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提要〕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形成和确立的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做好对外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为当代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做出创新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同志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2]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新理念，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前进方向，极大丰富了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

　　一、对国际形势与未来发展的新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研判和准确把握”[2]，解决了如何看待当今世界这个“时代之问”，“为我们准确把握天下大势、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3]。

　　对国际形势及其未来发展的研判始终是中国领导层制定中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国际形势下，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决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友谊，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石。

　　但另一方面，年轻的共和国也曾因为对国内外大势的误判而在一段时期之内失去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教训不可谓不深刻。[4]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苏冷战持续的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突出问题，随后中国全面调整内外政策，利用外部环境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中国才取得了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表述自从在十三大报告中出现后直到十九大基本未变,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在研判外部发展环境时一直使用“战略机遇期”这一富有历史感的概念。十八大报告重申：“纵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进入新时代，虽然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明显变化，但中国仍坚持这一论断。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战略机遇期”是几届中国领导人纵观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演进、把握各种国际现象的“本质和全局”、冷静分析我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作出的战略判断，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看法，更体现了党和政府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抓住发展机遇的战略自信。

　　但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2]，“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是基于彼时的国际形势，同时更多立足于中国自身发展的视角，不能完全反映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人类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类在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面临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引发国际力量格局和秩序的变化与转型;与此同时，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回归，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抬头。

　　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3]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大变局走向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美西方重点打压的目标，这导致一些人质疑我国所处的战略机遇期还是否存在。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1]可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领导人对历史机遇与风险考验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为我们观察世界，准确全面把握时代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为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做了发展和补充。根据习总书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不同的是过去我们的机遇“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今后将伴随更多的风险和挑战，能否维护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取决于我国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加快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动力，以及主动塑造国际经济环境的能力”[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着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世界结构性发展趋势的“变局”，即：权力转移引发国际力量对比的“大变局”、科技革命引发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民粹主义引发全球秩序调整的“大变局”、逆全球化引发全球治理结构的“大变局”。[3]大变局中蕴含了由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而引发的“乱局”。在世界各国面对这一“变局”与“乱局”感到迷茫之际，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断为国际社会观察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准确全面把握时代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和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指明了方向。[4]

　　二、全球治理与人类共同发展理念的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世界各国需要开展全球性协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全球化时代西方全球治理理念和政治经济制度的超越。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互动体系，其最重要的原动力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对市场的开拓。可是，最新一波的全球化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二是制造业本身发展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结果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导致国家的经济主权严重流失。

　　即便是美国，也很难控制其资本、技术和人才不流向全球，从而出现了资本外流、就业不足、社会不公、政府弱化等诸多问题，面临国家权力危机。[2]在国际层面，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又远远跟不上全球化进程，结果导致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美欧等西方国家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和意愿明显不足，各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临瓦解风险。

　　反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快速提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寰球同此凉热，面对全球治理危机，中国人相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上述思想从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综合性、标本兼治的方案，为解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外交实践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当今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不断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也日益重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已无法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难题，诸如“文明冲突论”的鼓噪甚至加剧着世界的分化与分裂。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2]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与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理念。

　　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各个时期重要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成果(譬如欧盟和东盟等区域共同体)，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为陷入迷茫的国际关系和纷争不已的世界各国指明了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安全、共同繁荣的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3]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认识到人类社会归根结底是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整体，人类文明本质上是彼此牵连、无法割舍和互通互鉴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紧紧相连，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为此，习近平提出，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文明交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融通中外、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以及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与大国担当‍‌‍‍‌‍‌‍‍‍‌‍‍‌‍‍‍‌‍‍‌‍‍‍‌‍‍‍‍‌‍‌‍‌‍‌‍‍‌‍‍‍‍‍‍‍‍‍‌‍‍‌‍‍‌‍‌‍‌‍。这一思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融通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的共同体思想实践，继承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精华，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公共产品，并通过“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上合命运共同体”以及“中柬命运共同体”“中老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和双边的实践，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同与肯定，正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交往的基本原则，被学界评价为非西方世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秩序观、价值观乃至哲学思想。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中国正在稳步发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作用。通过创新国际合作机制，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转化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或信仰。

　　三、全方位外交新布局：全球伙伴关系

　　所谓伙伴关系，是国家间为寻求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是一种互不以对方为敌、平等而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寻求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保持并推进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状态。[2]伙伴关系没有国家联盟或是同盟那样的合作强度，但比普通的国家间关系更为密切，对于当事国而言，是在建构一种长期、互补、对等的协作关系。伙伴关系是冷战后国家间关系发展的一种趋势，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起，“伙伴关系”这一概念被中国用于定位双边关系。随着中国外交布局日益完善，建构全球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合作的重点任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保障，也为国家间的交往之道提供了新的选择，对国际合作、一体化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包括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有着不同层次、性质和功能上的区分，意味着与不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伙伴关系同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相契合，选择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伙伴关系”中“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的理念，是中国外交经验总结的历史智慧，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对苏战略决策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钱其琛回忆说：“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1]其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外交理念被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潮流，指导外交战线各部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全面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打造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外交作出了顶层设计：“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2]

　　目前，中国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并将其应用于国家联盟和区域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早在2003年，中国就与东盟10国领导人在巴厘岛共同签署《联合宣言》，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年，又与欧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06年同非统组织确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双方一致决定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此外，中国还同阿拉伯国家致力于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上合组织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等。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创举，开创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提升伙伴关系的含金量。譬如，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1];共同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确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等等。仅2019年6月至10月，中国外交话语中就出现了5种双边关系表述：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保战略伙伴关系、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

　　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过程中，始终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而是坚持合作共赢，努力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这是对“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等西方国际关系理念的超越，有助于推动各国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道路。

　　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模式与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

　　习近平同志准确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趋势与国际合作的新需求，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不仅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外开放与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1]关于跨国区域合作，现存各种理论与实践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强调大国主导或多数决定，主张强势推进、一致行动，采取制订条约和让渡主权的模式;另一类主张“小马拉大车”，要求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希望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倾向采取非正式磋商和非机制化的合作模式。

　　[2]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新范式——“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仅就2019年一年来看，共有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相关文件总数达199份。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和各国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四十年前的中国对外开放,属于“外引型”开放,即通过引进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自身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充分释放生产要素潜能,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已形成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并进”，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开放，更多是代表着中国“走出去”，就是扩大同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通过产能合作、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以开放实现有关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封闭的，而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各国平等参与、协同推进，把中国同各参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将“一带一路”倡议写进党章，彰显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信心和勇气，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而是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整合各参与国的产能、技术、资金、资源和市场优势，在更大范围开展更深层次的互利与区域合作，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克服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发展空间的重要平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拉大了全球贫富差距，使得很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而“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切入点，为发展中国家迎来现代化、富起来的时代，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深受发展中国家欢迎。[1]按照现有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分工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分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相关部门的失业工人不断增加并成为反全球化的主体之一。

　　实际上，中国同全球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家通过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处于全球商品循环体系的中间节点，联通着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促成了双环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2]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会让国际经贸投资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和包容，在更大的合作平台上，促进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推动发展中国家间以及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落地平台、推进动力和支撑机制。中国提出打造中国-中亚、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主张，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文明共同进步的崇高理念，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超越资源秉赋障碍和自然地理阻隔，不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不颠覆现行金融合作机制和产能转移规则，更不是重划势力范围和重建集团政治，而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大潮，引导世界各国探索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共担风险、共克时艰、互利共赢的新路，最终形成更为公正合理、更能得到广泛认同并使各国人民普遍受益的国际关系新体系‍‌‍‍‌‍‌‍‍‍‌‍‍‌‍‍‍‌‍‍‌‍‍‍‌‍‍‍‍‌‍‌‍‌‍‌‍‍‌‍‍‍‍‍‍‍‍‍‌‍‍‌‍‍‌‍‌‍‌‍。[1]

　　最后，“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中国发起和引领的塑造新型国际秩序、构建公正公平的新型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为应对全球性威胁、解决全球治理失灵、世界失序、发展失衡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2]“一带一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外交风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观的重要原则，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合作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平等性问题。中国强调所有参与国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都是建设者和受益者。二是开放性问题。“一带一路”以政府间合作为主渠道，但各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都可参与其中。三是兼容性问题。“一带一路”打破了洲际和次区域间的藩篱，架设了东西方国家、南北方国家、不同文明国家间的桥梁。四是公益性问题。“一带一路”既是中国自身全方位开放和对外合作的总体布局，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3]通过推进“一带一路”，中国发挥了负责任大国作用，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五、结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国进入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从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中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中国七十年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结晶，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积极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中国领导人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指明了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繁荣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外交方向论文投稿刊物：《中外交流》(月刊)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重庆基金会主办，重庆市政府办公厅、重庆市委办公厅主管的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大型期刊。通过《中外交流》，读者可以认识了解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敏感问题发生、发展及背景，重大历史时间的原由以及影响，政治、经济决策者的风范，名家名流的情怀以及工商企业成功业绩及其领导的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