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视域下的文学批评与阐释

　　绪言2019年，我在撰写“当代性”概念进入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语境中所遇到的瓶颈问题时，并没有预料到2020年整个世界会发生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以及这一灾难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的剧烈震荡。所以，重新考虑“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以便让其更有普适性和更加适用于中国国情，应该成为我们重新厘定与思考“当代性”价值理念的一个前提。西方所提出的“当代性”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当代性”概念既有共通性，亦有差异性。

　　但是，经过2020年世界范围内的疫情传播，人类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紊乱、逆转和抵牾，原来从单一到多元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交流话语已经紊乱，甚至连理论家都无法用自洽性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人类面临的是无法从以往的文化理论中寻找到现实世界的答案。意识形态的背离与抵牾，让人类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找不到归属感，友情、亲情和爱情可以在一个相悖的观点中分崩离析。在这场人类浩劫中，可怕的不是瘟疫本身，而是瘟疫流行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巨大裂痕与冲突。如何解决这个灾难性的文化命题，应该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均需积极参与讨论的世界性问题。

　　如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去建构具有真理内涵的“当代性”价值理念，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文化与文学命题，也是包括作家和批评家在内的每一个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如何运用伟大的哲学理论来重新认识这个熟悉的陌生世界呢?这不仅是政治社会的大事，也是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阐释应该解决的问题。窃以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来解析这个世界的剧变，同时用这样的观念来阐释“我们的时代”的一切文学现象。

　　鉴于此，针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阐释脱离哲学本体的方法论，我认为这无疑是消解了批判哲学对推动历史，也是推动文学进步的巨大杠杆作用。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技术化和庸俗化的后果，就是把思想停留在“物质”的阐释层面，是对哲学“精神”的放弃，这种放弃对我们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当代性”显然是不利的。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从哲学层面去奢谈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的原理及运用方法，我只想就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阐释和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做出一些价值判断，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书籍的零星阅读中寻觅思想的火花，以求从中获得某种意义和方法的启迪，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与阐释寻觅一味良方妙药。

　　一毋庸置疑，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依靠批判哲学作支撑的，文学批判功能的丧失意味着文学机能的衰退，虽然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却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阐释无法逾越的障碍。回眸百年文学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图景:在苏联，没有“解冻文学”的兴起，就不会有文学的复苏;在中国，没有“伤痕文学”的勃兴，就不会开启中国文学逐渐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从而获得一席之地。批判哲学作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的武器，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里，一旦缺少了批判哲学的元素，文学的天空也会因充满轻浮的云霓而变得虚无缥缈。

　　而我们从西方近期建构文学的“当代性”理论框架中寻觅到的核心理念就是，“当代性”超越了“未完成的现代性”中稀缺的“真理性”的外延与内涵，恰恰在这一点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观念是高度吻合的。我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从当下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它是“未完成的现代性”，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又是充分的“当代性”的哲学政治批判的全方位介入，同时也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与阐释做出的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性介入。显然，这种介入的意义与当下西方阐释学中的“当代性”理论建构是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的，这就是“当代性”理论所提出的“我们的时代性”口号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无疑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性”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所以，它不仅覆盖了历史和当下，同时还指向未来，这恰恰就是“当代性”理论至今还有生命力的原因。

　　毋庸置疑，始于18世纪———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盛行的年代———的“现代性”，在历经200多年后，已经覆盖所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历史及当下的文化时间和空间，当然也在客观效果上淹没了“当代性”概念阐释的影响力，因为那时使用的“现代”时态在英文单词里就是涵盖所谓“当代”时态的。在文学论域内，“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都是指向当下意涵的表述形态，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学阐释。如今，尽管西方的学者力图将“当代性”与“现代性”“后现代性”区分切割开来，以期对“我们的时代”的文化和文学做出新的阐释，但是许多学者还是将它与“现代性”混用，因为那个著名的“未完成的现代性”论断从骨子里已然把“当代性”的时空概念统统强行收纳进了“现代性”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无限延长的文化拷贝术语。也许西方学者一再强调“我们的时代性”含义是指向三个层面:“其一，当代性具有‘我们的时代性’，即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性质。

　　其二，各个时代的文本在‘当前’共同存在并进入读者视野的共存性。其三，指不同时代的作者、不同时代的作品‘一直活着’的特性，即生命的存在性。”①但是这种论断的影响往往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从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乃至世界格局的文化与文学语境的突变来看，这三个层面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探究的现实人文命题，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方法紧紧相连。

　　无疑，这三个理论层面的前提就是如何看待“我们的时代性”，即“当代性”在文化时空中的定位与定性。我以为，与“现代性”不同的是，西方学者把“当代性”的时间压缩到了“作者出生以来的这个时代的独特性质”这个有限的时空中，就是要强调作者对历史过程的“亲历性”。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作者，当然也包括批评阐释者，并非只是通过文献的转述和他者的描述所得出的结论来对一切“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描写和判断，“我们的时代性”正是通过作家和批评家自己肉眼看到的东西，经过缜密的思考和选择做出文学的描摹和价值的评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理论文章来看，他们都是遵循着这样一种对即时性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的原则。

　　当然，伊万诺娃所说的“当代”的“不断延异性”的悖论恰恰就是指“现代性”在二战后不断延续的理论弊端:“每一个作者所处的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果他活着的时代称作‘当代’，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叫‘当代性’，那么，‘当代’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所指内涵的变迁，使‘当代文学’内涵与其名称之间存在着悖论。如果二战后期到新世纪末这一段时间属于‘当代’的话，那么，这个当代就成了一个无限延伸的东西。”①在这一点上，我所要强调的则是“当代性”区别于那个不断在延续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用詹姆逊的延伸观点来说，就是“当代性会将历史作为在场的对立面通过共存的机制保证历史的在场性。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性历史，而现代性却是历史的现代性。因此，近年批评家力图摆脱现代性的这种游离性，强调当代性作为活着的正在存在的意义”。②

　　首先，“当代性”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性历史”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③与我们主张的“当代性”历史观是相似的，但是，其中缺失的则是对现实历史中所涵盖的真理性标准，即主客观世界共存在场的原则。它要弥补的正是“现代性”在启蒙运动中一直运用的那种陈旧的认识论，其所忽略的正是“当代性”论断的核心问题:“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④

　　所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性”在这里才有了“当代性”的哲学意义。将历史作为真理才是“当代性”阐释一切的本质，它所强调的“真理性”不仅涵盖“当下”和“过去”，而且还指向“未来”:“总之，当代性意味着此在生存的连续性在场，是异质、多元、多维度的历史和未来统统聚集到现在的一种并列、交媾、矛盾、变异、升华的连续过程，是作者的当代性、作品的当代性、语境的当代性和读者的当代性共存一个时空体的文学本质与范式的统一。”⑤

　　正是这种“共存一个时空体的文学本质与范式的统一”，有充分的理由让“当代性”走进当下文学批评对现实世界文化与文学的“有限阐释”和“无限阐释”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在文学分析时留下的“历史的必然”经典论断的延展与合理阐释。在“当代性”中需要“力图摆脱现代性的这种游离性，强调当代性作为活着的正在存在的意义”是指“现代性”只是历史的“现代性”，而并不指向“共时性”的当下，更不指向未来，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游离”缺失于真实在场的历史的。它不能像“当代性”那样作为一种“活着”的“此在”进入历史情境中。

　　这也是恩格斯给予巴尔扎克那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崇高评价的真正原因。譬如在中国，我们所指的“当代性”就是指中国百年来所使用的“现代性”，但在“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延长过程中发生了历史背景的突转和文化的不适症后，用“现代性”的观念和方法已然不能阐释当下许多新的文化与文学现象了。“现代性”虽然没有完全消亡，亦如陈晓明先生提出来的“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但是其理论的再造功能已经逐渐丧失，在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中失去了它即时性判断的优势，于是，寻找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术语，赋予它阐释当今时代突发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新内涵和新功能，应该成为我们建构永远“活着”的“当代性”使命的理由。所有这些实质性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中找到可寻的答案。

　　二从“当代性”视角来看中国当下的文学形势，我们面临的仍然是两个向度的批判哲学悖论。首先，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对资本社会的批判，具体到文学界，即商品文化泛滥现象已成潮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对中国文学每一个毛孔的渗透所造成的堕落现象，在30年的积累过程中已然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渗透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品文化的侵袭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与其他意识形态媾和在一起，从无意识层面对人的大脑进行悄无声息的清洗。其次，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文学应该反映“历史的必然”的批判向度在这个时代已然逐渐消逝。在现实生活题材作品中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走向，而在历史题材作品中也看不到“历史必然性”的脉络，历史被无情地遮蔽也已经成为作家消解生活的一种常态，而文学批评者也在顺应潮流的语境中失语，形成顺其自然、闭目塞听的惯性。

　　三也许我们对这三种从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里提取的“当代性”元素还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运用在中国文学批评与阐释之中还不太习惯，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和评论家早已弃之如敝屣了，因为它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往往会被文学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的雾霾所遮掩，而如今的年轻批评家和评论家已习惯了为文学唱颂诗的写作模式，至多就是板着面孔玩一些中产阶级的貌似公允严肃的情调，在遍地颂歌的旋律之中，一俟有了不和谐的批判声音，他们就会觉得刺耳，如果像马克思所持有的那样尖锐和直接的批判态度，恐怕就会招致非议和不屑，认为这是冬烘先生的旧账本。殊不知，马克思早就预言:“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②

　　也许，“清算”“批判”的理性加上“愤怒”“揭露”的感性而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的批评方法还不适应于我们的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氛围，几十年来的文学批评阐释轨迹从来就不以这样的方法作为批评与阐释的坐标，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切人文学科都是以“大批判”为主导，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语境中，这种批判哲学才被歪曲发挥 到了极致，以致后来成为被人们所诟病的批评方法。

　　马克思论文范例：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逻辑维度

　　然而，我们切不可因为这种批判哲学的方法被某种专制权力利用过，就弃之如敝屣，而放弃了使用最有活力的批判哲学的批评方法。正是因为有人把某一种理论当作“永恒的真理”，而不是在“永恒理性的深处”去不断发现随着时空变化而发展着的“真理”，所以才把真理庸俗化和专制化了，以至于在文学批评与阐释的领域内消弭了尖锐的批评阐释风格。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其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永恒的理性”，唯有此，我们才能在“当代性”的语境中不断发现真理，修正真理。

　　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理论和方法，呼唤批判哲学的文学批评与阐释，也许是拯救“我们的时代”文学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建构具有全新意义的“当代性”的前提。作为“我们的时代”文学批评与阐释学更新换代的方法论，如果我们能够汲取前人理论的经验，从中寻觅出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批评与阐释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我们就没有理由对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失望。

　　作者：丁帆