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可以正确地利用它，而且利用它的意义很重大。 这就是他所说的：“一方面，劳动群众切实实现这些口号，是挽救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强盗(以克伦斯基为首)弄得半死的国家的唯一条件;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方法，根据自己的法令来切实实现这些口号，又是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和足够的条件。 ”[22]也就是说，加强劳动纪律，发展生产，可以医治俄国的战争创伤，可以促进苏俄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 同一时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大生产中受过纪律教育的无产阶级知道，只要一天不组织起更大的生产，只要一天不建立起更加严格的纪律，就一天不会有社会主义。 ”[23]这里他把是否有劳动纪律上升到是否有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可以看出他对加强劳动纪律的重视程度之高!

　　列宁提出，加强劳动纪律是实现苏维埃国家的“根本任务”即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转变工作重心的第一次尝试发生于1918年5月。 当时列宁在俄共(布)重要会议上和有关文章中提出，以前时期由于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党和国家政权不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和管理国家上，现在同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可以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个根本任务即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要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劳动纪律，加强对生产的管理。 当时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开展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制定了《劳动纪律条例》，要求所有国有企业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生产定额和劳动生产率，对破坏纪律的人严加惩处。

　　列宁针对这个事实说：“俄国无产阶级最觉悟的先锋队，已经给自己提出了加强劳动纪律的任务。 例如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和工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令草案。 这项工作应该加以支持和全力推进。 ”[24]这里他在强调加强劳动纪律的作用的同时，赞扬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这方面工作做得好，表示要支持他们的工作。 这一时期列宁还提出：“在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上，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 应该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 ”[25]这是以强力推进企业管理、促使劳动者遵守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思想。

　　列宁提出，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纪律是工农群众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志关系式的纪律。 在剥削制度下，包括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纪律是压迫者和剥削者设立的，是统治者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的工具，是棍棒式的纪律。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工农群众成为新国家的主人。 他们破坏了旧俄国的劳动纪律，并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主动地要求建立新的劳动纪律。

　　他们还自愿地参与了建立新劳动纪律的工作。 如上述《劳动纪律条例》就是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经许多工会会员参与而制定的。 列宁就上述情况说：“现在，在群众中正在自愿地、主动地提高这样一种认识：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己生活的经验，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拥有千千万万人口的整个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立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 ”[26]这一论断充分地肯定工农群众自愿地建立新的纪律，即实现千万人联合劳动的新纪律，去取代旧制度下的纪律。 在他的思想上，这样的纪律是同志关系式的纪律，是体现劳动者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纪律。

　　1919年6月，在苏俄的工人掀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活动时，列宁深有感触地说，农奴制的劳动组织是靠棍棒纪律来维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是靠饥饿来维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是靠劳动者自愿建立的、自由的、自觉的、同志式的劳动纪律来维持的。 他说：苏俄的劳动纪律是新的纪律，“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 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 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27]这里的意思是，机器大生产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根据大生产的要求和适应大生产的规律，制定新的劳动纪律。

　　显然在他的思想上，上述实践过程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基础的。 虽然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纪律总的来说是工人自愿建立或制定的，但是不等于工农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制定劳动纪律的工作，不等于每一个人都有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等于不必要对工农群众进行加强劳动纪律的教育‍‌‍‍‌‍‌‍‍‍‌‍‍‌‍‍‍‌‍‍‌‍‍‍‌‍‍‍‍‌‍‌‍‌‍‌‍‍‌‍‍‍‍‍‍‍‍‍‌‍‍‌‍‍‌‍‌‍‌‍。 也就是说，对工农群众进行加强劳动纪律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主张对工农群众进行这样的教育。 他说：必须认真地进行加强劳动纪律的教育，“必须使人人懂得：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农群众而且只有我们工农群众，才能够以自己的活动和自己严格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的经济生活条件，实现伟大的经济计划。 此外别无出路”。 [28]他的意思是，俄国是工农群众的，严格的劳动纪律也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工农群众需要以自己的劳动纪律来改造旧生活条件，创造新生活。 只有通过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使人人都懂得这些。

　　列宁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的思想，关于加强社会纪律的思想，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思想启示的意义。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7页。

　　[2]《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5页。

　　[3]《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

　　[4]《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

　　[5]《列宁全集》第39卷，第5页。

　　[6]《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

　　[7]《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页。

　　[8]《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9]《列宁全集》第41卷，第87页。

　　[10]《列宁全集》第33卷，第48-49页。

　　[11]《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3页。

　　作者：俞良早 陈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