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警察工会》中的空间政治与弥赛亚主义

　　摘要:迈克尔·夏邦的《犹太警察工会》是一部或然历史小说和侦探小说，其背景是一个假想的历史空间，即二战期间美国在阿拉斯加的锡特卡建立的一处欧洲犹太难民聚居点。故事详细记述了主人公通过对一起神秘谋杀案的调查而最终发现的政治阴谋。这部小说实际是一部“空间故事”，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边界跨越与疆域控制，从中能够看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正统犹太人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当代以色列国的缩影。本文专注小说中的空间因素(特别是阿拉斯加犹太人聚居点的孤岛意象和岛上的开戒界域)，探索它们在犹太身份的形成与交涉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深藏其中的意识形态信息，包括作者对现实中的以色列国的讽喻性暗指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所持的复杂态度。

　　关键词:迈克尔·夏邦;或然历史小说;犹太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弥赛亚主义

　　引言迈克尔·夏邦(MichaelChabon，1963-)是新一代美国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写作体裁和技法多种多样，其中包含科幻、侦探、历史、探险等元素。尽管作为第四代移民，夏邦更加认同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而非犹太族裔身份，甚至曾在采访中坦承“我们无法进入传统犹太世界，我们不懂意第绪语，也不懂希伯来文化里的秘密”①。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多数作品仍然是以犹太人为主人公，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依然是犹太民族的身份。《犹太警察工会》(TheYiddishPolicemen'sUnion，2007)，又译作《消逝的六芒星》，是夏邦的代表作。该书既是一部犹太题材的或然历史小说(alternatehistoryfiction)，也是一部典型的硬汉式侦探小说。

　　作者以历史上并不存在的阿拉斯加犹太定居点为背景，讲述了犹太警探兰兹曼调查一桩神秘凶杀案，由此一步步发现背后的政治阴谋的故事。小说的灵感最初来自夏邦早先的一篇文章《幽灵国度旅行指南》(GuidebooktoaLandofGhosts，1997)，而后几经重写和修改，最终在2007年5月得以成书出版，随即获得极大关注和广泛好评，并接连斩获星云奖、雨果奖、轨迹奖、斜向奖等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阿拉斯加:行将终结的犹太国度在这部小说的想象历史空间中，以色列建国仅仅三个月即在阿以战争中遭到惨败，并于1948年灭亡;而在此之前的美国，由于犹太裔美国人的大力游说，加之极力反对犹太人移民阿拉斯加的众议员安东尼·戴蒙德(AnthonyDimond)意外遭遇车祸身亡(此即该书的历史分叉点)②，美国国会于1940年顺利通过了《斯莱特里报告》(SlatteryReport)，将阿拉斯加的锡特卡(Sitka，Alaska)的一部分土地辟为联邦特区，作为欧洲犹太人的临时定居点，期限为60年，这一决定使大量犹太人免遭纳粹迫害的厄运。

　　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当下(21世纪初的某年)，距离所谓“回归”(管辖权移交)只剩下区区数周时间。届时，锡特卡作为联邦特区的临时地位将宣告结束，该定居点的土地将被美国政府收回，居住于此的犹太人将不得不再次面临四处流散、寻找家园的命运。与多数或然历史小说着重表现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不同，《犹太警察工会》把关注重点放在历史转轨后的当下———小说对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心理创伤进行了重新想象，审视他们在严酷环境中的生存策略。

　　事实上，犹太民族在现代人类历史上的坎坷命运一直是或然历史假想的常见母题之一，然而与多数此类小说以同情笔调刻画犹太人(如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所不同，夏邦对书中的部分犹太人进行了颇为负面的刻画。小说开篇即是一个颇为神秘的犯罪现场———国际象棋天才、犹太青年孟德尔·施皮尔曼在柴门霍夫宾馆被谋杀身亡，这家廉价宾馆是一处“破败不堪的住所，以世界语的创始人命名，一开始就象征了失败的乌托邦愿景，见证犹太人的锡特卡被美国政府收回”(Witcombe，2016:45)。值得注意的是，在施皮尔曼的尸体旁边还有一个棋盘，上面有一盘未完成的棋局。

　　主人公兰兹曼警探携手老搭档波克对此案展开调查。此时的兰兹曼正值落魄潦倒之际———之前因医生怀疑胎儿的染色体异常，他误将正常的孩子放弃，妻子因此离异而去，留下他整日酗酒、颓 废度日;更为糟糕的是，距离阿拉斯加被美国政府收回仅仅只有6周时间，兰兹曼很快将失去工作，不得不同其他犹太人一样另谋归宿，但他依然下定决心要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犹太空间:孤岛意象与开戒界域通常认为，就叙事技法而言，情节铺陈并非夏邦在小说创作上的强项和优先考虑，相反，他的写作主要是“通过明确具体的细节、准确呈现的场景、细致入微的人物性格发展来积聚力量的”(Dubrow，2008:145)。

　　这些特征在《犹太警察工会》中尤为明显，特别是作者对空间的塑造与驾驭———“尽管文本结合了大量与已知文学体裁相关的修辞手段，但夏邦小说的最成功之处，是表现出一个想象的犹太空间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Witcombe，2016:31)。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确实能够找到大量的空间元素以及各种边界跨越与疆域控制的题材(例如引人入胜的环境描写、主人公历险过程中的物理位移、精心布置的棋局等)。这些元素和题材，大多与书中的犹太身份这一主题密切相关，即“空间的复杂本质是整个叙事的核心部分，对于在一个后现代的、编造的世界中探索犹太身份至关重要”(Anderson，2015:87)。

　　事实上，或然历史小说这一文类本身即具有荒岛小说中“空间故事”的诸多特征，这在犹太题材的小说中尤为明显———作家频繁利用“岛屿”作为假想历史中的犹太国度所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此类提议(如马达加斯加、塔斯马尼亚以及阿拉斯加半岛);另一方面，“孤岛的隐喻十分适合犹太人本质上(相对于非犹太人)的他者身份”(Rovner，2011:145)。

　　《犹太警察工会》的故事确实给读者一种强烈的隔离感———书中《斯莱特里报告》在国会通过时，各方均做出一定妥协，其中就包括对犹太移民行动范围的限制，正如他们的护照封面上标明的:“你哪儿也去不了。你不能去西雅图，不能去旧金山，就连阿拉斯加的朱诺或凯奇坎也去不了”(31)。伴随这种隔离感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末日感。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即犹太人在阿拉斯加的居住地位行将结束)，这也极为正常———书中由美国政府先期派来的“阿拉斯加管辖权移交委员会”被当地人戏称为“丧事协会”，他们将要接手的工作就像“准备和监督一场历史葬礼，以最终将这个犹太人的特区送进历史的坟墓”(62)。

　　此类用词都是这个犹太国度行将死亡的隐喻。如何将潜藏的文学空间结构转换成清晰直观的地图意象，多年来困扰着众多英美文学研究者(郭方云，2019:39)。开戒界域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角逐的空间实践———在界域内，正统派犹太教徒有其自身的宗教法规，它们同外部的官方法律和世俗秩序形成对立。糟糕的是，故事中开戒界域的设置并不仅仅出于宗教目的，还为了犯罪便利———维波夫岛上有一位专职的“边界大师”，其“特长就是用成排的细绳在人们的住所四周圈出疆域，好让他们在安息日可以开展非法行动，据称这样就不会违反在神圣节日必须休息的谕令”(Kravitz，2010:104)。

　　换言之，如此一来，这些犹太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教义约束，即使在休息日也照样收租放租、敲诈勒索。夏邦对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非常憎恶，他认为这“显然是想执意欺瞒上帝、躲避他的律法，已然沦为一种骗局”(Kravitz，2010:104)。作为外来的闯入者，兰兹曼警探是一个不信教义的世俗犹太人，“对他而言，天堂是个假货，上帝是个字眼，灵魂顶多只能算是电池的电量”(144)。但此人一心伸张正义、追查命案真凶，甚至想在维波夫岛的开戒界域内重树世俗社会的法制与秩序。

　　他的行为，代表了界域外的另一种犹太性，正如安德森所言，“兰兹曼作为世俗锡特卡的一名警察，似乎想要求所有的锡特卡居民都遵从政府的世俗权力，而维波夫派犹太人效忠的却是宗教势力的法则，这就削弱了世俗主义的公民原则”(Anderson，2015:100)。这两者之间巨大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叙事向前推进的张力。事实上，在维波夫岛上的开戒界域里，处处充斥着对犹太身份、犹太人—非犹太人关系的争论，可说是一个“争夺异常激烈、象征意义丰富的身份交涉的空间”(Witcombe，2016:30)。在夏邦眼里，这样一个“集体的犹太身份……既不取决于国家主权，也不取决于任何形式的真正的政治或领土控制”(Mann，2012:146)，而是一种思想意识与生存状态。

　　犹太人聚居点:以色列国的缩影《犹太警察工会》中的空间与疆域，其物理背景设定在阿拉斯加，然而跟真实的以色列之间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尽管小说所描绘的是一个以色列输掉阿以战争、已经不复存在的假想世界，“犹太人被完全推到了历史的另一条轨道上”(Henderson，2007:254)，但书中对以色列国的各种影射却若隐若现，让人始终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首先，前面讨论过的开戒界域，除了作为身份塑造与交涉的载体之外，还暗含着强烈的政治信息，它其实是一个“如同以色列一般微观的地缘政治实体，其中各种各样的观念视角都在极力参与空间的界定”(Anderson，2015:100)。

　　我们从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以色列国和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态度:(1)通过对开戒界域本身的负面刻画，夏邦表达了对现代以色列国治理方式的质疑，特别是对以色列领土政策的批评，即“对维波夫派通过意识形态构建的景观进行批判……暗中是在指责现代以色列，表明其地缘政治边界的构建本身，只不过是企图建造犹太身份的‘乡土建筑’”(Anderson，2015:103);(2)通过对维波夫派犹太人的负面刻画，夏邦明显是在对正统派犹太教徒提出批评，尤其是他们对国家政策的过度干预，即“由于议会制度的奇异，这些人对以色列的国家政治与财政预算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影响力”(Kravitz，2010:103)。

　　其次，如果跳出狭义的开戒界域，整个阿拉斯加的犹太人定居地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以色列的缩影。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该地区同时还居住着特林吉特人，即世代居住于阿拉斯加的印第安土著，他们跟犹太移民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双方甚至时有暴力冲突发生。事实上，这些印第安人在小说中具有隐喻的功能，代表了真实历史中被剥夺住所的巴勒斯坦人。

　　犹太弥赛亚主义:无尽的延缓以上所分析的空间政治，除了暗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土观念与暴力倾向外，还体现出夏邦本人的宗教观念，特别是对笃信救世主降临的犹太弥赛亚主义(JewishMessianism)极不认同。以故事开头的死者施皮尔曼为例，早在童年时代，此人就展现出惊人的禀赋———他能够讲多种语言，棋艺高超，而且还施过神迹，因而被很多犹太人视为潜在的弥赛亚、每一代人中只会出现一次的“柴迪克”(Tzadikha-Dor)，此为犹太教的一个封号，意即“持守公义之人”。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这位“未来的弥赛亚”恰好出生于希伯来历的埃波月9日，即历史上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日子，这一巧合预示了他从一开始就注定走向毁灭的宿命。这种“天命”反映在他尸体旁边那盘未下完的棋局上———兰兹曼后来发现，余下的棋局其实是一个“迫移”(Zugzwang，也叫“楚茨文格”)，即对弈一方必须出招，但无论他怎么走，都将对自己不利，最终只能一步步走向败局。由此可见，哪怕像施皮尔曼这样的国际象棋天才，都无力摆脱“迫移”的约束，逐步走向自己的覆灭，更遑论他人。

　　这一棋局，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弥赛亚降临的不可能，人们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在更大范围里，它也指向一种近乎存在主义的人生观———从表面上看，每一步棋都代表着人的自由意志(特别是自由选择的能力)，可无论你如何落子谋局，人生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荒诞与虚无。也就是说，所谓的“选择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但既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人类又别无他法，便只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于无意义之处找寻意义。

　　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见，夏邦对犹太空间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宗教理念极不认可———书中着力刻画的孤岛意象与开戒界域，体现了正统派犹太人的墨守成规和自欺欺人;发生在犹太人聚居点的各种权力争斗，暗指真实的以色列国的领土政策以及犹太民族的暴力倾向;而书中的核心场景(即神秘凶案和迫移棋局)则象征了作者眼中弥赛亚降临的不可能，并借此暗讽了现实世界中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特别是对以政策)。

　　当然，尽管夏邦不赞同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但读者在书中依然能找到一些相关的正面描写———如克拉维茨所言，故事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而被推上了一条向死之路……作品为这种努力赋予了一种崇高感，这本身就是对犹太人生和思想的一种肯定”(Kravitz，2010:108)。这不免让人想起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笔下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遭受诸神的惩罚，不断将滚下山的巨石推向山顶，如此周而复始、永不停歇;这位荒诞的英雄明知自己的所为纯属徒劳，但依然可以从这一过程中获取满足和快乐，无怪乎加缪说:“向上攀爬的奋斗本身即足以填充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必须设想西西弗斯是开心的”(Brée，19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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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道理，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尽管其手段未必让人认同，其结果也并不遂人意，但这一过程本身即是在实践自由意志、塑造自身本质。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依然值得人们的尊重。由是观之，夏邦在书中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弥赛亚主义指责与敬仰并存的矛盾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