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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经典剧作本土化改编的创新与不足

时间:2020年12月28日 分类:文学论文 次数:

【摘 要】作为20世纪美国剧作家田纳西的代表作之一,《欲望号街车》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话剧,在世界各地上映及演出。近年来,西方许多已被拍成电影的文学经典作品被陆续搬上中国的舞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颇有创新;而中文版话剧的形式能否很好地呈现一部西方

  【摘 要】作为20世纪美国剧作家田纳西的代表作之一,《欲望号街车》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话剧,在世界各地上映及演出。近年来,西方许多已被拍成电影的文学经典作品被陆续搬上中国的舞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颇有创新;而中文版话剧的形式能否很好地呈现一部西方剧作的人物性格与主旨内涵,一直是学界和观众关注的焦点。本文将聚焦1951年版美国电影和2019年上话版中文话剧,结合原剧本和相关戏剧与翻译理论,从戏剧动作、台词改编与道具场景三方面将两者进行比较,并根据上述具体表现来评判在中文话剧中,各主要角色是否被成功塑造,以及这部西方文学经典作品的时代主题是否被完整地传递出来。

  【关键词】《欲望号街车》;电影;话剧;人物形象;时代风貌

戏剧文学

  一、原剧本回顾田纳西·威廉斯是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三位剧作家之一。1945年,《玻璃动物园》令他声名鹊起,接着《欲望号街车》(1948)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5)使他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这三部作品都描绘了受到北方文明冲击和工业化影响的南方生活。20世纪中叶后的大萧条时期,田纳西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荡,试图展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他的作品通过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生存环境的描写,表达了虚幻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①。作为田纳西的代表作之一,《欲望号街车》描写了一个名叫布兰奇的女人的悲惨命运。布兰奇来自南方的一个没落家庭,但仍怀揣着希望,打算投靠家在北方的妹妹斯黛拉,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旅程。然而,代表南方传统优雅的布兰奇和代表北方破坏性暴力的妹夫斯坦利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她的毁灭——被强奸并被送进疯人院。布兰奇和斯坦利二人都有强烈的欲望,但内容截然不同。布兰奇失去了她年轻的丈夫——他自杀了,因为布兰奇指责他是同性恋,所以她的记忆在其丈夫死亡的那一刻被定格下来。从那以后,她喜欢的每一个男人都很年轻,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死去的丈夫相似。比如,她被解雇的高中里那个17岁的男学生,还有之后来她家收报纸钱的年轻人。别无选择的布兰奇在放弃了家产BelleReve种植园之后来到了北方,希望坚守过去植根于南方的荣耀和优雅。至于斯坦利,他是一名典型的北方工人,田纳西用了“骨子里动物般的快乐”(Animaljoyinhisbeing)“享受与女人的欢愉”(pleasurewithwomen)“母鸡群中一只羽毛丰满的公鸡,散发着力量和骄傲”(withthepowerandprideofarichlyfeatheredmalebirdamonghens)“类人猿”(sub-human)和“石器时代的幸存者”(survivorofthestoneage)等说法来描述他的身体和性格。最终,斯坦利骨子里那种北方传统的动物欲望爆发,彻底摧毁了布兰奇这个可怜的南方寡妇。二、1951年版美国电影和上话版中文话剧简介1951年,《欲望号街车》(以下简称电影)被改编成同名黑白电影,好莱坞影星费雯·丽凭借该电影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②。作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视听艺术的典范,电影结束了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导的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好莱坞电影第一次向公众呈现了一个动荡真实的生活,而非童话般的故事或梦想③。在经历了事业和婚姻的双重挫折后,费雯·丽曾一度出现精神不稳定的症状。据说在拍摄结束后,她被立即从片场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一插曲则为电影增加了更多的悲剧元素。影片通过情节的细微变化和对音乐、环境的灵活运用,不仅再现了田纳西想表达的内容和主题,更将四个主人公的形象具体化,放大了布兰奇内心脆弱的世界与残酷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斯黛拉向斯坦利的屈服,到电影最后斯黛拉选择永远地逃离斯坦利,这一改编也增强了当时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女性独立自主的决心。

  《欲望号街车》的中国版话剧(以下简称话剧)于2016年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次公演,并于2019年6月6日成为首部在翻新后的中心小剧场上演的话剧。扮演女主角布兰奇的是国家二级女演员张璐,她有许多颇具代表性的戏剧和音乐剧作品,如《玻璃动物园》《仲夏夜之梦》和《妈妈咪呀!》。

  其他主角均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笔者看来,张璐对布兰奇全情投入的表演和布局巧妙的舞台设施是整部戏的亮点所在。整个舞台格局颇具新意,与话剧的开场白和主基调“一阵雨,一场梦,一声叹息”遥相呼应。舞台的四面中有三面都挂着水帘,仿佛雨永远不会停歇,滴答、滴答、滴答……这种压抑的气氛让观众对舞台上可怜的布兰奇深感同情。毫无疑问,费雯·丽主演的电影是一部经典之作,对那个时代乃至当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根据原著和电影改编的话剧在上海也取得了成功,这要归功于舞台上演技出众的演员和幕后具有创新意识、辛勤付出的工作人员。

  三、以电影为参照下的中文版话剧研究

  相比于电影,参加话剧演出的人员减少至四人,删去了黑人妇女、邻居尤尼斯、卖花的墨西哥妇女、年轻的报纸收费员、女护士和医生的戏份。虽然斯坦利的朋友史蒂夫和巴勃罗(群演)也加入了剧中的扑克派对,但他们根本没有台词,可以忽略不计。在电影中,上述的角色在某个时刻或多或少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但话剧中的四位主角,布兰奇、斯坦利、斯黛拉和米奇,真正做到了挑起大梁,撑起了整部大戏。值得一提的是,布兰奇在整场话剧中的发型也有所变化。在斯坦利强奸她之后,她将头发剪短了,反而显得她比电影中的布兰奇更加精神崩溃。

  (一)创新的戏剧动作为经典注入艺术性

  我国中央戏剧学院著名教授谭霈生曾出版过一本关于戏剧理论的著作,名为《论戏剧性》,该书明确强调了戏剧动作的重要性与艺术性,并指出“戏剧动作”的定义是广泛的,并非单单是大众狭义理解的外部动作,还包括人物内部的心理活动,甚至是音响。顾名思义,外部动作是指一切能让观众看得见的形体动作。要使外部动作富有戏剧性,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其一,它应该是构成剧情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又推动剧情的发展④。电影中,米奇与布兰奇发生争执时,一个失明的墨西哥妇女在街上叫卖、兜售着俗丽的锡制花束,也就是下层墨西哥人用的吊丧之花,这一意象在该幕中出现多次,象征着死亡。而话剧中,墨西哥妇女这一角色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米奇愤然离开后,斯黛拉捧着一束美丽的鲜花缓慢徘徊于舞台的三面,鲜花象征着布兰奇原本的光鲜。也许因为布兰奇的妹妹斯黛拉是舞台上唯一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角色,但她能取代墨西哥女人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一开始是斯黛拉给了可怜的布兰奇希望,但也是斯黛拉的不作为间接导致了亲姐姐的悲剧,从而引出了之后斯坦利强奸布兰奇的“情节高潮”。

  这样的改编无疑使结局更具悲剧色彩。另一个条件,便是观众能够通过可见的外部动作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⑤。电影中,米奇离开后,布兰奇换了一套晚礼服,在《纸月亮》的伴奏下臆想着高雅的生活。而话剧中,布兰奇在发表独白时甚至站到了桌子上起舞,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话剧的这种能短暂脱离现实的夸张艺术手法,充分表现了布兰奇在被米奇抛弃后的绝望和疯狂,这便是整部剧的“情感高潮”。布兰奇被强奸后,她把那束鲜花扔进了舞台侧边的马桶中。

  鲜花象征着布兰奇本该拥有的美好生活,但最终却被充满欲望的残酷现实(马桶)所吞噬,也暗示了布兰奇心如死灰的心理状态。接着,虽然话剧中没有出现精神病院的女护士和医生,但根据斯黛拉在电话里的交谈和门铃的声响,可以推断他们是存在于剧中的。当他们准备带女主角离开时,布兰奇紧紧抓住医生那看不见的手臂,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不管你是谁——陌生人,总该对我好点。”似乎没有人在和布兰奇说话,好像她是在自言自语,显得她真的疯了似的。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台下观众。“戏剧动作”的第二大类是内部的心理活动,其体现的方式也有两种。

  方式之一,就是剧本“舞台提示”中所说的“沉默”,或曰“停顿”⑥。无论是原作、电影还是话剧中,都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斯坦利听到布兰奇在背地里说他像猿猴(ape-like)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的沉默使其角色更加复杂。按常理来说,斯坦利应该当场立即发作才对,但他却暂时隐忍了下来。这一“沉默”为后来的两次爆发埋下了伏笔。方式之二,便是舞台上的对话、独白和旁白。在上话版话剧中,女主角布兰奇在米奇离去后发表的独白是经过精心改编的,扩充了不少内心世界的抒发。独白这一话剧不可忽视的表现形式,也是具有动作性的,因为从这些台词中,丰富的舞台动作也被随之发掘。最后,音响也可以成为动作。音响并非仅仅是一种伴奏,有时它能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有时它能反映人物内心的波澜,于是它也成为一种动作成分了。

  1951年电影版中,导演依照剧本,共使用了三种音乐:波尔卡舞曲(VarsouvianaPolka)、歌曲《纸月亮》和蓝调钢琴曲,均有各自的功能⑦。每当布兰奇思念她死去的年轻丈夫时,波尔卡舞曲就会响起,理由是在他自杀之前,他们跳的就是这支舞。女主角脑海中波尔卡舞曲的骚动表明了她无法释怀的悲伤和内疚。在斯黛拉的家中,布兰奇一边洗澡,一边哼着歌谣《纸月亮》。流水的声音和她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象征着她迷失了自我,不愿逃离这虚幻的世界。此外,在笔者看来,“月亮”这一词同时出现在赌场和歌曲的名字中并非巧合:布兰奇的丈夫死在月亮湖赌场外,而布兰奇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哼着《纸月亮》。除上述两种音乐外,蓝调钢琴曲的作用也相当显著,它揭示了斯坦利家族的生活方式——即粗鄙的现实和男女之间最原始的欲望⑧。

  要知道,布兰奇被斯坦利强奸的“情节高潮”便是在蓝调钢琴曲的伴奏下进行的。而上话版《欲望号街车》中,其背景音乐的运用几乎与剧本和电影相同,但仍结合话剧的舞台做出了一些细微而巧妙的改编。例如,斯坦利企图强奸布兰奇时,舞台一片漆黑,没有任何音乐,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作为当时唯一的背景音乐,时钟象征着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而布兰奇正在遭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就在此时,蓝调钢琴曲加入进来,填补了许久的空白,这也意味着布兰奇终于完全疯了。漆黑的舞台、时钟的作响都是无法在电影中完成的,这也正是话剧的一大优势。

  (二)考虑时代背景与译入语观众的台词改编

  在电影和话剧《欲望号街车》的两版作品中,对于原剧本台词的改编通常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下。首先,如果原作中的某句台词是敏感的,是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甚至是违反了某些法律法规,那么这句台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触犯了“禁忌”,要么被改编,要么被完全删除。在田纳西的剧本中,布兰奇的年轻丈夫因厌恶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而开枪自杀。

  然而,这一话题是与当时的《海斯法典》(TheHaysCode,又称TheMotionPictureProductionCode)相悖的。该法典旨在监管1930年到1966年期间有声电影的制作,以保证它们的“纯洁性”,如遵守禁酒令、不许表现白人和黑人间的性关系等等。这就导致了1951年版电影中对自杀理由的改编:与布兰奇相爱的丈夫因懦弱无能而失去了工作,布兰奇无情地指责了他,最终导致了丈夫的自杀。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迫不得已的改编,无法体现原作者的本意,即想要引起公众对当时被边缘化的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三)舞台场景与道具的别出心裁与必然局限

  一部电影可以拥有无数场景(scenes),能自由地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个场景;而话剧的表演舞台相对固定,对每一个场景只能做一些微小的改变。然而,这样的限制并不意味着话剧的表现力一定会不如电影。紧凑的布局和设备齐全的舞台可以使观众的思绪更加集中,使表演者的内心活动更加突出。

  四、讨论:

  以中文版话剧形式呈现一部西方经典文学剧作的创意与不足要探讨这一话题,我们首先要将这部话剧的观众进行一下分类。第一类是看过原著或费雯·丽版电影的人,他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情节和人物事先有一定了解,因此他们会不自觉地将两者或者三者进行对比。我们回顾《欲望号街车》这部剧作的时代背景,那是一个美国大工业迅速崛起的时代,陈旧的南方情结终将被淘汰。新奥尔良这座拥挤的南方城市中,既有街车隆隆驶过的繁华现代的一面,也有贫民窟的拥挤落后的一面。

  在这里,笔者想要引出“文学景观”这一概念,它是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创造出来的地理图景⑨。无论是剧本中对不少场景细致入微的描写,还是电影中所呈现出来的车水马龙,都能给读者和观众新与旧、原始与现代碰撞的直观感受。虽说《欲望号街车》原本就是一部剧本,是适合搬上话剧舞台的,但笔者认为它更适合被搬上屏幕,抑或更大的戏剧舞台(大剧场),从而更好地展现时代的风貌,观众也就能在了解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揣摩这部经典作品的主旨内涵。而上话版《欲望号街车》采用的是小剧场模式,所以第一类观众可能会觉得,虽然剧中的人物性格十分饱满,也极具张力,但整个舞台场景的布置却很难让人联想到“北方欣欣向荣的工人阶级与南方没落田园的小资产阶级”的碰撞。

  毕竟,《欲望号街车》如果只是单纯讲爱情和欲望,那么也就不足以成为经典了。所以这里就要引出话剧的第二类观众,即第一次接触《欲望号街车》的一批人。他们虽然只能从话剧的宣传册中大致了解一下背景,但也能感受到剧中人物所要表达的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当现实以欲望之名胜出时,灵魂便沉沦在欲望之中,那些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便被毁灭了。

  这样的真理似乎是普遍的,甚至在当代社会,它也具有启迪他人的意义。然而,由于对美国那个时代大背景的不了解,有些观众也会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这部剧作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毁灭吗?之前著名推理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几部名作《无人生还》《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原告证人》也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过,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毕竟推理小说注重的是案件的逻辑严密与情节的扣人心弦,故舞台一般不需要体现某个时代的风貌。而《欲望号街车》这一类以小见大的作品,还是与之有所区别的。不过,比起那些涉及战争或宗教题材的作品,《欲望号街车》中文版话剧中的语境移除(context-removal)似乎对观众理解这部作品的内涵影响并不大。

  戏剧论文投稿刊物:戏剧文学(月刊)创刊于1986年,由吉林省戏剧创作评论室主办。是进入ISSN系列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已被CNKL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在"中国知网"的同类期刊中具有高频点击率。2012年6月,被吉林省出版局、吉林省质量监督局联合命名为"精品期刊50强"。

  五、结论

  对人物性格的强化以及外在表现形式的创新都是上话版《欲望号街车》的闪光点,然而对时代背景的弱化也确实降低了这部西方剧作的经典程度。笔者的建议是,能否在台词和舞台两方面再下点功夫,融入更多的美国大工业时期元素,或者将故事放置于某个特定的中华民族时期中,照顾处于译入语文化中的观众,从而使其主旨思想得到保留与升华。最后,笔者想说,无论经典文学来自何种文化,又将被传入何种文化,正如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费春放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在《文汇报》中所写的那样:“文学经典可以给舞台输送无穷能量”⑩。

  作者:苗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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