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全球治理包容性多边主义的路径

　　摘要：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呈现出非线性、多样化和多维度的发展轨迹‍‌‍‍‌‍‌‍‍‍‌‍‍‌‍‍‍‌‍‍‌‍‍‍‌‍‍‍‍‌‍‌‍‌‍‌‍‍‌‍‍‍‍‍‍‍‍‍‌‍‍‌‍‍‌‍‌‍‌‍。 在全球治理话语下，多边主义是其基本特征之一‍‌‍‍‌‍‌‍‍‍‌‍‍‌‍‍‍‌‍‍‌‍‍‍‌‍‍‍‍‌‍‌‍‌‍‌‍‍‌‍‍‍‍‍‍‍‍‍‌‍‍‌‍‍‌‍‌‍‌‍。 近年来，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受到多重挑战，比如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本身的困境造成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新冠疫情的爆发深化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治理面临着强化何种多边主义以及如何强化多边主义的问题。 包容性多边主义是重塑全球治理和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 通过推进普惠均衡发展，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以及发挥大国合作的引领作用，包容性多边主义将更好地实现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蕴含的包容性多边主义，正成为中国重塑全球治理的规范理念和政策路径。

　　关键词：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 包容性; 全球化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多样的和多维度的，如呈现去全球化、再全球化、逆全球化、深度全球化等不同的路径。 全球治理的短缺或不匹配造成全球化负面因素的扩散，无法实现健康、全面的全球化发展。 因此，全球治理与全球化是一对复杂互动的矛盾。 当全球治理与全球化脱节时，就会导致全球化的衰退和逆转。 同时，全球化呼吁全球治理的发展，从而进一步调适全球化。 全球治理面临“谁来治理全球问题”转向“我们如何治理跨国事务”的问题，这背后是强化何种多边主义以及如何强化多边主义的问题。 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需以包容性多边主义为基石，面向全球共同利益，化解全球化带来的权力碎片化、民粹主义冲击、合法性和有效性缺失等问题，纠正全球治理秩序的衰败。

　　经济论文范例：浅谈全球化的宪法与行政法

　　一 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全球治理被视为应对全球共同利益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从可持续发展到气候变化，从大规模暴力冲突到全球性大流行病，从经济衰退到金融危机等诸多内容。 但是，全球治理实践的丰富多元并未带来全球治理理论的成熟与完善，因为难以确定一个全球问题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复杂的背景和结构，从而难以进行归纳总结。 鉴于经验驱动的理论创新经常发生在较低层次上，折衷理论可能是一个突破点。 [1]除了描述性的努力之外，全球治理研究还必须确保理论创新不会在真空中发挥作用，并保持对世界变化的响应。 因此，全球治理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力图回应复杂性不断增长、跨越边界议题的经验世界，并掌握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和深度相互依赖的新状况。

　　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治理指的是多权力中心为应对全球化世界的复杂挑战而采取的多元协调行动。 全球治理根植于国际关系，也扩展到国际法、比较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后来全球治理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但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割裂两者毫无意义。 [2]比如，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三个主导范式的演变，从“战争与和平”范式到“合作”范式再到“全球治理”范式。 [3]前两种范式均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但合作范式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范式成为无政府状态的替代品，但全球治理体系不一定比无政府状态好，只是有所不同。 [4]相应地，全球治理理论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全球治理研究集中于多边制度内部的国家间关系的正式制度，涉及到国际组织进行多边合作的范围和条件，但全球治理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第二代全球治理研究关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宏观结构因素(如权力机制、合法化)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内部微观进程(如委托—代理关系、组织生态学)等。 第三代全球治理研究关注全球治理的界限、全球治理的路径、全球治理的实施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等议题。 [5]

　　从全球治理实践来看，全球治理本已步履维艰，比如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冲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存在的困境，而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新挑战使得全球治理“带病上路”，为其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这些挑战还将外溢到全球治理的社会和政治维度，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和规范的发展轨迹。

　　(一)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冲击

　　全球治理遭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国家主义等“零和思维”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无法承诺或支持建立更牢固的多边关系。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侵犯了国家主权和限制了民主决策。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极大地冲击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主要目标不是大国博弈而是管理相互依赖带来的共同脆弱性，[6]并且美国有能力并有意愿在全球治理制度改革上与新兴国家进行博弈，共同维持和管理已达成共识的全球秩序。 但是，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路径不仅挑战多边主义治理框架，还试图“规锁”[7]新兴国家的正常发展。 美国的战略调整成为多边主义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 除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思潮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着区域化治理的挑战。 [8]但国家间的联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更需要多边治理。

　　(二) 全球治理体系本身面临的困境

　　治理鸿沟持续存在源于跨国问题的规模往往超出了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能力范围。 托马斯·韦斯(Thomas Weisse)认为全球治理问题的实质是政府间机构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跨越边界的(尤其是全球性的)集体问题的出现。 [9]近年来，传统的多边合作已达到极限。 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气候协定的达成可能需要花费很多年，并且还面临着实施困境。 再比如，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谈判进度缓慢，并陷入停滞。 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内生出两种主要竞争形式，一是国际权威的政治化，二是反制度化。 [10]正是由于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日益无法维持体系内部的正常运行，西方国家主导的影响力和势力范围之争可能将带来紧张局势和冲突，并导致边界关闭、全球化终结、多边主义双赢路径的中断，继而造成全球治理的动荡和衰落。 同时，全球治理体系内部的紧张关系助长对治理体系改革和调整的需求，以缓解多边治理的缺陷。 因此，全球治理体制会出现深化和衰落的并行演进，对抗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三) 新冠疫情等新全球议题对全球治理的挑战

　　新冠疫情加速了疫情爆发前已出现的全球治理动荡和离散趋势，并进一步刺激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比如一些国家利用疫情危机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单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显然不能独自应对，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路径无法保证全球治理‍‌‍‍‌‍‌‍‍‍‌‍‍‌‍‍‍‌‍‍‌‍‍‍‌‍‍‍‍‌‍‌‍‌‍‌‍‍‌‍‍‍‍‍‍‍‍‍‌‍‍‌‍‍‌‍‌‍‌‍。 同时，面对全球挑战，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利益，通过多边方法实现双赢战略变得更加困难。 疫情民粹主义使得本已脆弱的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打击，并强化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困境。

　　当今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存在着诸多相互交织的全球挑战，如增长乏力、气候变化、流行病和难民等。 全球治理具有高度竞争性，即更进一步合作的需求不断增加与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意愿下降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多边主义作为增进所有国家和民众福祉的手段，正被另外一种话语叙述替代，即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回归，以及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行动。 考虑到解决全球化问题和维持全球治理效力的机会窗口正在关闭，我们需要积极挖掘多边主义路径来进一步提振全球治理。

　　二 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路径

　　面对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存在不同的解决路径，比如多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是相互关联但又复杂交织的三个概念。 [11]考虑到国际关系的本质，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是民族国家通常采用的外交政策工具。 单边主义是霸权国家的首选行动方式。 [12]但是，单边主义行动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合法性的，会损害霸权国家的软实力。 双边主义是在政策优先的基础上，并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其目标和优先次序。 但是，鉴于当前世界政治及其特定结构条件(权力分配和主权原则的扩散)所面临的挑战，多边主义是国际行为体必不可少的外交战略选项。 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多边主义的核心。 并且，多边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原则已载入《联合国宪章》，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具有宪法价值的唯一普遍性原则声明。

　　全球挑战的全球性和相互关联的特征呼吁超越国界的解决方案。 多边主义本身是一个综合方法，促进国家、地区机构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 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多边主义需要满足三个特点：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普遍的组织原则(generalized organizing principles)，互惠扩散(diffuse reciprocity)。 [13]不可分割性强调多边主义以社会构建的公共产品为基础，普遍的组织原则强调多边主义反对歧视，互惠扩散强调多边主义是互惠互利。

　　多边主义的最简单定义是三个或更多参与者在国际政治中的外交互动形式。 此外，多边主义不仅代表一种特定的外交手段，还代表着对外交政策的某些原则、实质性目标和方式的承诺，以及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念。 因此，多边主义指的是将两个以上行为体的协调外交互动与国际组织框架内的行动结合起来，以某些原则和规范为导向，并根据构成这些组织基础的规则和条例行动。

　　对于多边主义的类型，存在多种解读与分类标准，并且较为模糊。 最简单的多边主义分类标准是基于数量和规模，如全球多边主义、区域多边主义和小型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 [14]此外，还存在基于质量和性质的划分标准，比如马里奥·泰洛(Mario Telo)区分了两种多边主义，一是传统的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 二是超越国家的治理，[15]欧盟是后一种多边主义的践行者与倡导者。

　　还有学者认为多边主义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16]汉斯·摩尔(Hanns Maull)区分了基于策略的多边主义和基于规范的多边主义，旨在建立、维持和进一步发展特定的规范性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指涉对当前世界政治议题的正确和适当看法。 [17]有的学者提出复杂多边主义逐渐带来一种“分散的和多元化的”治理模式，[18]但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主要影响决策而不是实际政策。 还有学者认为排他性的行政多边主义(executive multilateralism)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治理组织结构，[19]该全球治理进程的特点之一是国家政府代表之间的非公开谈判和讨价还价，有意识地与公众监督或参与相隔离。

　　一般而言，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比如多边解决方案。 但是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使得多边方案制定双赢战略愈益困难，国家可能更倾向于双边合作、俱乐部治理、论坛形式等，这些方法虽然不排斥多边主义，但这些集体行动可能依赖于志趣相投的国家集团，比如小型多边主义采取小规模谈判并会使谈判更加有效。

　　小型多边主义的成员国组成倡议联盟，就全球治理目标达成共识，并为所有成员国创造额外利益，有助于将共识扩大。 2019年9月，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s)与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Jean-Yves Le Drian)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20]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导致世界秩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日益碎片化，德国和法国等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致力于促进多边主义，稳定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并适应新的挑战。

　　此外，以地区主义为基石的多边主义理念成为全球治理的路径之一。 比如欧盟在2003年的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有效多边主义”(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的概念。 201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盟加强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的行动的结论。 欧盟更需要促进多边解决方案，因为有效多边主义合作是促进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最佳途径。 欧盟加强多边体系将基于三方面的行动：坚持国际规范和协定、将多边主义扩展到新的全球现实、改革多边组织使其与目标匹配。 [21]

　　随着多边主义进入新的阶段，多边主义2.0[22]的特征是多边组织的多样化、非国家行为体日趋重要、政策领域之间的议题联结度提高、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递增。 全球治理体系变迁和行为体组合的变化对多边主义提出了新的需求。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新的跨国问题，并加剧了现有问题。 比如，全球流行病、环境污染等问题超出了单个国家的问题解决能力，还超越了政府间组织的能力，特别是行政多边主义不能有效处理私人行为体面临的超越主权的复杂问题。 因此，治理主体面临治理有效性的缺陷。

　　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决策过程中缺乏充分的参与性与代表权，无法满足输入合法性。 面对全球范围内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行为体范围的扩大以及它们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全球治理机构的输入合法性缺失问题更为严重。 现有多边主义框架是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既有的多边主义规则和制度无法满足全球治理的新要求。 因此，包容性多边主义将是全球治理议题新发展、全球治理新的权威结构(多层、多元主体的共存)制度化的必然要求。

　　三 包容性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改善

　　全球治理新模式的一个标志是包容性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包容性机构的出现和兴起，不仅体现在公共和私人行为体都享有会员资格和参与权，还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国家的平等参与。 其一，包容性多边主义可以提高代表权，赋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代表性，提升最不发达国家的发言权，让所有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其二，包容性多边主义可以弥合治理鸿沟，特别是减少行政多边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产生的“输入”或“过程合法性”以及“输出合法性”等缺陷。 其三，包容性多边主义可以促进全球治理公私伙伴关系，重新调整关于权力和资源分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 因此，包容性多边主义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基础，并带来全球治理结构与进程的革新与完善，中国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基础上，坚定支持和引领包容性多边主义。

　　(一) 包容性多边主义需要普惠、均衡发展

　　普惠发展要求各国、各阶层共同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弱势群体是关注的重点。 [23]从社会层面来看，全球不平等是全球化的伴生物，被边缘化的个体和社会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经过危机得以放大和凸显，强化了全球化赢家和全球化输家间的政治断裂。 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加剧并持续更长的时间。

　　因此，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责任，不仅需要采取反周期(counter-cyclically)行动来刺激增长，比如优先考虑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促进绿色转型的投资，还要积极支持较低收入地区人民的生计。 这需要深化和扩大社会保护作为优先事项，并加强其他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比如累进税收和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 疫情出现后，国际社会有所行动，比如二十国集团承诺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应对疫情及其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紧急融资、技术援助等方式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

　　增长是手段，而非目的。 如何管理疫情后的经济社会经济后果，可能存在“快复苏”与“巧复苏”之间的权衡。 大规模复苏计划需要大量的财政资源，但是低收入国家面临着有限的财政空间，这将需要通过金融、技术和知识方面的发展合作或援助获得外部支持。 也就是说，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最薄弱环节的方式，比如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效果取决于能力最有限的国家。 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 [24]此外，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并帮助世卫组织“团结应对基金”在华筹资。 因此，全球治理需要一种包容性的多边方案，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扎根于社会、更关切到每个个体。

　　(二) 包容性多边主义需要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形成了一个闭环，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式破坏效应。 疫情造成各国的“自我封闭”，并加大了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可能风险，区域化、国家化、本土化暴露了全球化的脆弱性。 但是，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决定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必然是多边主义。 [25]这需要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其核心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能够克服障碍并融入全球价值链。 因此，“一带一路”构建的包容性全球价值链是促进包容性全球化的有效途径。 [26]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全球治理合法性缺失的困境。 [27]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全球治理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要素禀赋的优化配置，还扩展了相关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对接空间。 其一，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尊重差异化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各自的发展定位，结合自身的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致力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其二，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不排斥区块化，“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向板块化，要根据世界经济区域产业链的变化形成板块，要在“一带一路”重点板块中推动互联互通。 [28]其三，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必须基于本土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提升基础之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三) 包容性多边主义需要大国合作承担全球治理领导者角色

　　全球体系变化(尤其是全球化进程)导致跨主权问题的数量增加和强化，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与此相关的是包容性和多主体的全球治理机构内的公私合作的制度化趋势。 未来的国际秩序将需要为高度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提供一套规范和安排，这迫切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规范叙述。 包容性多边主义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平等地发表意见和关切，并且非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也可以参与对话。 这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反映所有参与者在相关议题上的需求和期望，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强大的国家或利益集团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和影响。 但这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参与者都会成为决策的一部分，因为过多的意见和输入会造成混乱和碎片化。

　　包容性多边主义的成功依赖强大的多边领导者角色。 大国合作是多边领导者角色的重要维度，是包容性多边主义成败的关键，这需要领导者关注议程、设定截止日期、采取折衷方案，同时推动他们超越最低限度标准而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因此，多边协议需要密集的双边外交和大国合作，比如重点关注议程、严格的时间管理、探索折衷的可能性以及有效实施已达成的协议。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多边治理体系变革，确定议题优先级，扩大朋友圈，但要量力而行，不去构建超出国家实力的多边机制。 比如，在美国加大对华全面施压，中美战略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中欧进一步拓展双方战略对话内容，共推包容性多边主义理念，提升战略互信水平，强化中欧全面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因为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多边主义是中欧外交主张中的最大公约数。

　　四 结论与展望

　　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是民粹主义与合作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对立与共存。 尽管全球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带来全球治理需求的增加，以及国家遵守和维护国际秩序、规则，以及践行团结一致，比仅仅追求短期和直接利益更有益处，但是全球治理无法应对负面全球化往往会造成复杂和破坏性的连锁反应，如经济成本和危机造成的政治衰败。 并且，多边合作体系面临无法遏制地缘政治回归和大国竞争的风险，越来越难以管理全球挑战。

　　包容性多边主义是重塑全球治理的一种路径，但它将面临其他多边主义理念的竞争、美国单边主义的规锁等挑战。 包容性多边主义的成功还将取决于诸多前提条件，比如有关各方及其态度，不仅要对自身和他者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有充分的认识和分析，还要密切关注其他国际行为体对包容性多边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比如是否抱有真正兴趣，是否愿意妥协，是否愿意在互惠基础上合作，是否拥有国内支持等。

　　重塑全球治理多边议程必须建立在包容性的规范框架基础之上，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包容性多边主义规范传播与扩散的基石。 中国从人类共同利益着眼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以“道义为先，讲信重义; 平等协商，以理服人; 和而不同，开放包容; 循序渐进，广聚共识”[29]的理念推进多边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蕴含的包容性多边主义，正成为中国外交话语核心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基于此，中国外交战略手段不断增加，从经济手段为主转向经济、政治、安全、人文手段的综合，多边外交平台也不断融合，从全球层面的二十国集团到新兴经济体层面的金砖国家集团再到区域层面的亚信会议等。 这背后是中国外交战略从“刺激—应对”向“积极塑造”的外交模式的转变。 这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既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又要构建多元协商、开放包容的多边治理体系，最终落脚在“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注释：

　　[1]Peter Katzenstein and Rudra Sil， “Eclectic Theorizing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8.

　　[2]Martha Finnemore，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Building on What We Kno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1， 2014， pp.221-224.

　　[3]David Coen and Tom Pegram， “Wanted: A Third Gener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Governance， Vol.28， No.4， 2015， pp.417-420.

　　[4]Michael Zürn， “Conteste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38-145.

　　[5]David Coen and Tom Pegram， “Towards a Third Gener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cholarship”，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07-113.

　　[6]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5， https://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20/04/2010.pdf.

　　[7]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8]张云：《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

　　[9]Thomas Weiss， Global Governance: Why? What? Whither? Cambridge and Malden: Polity， 2013， p.2.

　　[10]Michael Zürn， “Contested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9， No.1， 2018， pp.138-145.

　　[11]Atsushi Tago， “Multilateralism， Bilateralism， and Unilateralism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2017， https://oxfordre.com/politic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01.0001/acrefore-9780190228637-e-449.

　　[12]William Wallace， “US Unilateralis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d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2， pp.141-164.

　　[13]John Ruggie，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n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Stewart Patrick， “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 ” Global Summitry， Vol.1， No.2， 2015， pp.115-134.

　　[15]马里奥·泰洛：《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16]Vincent Pouliot， “Multilateralism as an End in Itsel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12， 2011， pp.18-26.

　　[17]Hanns Maull， “Multilateralism: Variants， Potential， Constraints and Conditions for Success”，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March 2020，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0C09/.

　　作者：贺之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